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不久前舉行的諾曼底登陸60年紀念活動，華文媒體幾乎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6月6日這一天的慶典上。從法國大餐的詳細解說，到各國政要的接踵而至，再到華貴的檢閱、授勳、飛行表演等，政治家似乎在唱主角。即便是縱深報道，也擺脫不了“領導優先”，首腦們之間的微妙關係變化，總是媒體討論的焦點。

但最令人難忘的，也許是面向大海高聳的幾尊電視屏幕。它們很像墓碑，是為無數陣亡將士們的別樣哀悼；它們又像紀念碑，畫面上不時顯現出登陸勇士們昔日的艱難；它們更像里程碑，上面飄揚的各國國旗象徵着新的團結。這其實是西方“紀念文化”的縮影，政治家的活動不過是其中的一部分。

有缺陷的記憶

諾曼底登陸60年紀念活動，其實已持續了近兩個月，至今餘音繚繞。西方的歷史紀念，不僅僅是給世界展示幾個小時的莊嚴和華貴，重要的是在緩緩抽出文化的絲帶，把複習過去、反思得失、培育愛國情操、展望未來景觀編織在一起，給國民一次的圓潤的文化教育。

文化，從某種角度看就是不忘歷史，哪怕是歷史的齷齪和愚蠢。而文明進步的足音，不就是從昔日的經驗教訓中緩緩向前延展？紀念活動的主角也便落在文化人身上。

每逢“大日子”，知識分子、藝術家、新聞人、文化商總是提前開動腦筋，帶着批判的眼光審視過去，通過文字、舞台、攝像鏡頭和其他手段把過去、現在和未來對接起來，給大眾一幅“有缺陷的完整歷史記憶”。

既不為尊者諱，也不把敵人誇張醜化，而是循着歷史的原始足跡，總結“我們共同的得失”。或許正因為有這樣的傳統，回憶錄、傳記、紀錄片在西方文化消費中總顯得格外突出。沒有掩飾的歷史記憶，帶給國民的是感慨之後的惻隱。

就說這諾曼底登陸，根據回憶錄改編的電視連續劇《新兵連》（Band of Brothers，譯為“兄弟伙”也許更準確）應該是紀念的先奏。兩年前，這部片子在英國廣播公司播映時，我正在倫敦留學。擔任報紙新聞學講師的理查德先生要我們別放過這部片子，“一是好看，二是真實，三是提醒大家注意，諾曼底登陸60周年慶典很快要到了，記者們必須敏感到一場新聞戰役已經拉開帷幕”。

不久，《新兵連》的主要演員講述拍攝的過程和到二戰時遺留的戰壕里軍訓的情況，他們為二戰的艱難慨嘆不已。緊接着，一部反映登陸前盟軍在英國備戰的紀錄片播出。

纏繞着愛國情懷

與此同時，一部專門講述“兄弟伙”一詞由來的歷史紀錄片又出籠。那是1415年英王亨利五世在法國港口城市加來（Calais）被十倍於英軍的法國軍隊包圍後，他不要更多的救兵，而是要跟從他的士兵和他一起以流血來分享尊嚴。在迎戰法軍時，他高呼“我們是少數，我們是快樂的少數，我們是兄弟伙”（We few, we happy few, we band of brothers）。結果，英軍獲勝（傷亡人數只有40人），在創造以少勝多著名戰例的同時，也把“英國式的英雄主義”嵌刻在史冊中。

到此還沒有結束，莎士比亞的戲劇《亨利五世》接着成為評論焦點，而根據莎士比亞同名戲劇改編的電影（1944年拍攝）也在重播。這部影片是英國政府資助拍攝的，為了在二戰中動員人民頑強抵抗納粹進攻。這樣轉了一圈，又回到了諾曼底登陸前夕。600年的文化絲帶緩緩抽出，纏繞在大眾心田的是民族自豪感和並不陡峭的愛國情。前不久，英國還組織青年進行了一次軍訓，完全按諾曼底登陸原版模擬，讓未曾經歷戰爭的後輩體驗和平的來之不易。

人人都說歐洲的文化功夫很深，但很少有人認真想想這功夫是怎樣練就的？以筆者的觀察，不間斷的紀念活動，似乎是歐洲人有文化的關鍵。

看這幾年，各種類型的紀念活動從未停止過。從德國柏林牆倒塌10周年慶典，到英國女王執政50周年慶典，再到俄羅斯聖彼得堡300年慶典，紀念活動可謂此起彼伏。政治領導人蒞位的典禮不過是紀念的高潮，給國民帶來沉穩心態才是真正的實惠。

歷史記憶就是文化

如果一個民族不知道“從哪裡來”，就不知道“到哪裡去”。輕浮、狂躁、極端、急功近利，是那些沒有文化教養的人的基本特徵。真正有成效的紀念，是對歷史進程的深沉回望和對往昔歲月的真誠袒露，並且用大眾傳媒細細告訴給普羅大眾。這樣的紀念，靠一次鬧熱的官辦盛會似乎無濟於事。

2002年的英王伊麗莎白二世登基50周年慶祝活動，持續了4個月。她走了1萬3000英里路，會見了4萬8000人，回復了1萬7500封信，國內到過70個城鎮，訪問了4個國家。每到一處，當地的歷史便出現在媒體。每遇一個話題，公開的辯論總是不斷。說是在慶祝女王在位50年，其實是復讀英國的50年，甚至更長的歷史。其中的風風雨雨包括皇家醜聞和政府過失，都一覽無餘。白金漢宮“火樹銀花不夜天”的盛景只是華麗的句號，強化公民對國家的忠誠和對歷史文化的認知，才是碩果。

對歷史不斷紀念和反思的過程，就是文化沉澱的過程。一個沒有歷史記憶的民族，何敢奢談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