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我的第一書

李幼蒸

作者按語：不久前《南方周末讀書版》編輯來函約稿。在看了所附文章樣例後，感覺體例和內容不一，於是回信問訊是否可寫任何與讀書有關的文章。編輯答稱可寫一篇2500字左右的書藉讀感或推薦之類的文章。有感於編輯部盛意，我遂放下手邊工作，一氣呵成本文寄上。後接編輯回函告須將此稿刪為2000字。我答稱，如必要，可由編輯部刪節，以符合我未必熟悉的國內要求，但仍希按原約定刪為2500字為妥。編輯部對本人覆信未再答覆。現決定將此興來之文原稿先行網上刊布，以顯示《論語》的不同讀解法。（2007，2，2）

1949年前在南京讀小學時，我的“第一書”是《俠隱記》；1950年在北京上初中後讀小說漸多，我的“第一書”成為《約翰·克利斯朵夫》。到了高中讀書更多，閱讀範圍超出了翻譯小說，涉及到古典詩詞和文藝理論，但我的“第一書”仍然是一部翻譯小說《戰爭與和平》。那時讀書，既不是什麼職業的準備，也不是什麼業餘的愛好；對我來說，讀書就是生活本身。人的生命的“主體”是思想和情感（所謂精神生活），身體和身體的活動都只是此生命主體的物質性支撐。為了充實、發展、提升這個生命實體，我們需要通過閱讀來與萬千優秀生命對話或交流。這樣，讀書成了我們生命的目的和渠道本身，而非我們謀生的手段。上大學以後，脫離了“讀小說”的歲月，開始進入了所謂知識的海洋。其後，我的閱讀史舞台，也從育英初中圖書館轉移到北海旁的北京圖書館。四五十年來，讀書成為我的主要生存形態，以至於我的生活就是讀書。後來，大部分閱讀對象變成了外文圖書，書藉類別也從小說類轉換到人文科學理論。這樣我就成了 “學者”，但非以學術為職業者，而是以學術為生存方式者。學術不是職業的手段，如同早年讀書不是升學的手段。對我這樣一個只為了自己的興趣而用讀書填充着我的絕大部分生存時間的人來說，在萬千讀過的中外書藉中，如何還能選擇出一本“第一書”來呢？有成百上千本書對我的思想有過深刻的影響，因為我的治學範圍不受專科分化限制，故能在“書本草原上”盡情馳騁，而希渴望多方面受益。書藉的影響是要按領域和層次來衡量的，在不同的領域和層次內都可試圖選擇出我的 “第一書”來，而它們彼此之間因為類別的不同而難以繼續評比。（例如，我們如何在胡塞爾、尼采、弗洛伊德和索緒爾之間妄分上下呢？）但是，在四五十年來我的讀書史上，的確存在着、而且越來越堅強地存在着一本我的“永遠第一書”：它就是《論語》。

這個書藉中的“第一”又是什麼意思呢？簡單說，《論語》之主旨在於：人生觀的定向、基本生存態度的指南、動機機制的設定、逆而能進的意志學、以及求真道路上的擇善固執。《論語》是建立“智仁勇”三維人格結構的“理學和兵書”（理論原則和實踐策略）；是有關“仁學”（人之學）的三千年歷史集體經驗記錄。這部也是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的非官方著作《論語》，其故事發生於2500前，其書本編定於2000年前，其文本潛在地附着有兩千多年來中國讀書人的“閱讀記錄”。《論語》不是一件書寫類文物，而是一部動態的、在其漫長閱讀史中被驗證的“倫理人格”形成術。因此這部中國五千年文明中的第一書，其珍貴性並非因為它像古希臘哲學一樣保存着古人關於自然和社會的認知經驗，而因它是一種有關在不理想社會中如成就 “理想人格”（君子）的民族倫理智慧學。程朱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又云：“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這是說，如果讀書人讀了《論語》還是如所常見的那樣一味損人利己和欺世盜名的話）兩千年來無人不讀論語，但“讀”和“讀”是不一樣的。《論語》可以因其歷史知名度而成為個人和集體居心圖利的工具。 “讀懂”（悟解）決不是指獲得與其相關的學問和研究，因此所謂“論語專家”與“悟解論語”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把《論語》當作一種功業的手段與把《論語》當作生命真蒂的體悟，可以說，彼此南轅北轍。所以“熟讀”論語的經學家者流，可能最終只成為一名“文字操弄匠”（唯其如是得以成就功業）。的確，“熟讀”與“悟解”為兩事。時至政治、社會、文化環境已經全面變革了的現代中國，“讀解”論語的情境和條件兩方面都空前複雜化了。所謂“悟解”當然不是指掌握其直接文意。《論語》作為一部“奇書”，一個表面的特點正在於其文意的簡單和詞義的穩定。這裡所謂的“讀解”，乃指有效的體悟；體悟是指讀者生命與作者生命的積極交流，而最終能落實在讀者心靈結構的調整上面。這一過程不是被動的、單向的灌輸或吸納，而是潛在地雙向互動。讀者是為了提升人格境界而藉此書以推進一種精神實踐，而並非僅僅為了增加一種歷史知識。所謂“不憤不啟”，即表示參與論語讀解，是一個相關於刺激讀者精神活躍化的過程，是一個激發讀者自我更新熱情的過程。當然，閱讀論語過程本身也會提供此種人格自我形成的機緣。另一方面，《論語》的閱讀歷史，反過來也可間接地豐富其文本意義構成的解釋學資源。

《論語》作為“第一書”的豐富意涵，此處無法深論（可參見作者所著《仁學解釋學》〔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和 The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Ethical Archetype〔法蘭克福Peter Lang，1997〕）。我想強調的是，此書在新世紀人類圖書世界中仍然占據着崇高地位，特別是在面對龐大西方理論文庫時仍可成為中國古典書藉中能夠具有世界影響力的一部人際倫理學指南。從技術性角度看，《論語》在現代科學世界仍然能夠成為我的第一書的原因，恰在其內容局限於人生觀中的動機層和態度層上的問題，為此它才有可能和人類其他精神層次上的各種論述有效地“相互掛接”。因為它可為一切思想者提供一種以“智仁勇”為總標誌的的人格形成術和選擇智慧學，後者能夠對思想者的現世觀察和理性思考提供基本的指南。這種動機學和目標學上的指導又是以其徹底的實在性、經驗性、和結構性為特徵的。一門“結構主義”（就其讀解運作方式而言）倫理動機學，遂成為《論語》所特有的、萬古而長青的主題。《論語》是數百條“命令句”的集結，這些用日常事例和言語表達的簡潔語句，必須在其相互對應中、在其整體結構中、予以綜合辨證的領悟，以求其隨境而異的“具體化個解”。程朱所說的最高讀解境界也就是一種“融會貫通”效果，孔子所謂的“一以貫之”是也。一以貫之就是“結構主義”，就是一種按多元相對性原則，在不同實踐層次上，來組織個人行動抉擇程序的藝術。因此可以說，《論語》是一部有關人生倫理方向選擇的“技藝學”。不是因其為“聖人”所著我們才應對其加以崇敬，而是因為它可被今日人類知識和理性所重新驗證。順便提醒，此書由於幾百年間編成於古代世界，其中五分之一左右文字（包括已證明為後人攙入的部分），可以在今日閱讀中排除，特別是上論第十篇和下論第十篇，可以全篇不讀。

在解釋學和符號學作為跨學科、跨文化的意義分析方法學的今日，《論語》的讀解法得以進一步精細化。因此，《論語》的現代意義和價值，也取決於其與現代讀解方法論之間的互動。結果，這部歷史性經典，將以其新的“意義效果”發揮其新時期的引導作用。《論語》這部奇書，既保持着它的讀解歷史根源性，又表現出其現代開放性。在我個人的《論語》閱讀史中，對其（在中國古典典藉世界中）特殊歷史經歷的關注，也就擴展到對其（在人類現代書藉世界中）發揮普遍效用的關注。無論對社會實踐而言，還是對學術思想而言，《論語》的人類普適性，均表現在其對個人和集體的倫理心術或動機的判定上。於是，時當新世紀，《論語》也不再只是一部中國之書；它應當也是屬於全人類的。章太炎早言，古代中國之天下即現代人類之世界；但他卻未解：西方之書藉也即為包括中國人在內的人類集體之書藉。實際上，無論是《論語》等東方古典文藉還是現代西方書藉，今日都是浩瀚太空中地球船共同體的公共精神財富。也只有在超越了東西方文明對立的狹隘視野之後，《論語》的普適倫理學價值，才能在中國和世界發揮其重大的倫理學作用。寄望於此，稱其為我之“第一書”，誰曰不宜？

2007，1，25 於舊金山灣區

（作者為旅美學人，國際符號學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