如上所說，馬克思政治學說面臨着一個內在的悖論：無產階級革命是必然爆發的，也就是說它應該是自動發生的，而社會主義社會的建立又需要人為地去幹革命。這個悖論成了後世弟子的難題，便使用光明領袖（≥英明領袖）最熱愛的“辯證邏輯”也無法解決：既不能無所事事，守株待兔，袖手坐等革命高潮自動到來，又不能違反“客觀規律”，時機未成熟時便去人為製造革命，用利斧把妻子空空如也的肚皮砍開。因此，判斷“革命時機是否成熟”便成了生死攸關的大事，可惜，這完全是人言言殊的事。

馬克思自己似乎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他給出了前面已經提到過的判斷時機的幾條“客觀標準”：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已經全面阻止了生產力的發展；無產階級已經變成社會大多數成員；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都進入革命前夜，等等。不幸的是，這些標準除了第二條比較容易把握外，其他兩條都並不像表面上看來的那樣客觀。

先說第一條。如果馬克思活到上世紀３０年代，目睹了席捲全球的大蕭條，一定會認為那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徹底扼殺了社會生產力的表現，做夢也想不到人家在劫後還能來個“鳳凰涅盤”。他這兒的理論公設其實完全錯了，錯在先驗地認定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那雙“鞋”是雙僵硬的水晶鞋。其實那是一雙可以時時調整尺寸和鬆緊度的橡膠鞋，比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彈性大到不可比擬。

至於“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同時進入革命”更是胡言亂語。各國的經濟發展根本就不平衡，從理論上來說決不會同時進入飽和狀態。那麼，“先富起來的那部份人”怎麼辦？坐視熟透了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將本國的生產力活活扼死，耐心等待外國窮小子們發起來？

這些理論漏洞便成了後世“修正主義”者和“正宗馬克思主義”者們分道揚鑣的由來。撇去雙方互相進行的惡毒侮辱，兩者的區別實際是教條主義者和實幹家們的區別。前者是思考型的書呆子，尊重老馬設立的“客觀標準”，主張守株待兔，反對利斧剖腹；後者是行動型的職業革命家，主張人為製造革命，別管那麼多，先幹起來，把老婆的肚子破開再說。

在把馬克思的空想化為社會現實的過程中，列寧起到了無人可以代替的作用。對於社會主義信徒們來說，“天不生列寧，萬古如長夜”一點不算誇張。說來有趣的是，他的座右銘不是馬教祖的教導，而是拿破崙的名言：“首先要投入戰鬥，然後再見分曉”，也就是說，先把老娘們的肚子砍開，再看那裡面有沒有胎兒。在這格言的指導下，他成了“政治剖腹產學”的發明人和成功的實踐者。

從理論建設來說，列寧對馬克思原始學說毫無貢獻。他的個人貢獻是把一種“理論科學”變成了應用工藝。在總結俄國１９０５年自發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後，他得出結論說，在現代資本主義國家，自發的人民革命根本就不會成功，革命不能通過人民自發進行，只能由專業人士（professionals ）製造（make）。如所周知，現代社會的專業人士都是學校訓練出來的。列寧當然知道這一點，於是便在瑞士開辦了世上第一所訓練這種專業人士的秘密學校，以訓練出來的專業革命人士為核心，組建了世上第一個集軍隊和黑幫會的特點於一身的秘密政黨──布爾什特（bull????）黨，再用這來煽動、組織、指揮人民去為他們流血賣命。

儘管發明了有史以來最強有力的政權顛覆工具，革命高潮卻遲遲不到來。斯托雷平的改革，迎來了俄國在２０世紀最高速的經濟增長，犬儒主義的盛行使得人民對流血送命毫無熱情。如同今日許多海外民運人士一般，列寧對此深感絕望，曾在蘇黎世對一群青年社會主義者說：“我們這代大概沒有希望看到即將到來的革命決戰了。”（"We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may not live to see the decisive battles of the coming revolution."）的確，因為和第二國際和孟什維克鬧翻，又主張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搞垮本國政府，他領導的布爾什特黨變成了臭名昭著的賣國賊。直到二月革命爆發前夕，該黨才有區區不足道的２５０００黨員。

但大戰改變了一切。俄國在東線慘敗，主力被殲滅，喪失了大量領土。後方經濟崩潰，人民饑寒交迫。出乎列寧的意料，二月革命自動爆發，沙皇政府半自動地下台。行動家列寧看見了暴露出來的肚皮，趕緊跪求德國主子用專列送他回國，趁機使用德國提供的大量金錢瘋狂擴張，擴大影響，將黨擴大到了８００００人。儘管如此，布黨的實力根本就比不上社會主義同道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革命建立起來的政權機構蘇維埃完全在後兩者的控制之中，布黨在革命後的政局中根本就是一個無足輕重的政治勢力。

在這種情況下，黨內絕大多數同志認為應該和孟什維克重修舊好，合併為一個政黨（兩黨原來是一個黨分裂出來的），並和社會革命黨人合作，在俄國實行議會民主。這種想法完全符合馬克思的原教旨。馬克思認為，在無產階級革命爆發之前，應該有一段很長的民主資本主義時期。俄國的資本主義才剛剛起步，歷史上更沒有過英美法那樣的議會民主實踐。因此，書呆子們當然要認為刻下的當務之急是補那缺了的一課，先按步就班地把資本主義社會建設起來再說。

不料列寧提出了所謂“四月提綱”，徹底否定了這一提議，並提出直接進入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超激進主張。他提出廢除國家杜馬（當時政局非常混亂，國家有兩個政權並存，即國會【杜馬】下屬的臨時委員會，以及社會主義黨人如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布黨共同控制的蘇維埃），一切權力歸蘇維埃，廢除警察、常備軍、整個官僚機器、沒收地主土地、實行土地國有化、將一切私人銀行合併為國家銀行，等等，等等。

這主張之荒唐，誰都看得出來。別的先不說，俄國雖然發生了革命，但還在和德國人交戰，廢除常備軍豈不是要跪迎德軍入主彼德堡？因此，它引起大多數同志反對就是很自然的。但列寧獲得了基層痞子們的支持。如同早期中共一樣，俄共也由外國回來的知識分子和在國內干地下工作的痞子組成。前者除列寧外還包括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大多數中央領導人，後者包括斯大林那個銀行搶劫犯。前者看不起後者，而後者討厭前者，因此當列寧受到知識分子們（跟中共“理論家”們的區別是，那些人可是真的知識分子）的反對時，痞子們不問理論上的是非（本來他們也不懂），當然要站在列寧那邊。

因為有痞子們撐腰，列寧便堅持他的激進政見。６、７月間，俄共接受德國人金錢資助的證據被法國拿到，交給臨時政府，臨時政府於是下令通輯列寧及其黨徒。列寧和季諾維也夫逃亡，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被捕（後又被釋放了，可見臨時政府之混帳）。列寧此時便決定鋌而走險，宣稱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希望已經破滅，武裝起義的時機已經到來。

這決定引起了黨的分裂。書呆子們知道，俄共當時是俄國無數政黨中無足輕重的一個，絕對只代表少數人。如此輕舉妄動，不僅是政治上的自殺行為，而且構成刑事犯罪。此外，從理論上來說，俄國當時是歐洲最不發達的國家，在西方人眼中根本就不是歐洲一部份，屬於亞洲的半野蠻人。說到生產關係，俄國在亞歷山大二世手上才廢除農奴制，資本主義建設從斯托雷平改革上才正式起步，生產力非常低下，農民占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無產階級的規模和影響簡直在廣袤的俄國土地上微不足道。在這種情況下居然去干社會主義暴力革命，簡直就是強姦馬克思主義。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於是公開在報紙上登出文章，譴責列寧的輕率冒險。就連斯大林那痞子這回都沒敢支持他那荒唐的賭博。

然而列寧的賭徒本能是對的。在這方面，他比馬教祖高明得多。革命的發生和生產力－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其實沒有什麼關係。

我在論述暴力革命的一系列文章中指出過革命發生的主客觀條件。當時的俄國其實都具備了這些條件：深重的社會危機引起的民眾普遍不滿，懦弱昏庸陷入癱瘓狀態的政府，以及意志如鋼、心狠手辣、訓練有素、紀律嚴明的革命黨人作為核心領導。二月革命不但沒有解決戰禍問題，舒解人民的水深火熱，反而造成了權力和權威的巨大真空，導致了國民思想上的巨大混亂。混亂的政治局面，導致兩個甚至數個政權並立，政出多門，互不買賬，政府無法調動軍隊…整個國家機器實際上是陷於癱瘓狀態中。此時不痛下毒手猛砍肚皮，更待何時？等到混亂局面過去了，資本主義民主確立起來了，建設搞上去了，生產力高度發達了，便再也沒有“革命時機成熟”那一天。說到底，哺育革命的溫床不是社會富裕，而恰恰是貧窮。只有饑寒交迫時，奴隸們才會“起來起來”。

因此，列寧在這點上強姦馬克思，強姦得非常合乎“理性”。他那“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都是政權問題”的名言，客觀說來是將馬克思主義從空想轉化為現實的里程碑。如果不毅然下手用利斧砍肚皮，則那嬰兒便永遠只會是個在歐洲上空遊蕩的幽靈。

因此，西方學者在評論馬列的傳承關係時，常說“列寧主義把馬車放到了馬克思主義的馬前面”。他們不知道，如果不把車毅然地放到馬前面去，則那車永遠也不會動起來。那車是推車，不是用來拉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能靠人為強力製造出來。馬克思又想作婊子又想立牌坊，又想幹革命又想講究“科學”，弄出個悖論讓後人在等待和行動之間捉摸不定，空勞神思。倒是列寧痛快，看出立牌坊的不可能，乾脆扔掉“自發”的那條，卷捲袖子直接去製造革命。

不過，列寧畢竟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當起婊子來畢竟還有點拖泥帶水，不夠痛快。他用來繞過理論上的陷阱、說服黨內那些理論家的理由是：正因為俄國在資本主義世界中是最不發達的，所以才構成了帝國主義鎖鏈中最弱的一環，變成了最容易攻破的堡壘。而俄國革命不過是整個世界革命的序曲。俄國革命的爆發，一定會引起世界革命總爆發。當歐洲那些發達工業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成功後，俄國就成了社會主義“世界國”的一個“省”（註：此非列寧原話，是我借用敬愛的林副統帥的生動表述）。此時再由先進的老大哥們來實行扶貧活動，西水東調，填平補齊，大家便能手挽手地同赴西天極樂世界了。

從理論上來說，老列發明出來的這一政治預言，倒是填補了馬克思那個忽略了各國發展參差不齊的理論漏洞。不過，這也說明他在內心深處還是深知俄國根本不具備社會主義革命條件，說明他確實是馬克思“世界革命”理論的虔誠信徒。在他，發動十月革命其實不是為了在俄國建成社會主義，而是以此來觸發世界革命。等解放了隔壁階級兄弟後，再來真正地解放自己。

因此，列寧及其同黨是將十月革命當成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來製造的。他們深信該革命的成功取決於世界革命的成功，從來沒想到過在俄國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為此，他們在第三國際上花了極大精力，到處輸出並支持革命。當革命終於在德國、匈牙利爆發，並一度成立了蘇維埃時，他們的狂喜簡直是難以描述的。

不幸的是，無論是馬克思的預測科學，還是列寧的預測科學，都遠遠比不上姜子牙的袖占一課。列寧望穿盈盈秋水直到咽氣那天，世界革命都未如願爆發。於是尷尬的難題便擺在大家面前：無論是馬還是列都從未批准過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現在大家卻鬼使神差地在最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裡建立了“無產階級獨裁”，怎麼辦？

書呆子們不死心，死抱着“世界革命”的夢想不放。眼光始終放在國外不收回來。倒是非知識分子出身的前銀行搶劫犯斯大林沒有那些“牌坊情結”，比知識分子要腳踏實地得多。他本來不懂多少理論，以前只寫過篇《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此時按共運規矩，想當皇帝，就得具備教主的理論素養，於是惡補一番，發明出個“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偉大理論出來。

可笑的是，布哈林那個俄共最優秀的理論家（按，這是列寧遺囑中的評價）卻給這理論嚇得半死，曾對人驚呼：斯大林完全瘋了！這完全是違背馬克思教導的！這位同志玩理論玩到連起碼常識（＝１８歲前積累的偏見）都喪失了。事情明擺着：這老虎是騎上去了，難道能因為現實不符合理論便撒手不干？總得發明個理論來將就現實，以此作為掌權用權的依據，並開始建設國家吧？所以，客觀說來，斯大林確實是列寧的衣缽傳人。是他完成了列寧的未竟之業，走完了將社會主義空想變為現實的最後一步。

說是最後一步也不盡然，戰鬥正未有窮期，老譜將不斷襲用。此後的歲月里，馬克思的理想終於獲得了創造性的發展，陸續在若干國家變為現實。無論是革命的範圍還是革命的前提都遠遠突破了原來的僵死教條。從範圍來說，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從原來預期的全世界同步動作，先是縮小到可以在一國首先建成，後來進化為半國也成（北韓、北越、東德）。從前提來說，人們發現要建成社會主義，其實根本不需要發達到飽和程度的資本主義生產力和高度社會化的生產方式，不但可以在中國那種政治經濟文化結構與馬克思熟悉的歐洲社會截然不同、從未有過像樣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東方國家建成，而且甚至可以在柬埔寨那種全國“工業”只有一個哈哈努克親王開辦的國立賭場的原始叢林中建成。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獨裁，竟然可以變成一種無米之炊，在沒有無產階級的國家裡使用痞子流氓作為代用品製造出來！

馬克思主義在全球的勝利，充份證明了人類的主觀能動作用能創造出何等奇蹟來。這真是對他的“唯物史觀”的絕妙反諷。不僅如此，人們還發現，其實越窮的國家越容易走上社會主義道路。越富裕的國家反倒越沒希望。馬教祖泉下有知，不知當作何感想？

這偉大的“科學”最後變成世上最大的笑話，根本就不能只去責怪後來人。其實那是該“科學”本身從娘胎裡帶出來的毛病。不管是誰，想去填補馬科學家那悖論留下的巨大漏洞，都只可能使用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方式。今天，那深如河漢的大洞仍然擺在那裡。當代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果不放棄用革命建立社會主義的想法，那就還得面臨那判斷革命時機是否成熟的世紀難題。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根本就不配有馬克思主義革命家，因為中國的資本主義再怎麼也沒有美國的發達。所以，那些想在中國搞社會主義革命的民運同志，最好還是打消這個反科學的念頭。建議您們（對不起光明領袖了，再次犯了誤用諱字的該殺頭的罪）把注意力集中到美國上去，在該國發動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萬惡的資本家獨裁，建立無產階級獨裁。

在道義上，這革命設想按馬的原教旨一點都不錯。馬克思主義和民族主義從來是針鋒相對的。他的名言是：“無產階級沒有祖國，決不能剝奪他們沒有的東西”。所以，您們完全有充份的道義資格以世界公民的身份就地大干社會主義革命，解放急待解放的美國階級兄弟。只是在動手製造美國革命之前，恐怕還得弄清兩個小小的事實：第一，現在美國還有沒有經典的無產階級；第二，無產階級是否已經占全國人口的絕大多數。當然，以革命家們深厚的馬克思主義學養，要解決這兩個小小問題想來是不費吹灰之力。

【全文完】

2003年1月24-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