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王聯手反腐，聲色俱厲，“大老虎”一個接一個被揪出。到目前為止，已有四十多個省部級高官落馬，正國級的周永康、徐才厚也已轟然倒台。人們翹首以待下一個“大老虎”會是誰。

據報道，習近平已發誓〝與腐敗作鬥爭，個人生死，個人毀譽，無所謂〞。精神可嘉，方法卻有問題，有點意氣用事，不顧後果。反腐敗當然需要領導人的勇氣、擔當、決心和意志，但更需要領導人的智慧。中國的腐敗沉疴已久，需要下一劑猛藥，但也需要計算反腐敗的代價，追求最好的效果。在這方面，新加坡和香港反腐的成功經驗值得借鑑。

新加坡和香港的發展過程中都曾經歷過嚴重的腐敗階段，在香港甚至引發了1973年的社會動亂。即使在反腐敗行動展開之後，也經歷了一個“越反越腐”的階段，但是最後終於發生轉機並逐步走向成功。

據說習近平很欣賞新加坡模式，那麼就先說說新加坡的反腐敗歷程。新加坡的腐敗在整個殖民地時代（1819-1959）都很嚴重。1937年該國首次制定了《防止貪污法》，1952年10月成立了反貪污調查局（Corrupt Practices Investigation Bureau，CPIB），但腐敗勢頭並未得到遏制，反而日趨嚴重。不僅政府部門和社會領域普遍存在腐敗現象，一些部門和系統還存在有組織的腐敗犯罪集團。

新加坡反腐敗的轉折點發生在1959年自治以及人民行動黨上台執政，關鍵人物是李光耀。在他的領導下，新加坡政府決心依靠法制徹底治理腐敗，為此修訂了《防止貪污法》，大大地擴大了腐敗的定義。更為重要的措施是使反貪局成為一個高度獨立的職業化、專業化反腐敗機構，擁有很大權力。反貪局的局長由總統任命，在政府總理領導下工作。根據憲法，民選總統有權推翻被總理制止的貪污調查，總統可授權反貪局局長繼續調查。甚至當總統出現腐敗問題，在經過國會的彈劾程序之後，反貪局也可以調查總統的腐敗問題。儘管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但反貪局是一個非黨機構，從局長開始包括所有成員，都由獨立人士擔任。法律嚴格保護公眾的舉報。另外，法律規定，被反貪局問話的人，有法律上的義務將他所知道的一切告知調查員， 而沒有保持沉默的權力。公務員有檢舉揭發腐敗行為的責任，如果事後證明某公務員知情而沒有檢舉，則屬於犯罪行為。自1959年開始，到1965年新加坡獨立時，在大約六七年的時間內，新加坡就取得了反腐敗的成功。

再說說香港。香港在上世紀50-60年代經濟起飛過程中官員腐敗非常嚴重。這在反映那個時期的電影理多有反映，警察和黑社會勾結，公然敲詐勒索。儘管1952年就成立了反腐敗機構，即警察系統內的反貪污部（Anti-Corruption Branch），但依靠自己人反腐沒有任何效果，反而越反越腐。

香港反腐敗的轉折點發生在1973年10月17日。這一天，新任港督麥理浩決心動真格的，命令百里渠對腐敗問題進行調查並制定反腐方案。4個月後，百里渠呈交了調查報告，建議採取反腐敗綜合戰略：組建獨立的反腐敗機構，實行打擊、預防和教育“三管齊下”的策略。1974年2月13日，香港立法會通過《廉政公署條例》，15日，廉政公署正式成立。此後，經過大約十年時間，香港終於取得了反腐敗的成功。

需要指出的是，和時下的中國一樣，香港政府的反腐敗行動也曾遇到了體制內官員的抵抗， 並在1977年10月到11月間引發了“警廉衝突”以及嚴重的社會動亂。為了避免社會危機加深，港督被迫頒布了特赦令。之所以造成這樣的問題，是因為初期反腐敗策略不當，操之過急，試圖畢其功於一役。廉政公署誓言要查出所有腐敗犯罪，這和習王“老虎蒼蠅一起打”、除惡務盡的策略頗為類似，但這種策略在造成強烈震懾力的同時也會產生反效果。

香港反腐敗的經驗和教訓似乎更值得中國借鑑。除了領導人的決心和意志之外，必須建立獨立的反貪污機構。在腐敗嚴重到幾乎無官不貪的情況下，反腐敗行動尤其需要依法進行，以保證公平。同時還應該制訂必要的赦免政策並實行財產申報制度。只要腐敗官員主動坦白自己的貪腐行為，主動退回贓款，就應該得到赦免。

財產申報制度是遏制腐敗的最有效的工具，也是老百姓呼聲最高的要求，如能切實實行，腐敗就無所遁形。如果腐敗特赦令和財產申報制度能同時實施，甚至可以設立公共帳號，使腐敗官員能夠匿名把貪污所得上繳國庫。中國的腐敗問題是歷史遺留問題，是制度缺失造成的，反腐敗的目的不是整人，而是剷除腐敗產生的土壤。目前採取的中紀委官員“巡視反腐”是典型的選擇性反腐，效果有限，且不可能成為長效機制。中紀委是一個不受常規法律約束的現代東廠，依靠這樣的特務機構反腐，不但不可能徹底剷除腐敗，反而會造成社會恐怖，官員人人自危。狗急了會跳牆，腐敗官員可能會消極抵抗，甚至勾結起來發起反撲，製造社會動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