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以往的成功得利於巧合而不是因為港人天縱英明。記得有人說過港英時代的英國政府就像是台上的魔術師，他揮動那點石成金的魔術棒使得東方之珠的絢麗照亮了世界，而魔術棒下所孕育的自由、競爭和開放的理念成了各國政府施政的樣板。但是1997年以後當魔術師把他的魔術棒交給台下的觀眾後，魔術棒再也不靈了，這位魔術師到底帶走了甚麼而造成香港的沉淪？我曾經讀過太多的文章批評英國政府有陰謀地掠奪了香港的財富云云，這除了凸顯我們喜歡諉人以過的民族特性外，對於實際問題的解決於事無補。　　

　　多項巧合造就香港成功　　

　　港英政府治理香港的成功實在是一個上帝的恩賜，這並不是英國人有甚麼特殊的治國方針。英國政府行事緩慢官僚，英國人作風保守不夠進取，因此大不列顛帝國才會淪落為世界二流國家。但是為甚麼英國人到了香港就不一樣了？這是一個值得大家深思的問題。

　　香港的英國人和英國本土人不同。在英國人的心目中，香港是個模糊的小島，有點落後，又靠近中國，而且還不像英國本土那麼安全而熟悉……，所以願意到香港的英國人都是屬於那種比較勇敢和愛好冒險的人，因此建設好香港賺到一大筆錢是他們最大的願望之一，而這也是為何香港官員的薪水那麼高的主要原因。以香港目前官員薪水而言，金管局任志剛的年薪高達900萬港元，而其它司局長的年薪也高達500萬港元以上。但是要取得如此豐厚待遇的先決條件，就是香港經濟必須明天要更好，對於這一批大膽而惟利是圖的英國人而言，他們唯一的選擇就是搞好香港經濟。但是主觀的想搞好香港和客觀的能不能搞好香港是不同的，難道董建華不想搞好香港嗎？

　　根據香港歷史資料來看，這些英國人一般而言都希望在退休後回到英國，他們絕不想在退休後呆在香港人經營的私人公司做事。事實上本港英國人是從骨子��看不起香港人的，也根本不存在英國人替香港人打工的情況，因此他們對於香港本地富人特權階級無要求。由於沒有利益問題的干擾，因此他們所推出的政策比較具有公平性，而這種公平性的追求也正是英國人特有的民族性。但是這種公平性在1997年以後急劇退化，例如最近大家批評甚多的九龍西區開發和添馬艦等等問題都可以看到利益團體的影子。

　　這種比較公平的制度配合上了一群特殊的百姓造就了經濟成功的必要條件。香港老百姓在英國政府高壓統治下，幾乎是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的過日子。舉例而言，只要你膽敢批評港英政府，政治部的官員立刻將你驅逐出境。香港老百姓在這種高壓政策下養成特別守紀律和守秩序的優良傳統。但是香港老百姓本來就繼承着中國人（尤其是廣東人）的勤勉，而在英國人施行一套比較公平的制度下，充分發揮了廣東人天生營商的特性，彌補了英國本土人民不夠進取的個性，反而形成一個孕育着輝煌東方之珠的沃土。而這個歷史的巧合也解釋了為何英國本土經濟不如香港繁榮。

　　大陸改革開放成催化劑

　　這片孕育着東方之珠的沃土終於在70年代以後的改革開放步伐中找�盗舜呋瘎�。由於中國內地相對落後，港人憑着資金的優勢、與國際接軌的環境、地利和語言之便，在短短的二、三十年迅速積累了大量財富，從而使得東方之珠的燦爛光環在這片沃土上冉冉升起。但是從我前述來看，香港的成功是多個巧合所造成，而絕不是因為香港人本身天縱英明。因此在今天香港經濟持續衰退的時候，香港應該如何再起飛應該是值得中央政府和港府深思的問題了。我們千萬不能期望這些巧合又會再一次的惠顧香港人。 　 　　港人急功近利政治清廉

　　香港人雖然在經濟方面創造了亞洲經濟奇跡，但由於英國人在政治方面的高壓統治，香港人對政治就特別的冷感。講得更具體一點，香港人從未經過民主的洗禮。而且由於香港（商）人沒有政治勢力的支持，這種潛在的政治風險造就了港人急功近利、只看短期不看長期的特性，香港人只想賺個短期錢尋求個短期的刺激。這種賺短期錢的思維處處可見，例如香港人炒郵票、炒股和炒樓的風潮。

　　此外，前任財政司司長梁錦松鑑於香港失業率嚴重，因此提出港人應該自行創業，但他所提出的例子卻是太過於急功近利。他在記者會上公開表示，他說他替同事去買湯時就發現了一個創業的機會，因為他可以買好幾碗湯回來，然後再賺取個差價賣給同事。堂堂財政司司長竟會舉出如此急功近利的例子實在很難想象。香港人喜歡追求短期刺激的特性也是隨處可見，例如香港的報紙就是最好的解說。各報的頭版頭條大概都是強姦、殺人、亂倫等刺激新聞，那種具有大思維大格局的重大政治新聞反而成為次要。

　　香港的經濟不但好，政治方面也是比較清廉。英國人為了對付官員的貪污腐化而主動成立了廉政公署，因此港官的清廉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為甚麼英國人可以有效地建立連英國和中國都沒有的廉政公署制度呢？這又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我們查閱香港的歷史，發現在港英政府時期，腐敗的現象還是有，但不多。最主要原因還是由於英國官員和香港籍官員共處的結果，反而避免了腐敗的產生。這話怎麼說呢？由於香港官員在英國人統治下沒有安全感，同時中英官員雙方也彼此不信任，因此很難結成聯盟進行中國人歷史所傳承的腐敗現象，而這種腐敗現象永遠跟隨�抵袊鴼v史而不斷演進一直到了香港才嘎然停止，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因此中英官員之間的不信任反而造成了集體清廉的特性，而這也正是廉政公署得以順利成立的主要原因。

　　港英時代運作良好的制度存在了一個很大的隱憂，那就是香港籍官員的無能現象產生了。當時政府的高級官員都是英國人，低級官員才是中國人。由於升遷無望，因此香港一流人才都去了商界，而願意去政府部門的大多是二、三流人才。港官當時是完全聽命行事而個人完全無法接觸到英國政府的決策過程。簡單的講，港官的任務就是聽命行事，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根據中英政府的協議，英國高官必須在1997年以前逐年退出，而將行政權轉給港官。如此一來，這些港官連升數級，一下子就做到了他們從前想也不敢想的位子。但問題立刻浮現出來了，這些港官從來沒有接觸過港英政府的決策過程，等港官真正掌握權力以後才發現不知如何治理香港，因為幾乎所有的法令都是只有原則而無操作程序。以往英國高官之間可以非常有效率的協調，而港官卻是無能為力。舉例而言，香港聯交所前行政總裁鄺其志面臨退市方案（香港叫除牌）卻不知如何操作，在港英政府時代，規定凡股價太低或交易量過低的可退市，但甚麼時候應該退市呢？英國上市公司知道，英國官員知道，但港官就是不知道。以2002年為例，倫敦股市有5%的股票自行退市，但香港高官就不知道英國公司以何種條件決定要不要退市。鄺其志為了要完成退市的操作程序因此訂立了五角退市的標準，如此一來才讓退市機制有了操作性。但是這個政策簡直粗糙得不可想象，香港股市股價低於五角的公司48%錄得虧損，而股價高於五角的公司也有17%有虧損。因此我不知道五角有甚麼意義。

「商人治港」思維種禍根

　　目前香港大部分的高官來自商界。香港可以說幾乎是全世界唯一的「商人治國」的實驗室。他們又是何種心態呢？在過去二十年的粵港兩地第一次經濟整合過程中，本港的經濟發展受惠於房地產、物流、貿易運輸和勞力密集等簡單行業，並且是在內地相對落後的情況下才能創造出輝煌的成就。相當數量的香港精英企業家也因從事這類簡單的企業而成功。他們的成功是一個機遇，但他們

　　（1） 既不懂高層次宏觀管理， 　　（2） 也不懂高新技術， 　　（3） 尤其是不重視研究發展和長期規劃，因為他們以前的成功和這些因素無關。

　　由這些商人型的港官甚至是他們第二代，配合着港英政府時期二、三流水平的港官來管理香港是香港的最大危機。而這種全世界只有香港才有的特殊官僚群體，我將之稱為商人官僚體系。另外一點我認為值得一提的是，這個官僚體系的成員們由於他們過往的快速成功而養成了極度傲慢和自以為是的特性，因此很難接受治港的新觀念。在這一點而言，內地官員普遍認為自己不足，因此他們的進步可以說是一日千里。最好的例子就是數年前香港證監會官員應聘到內地擔任中國證監會顧問，但近一兩年來香港證監會的監管成績遠遠落在中國證監會之後，這清楚說明了內地官員學習的成績和速度。

　　這些商人官僚不重視學習而且又具備了香港人特有的急功近利的個性，因此港府推出的政策幾乎都具備了短期拍腦袋（沒有經過深思熟慮）而且未經全盤統籌協調的特性。舉例而言，特首董建華看到樓價過高，因此一上任立刻提出「8萬5千」民居的構想以打壓過熱的樓市，但他卻沒想到樓價一下來，銀行的債權立刻會產生問題。例如失業問題嚴重，財政司司長立刻成立事後看來無效果的創業基金。沙士出現，財政司又立刻搬出35億基金援助服務行業，結果幾乎無人申請。樓市下跌，財政司利用孫九招救市，但樓市照跌。股市下跌，財政司立刻寄望於中央的QDII，而沒有推出政策從根本上解決股市存在的問題。財赤嚴重，財政司立刻想到加稅而未考慮加稅會進一步打擊已雪上加霜的經濟而加大下年度財赤……此類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式竟然成了港府處理經濟問題的固定模式。

　　高官問責加速情況惡化

　　另外，類似的粗糙決策比比皆是。我想用個例子來解釋沒有協調的政策是多麼的危險。根據報載，有兩個香港人喜歡吃黑魚（香港叫生魚）。因此帶了幾條生魚到美國去。生魚在亞洲有天敵，因為中國人喜歡吃生魚，所以不會過度繁殖。可是送到美國去就麻煩了，因為中國人不多。當他們把兩條吃不完的魚丟到湖裡以後，發現五大湖的生魚過度繁殖。因為生魚非常兇猛，對其它魚類造成嚴重威脅而破壞了生態環境。這個例子說明當你隨便引入一個制度後，如果沒有一個相制衡的制度，結果是非常危險的。所以引進一個沒有協調製度所帶來的是整個生態環境的破壞，也是對香港整個制度的破壞。這個協調不良的問題也會因目前所推行的高官問責制而加速惡化，因為每一個高官在此制度下都想要表現自己，所以很可能推出更多的未協調製度來，這又是生魚的問題。

　　以董建華本人而言，他的無能使目前港人承受最大的痛苦。他本人非常努力的想把工作做好，他也花了很多時間收集了相當多的訊息。但是他最大的問題是不知道如何分析這些數據。正如我前面所言，他愈想多做事「生魚現象」就愈嚴重。

　　港府合法腐敗應運而生

　　香港經濟不但愈搞愈差，而且廉潔時代也一去不復返。由於英國人走了，一大批中國人在一起就產生了腐敗現象，但是這種腐敗是香港特有的「合法的腐敗」。我舉個例子。根據今年一月十七日香港《南華早報》的報道，香港醫管局對其管理團隊的三十一位高層人員總共發放了一千二百六十萬港元的年終獎金，也就是平均每人可獲得四十萬港元。眾所周知，由於香港醫管局和香港衛生福利及食物局的疏忽下，造成了香港近兩千人染上沙士，近三百人死亡的慘案不但沒有如同大陸一樣的裁撤官員，反而涉案官員人人無事，而且人人獲花紅。那些真正在第一線犧牲生命抗禦沙士的工作人員反而沒有獲得花紅。香港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在接受《南華早報》記者訪問時指出，這些花紅是這些高官人員合同所規定的，因此不算增發。但根據該報的報道，這些花紅已經是這些高官人員所規定花紅的上限，因此這種現象很難不引起媒體的注意？其它類似現象簡直不勝枚舉。

　　另外一個腐敗現象是今天的港官和以往的英國官員不同，今天港官退休明天就到私人公司上班，因此港官在位時就必須照顧好私人公司的利益。這種現象在1997年以後的香港實在太多了。這個現象造成一種合法的腐敗。合法的腐敗所造成的浪費有時更甚於非法的腐敗。

我曾談到香港人政治冷感，因此香港人目前努力追求政改的企圖就特別值得關注。1997年以後，香港商人官僚集團的無能終於一發不可收拾，造成了03年7月1日50萬人上街遊行抗議局面。因此香港的一些政治團體利用了百姓對商人官僚集團的不滿，積極發起追求更多民主和直選特首行動。我個人並不反對民主，而港人追求民主的熱潮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因為香港老百姓在英國人高壓統治下早就習慣沒有民主的日子，也就是說港人從來沒有追求民主的傳統。但為何香港老百姓或某些政治團體對追求民主如此的熱中呢？我們應該分析這個事件的本質。

　　民主解決不了香港問題

　　我認為香港人錯誤地認為民主可以解決香港商人官僚集團的無能。舉例而言，沙士調查報告出爐以後，民怨沸騰。在近兩千人染病、數百人死亡的情況下，竟然沒有人為此事負責。相比大陸立刻裁撤數百官員的嚴厲行動而言，香港商人官僚集團官官相護的腐敗現象看在老百姓心�〞�是何種感覺呢？最後還是立法會提出要再審理此案。不論立法會最終會不會審理此案，但至少它代表了民意要求懲處香港商人官僚集團的心聲。因此部分香港老百姓才會認為愈多的民主才有可能阻絕商人官僚集團的腐敗。

　　中央政府應該特別注意香港進一步的民主，立刻會產生兩個嚴重的後果。第一，香港老百姓從未受過民主的洗禮，因此在這方面港人是幼稚而簡單的。民主並不是不好，而是如果不能循序漸進地推進，只會帶來被外力包括某些政治團體或其它國家控制的危險。第二，港府目前的無能主要來自這些不懂宏觀管理、不懂高新技術、不重視研髮長期規劃的商人官僚集團。但是類似的問題也普遍的存在於具有急功近利特色的老百姓當中，這是整個香港的問題。因此就算透過民主直選新特首，我也不認為新的班子就會比目前的港府有顯着的進步。

　　我建議中央政府在處理香港事務時應該注意下面幾個問題。

　　宜擇能人應對港台關係

　　第一，我不認為民主就能解決香港的問題。中央政府在處理港人政改訴求時顯得手足無措，而且處理手法令人失望。前總理朱鎔基和總理溫家寶在國際媒體前所表現出的幽默、機智和柔軟的手段，在這次中央政府應付政改的訴求中完全看不到。內地四位所謂的法律專家在北京的講話和兩位法律專家在今年1月11日在香港的講話，讓我回憶起了我從小所受國民黨灌輸的標準共產黨的嘴臉──那種不理解香港、蠻橫、蒼老的嘴臉，平鋪直�旱闹v話實在讓人情何以堪。我建議中央政府考慮打破傳統，請一位具有國際素養、具有外國人所尊重的亮麗學歷、風度翩翩、中英文口才良好和機智幽默的非國內官員或學者出任對港和對台關係的發言人。這位人士講出來雖然是一樣的話，但是效果就完全不一樣。

　　協助香港製訂長遠規劃

　　第二，中央政府囿於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的限制，因此對港政策方面基本上是以港府的訴求為主。這一批商人官僚就是標準的商人，也就是絕對的利益導向群體，因此才會一而再、再而三的向中央要政策，因為這就是商人本色。但是中央政府卻不自覺地受到了這個商人官僚集團有意無意的影響而隨波逐流喪失了主導香港經濟的先機。舉例而言，中央政府為了支持一國兩制而大力挺董，出台了一系列短期刺激措施包括CEPA（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個人游和人民幣業務等等。我並不否認這些短期措施的好處，但是港府商人官僚集團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短期思維才是香港真正的危機。我在前文說過，香港的成功得利於歷史上多個巧合所造成，而絕不是因為港人天縱英明。因此我們不能期望歷史的巧合會再次照顧港人，而應透過政府的力量，發展香港具有長期競爭力優勢的產業。但是香港商人官僚集團的官員出身於簡單的產業，他們不太理解甚幺叫做具有競爭力的行業。

　　我舉兩個例子來說明。第一個例子是香港各大學醫學院、工學院和商學院的研究力量在全亞洲排第一，遠遠超過日本，可是我們沒有把它商品化。但是香港唯一的高科技競爭優勢──大學研究──亦因港府官僚削減大學研究經費而正面向死亡。如果大學研究死亡，香港將再沒有可與珠三角互補的優勢產業。第二個例子是香港金融業人才的專業知識和英語水平遠遠超過內地，可是港府不但沒有善用，反而想從內地輸入金融人才，港府的做法實在讓人不解。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港府心目中的金融優勢，竟然是引進國內炒股資金大炒港股，例如不斷向中央政府要求QDII的政策。香港所面臨的嚴峻挑戰就是沒有一個凌駕於廣東的優勢產業。香港在未來不要說沒有條件成為珠三角的龍頭，反而很可能成為廣東發展的累贅。

　　總而言之，中央政府絕不可完全配合�蹈鄹�的短期施政，而應協助港府超越到長期的規劃，建立可與廣東省互補的優勢產業，否則長此以往必然影響香港的穩定繁榮而危害到一國兩制。

　　整頓官商集團化解危機

　　第三，政改本身沒有合理性，因為香港的衰退和民主無關。政改的導火線卻是來自於港府的商人官僚集團，因此中央政府想化解政改危機就必須先行整頓或改造商人官僚集團。但是中央政府絕對不能期望港府本身作任何改變，港府目前陷於嚴重的管治危機而只會因循苟且拖一天算一天將事情搞得更糟糕。舉例而言，去年七一大遊行後，香港政府除了說要多聽民意外，港府本身（中央所送的大禮除外）到底做了甚幺讓香港老百姓覺得有意義的事呢？結果幾乎是甚幺都沒做。

　　我認為政改和大遊行等的導火線並不複雜，而只是簡單的商人官僚體系的無能所導致，因此如何整頓這個官僚體系就考驗�颠@一代領導人的政治智能了。但是有幾個重點一定要把握住，（1）不能期望民主選舉，（2）不能期望港府本身主動改變，（3）不能一再的配合港府短期思維的訴求。在這三個前提下，中央政府可打的牌就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