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以下簡稱龍）：我覺得對我影響最大的，尤其是在對女性的自覺方面，是在我做了母親之後。因為在做母親之前，人是比較自我中心的———我想幹什麼？我追求的是什麼？我要實現的是什麼？我的成就是什麼？但是有了孩子之後，我發現，我必須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放在一邊。譬如說我要寫作，或者是說截稿日期就在明天，可是那個非常脆弱的小生命在你手上，他要等着你去幫他包尿布，他要吃，他生病了，他發燒，那你對這個小小的生命的責任其實遠遠超過你所有的對自我的追求。

　　所以，我做了母親之後發現：哦，這就是一個所謂“成熟的關口”。因為連心理學家都會告訴你說：所謂成熟，就是那個自我變得小，而自我以外（可能是別的東西）變得大，因為嬰兒是自我最大的，自我越大則越不成熟。做了母親之後，我的那個“自我”就完全在一個要重新調整的階段，在這個時候，就迫使我去選擇你作為個人的所有欲望，既然你把人家帶來（孩子並沒有自己要來，是你帶來的那個生命），你必須要負責到底。在這兩者之間有巨大的衝突。我對女性的這種衝突和痛苦都是在做了母親之後的一種發現。

　　傅：您覺得自己文風的改變，從《野火集》的那麼犀利、那麼兇悍，人們看到的可能是一個厲害無比的龍應台，再到《人在歐洲》、《百年思索》文風上的改變、心態上的改變，這和您做了母親、有了育兒的經歷有沒有關係？

　　龍：可以說有，又可以說沒有。怎麼說呢，其實讀《野火集》的讀者要把《孩子，你慢慢來》那本書並着看。為什麼呢？那兩本書是同時寫的，讀者會發現寫《孩子，你慢慢來》的那個作者是溫柔得不得了的一個女性，但是寫《野火集》的就是你剛剛說的張牙舞爪的、很厲害的人。讀者以為是一前一後的改變，但其實不是，它是同一個人在同一個時間做的事情。所以，這不是一個改變，而是一個人強烈的理性和感性的同時存在，只不過《野火集》是我在面對外在世界的時候那個冷靜的龍應台，但這並不妨礙我和孩子玩、和朋友玩的另外的那個自我。

　　傅：您左手和右手同時並舉，您是不是有意要讓讀者接受一個作為女性的母性的龍應台，和作為一個犀利無比的社會批評家的龍應台？

　　龍：我覺得這對讀者是一種挑戰。因為讀者，尤其是中文的讀者，本來在心目中有一種刻板的印象，就是說只有男性可以寫這樣的社會批評，女性就一定是寫閨秀的文章。當然我不是有意、故意要寫什麼樣陽剛的文章給你看，來證明女性如何如何，我也沒那麼無聊。只不過是自然而然的，我的邏輯思路那一方面就出現了比較理性、冷靜、沉思的文章，同時我有火熱的感情，這種火熱的感情是用其他的方式抒發，那麼就有別的作品的出現。事實上你看到很多男性的暢銷作家，他也寫非常軟綿綿的、溫柔的東西，所以這個邏輯思考能力和性別不見得有關係吧。

　　傅：您在《野火集》的“龍捲風”風力最大的時候去了德國。您曾經有一個比喻，把在歐洲的那段時間比成一種自我放逐。

　　龍：你說得很好。假定我當初沒有自我放逐到歐洲去，而是在華文的世界裡頭，跟朋友來往很多，時不時又要演講上電視、坐到這兒來座談的話，可能後來的文字風格就不會是現在這樣。以前我是對現實的直接批判，到後來漸漸地離現實越來越遠，然後進入那個歷史空間。這和自我放逐到歐洲十三年的離群索居很有關係———因為只有你離群索居，你才有那樣一個冷的距離；因為你離群索居，你才有充分的時間進入那個歷史的縱深裡頭去思考眼前看到的現象；也因為離群索居和自我的放逐，才造就你一種邊緣人的性格———這些全部都體現在我後來的文字之中。

　　至於說 1999年馬英九到德國來找我，請我回去，是不是為了要離開那個離群索居的狀態？也許有，但可能不明顯。那個時候會回去，比較重大的原因是對自己的考驗。那個時候我在問自己：龍應台，你對於社會觀察了那麼多年，對於文化的抽象理論寫了這麼多年，當今天這個機會來了，讓你進入實踐的那個場所里去，你到底敢不敢接受？說不定進入之後，你發現這十幾年來所相信的東西其實都是錯的，它經不起實踐的考驗！

　　我覺得雜文是可以謔而不虐，是可以尖銳而不刻薄，是可以針砭現實同時又有歷史的縱深的傅：我記得您在一次接受採訪中，談到魯迅先生小說的時候，推崇備至，但談到魯迅雜文的時候，您就不是很恭維，台下好像還笑聲不斷。您曾經說過那樣的話：您自己的雜文比魯迅寫得好。您現在還那麼認為嗎？是玩笑話還是真的那麼覺得？

　　龍：當初第一次說的時候，其實是個玩笑的話，而且也是自我嘲諷的環境下講的話，但是這一句話被挑出來，印出來，那個自我嘲諷的環境就不見了，就剩下這孤零零一句話，我也不可能有機會解釋，那我也不在乎。

　　對於魯迅先生，我的看法到今天還是覺得他的短篇小說絕對是一流的，他的雜文用今天的眼光去看，我當然會覺得尖酸刻薄的東西非常非常的多。他的雜文是針對眼前現實的反映，跟我自己的雜文當然就完全不同路了。我是儘量地避免尖酸刻薄的這個性質，我當時說的時候我的意思也是說，我覺得雜文是可以謔而不虐，是可以尖銳而不刻薄，是可以針砭現實同時又有歷史縱深的。這是我對最好的雜文的要求。

　　傅：您的雜文風格其實也有一個變化，比如我覺得讀您的那個《野火集》的時候，還是覺得明顯有魯迅雜文的風格，那您有沒有覺得受過魯迅雜文的影響？

　　龍：這個問題有很多人問過，答案是：完全沒有。原因是魯迅的書在台灣是被完全禁止的，在我讀書的過程從來就沒有讀過魯迅的東西。恐怕一直要到寫《野火集》之後，因為很多人提到跟魯迅的關係，才特別去把魯迅的東西拿來看。這和我是在台灣南部長大的小孩有關，在台北讀大學的人看地下流傳的書，可能還看到一點魯迅的東西。我在南部比較閉塞的鄉下，就完全不知道魯迅的作品，所以影響完全是沒有的。

　　傅：因為大陸的讀者看魯迅的雜文很多，而且接受的影響也非常大，所以最開始的時候您的《野火集》到大陸來，也是遍地燒野火，買這本書都很難，令一時洛陽紙貴，自然當時大陸學者就認為這是台灣的“女魯迅”。

　　龍：（笑……）那這個就是歷史的偶然了。

　　傅：在思想上，比如對待國民性和批判醜惡的社會現象上，您和魯迅不期地有共通性，文風上並沒有受他什麼影響，是嗎？

　　龍：對，完全沒有。寫《野火集》的時候，恐怕都還沒看過魯迅。其實如果說文風上有任何相似的話那就是完全的巧合。可是我們有相似的對象，只不過，就是歷史常常重複自己———現在我批評的東西，回過頭看，胡適批評過，再往前看，梁啓超批評過，再往前看，恐怕龔自珍也批評過。也就是歷史不斷地重複自己，每次也就是以不同的語言表達。

　　傅：魯迅歷來是把雜文當作“匕首和投槍”，那您從《野火集》、《龍應台評小說》到《百年思索》、《看世紀末向你走來》，心態、文風上有很大的變化。記得您曾經講過，寫出《野火集》和《龍應台評小說》是因為當時自己的一種率性的天真。那後來的成熟有沒有把當初率性的天真銷蝕掉或者減弱了？

　　龍：我覺得兩者不可全。《野火集》是當時憑着絕對的天真寫出來的東西，如果我當時就知道一個現象後面所有的拐彎抹角的黑暗的話，而且也知道前面有多少人做過多少嘗試去改革，然後那些人都是頭破血流或者關到監獄裡，如果這些全部都知道的話，我不可能寫。正因為不知道，是初生之犢，才會去寫。《野火集》其實它的特色不是在於它批評什麼東西，主要是在它的文字。因為批評同樣現象的文章不是沒有，只不過用什麼樣的文字去表達它。《野火集》的文字煽動性還蠻高的，所以它當時的危險性也在這裡。那是跟天真有關，可是，後來的文字譬如說《百年思索》，你看這中間有 15年的距離。《百年思索》跟《野火集》差距非常非常大，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可是《百年思索》跟天真還是有關係，否則我不會去寫。

　　傅：對大陸讀者，您給他們造成的這種思想上的衝擊，肯定更多的是那種來自於具有煽動性的天真或者很狂放的《野火集》，對《百年思索》可能就弱了。作為讀者來說，這個困惑就在於，龍應台在文學上的變化可能對她自己來說是“得”，而對讀者來說可能是“失”，比如到了《百年思索》，讀者可能覺得當初您那種天真減弱了。

　　龍：你說得很有意思，那是跟現實的關係，有很多大陸的讀者會感覺他所看到的問題，他希望龍應台再寫像《野火集》那樣有煽動性、有撞擊力的東西。

　　傅：大陸讀者恨不得您永遠寫《野火集》。

　　龍：沒錯，我也知道。可是我不能停留在那個階段。怎麼說呢，第一個，我的書在大陸發表的時候，不都是全貌，因為有很多文章不能收在書裡頭，或者是有些文章中的段落被拿掉了；第二個，它有個時差，譬如說有一次我在西安發現，有人現在才是《野火集》的讀者，而且他還以為《野火集》是我現在寫的東西，那他再看《百年思索》的話就會有點錯亂。

　　回答你剛才的問題。作為一個作家，我不能為了讀者而寫———不能為了大陸的讀者們希望讀到什麼而寫，我也不能為台灣的讀者說我們希望龍應台寫什麼給我看而去寫。我只能依靠我自己的生活經驗和我自己成長、成熟的那個過程，寫我自己要寫的東西。那是讀者得跟着我來，如果你跟不上，或者是你走到別的路上去了，我也沒辦法。

　　你批判一個現象，又不知道它的歷史脈絡是什麼，又不知道同樣的事情在歐洲也發生過，那麼你對於它的解讀肯定是一個錯誤的解讀傅：大陸的讀者，包括我在內，所接受的一種雜文觀念，好像還是喜歡正視淋漓的現實，比如像魯迅先生那樣“一個也不可饒恕”的雜文的寫作方法和觀念。那麼您覺得好雜文的標準是什麼？是“一個也不可饒恕”呢，還是要留有一些餘地？還是像您現在這樣向歷史哲學的縱深去發展？

　　龍：恐怕都不是。我自己心目中好的雜文第一個是它的文字，它如果是藝術，而不是牢騷的發表和宣泄的話，才能夠得上文學的水準。所以，雜文的第一條件是文字的精煉。你不要給我任何藉口說裡面的東西講得多麼透徹，或者這個事情多麼重要，或者是它個性的抒發多麼厲害，你先告訴我你這個文字有沒有達到藝術的水準。

　　傅：作為一個作家，看你本事大小，關鍵還是看文字。

　　龍：對，其他全部都是藉口，先看文字，然後要看你對於事情的看法深刻與否。我覺得就是這兩個東西，沒有別的，其他都是假的。

　　傅：那您有沒有覺得，比如作為雜文，對於社會現象和闡述自己文化觀念的犀利鋒芒，會隨着文學的邊緣化而有所減弱，或者也變得邊緣化而無足輕重了呢？就是看雜文的人少了，您自己的這種觀念通過雜文傳達到受眾的可能性也減弱了？

　　龍：雜文是跟社會現實關係比較緊密的。《野火集》被稱為台灣批判雜文的濫觴，它是一個開始，可是今天像《野火集》這樣的雜文一點也不稀奇，因為很多人寫，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已經不僅是作家在寫了，因為社會民主了之後，每天的社論報紙上都有，變成了是記者在寫。那麼記者寫的東西就不是文學的東西了，雜文批判現實的功能已經被報紙、被民主的正常的管道所擔負了。所以文學裡對於現實的批判的東西就減弱了，因為沒有那個需要了。

　　　傅：您有沒有覺得，正因為雜文在大陸發展的空間大，那麼為這個大的空間提供更大空間的載體是歷史？會不會是這個促使您有意地在 90年代開始，在文體上、文風上向歷史中去尋找？包括您在談到您的育兒經歷的時候，說這個經歷是在向歷史的深處走去？

　　龍：我這樣說吧，我離開公務員的這個工作，從 7月份開始寫文章，這些文章是我比較用心的，這些文章也都在大陸的《南方周末》發表，而且現在寫的文章會分一個台灣版和大陸版。

　　傅：在文字上有什麼差別？

　　龍：有差別，就我對於大陸狀況的了解而有不同。譬如說很簡單的一個事情在一篇文章裡頭，有太多台灣的細節，而大陸讀者其實不太了解，或對於大陸的現狀而言不太重要的，我會把它刪掉。而有時候是針對大陸的狀況去做它的修正，因為大陸的發展跟台灣之間有一個差距，另外再加上大陸的言論尺度跟台灣也不一樣。

　　但是，還是說回來，我現在終於又有時間回來關心大陸的狀況、大陸的發展，但更重要的是，我不是在為眼前的讀者寫作，而是我自己發展到什麼樣的階段，我自己就寫什麼樣的文章。我現在發現，對於很多事情的批判如果沒有坐標，你的批判會是一個假批判。你批判一個現象，又不知道它的歷史脈絡是什麼，又不知道同樣的事情在歐洲也發生，那麼你對於它的解讀肯定是一個錯誤的解讀。

　　譬如說有很多的評論家或者是雜文作者會出這樣的現象，他說看到中國人如何如何，因此中國文化如何如何。那他不知道，所謂的中國人如何如何，其實德國人也是這樣，或者今天的俄國人也是這樣做的。那當你知道有旁邊的這個坐標的時候，你就不能看到中國人如何如何，就直接把它劃等號說中國文化如何如何。這個坐標一定要存在，而隨着這個坐標越來越清楚，我就不太可能一直停留在《野火集》的那個階段了。

　　傅：是不是只有趟過了不同文化的河流之後才能體驗到這一層？比如像剛才您說的，中國有這個，人們馬上把它規定為這是文化的東西。

　　龍：對。

　　傅：不能夠說，這個東西有就是我這個民族獨有的。

　　龍：而且說是民族特性，我看了太多東西都直接跳到民族特性，可是很多東西不是這樣的。這個時候，我不會寫這樣的文章了。

　　傅：其實這個所謂的“民族的特性”，放眼看一看別的民族，往往都是一樣的。

　　龍：對，它很可能不是民族特性。譬如說你在北京的街頭看見發生一個事情，在跳到民族特性之前，你要知道它在波蘭的街頭、在莫斯科的街頭也是發生的，它說不定是跟政黨有關係，而不是跟民族特性有關係。你要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