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產篇

　　工資經常不夠用 稿費只有百萬元

　　工資和江青AA制

　　現在回想起來，吳連登覺得給毛澤東當“管家”時遇到的最大難題就是“主席的工資總不夠用”。“很多人不信，國家主席還這麼緊張?”他甚至聽到一種說法——1961年時，毛澤東一個月的伙食費開支是654.82元，相當於50個普通工人一個月的伙食費。“這都是胡說!”

毛澤東和江青每月共交黨費20 元，這是黨費簿的一頁。

　　我記得，毛主席原本領取的是國家一級工資，每月610元。1958年之後，國家遇到了困難，他就帶頭把自己的工資從一級降到了三級，404.80元。一直到主席臨終前，這個數目再也沒變過。

　　這404.80元裡面，每月的固定開銷就有200多元：黨費10元;房屋以及全套家具的租金84元;(李敏、李訥)兩個孩子的學費，原來每人15元，後來隨着物價的上漲提高到每人30元;江青有一個姐姐也住在這裡，每月生活費30元;還有冬天的取暖費30多元。

　　除此以外，主席還有幾大開支：

　　一是吃飯，全家人每月在這方面要花100元左右。哪怕是從中南海供應科拿回一棵菜，也要付錢。有時請一些民主黨派的朋友吃飯，比如黃炎培、章士釗等，也是主席自己掏錢。甚至去外地出差，不少人覺得能請主席吃頓飯是莫大的榮幸，但我過後都會把飯錢補上。這是主席的硬規定，沒人敢違反。他說，如果他走到哪裡都付賬，下面的人誰也不敢吃飯不付賬。

　　二是煙和茶，煙每個月要花將近100元，茶要花幾十元。主席在外面開會，我總要帶着茶葉去。如果沒帶，就算是在大民大會堂開會喝一杯茶，臨走前也要付給他們2角錢。

　　江青的工資也是我管，每個月243元，領回來我就記到賬上。主席的賬我叫一號賬，江青的賬我叫二號賬，他們都是各花各的錢，也就是現在說的AA制，這是主席交代的。所有的採購花銷由我來辦，晚上回來記賬，從牙膏、手紙到菜錢，每一樣都要詳細記錄。原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每個月要在這些賬本上簽字，然後定期拿給主席看。

　　記者想了解毛澤東是否有其他方面的補貼收入，吳連登很乾脆地回答：“沒有。”他說，自己和其他工作人員出差、加班倒有補貼，“但主席除了工資，沒有任何一點額外收入，他說他不能開這個頭”。這一點，有時讓吳連登這個“管家”頗感為難。

　　每次錢不夠用時，我只能拿着賬本去找主席，逐一向他匯報這個月的開銷。主席一看我這架勢，就會問，“錢又不夠用了?”然後我得打一份報告，並在後面附上詳細賬單，請主席簽上字，才能到中央辦公廳特別會計室(以下簡稱中辦特會室)去領主席的稿費。不過，總不能月月如此吧?那就是我管家的失職了。所以我說，這個家不好當。

1966 年8 月31 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休息廳看報。（錢嗣傑 攝）

重慶談判期間郭沫若贈給毛澤東的歐米茄手錶。

毛澤東晚年穿過的拖鞋。

毛澤東臥床看書用過的單腿眼鏡。（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 供圖）

　　稿費只存在中辦特會室

　　有段時間，關於“毛澤東稿費高達1億3千多萬元”的消息在一些報刊上傳得沸沸揚揚。為核實此事，吳連登特意拜訪了中央辦公廳原主任汪東興、原中辦特會室會計鄭長秋。當時，兩位老人雖然精神很好，記憶力也很準確，但畢竟年事已高，不能頻頻出面澄清，便委託吳連登將他們了解的真相轉述給記者。

　　鄭長秋生前一直負責主席稿費的收入、支出賬目，對此事最有發言權。

　　到毛主席1976年9月逝世，他的稿費共計為124萬元人民幣。這個數字肯定是準確無誤的。到1983年底，因為存款利息上調，稿費比原來多出33萬元，變成157萬元。但怎麼可能變成1億多?這謠一定要辟!

　　主席在世時，汪東興對稿費管理得非常嚴格，每次稿費的收入和支出都由他簽發，從來沒有亂批過一分錢。關於稿費的使用情況，他每半年要向主席書面匯報一次。

　　當年，主席的稿費主要用於資助黨外民主人士和特殊開支。每年，他會從中撥給章士釗、王季范(教育家)各2000元。遠在湖南老家的親屬偶爾來京看望主席或看病，食、住、行等費用都由主席個人負責;偶爾主席工資不夠，才從稿費中開支。還有就是不定地給老家親戚寄點錢，數額非常少，僅作解決臨時溫飽之需。

　　至於有媒體說，“1976年12月底，汪東興在清理毛澤東私人財產時發現，毛澤東存放在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的稿酬累計存款為7582萬餘元，是用‘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黨小組’的名義開戶的”，以及“毛澤東以個人姓名在中國人民銀行中南海支行開設的戶頭，賬上通常存有八九十萬元”，汪東興對此進行了強烈的批駁。

　　毛主席放稿費的地方，既不是什麼“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黨小組”，也不是在什麼中國人民銀行“中南海支行”開設的戶頭。黨小組怎麼能保存毛主席的稿費?講不通嘛!中南海什麼時候有銀行了?這些人真會無中生有。他的稿費實際上只存放在一個地方，那就是中辦特會室。

　　記得有一次，我到主席那裡辦事，談起稿費問題。我說：“您的稿費不能總存在特會室名下。”他毫不猶豫地回答：“稿費是黨的稿費，老百姓的稿費，不是我毛澤東的稿費。”我說：“那將來孩子們怎麼辦?”主席說：“孩子們長大了，他們為人民服務，人民給了他們一定的待遇和報酬，能自己養活自己。”

　　1974年，經毛澤東批示，工作人員共從稿費中取出3.2萬元，分成4份，交給賀子珍、江青、李敏、李訥，作為生活補貼之用。這或許是唯一一次拿稿費補貼家用。吳連登向記者講述了整件事情的經過。

　　這件事的起因，是李訥在1972年生下兒子效芝後，要靠每月幾十元的工資維持家庭生活，還要請保姆、買奶粉，生活非常困難。實在沒有其他辦法了，她找到張耀祠求助。張耀祠覺得李訥的要求合情合理，就寫了張條子請主席批准。主席後來也動了情，說：“不要批了，你說該給多少錢?”張耀祠說：“這回李訥開銷小不了，給個幾千塊吧。”主席這才同意從稿費中支取8000元給她。

　　當時，我擔心李訥萬一用過了頭，再開口要就難了，所以以她的名義往銀行存了5000元，把剩下的3000元交給她本人。李訥當時感激得連聲說“謝謝”。之後，出於對親屬的一視同仁，主席又分別給了賀子珍、江青、李敏各8000元。

　　“享用”了7兩燕窩

　　吳連登“管家”的範圍，還包括管理毛澤東的禮品。

　　給主席送禮的人，有世界各個國家的元首，還有國際友人。比如金日成主席，幾乎每年都會給毛主席送來幾十箱乃至上百箱的蘋果、梨和無籽西瓜，大的西瓜重達五六十斤，退回去肯定不合適，他就讓秘書開一個名單，將水果分送中央各位領導人。還有些禮品，比如珍珠瑪瑙、金銀翡翠，不管多珍貴，主席一律要我送到中南海禮品庫登記、備案，從不據為己有。他總說：“這些東西不是送給我的，是送給中國人民的，如果你吳連登在這個位置上，人家也會送給你的。”

　　有時候，我會趁着主席晚上在院子裡散步，把禮品擺在藤椅上，逐個給主席匯報、對賬。吃的東西，如果數量多，主席一般讓拿到食堂去賣，再把錢寄還給送禮的人;數量少，就送給司機班或別的人。沒有一次說給李敏、李訥的。

　　在禮品庫中，僅金表就有10塊，都是外賓來訪贈送的瑞士表、羅馬表等高級貨，毛澤東都沒要。陪伴他走過30多年的，是郭沫若送的一塊歐米茄手錶。對這塊表的來龍去脈，吳連登很清楚。

　　1945年以前，主席沒有手錶。重慶談判時，他一下飛機，郭沫若就發現了這一點。為了讓主席掌握好談判時間，他就把自己的表從手腕上摘下來，主席也欣然接受。這之後，主席一直戴着它。直到1969年，表越走越慢，主席說：“我這個表要拿去修修了。”我才向禮品庫借了一塊金表給主席暫用。主席說：“借東西要打個借條，我的表修好了就把金表還回去。”金表借用了兩個月，我就還回去了。

　　1964年前後，印度尼西亞掀起了迫害我僑胞的浪潮，我國政府義不容辭地出面保護他們。為表達感激之情，僑胞們給主席送來31.5公斤燕窩。那種極品燕窩，就是在當時，也得四五百元一斤，現在更是難得一見。但主席毫不猶豫地指示：“把它們全部送到人民大會堂招待外國人。”

　　1975年，我看到年邁的毛主席行動不便，咳嗽哮喘，外加心力衰竭，就向張耀祠提出給主席增加營養，最好能弄點燕窩燉湯。張耀祠找到人民大會堂的黨委書記，發現當年的燕窩還有7兩。經汪東興批准，我打了收條把它們取回中南海，每次瞞着主席在湯里加一點。直到去世，他都不知道自己享用了那31.5公斤燕窩中的7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