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雷頤

　　“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桃花扇》
　　國民黨，作為中國第一個近代意義上的政黨，當從1905年8月孫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國同盟會”算起，至今已有百年(如果再往前可追溯到1894年孫中山創辦的反清團體“興中會”)。如果按活動區域分，國民黨這一百年主要經歷了大陸與台灣兩個時期。

　 　在敗逃台灣之前，國民黨在大陸度過了55個春秋(1894～1949年)。在這半個多世紀的歷史風雲中，它從一個僅二十餘人的秘密小團體一舉成為推翻清 王朝的巨大政治力量、經過種種曲折終成統一全國、擁有最強大武裝的執政黨。但在權力達到頂峰時，它卻轟然坍塌、黯然離去。回首這段滄桑往事，不禁使人想起 《桃花扇》中的名句：“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

　　“革命黨”與“執政黨”

　 　1894年深秋，年僅28歲、可說一無所有的孫中山與二十幾位同齡人在遠離中國的檀香山成立“興中會”，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綱 領。這在當時只被少數與聞者認為是幾個少不更事的年輕人的“痴人說夢”，沒有幾人會認真看待。其實，這卻是中國近代歷史舞台的主角——國民黨的開端。

　 　在某種意義上說，“革命”的成功與其說是革命黨人的“製造”，毋寧說是統治者統治無方、使社會矛盾長期積累釀成社會危機，而面對危機又處置不當的結果。 興中會成立時，正值中日甲午戰爭，清軍慘敗。不久，希望在體制內改革、變法的維新派又被以慈禧為首的清廷頑固派血腥鎮壓，這就把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體制外的 革命黨人推上了近代歷史舞台。其後，各種革命小團體大量湧現，終於在1905年匯集一處，成立了中國第一個近代意義的政黨中國同盟會。

　 　同盟會領導的辛亥革命，終於推翻了腐朽不堪的清王朝。中華民國的成立，民主氣氛高漲，“政黨政治”一時成為熱潮，在很短的時間內竟出現上百個政黨。同盟 會一些領導人甚至提出“革命軍興，革命黨消”的口號，在宋教仁的鼓動下，同盟會在1912年3月通過了新修訂的《總章》。其核心精神就是將同盟會從過去秘 密的“革命黨”變為公開合法的“政黨”。在他們的心目中，“政黨”就是西方那種在議會中通過選舉取得執政權的黨。在這種背景下，他們將“革命黨”同盟會改 造成“政黨”國民黨。當年8月，以同盟會為骨幹、聯合其他四小黨(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國民公黨)的國民黨在北京組建。但歷史表明他們確 實過於天真了，在袁世凱的統治下，政黨政治終成幻影——當國民黨在1913年3月的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選舉中贏得勝利時，袁世凱暗殺了國民黨領袖宋教仁。 宋教仁遇刺引發了國民黨的“二次革命”，但只兩個月即告失敗。這宣告了中國初試“政黨政治”的失敗。

　　事實說明，在革命剛剛成功、一切尚未穩定時即匆匆取消“革命黨”確是革命黨人的重大失誤。不過，他們提出的從奪取政權的“革命黨”到掌握政權後成為“執政黨”這種轉變的意義，卻不能忽視。

    “一黨治國”

　 　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逃亡日本，召集國民黨員組建“中華革命黨”，進行反袁鬥爭。在總結革命失敗的教訓時，孫中山認為主要是由於國民黨 “徒以組織號召同志，但求主義之相同，不計品流之純糅”，“故當時黨員雖眾，聲勢雖大，而內部分子意見分歧”，“徒眩於自由平等之說，未嘗以統一號令、服 從黨魁為條件耳”。“至黨魁則等於傀儡，黨員則有類散沙”。因此，他強調“首以服從命令為惟一之要件”，黨員必須絕對服從他一個人，入黨時還要按手印。

　 　對此，他的戰友黃興認為黨員在誓約上寫明服從孫中山再舉革命已是不平等，而還要按手印則是對人格的侮辱，因此堅決反對。平心而論，孫中山本意是為扭轉國 民黨的渙散、軟弱，出於公心，不如此確實很難取得革命勝利。然而黃興等人的反對也確有道理，因為誓言規定只服從領袖，當領袖是出於公心時固無問題，但當領 袖變質或更換時，領袖究竟仍是大公無私還是抱有個人野心則無法保證。或許，這是“革命黨”不得不面對的“兩難處境”。

　　對於未來的治國方式，孫中山創建的中華革命黨綱領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一黨治國”模式：“一切軍國庶政，悉歸本黨負完全責任”，“非本黨不得干涉政權，不得有選舉權”。這種治國模式對今後中國歷史的影響之深之遠，當時恐無人料及。

　 　但如何將這種權力高度集中的“革命黨”付諸實行，孫中山畢竟毫無經驗，因此“中華革命黨”不僅無法奪取政權，本身亦漸式微。從1916年到1922年， 中國政治一片混亂，陷入軍閥割據之中。孫中山兩度聯絡部分軍閥“護法”，卻都因軍閥背叛而慘遭失敗。在極度困難之中，他在1919年10月將越來越不景氣 的中華革命黨改建為“中國國民黨”。中國國民黨雖對中華革命黨的章程做了一些修改，但在黨與政權的關係上仍與中華革命黨一樣，規定：“一切軍國庶政，悉歸 本黨負完全責任”。這時，以極富組建革命黨經驗的列寧為首的“第三國際”和剛剛誕生的中國共產黨，向孫中山伸出了援助之手，開始了第一次“國共和作”。在 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國民黨開始了自上而下較為嚴密的組織建設和黨軍建立。

   “一黨獨裁”

　　1927年初，隨着國共合作的北伐不斷取得勝利，兩黨的矛盾空前尖銳起來，這一年4月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開始“清黨”，國共合作破裂，血雨腥風的“十年內戰”開始了。

　 　在這十年間，國民黨建立起了一黨獨裁的政體。1928年，國民黨就通過了《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雖然規定“五權分立”(五權，即行政權、立法權、 司法權、人事權與監察權)，但各部門組成人員全部為國民黨員，並規定“國民政府受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指導及監督，掌理全國政務”，初步確定了國民 黨對政權的控制和壟斷。而《中華民國訓政綱領》規定國民黨總攬一切權力，公民和其他一切政黨事實上不得享有包括選舉權在內的所有政治權利。以後的各種條 文、法規規定國民黨以外的任何其他政黨都是“非法黨”。1929年國民黨“三全”大會對國民黨“一黨治國”的解釋是其獨裁的基本“理論”：“中華民國人 民，在政治的知識與經驗之幼稚上，實等於初生之嬰兒；中國國民黨者，即產生此嬰兒之母；既產之矣，則保養之、教育之，方盡革命之責；而訓政之目的，即以保 養、教育此主人成年而還之政，為其全部之根本精神；故訓政綱領開宗明義即以中國國民黨依照建國大綱，訓練國民使用政權。”因此，國民黨要“獨負全責領導國 民，扶植中華民國之政權治權”，規定“於必要時，得就人民之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權，在法律範圍內加以限制”，強調國民必須服從國民黨、擁護“三 民主義”。

　　從1929年到1931年，又進一步確立了“領袖”蔣介石的獨裁地位。總之，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時，“五權”都歸國民黨獨有。

　 　國民黨的這些規定，通過特務體系和保甲制度得到貫徹實行。國民黨的特務機構於上個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開始產生、組成，以後發展成為“中統”、 “軍統”兩大特務系統。特務活動延伸到一切軍事、政治、經濟、文教系統，造成全面恐怖。同時，國民黨大力推行保甲制。從1928年到1934年，保甲制逐 漸嚴密。“保甲”成為全國普遍推行的基礎政權組織，對國民實行“管、教、養、衛”，即清查戶口、監視居民，一戶犯罪、各戶株連，實行“黨化教育”，繳納各 種苛捐雜稅，並以“自衛”的名義進行軍事訓練。

　　堅持獨裁，失去良機

　　雖然國民 黨為了維護“一黨獨裁”採取種種辦法鎮壓“異黨”，但以共產黨為主要代表的“異黨”一直未被消滅。而且，隨着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越來越嚴重，要求全 國各黨派團結起來共同抗戰的呼聲越來越強烈。1936年年末“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使國共再次合作，也為中國結束一黨獨裁實行民主政治提供難得的契機。

　 　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停止了對異黨的鎮壓，在一定程度上與其他黨派實現了局部合作。國民黨釋放了一些被捕入獄的共產黨員和一些因反對蔣介石被捕的民主進 步人士，允許各地成立抗日救國團體，放鬆了對新聞出版物的查禁，《新華日報》等共產黨報刊可在“國統區”公開、合法發行。特別是1938年7月國民黨邀請 各黨派人士“共商國是”的諮詢機構——國民參政會成立，更表明國民黨受到抗日民主浪潮的影響和衝擊。

　　雖有此種種變化，但國民黨並不想 放棄“一黨獨裁”的基本政治模式。因此，它實際拒絕了中國共產黨在1944年秋提出的“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政治主張，因為這一主張是對國民黨一黨獨裁制 的徹底否定。抗戰勝利後，在國共兩黨的重慶談判中，中國共產黨仍把反對一黨獨裁專制、爭取民主政治作為談判的重要內容。

　　以後的歷史表明，這可能是歷史給國民黨提供的“一線生機”。然而，國民黨被抗戰的勝利沖昏了頭腦，將這難得的歷史機遇白白丟失了。

　　“勝利的災難”

　 　經過八年艱苦卓絕的浴血抗戰，日本終於無條件投降。這是百餘年來，中華民族在大規模反侵略戰爭中第一次取得徹底勝利，而且，在抗戰期間，以英、美廢除對 華不平等條約為先導，百餘年來列強強加在中國身上的不平等條約已基本廢除，租界收回，領事裁判權被廢除，被日本強占半個世紀的台、澎列島即將回到祖國的懷 抱，中國在聯合國任常任理事國，百年積弱的中國一躍成為與美、蘇、英、法等世界強國比肩的“五強”之一……這一切，不能不令人欣喜萬分，也不能不使國民政 府、國民黨的威望陡然高漲，達到空前的高度。抗戰的勝利，確使國民黨得到一筆巨大的政治財富或政治資本。然而，就在短短的幾個月內，國民黨的威望卻一落千 丈，並就此埋下了幾年後失敗的禍根。

　　日本的失敗，使國民黨突然面對一筆巨大的財富。但國民黨黨、政、軍各級機構和各級“接收大員”將 接收敵、偽產變成貪官污吏的“劫收”；金子、房子、票子、車子、女子(漢奸的妻妾)是“接收大員”巧取豪奪的對象，被人戲稱為“五子登科”。“想中央，盼 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這句民謠，直觀生動地說明了民心向背的瞬息之變。當時，國民黨一位負責接收的要員向蔣介石進言：“像這樣下去，我們雖已收復國 土，但我們將喪失人心！”有人也意識到，這樣的“接收”使政府“基礎動搖，在一片勝利聲中早已埋下了一顆失敗的定時炸彈。”更有輿論稱這種“光復”是“勝 利的災難”。這種令人嘆為觀止的貪污腐敗，使國民黨民心盡失。

　　國民黨既無黨內民主、更無黨外力量的制約，突然面對巨大財富，它就無可避免地更加腐敗，加速其走向失敗的步伐。在“劫收”中民心失盡的國民黨，在隨後的“大決戰”中註定“在劫難逃”，只能倉皇逃到台灣，失去大陸無限江山。

　　國民黨在抗戰勝利後得到的那筆堪稱豐厚、至為珍貴的政治資本，就這樣被它突然得到的物質財富所吞噬。政治財富與物質財富不是相得益彰，而是後者吞噬前者，此誠國民黨的“悲劇”，更是歷史的弔詭。

　　“別來滄海事，語罷暮天鍾。”歷史不是沒給國民黨機會，而是國民黨自己一再拒絕了歷史的賜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