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漁先生在《為什麼是自由主義,什麼樣的自由主義?——與石勇先生對話》一文中,對當下中國的自由主義作了反思和嚴厲的批評。作為中國特色的自由主義的“旗手”之一,他這樣做是需要勇氣的,大冒得罪他的陣營同仁和追隨者的風險。但我相信徐友漁先生是真誠而又勇敢的,他在說真話,他真誠,因而他對中國自由主義思潮的反思和批判就更有力量。為此,我願奉獻我一個鐵杆左派對他的尊敬。
徐友漁先生對中國自由主義思潮的批評,可以分為三個方面。一是批判“經濟”自由主義,二是批判“右派”的自由主義,三是批評“保守”的自由主義。當然,畢竟自由主義是一家,徐友漁先生對它們的批評又是留着“面子”的,就是儘管這些自由主義表現要批評,但“自由主義”這面大旗本身還是要要的。
首先,徐友漁先生認為,石勇那篇批評他的文章的“一個相當可取之處”,是區分了經濟自由主義和政治自由主義。徐友漁先生自辯說,在《評中國九十年代的“新左派”》一文中,他已經有了對經濟自由主義的批評:經濟自由主義“認為市場化就是私有化,以加快改革步伐為藉口肆無忌憚地化公為私,把改革的成本和代價全推到普通人民群眾身上。可能有少數自命為自由主義者的人支持或默認以上言行,但真正的自由主義是與此格格不入的”。但他又說“我們譴責的對象嚴格說來不應該稱為‘經濟自由主義’,而應該是與權力體制聯繫的‘市場主義’,這種依靠市場的權貴主義與在拉美和東南亞某些國家中的專制既得利益是不一樣的,從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看,最恰當的稱呼是‘市場列寧主義’”。既要與“經濟自由主義”劃出界限,又不想“自由主義”被經濟自由主義玷污,徐友漁先生便“惡其名而改之”了。
其次,徐友漁先生對“如何理解國際關係”上的右翼自由主義表現進行了嚴厲的批評。石勇批評右翼自由主義的一種“‘一反到底’的單向度思維在1998年中國駐南使館被炸和到現在仍然未算真正結束的伊拉克戰爭中得到痛快淋漓的反映。支持戰爭的‘自由主義者’認為美國的制度是民主的,那麼美國政府的某些對外行為便也是正義的;而誰膽敢反對侵略戰爭,誰就是在維護專制。”徐友漁先生承認了“他的批評是針對中國的自由主義,這種批評值得認真對待,對某些人來說是切中要害”。徐友漁先生對右翼自由主義批評起來也毫不客氣:“作為自由主義者,近年來我常常痛感我的一些朋友在知識結構和思想方法方面的欠缺,他們思想的基調只有自由、民主—專制、極權的對立,他們不知道國家除了這種分類並導致對立外,還有考慮問題的其他維度,比如民族國家作為一個利益單位,比如地緣政治的考慮是國際關係中不可缺少的,是超乎國內製度和意識形態的,他們不了解歷史的複雜性”,“我知道存在着成為教條的自由主義者的危險,我很警惕,我希望我的朋友也警惕。”他這裡簡直就是對右翼自由主義者作教育小學生般的啟蒙工作。這說明他是“恨自己家的孩子不爭氣”。畢竟天下自由主義是一家,他為“一夜美國人”辯護了。但對“一夜美國兵”呢?他停下不說了,算維護自家人的面子。他顯然是“我沒有表態支持過美國出兵伊拉克”的。
第三,徐友漁批評了保守的自由主義。他說“在自由主義者中間,開始出現了分歧和分化的苗頭。我以複雜的心情看待一種新興的、強有力的動向:自由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的合流。對劉軍寧以愛德蒙·柏克為典範解釋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關係,我沒有太大的異議。但我的問題是,如果說在英國歷史上早就存在着可貴的自由傳統,因而保守意味着保持這個傳統的話,那麼在中國要保守什麼傳統呢?” 在某種意義上,“我願意做忠誠的、建設性的反對派”。相對於對這一派自由主義的“懷疑”的和委婉的批評,徐友漁先生對上面兩種自由主義的批評不能不說是嚴厲的。
畢竟維護自由主義的大旗,徐友漁先生批評自由主義的目的還是為了更好地反擊“新左派”。但正如“自由主義”內部有許多“錯誤”的或“偽”的自由主義,左派內部也同樣如此。他批評的“新左派”的內容不能不說也有道理,但他批評了自由主義的三種表現後,還能繼續高舉自由主義的旗幟,那麼“左派”本身,而不是“新左派”、“偽左派”,的旗子也可以照樣豎起來。實際上,沒有左派對號入座的“新左派”的概念本身是非常可疑的。我寧願將左派劃分為“魯迅左派”、“毛左派”,其它左派等等,還可以劃分為“自由左派”與其他左派等等。左派內部的矛盾不亞於一些左派與自由主義的矛盾。比如,崇尚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既要搞自由民主憲政,又要提倡階級解放,並維護左翼民族主義的“魯迅左派”、“自由左派”,完全贊同市場經濟、法治、人權、思想和言論自由、權力的制衡等等思想,在許多方面就跟自由主義一致,但他們仍然是左派。徐友漁先生不是說“也許,從社會民主主義出發也可以抵達和實現這些價值”嗎?並且,他這句話是對的,社會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不是出自本土”,“這些理念和價值並不是我們思想文化傳統中故有的東西,需要學習,就應該從源而不是流起步研究”。 自由主義者徐友漁先生左轉了?從他對經濟自由主義、右翼自由主義、保守自由主義的批評來說,完全可以成立。但要說明,再左轉,還是自由主義,可稱為“左翼自由主義”,與左派陣營的“自由左派”正好配對。至於徐友漁先生又表態:“世界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我找不到理由使我決心在自由主義這棵樹上吊死。我認為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如市場經濟、法治、人權、思想和言論自由、權力的制衡等等,對中國很有參考價值,我是為了這些價值而研究、言說自由主義,如果有更好的主義,我何必死守着它?”可作善意的理解,徐友漁先生是可變化的,當然是越變越好的,至於自由主義這杆大旗,他倒是可抗可不抗的。“從社會民主主義出發也可以抵達和實現這些價值”,那就完全有可能,徐友漁先生為“社會民主主義”者,這也只是以後的話,但可以從一個側面補充說明他左轉了。
目前仍在抗着自由主義大旗的徐友漁先生雖然批評了自由主義的三種表現,但還是要說“對分歧和分化的動向不無憂慮,同時我也感到樂觀。分化是思想、學理研究深入、發展的標誌和必然。如果中國的自由主義成為內部傾向、觀點多元雜陳,交鋒、爭論不斷的思想流派,這決非壞事。” 畢竟“由屁股決定”,這對自由主義仍有希望的話很有必要說。實際上,對於已經嚴重分化了的左翼內部,又何嘗不是這樣觀點多元雜陳,交鋒、爭論不斷,“決非壞事”。
至於徐友漁先生最後希望“如果目前自由主義—新左派的僵硬劃界能有所鬆動、改變,那一定體現了中國知識界的長進。觀點的分歧和對立並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對專制和非正義的抗爭”,那是我作為一個左派也完全贊同的。“新左派”沒有左派承認而是自由主義強加的,那麼“自由主義—新左派的僵硬劃界”不能不更多是自由主義的過錯。左派和自由主義的爭論還會進行下去,只是不要認為:自己自由主義陣營內部是分派的, 而對方左翼陣營只是鐵板一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