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得初到紐約時，親友們反覆提醒自己要注意兩點：一是出門遇到問題或危險時，一定要找警察來處理；二是遇到警察要你做什麼時，一定要絕對服從，千萬不要“對着幹”。開始還沒有太在意，但是時間一長，就有“切身體會”了。
一次是在熱鬧的百老匯大街觀光。行走間，突然迎面走過一個中年白人（一看就像是流浪漢之類），朝我身上一蹭，手中紙袋裡握着的酒瓶，就掉在地上碎了。他馬上拉住我問“怎麼辦”，我當時就意識到遇見“碰磁”的了，馬上想起親友們的提示來，平靜地對他說『找警察來處理吧』他起先還貌似有理地、同意一起去。但走着走着，看我沒有怯意（其實心裡也很緊張，因為自知語言不靈、怕有理說不清），就別轉屁股開溜了。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裡，就從報紙或電視新聞的報道中，看到了有關“洛杉磯警察在交通爭執中，毆打黑人金恩的視頻曝光，引起種族騷亂”，以及舊金山警察，因看到醉酒回家的華裔男子，欲上前盤查，卻遭到神志不清的對方的敵意對待，最後以“自衛”的理由，開槍將該男子擊斃。事發後引起華裔族群的不滿和抗議，好像還為此打了官司，最後就沒有繼續報道下去。類似的事件在紐約也屢有發生，最後好像都是不了了之。因為有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那就是警方永遠是偏袒自己人的。對此，由於複雜的《因果論》原因，筆者也完全無意貌似公正、中立地，作出是非或價值觀的評論。特別是親身遭遇到的一件事以後。那就是：
我曾經和表弟一起在一家公司打工，他負責開車送貨，我就負責看車，以防被偷。有一天晚上在曼哈頓送貨，天已經黑了。他進門去送貨，我就站在車旁守着。這時突然發現有兩個警察拿着開罰單的本子走過來，我知道在曼哈頓有很多街道是不准隨意停車的。按照常規的對付辦法，就是將車發動起來，即使不去繞一圈再回來，起碼也要裝裝模作樣地表示一番。可是偏偏自己根本不會開車，只好呆如木雞般站在那裡聽憑發落了。不想此時的警察開口發問了『你的老闆呢？』『進門送貨去了』『那我們要是開出罰單的話，老闆會解僱你嗎？』『可能會的』沒想到聽我這麼一說，他們只說了一句“OK”，就轉身走掉了。而我既沒有遞香煙、也沒有送紅包，就輕易地躲過了這一劫。事後想來還真有點不好意思，因為在曼哈頓接到罰單乃是家常便飯，老闆早已將其算進成本。更不用說他根本不捨得為此解僱如此能幹而價廉物美的表弟，就連我這樣“百搭（什麼都會一點）”型的中國人，也不捨得解僱的。所以反而感到有點愧對那兩位通情達理的警察。更由此對那裡的警察產生出一點親切的好感。所以到大西洋城遊玩時，還特意邀請一位巡邏的騎警，跟他的馬一起合影留念（有照片為證，可惜不會上傳，歡迎高人指教）。
直到回國以後，看到警民之間的矛盾甚至衝突時有發生，甚至形成水火之勢。特別是看到新聞報道中，理論上絕對違法的個別理虧的民眾，反而振振有詞地對執法人員冷嘲熱諷、口出狂言，甚至有動手打砸的行為發生（如在機場或集市、商業街道）。在違法事主的囂張氣焰和圍觀群眾的冷漠眼光或甚至起鬨中，他們似乎反而成了“弱勢群體”。這些執法者在面對違法的人員時，往往採用低聲下氣的口吻，像老奶奶般的苦口婆心、或幼兒園阿姨般的循循善誘。竟然給人以一副“心虛”的感覺，好像是他們反而做了對不起人民的“虧心事”，不得不面對“討債鬼”的表情一樣。看在理論上是社會主人委託他們代表自己來執行法治，維護法律的權威和不可冒犯的尊嚴時，竟然有如此“窩囊”的表現，真有一種讓民主主人顏面掃地、情何以堪的感覺。難道我們能指望一支只服從命令（可能還有人民幣）、不服從法律並嚴格執行（哪怕是用槍或手銬）的高素質隊伍，來維護和保衛真正（而不是假冒偽劣）的“民主”嗎？
也許可以從美國警察身上，找到某種有益的啟示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