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久前举行的诺曼底登陆60年纪念活动，华文媒体几乎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6月6日这一天的庆典上。从法国大餐的详细解说，到各国政要的接踵而至，再到华贵的检阅、授勋、飞行表演等，政治家似乎在唱主角。即便是纵深报道，也摆脱不了“领导优先”，首脑们之间的微妙关系变化，总是媒体讨论的焦点。

但最令人难忘的，也许是面向大海高耸的几尊电视屏幕。它们很像墓碑，是为无数阵亡将士们的别样哀悼；它们又像纪念碑，画面上不时显现出登陆勇士们昔日的艰难；它们更像里程碑，上面飘扬的各国国旗象征着新的团结。这其实是西方“纪念文化”的缩影，政治家的活动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

有缺陷的记忆

诺曼底登陆60年纪念活动，其实已持续了近两个月，至今余音缭绕。西方的历史纪念，不仅仅是给世界展示几个小时的庄严和华贵，重要的是在缓缓抽出文化的丝带，把复习过去、反思得失、培育爱国情操、展望未来景观编织在一起，给国民一次的圆润的文化教育。

文化，从某种角度看就是不忘历史，哪怕是历史的龌龊和愚蠢。而文明进步的足音，不就是从昔日的经验教训中缓缓向前延展？纪念活动的主角也便落在文化人身上。

每逢“大日子”，知识分子、艺术家、新闻人、文化商总是提前开动脑筋，带着批判的眼光审视过去，通过文字、舞台、摄像镜头和其他手段把过去、现在和未来对接起来，给大众一幅“有缺陷的完整历史记忆”。

既不为尊者讳，也不把敌人夸张丑化，而是循着历史的原始足迹，总结“我们共同的得失”。或许正因为有这样的传统，回忆录、传记、纪录片在西方文化消费中总显得格外突出。没有掩饰的历史记忆，带给国民的是感慨之后的恻隐。

就说这诺曼底登陆，根据回忆录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新兵连》（Band of Brothers，译为“兄弟伙”也许更准确）应该是纪念的先奏。两年前，这部片子在英国广播公司播映时，我正在伦敦留学。担任报纸新闻学讲师的理查德先生要我们别放过这部片子，“一是好看，二是真实，三是提醒大家注意，诺曼底登陆60周年庆典很快要到了，记者们必须敏感到一场新闻战役已经拉开帷幕”。

不久，《新兵连》的主要演员讲述拍摄的过程和到二战时遗留的战壕里军训的情况，他们为二战的艰难慨叹不已。紧接着，一部反映登陆前盟军在英国备战的纪录片播出。

缠绕着爱国情怀

与此同时，一部专门讲述“兄弟伙”一词由来的历史纪录片又出笼。那是1415年英王亨利五世在法国港口城市加来（Calais）被十倍于英军的法国军队包围后，他不要更多的救兵，而是要跟从他的士兵和他一起以流血来分享尊严。在迎战法军时，他高呼“我们是少数，我们是快乐的少数，我们是兄弟伙”（We few, we happy few, we band of brothers）。结果，英军获胜（伤亡人数只有40人），在创造以少胜多著名战例的同时，也把“英国式的英雄主义”嵌刻在史册中。

到此还没有结束，莎士比亚的戏剧《亨利五世》接着成为评论焦点，而根据莎士比亚同名戏剧改编的电影（1944年拍摄）也在重播。这部影片是英国政府资助拍摄的，为了在二战中动员人民顽强抵抗纳粹进攻。这样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诺曼底登陆前夕。600年的文化丝带缓缓抽出，缠绕在大众心田的是民族自豪感和并不陡峭的爱国情。前不久，英国还组织青年进行了一次军训，完全按诺曼底登陆原版模拟，让未曾经历战争的后辈体验和平的来之不易。

人人都说欧洲的文化功夫很深，但很少有人认真想想这功夫是怎样练就的？以笔者的观察，不间断的纪念活动，似乎是欧洲人有文化的关键。

看这几年，各种类型的纪念活动从未停止过。从德国柏林墙倒塌10周年庆典，到英国女王执政50周年庆典，再到俄罗斯圣彼得堡300年庆典，纪念活动可谓此起彼伏。政治领导人莅位的典礼不过是纪念的高潮，给国民带来沉稳心态才是真正的实惠。

历史记忆就是文化

如果一个民族不知道“从哪里来”，就不知道“到哪里去”。轻浮、狂躁、极端、急功近利，是那些没有文化教养的人的基本特征。真正有成效的纪念，是对历史进程的深沉回望和对往昔岁月的真诚袒露，并且用大众传媒细细告诉给普罗大众。这样的纪念，靠一次闹热的官办盛会似乎无济于事。

2002年的英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50周年庆祝活动，持续了4个月。她走了1万3000英里路，会见了4万8000人，回复了1万7500封信，国内到过70个城镇，访问了4个国家。每到一处，当地的历史便出现在媒体。每遇一个话题，公开的辩论总是不断。说是在庆祝女王在位50年，其实是复读英国的50年，甚至更长的历史。其中的风风雨雨包括皇家丑闻和政府过失，都一览无余。白金汉宫“火树银花不夜天”的盛景只是华丽的句号，强化公民对国家的忠诚和对历史文化的认知，才是硕果。

对历史不断纪念和反思的过程，就是文化沉淀的过程。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民族，何敢奢谈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