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威脅”別論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即前蘇聯(Soviet Union)逐步走向解體的十年間，美國公眾驚異於日本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崛起，擔心他們會給美國經濟帶來挑戰。時移世易，到了九十年代末期和本世紀初期，日本經濟日薄西山，而美國公眾開始著迷於突飛猛進的中國經濟，又開始擔心美國經濟將要遭遇的挑戰了。

一些人認為，出口拉動的工業化進程，廣闊的勞動力市場，以及對外國技術的消化吸收，會使中國的競爭力遠勝於日本，對美國本土的企業構成更大威脅。但是，仔細體察一下中國經濟的方方面面，就會發現這種擔心沒有多大必要。要想在美國國內外市場上對美國企業構成威脅的話，僅有出口導向的工業化進程和外國技術還遠遠不夠。中國企業缺乏兩項內在的原生資源：企業家精神和管理方法。

公平一點兒地說，企業家精神在中國的農村和小城鎮地區並不鮮見。農民創業並崛起成為企業家，工資水平也由市場因素確定。中國人的創新精神也在世界其他地區蓬勃發展，從美國的華裔電腦大亨王安，到台灣的諸多大型科技公司都可見一斑。

在中國大陸，企業家精神在東南沿海地區，也就是所謂的自由經濟區隨處可見。通過出口低成本的國內產品，這裡的企業家們聚集了大量財富。特別是香港企業，它們通過分銷在國內其他地區生產的產品而迅速發展壯大。而熊貓(Panda Electronics)、華為(Huawei Technologies)、海爾(Haier Group)和小天鵝(Little Swan)等國內企業紛紛開發新產品，意欲成為下一個戴爾(Dell Computer)、思科(Cisco Systems)、索尼(Sony)或三菱(Mitsubishi Corp.)。

但問題是，這樣的企業在中國只是特例，而非普遍現象。在當今的中國經濟體系中，所謂的企業家精神指的是照搬別處發明或創新的標準產品，之後進行生產、推廣和銷售。

但根據熊彼得(Schumpeterian)理論，企業家精神的確切含義是：發現並開拓新的市場機會，引入新產品或新方法。而這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知足常樂和墨守成規的理念格格不入。

數個世紀以來，中國的統治者一直認為中國是宇宙的中心，無需向世界其他地區學習。外來的和本土的創新者被視作惹是生非的人，他們倡導種種變革威脅到了商人和手工業者的生意和生計，激起後者的極大憤慨。這在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中表現得尤為明顯，企業家和資本家當時被視為資產階級和剝削階級，是工人階級的敵人。

即使在文革結束和1978年改革開始後，中國人對企業家精神的理解也與市場經濟國家的理解迥然不同。企業家又被看作是社會主義者，是工人階級的一分子，他們攜手並肩為中國的發展貢獻力量，而不是承擔風險面臨巨大收益或損失的開路先鋒。

在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統治的年代，以工人階級成為歌頌對象的環境中，具有企業家精神特質的英雄主義是行不通的。但現在也一樣，雖然改革已經走到了後自由化時期，中國企業仍然普遍缺乏開發新產品的自由和動機，因為它們都是中央計劃下的“單位”，而非市場經濟體中的“企業”。

中國的國有企業或鄉鎮企業所追尋的商業機會與市場經濟體系中的企業背道而馳。在市場經濟體系中，創辦一家企業首先要進行市場調研，調研消費者的新需求；而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卻反其道而行之，它們先是大量籌集資金，興建工廠，僱傭工人，然後才開始調查消費者的新需求。

“重生產、輕市場”催生了這種本末倒置的企業家精神，它既不能在全球經濟體系中引導創新意識，也無法創造出長久的競爭優勢。

即使是私營企業和外商合資企業，也要依靠與政府官員的良好關係來獲得營業執照，進入某個特定的市場並展開經營。這就限制了這些企業追求獨創性和開拓商業機會的能力。更糟糕的是，財產所有權在中國還沒有得到良好的規範，私營企業也無從得知哪些資源是它們的財產，可以供它們支配，更無從得知這種權力能維繫多長時間。

此外，中國在企業管理中引入市場管理經驗，向企業管理層下放更多權力方面雖說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仍然有很多中國企業由非專業人士管理，他們既不是通過市場競爭招募而來的，也不是從企業內部逐級提拔上來的，而是由政府任命的董事會聘請的。

拋開他們推動中國繁榮發展的良好意願，勇敢的行為和無私的奉獻不談，中國的經理人普遍缺乏管理經驗和專業知識，也沒有在全球市場範圍內有效經營企業的自主權。他們普遍循規蹈矩，遵守各項標準的規章制度和程序，而不具備專業經驗基礎上的個人的遠見卓識。

就算一些經理人具備了管理經驗，專業知識和自主權，他們經營一家企業的目的以及企業的結構也與市場經濟國家中的企業大相徑庭。中國企業，尤其是國有和鄉鎮企業不是通過生產產品和提供服務來追求利潤的實體，而是不得不滿足社會需求的福利機構，它們的宗旨也不是盡力將股東價值最大化。除此之外，中國企業還必須按照中央政府的規劃提供就業機會，而這些制定計劃的人並不考慮哪裡需要，何時需要這些勞動力，也不考慮這些工人是否具備相應的技能。這就意味著，在市場條件和科技進步瞬息萬變的情況下，企業經理人無法及時調整勞動力狀況。即使在經濟衰退期間，企業也必須不斷增加僱傭人數。

此外，中國的經理人，尤其是外商合資企業的經理人還必須面對的難題是：員工缺乏市場經濟意識和商業管理知識，外語也不夠流利。

對那些由政府指派的經理人來說，合理的經營策略就是按部就班地展開那些容易預見到結果的經營活動。他們安逸於大量生產由美國、日本和歐洲發明的產品，或者從事於低風險的服務業，而不願引入新的生產方式，也不願涉足新產品開發這類獨創的但結果難料的業務。

中國的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有可能走上私有化的改革道路，但政府首先要處理好推行這項政策會引起的大量失業和社會不穩定等問題。

美國的觀察人士在比較中國經濟和日本經濟對美國的挑戰時一定要小心謹慎。日本經濟的崛起有著完全不同的時代背景和不同的國內外環境，日本企業因此能夠有效地管理各項資源，能夠不斷創新。

要對美國企業構成挑戰，中國企業還需要大力發展企業家精神和管理方法這兩方面的資源，這在一個國家或者一個企業內部進行普及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不僅要向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歷程和市場經濟前景發起挑戰，也要向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種種經濟現實發起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