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宗神學論文化使命

王志勇牧師

信仰是文化的根基，文化是信仰的外顯，學術是文化的精華。基督徒當立足聖經中所啟示的信仰真道，積極地把信仰貫穿在文化的各個方面，尤其是在學術方面更要精益求進，為萬民樹立真理的大旗。

“欲救中國，必先救中國學術。”此語出自中國新儒學大師熊十力先生，反映了新儒家的洞見。對於基督徒而言，更是如此。基督教要在中國紮根立足，既要落實在民間日常生活中，也要體現在高層次的學術研究和交流上。

歷史證明，基督徒最終只有學術上占有領先地位，使學術領域也歸於基督的王權之下，才能全方位地影響、祝福所在文化和社會。基督徒對文化和學術的忽視必然導致嚴重的後果。梅欽在二十世紀初就嚴肅地指出：“即使我們用改革者的熱情傳道，如果我們任憑整個國家或世界眾人的思想被所謂的邏輯的不可抗拒的力量驅策，僅僅把基督教視為一種無害的幻想，那麼我們的成功之處不過是零零散散地贏得落伍的人……今日學術上的思辨，也許明天就開始驅動大軍，推翻帝國。”[1]諾勒在反思福音派對思想和文化的忽略時指出：“在教會歷史的各個高峰時期，一個突出的特徵就是：深刻的基督徒生活、深遠的基督教影響，都是與深刻的基督教思想聯繫一起的。同時，在教會歷史上也確實有一些嚴肅持重的人，他們的靈命發展並沒有思想上的自覺性。但是，無論如何，通向危險的道路並不一樣，但忽視思想的培養卻導致一樣的結果：基督教信仰蛻化變質，陷落在粗俗的謬誤之中，甚至完全消失。”[2]本文主要從文化使命的角度談談自己對基督徒的使命以及恩福基金會文化宣教異象的認識。

一．文化使命的重要性

上帝所賜給人的使命就是治理全地的文化使命，文化使命是基督徒不可推卸的責任（創1：28；9：1-2；詩8：5-8）。亨利·彌特指出：“罪並沒有使上帝賦予人的這一文化的使命成為多餘。罪既沒有使上帝的吩咐成為多餘，也決不會推翻上帝的目的。儘管因為罪的捆綁，我們今天無法完全持守上帝的律法，但我們仍然像當初的亞當一樣，有責任如此行。上帝吩咐說：治理這地，開發這地，完成你的文化使命。今天這一吩咐仍然有效，正如當初上帝賜下這一吩咐時一樣。”[3]

其實，文化使命是每個人都無法迴避的使命，關鍵是建造敬畏上帝、尊重人權的神本主義文化，還是建造自高自大、欺天滅人的人本主義文化。我們都生活的一定的文化之中，每個特定的文化都處於轉化的過程中。對於基督徒而言，我們使命和天職就是以身作則，傳講上帝公義的律法，見證基督恩惠的福音，不斷轉化周圍的異教文化，拓展敬畏上帝的文化。假如基督徒在文化使命上消極被動，不僅會被邊緣化，而且還會成為異教文化專政和壓制的對象。

在教會歷史上，一直對上帝所吩咐的文化使命持樂觀的態度。正統信仰之父亞他那修，曾經為真道多次被放逐到沙漠之中。然而，在其著作中，他仍然因着基督的道成肉身和復活得勝而充滿信心地宣告：“當太陽升起來的時候，黑暗就不會繼續橫行了。任何殘留的黑暗都會被驅散。同樣，現在，上帝之道已經顯現，偶像崇拜的黑暗也不會再肆虐了，全世界每個地方都會被他的教導照亮。”[4]老普林斯頓神學家華腓德深信：上帝給基督徒的呼召就是“按上帝的藍圖改革整個社會，使其逐漸轉化進入上帝的國度，在其中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5]

荷蘭神學家斯丘德博士在反思“基督與文化”的時候指出，“對於告白基督教信仰的人而言，最糟糕的是一遇到文化問題的時候就卑躬屈膝，小心翼翼地瞧着隔壁不信主的文化哲學家的臉色：他們會不會好心地點頭贊同呢？基督教思想家和神學家逐漸屈服於非基督教的文士哲人，越來越妨礙為基督教信仰作出一直的毫不含糊的辯護。”[6]因此，我們必須積極地面對文化的挑戰，否則耶路撒冷就會一直處於雅典和羅馬的陰影的籠罩之下

在今日中國，由於基督徒不注重文化上的栽培，甚至放棄文化陣地，結果使基督教成為“愚昧”的代名詞。更有一部分不曉得基督教基本教義，不敬畏上帝，不追求聖潔，沒有合乎聖經的教會生活的人，卻以“文化基督徒”自居，到處散播把世俗哲學與新派神學混雜在一起的所謂的基督教文化，把其他的基督徒都打入“無文化基督徒”行列。因此，真心渴慕榮耀上帝的人更當積極地投入文化征戰，“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林後10：6）。因此，我們不僅要相信聖經啟示的無謬性，更要相信聖經真理對時代的相關性，勇敢地面對周圍的異教文化，從上帝的特殊啟示出發，對異教文化予以了解，予以轉化，予以更新。我們當發揮先知的職分，警告那些悖逆上帝的文化必然導致社會的混亂和解體，那些在偶像崇拜種執迷不悟的個人必然走向地獄；我們當發揮祭司的作用，為周圍沉迷於異教文化的人代禱，求主開他們的眼睛，使他們認識獨一的上帝，並且認識他所差來的獨一救主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約17：3）；我們更當發揮君王的作用，當仁不讓，敢為天下先，從攻克己身做起，奮發有為，帶領自己所在的家庭、社區不斷地改革，更加接近上帝的心意，使上帝聖潔、公義的國度不斷在地上擴展。因此，作為基督徒，我們既不要放棄自己的責任，一味誇大撒旦的影響，消極悲觀，任憑這個世界腐爛衰敗；也不要固步自封，閉門造車，不曉得當今時代的特色和精神，與真實的世界脫離聯繫；更不要驕傲愚頑，一味否定上帝在各個文化和時代中以普通啟示為特色的工作。我們當以上帝在聖經中所啟示的真理為絕對的至高的標準，靠着聖靈所賜的大能大力，積極地主動地勇敢地全方位地在異教文化中做更新與成全的功夫，直到“世上的萬國成為我主和主基督的國度”（啟11：15）。

在基督教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奧古斯丁、阿奎納、路德、加爾文這樣的神學巨臂，達芬奇、米開郎基羅這樣傑出藝術家，也曾經出現過布萊克斯通、格老修斯、孟德斯鳩這樣的法學家，但丁、彌爾頓、莎士比亞這樣的文學巨匠，過羅克菲勒、福特、卡奈基這樣的超級商業巨賈。今日上帝的膀臂仍然沒有縮短，他必在他的教會中不斷地興起真理的明燈來，不僅是教會得益處，更是要照亮整個世界（太5：14-16。

二．墮落之後真假文化的對立

我們必須深刻地意識到墮落後真假文化的對立性，否則我們就會只講形式上的合一，不講真理上的相異；只在表面上求同，卻忽視在實質上存異。結果就會喪失基督教真理獨特的“鹽味”，最終被上帝拋棄，被世人踐踏（太5：13）。

人犯罪之後，上帝對撒但宣判：“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創3:15）因此，在人類歷史上始終存在着神本文化與人本文化的對立。使徒保羅指出：“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義和不義有什麼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麼相通呢？基督和彼列有什麼相和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麼相干呢？”（林後6:14－15）此處所指的不僅是婚姻方面，而是指在文化的各個方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都有着根本性的對立。

在救贖歷史上，以色列人所犯的嚴重錯誤之一，就是不明白上帝所賜給的啟示的寶貴性，不積極去發展上帝所賜給的創造的大能，在文化的各個方面去追求卓越，反倒羨慕異教文化，不僅隨同外邦人一同邪淫，甚至把異教的偶像帶進了上帝的聖殿。他們與異教文化同流合污，隨波逐流，最終受到了上帝嚴峻的審判。

目前在基督教世界內似乎有越來越多的人注重文化的問題，但是因為沒有在純正的教義上扎穩根基，並沒有用聖經中所啟示的文化概念來更新、取代頭腦中積染已久的各種傳統思想，就缺乏來自聖經的旗幟鮮明的原則和戰鬥精神，只是不痛不癢地與世人一起談論文化的問題，這當然不是我們此處所說的文化宣教的真精神。謝文郁先生在考察當今中國大陸社會狀況的時候指出：“我們考察了當今中國大陸社會的三大思潮，即實踐唯物主義，個人主義和科學主義之後，發現一個共同的問題：我們缺乏信仰。我們需要正確無誤的和終極意義的信仰的引導。”[7]可以說，中國的問題不僅僅是一般的缺乏信仰的問題，二是缺乏合乎聖經的信仰的問題。因此，在文化宣教的過程中，我們自身必須在真道上有充分的裝備，在立場上有明確的抉擇。

三．耶穌基督是真文化的元首

惟有耶穌基督是真文化的元首。在我們完成文化使命的過程中，我們萬萬不可為了迎合異教和異教文化，放棄、淡化“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的道理（林前2：2）。基督徒圖的文化使命並不是一般性的文化使命，絕不是為文化而文化，為學術而學術，而是“為宣教而學術”，“為了見證基督而學術。”[8]

基督就是真文化的元首。“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約1:1）。“他是上帝榮耀所發的光輝，是上帝本體的真像”（來1:3）。“所積蓄的一切智慧和知識，都在他裡面藏着”（西2:3）。雖然我們周圍都是異教文化，但我們仍當“禁止聲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淚”（耶31:16），因為“我的恩典夠你用的”（林後12:9）。“他的保障是磐石的堅壘，他的糧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斷絕”（賽33:16）。雖然上帝因着我們的過犯責罰我們，“要將你眼目所喜愛的都取去”，“我除掉他們所倚靠、所歡喜的榮耀，並眼中所喜愛、心裡所看重的兒女”（結24:16，25），我們仍然需要謙卑在上帝的面前，省察我們自己的罪，正如當初但以理被擄到巴比倫時所作的那樣:“主啊，大而可畏的上帝！向愛主守主誡命的人，守約施慈愛……我們的上帝啊，現在求你垂聽僕人的祈禱懇求，為自己使臉光照你荒涼的聖所。”（但9:4－19）今日教會在文化爭戰中需要但以理式的禱告！

關於如何在基督里看待文化，斯丘德有精粹的論述，引證如下：

1．不存在所謂的“純粹文化”，只有敬畏上帝的文化和抵擋上帝的文化，文化總是有一定的導向；

2．不存在所謂的“抽象文化”，或者是以上帝的律法為標準，或者以人的惡俗為標準，文化總是有一定的標準；

3．基督徒不是文化的“太監”，必須在敬虔的文化上“生養眾多”，取代那些抵擋上帝真道的文化；一味追求偏離聖經的個人性的聖潔，迴避上帝的文化使命就是犯罪；

4．基督徒要正確地看待異教文化中普遍啟示的成分，既不要盲目地崇拜，也不要盲目排斥或拒絕；

5．基督是萬有的主宰，也是文化的元首，上帝的旨意就是“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裡面同歸於一”（弗1:10）；

6．惟有跟隨基督，我們的一切文化活動才有真正的價值；

7．每個人都當明白上帝對自己的呼召，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完成上帝所賜予的文化使命。[9]

四．文化宣教與學術交流

文化的動力來自宗教性的信仰，同時文化本身既是信仰的載體，也是信仰的外展。因此，基督徒的福音使命就是文化使命，就是藉助文化傳講福音，同時藉助福音改變文化。學術研究和學術交流乃是文化發展與傳遞的重要形式。

當然，我們不能否認這一使命的展開首先是個人的層面。每個基督徒都當把文化使命和文化宣教視為個人的呼召，“信仰聖經化”--將信仰完完全全紮根於舊新約聖經；“思想神學化”--用聖經中所啟示的教義架構來建構自己的思想體系；“情感國度化”--以上帝的國度為中心，先求上帝的國，先求上帝的義；“生活基督化”--在自己的生活中必須自覺地效法基督，攻克己身。

同時，文化使命的達成也包括機構性的層面，也要發揮團隊作戰的精神。恩福基金會就是這樣的一個文化宣教機構，去異象在於通過學術研究和文化交流的形式向中國知識界傳福音。這一異象絕不盡僅局限於中國的知識界，而是從知識界入手，直接影響整個的中國文化和社會。這恰恰是目前中國教會所缺乏的。基督教在西方兩千年，整合希臘哲學和羅馬政治，成為一個全方位的世界觀，關於基督教神學的書籍汗牛充棟，基督教神學滲透到各個學科，成為歐美各國的文化根基。中國文化的福音化在程度上要到達這樣深刻，在範圍上這樣全面，可能需要不止一千年的時間。中華福音神學院戴紹曾院長（戴德生之曾孫）曾說：“要基督教在中國生根，中國人非有自己的著作不可”，“如果中國人沒有著述的話，基督教只是‘洋教’，中國教會永遠接不了領導世界福音的火把！”[10]。在為章力生先生《總體辯道學》所寫的序言中，他敏銳地指出：“今日福音傳入中國已百七十四年，仍未深深扎入中國社會。因着中國民族、文化的獨特性，中國成了世上最需要，也最難辯道的地方――除非在中國人中能有深受中國文化薰陶，又親嘗福音大能的辯道士興起。”[11]因此，文化宣教不僅要破除傳統文化對福音的攔阻，更是直接造就見證基督的文化精兵，徹底轉化中國傳統文化，這一歷史性的神聖託付是華人基督徒不能迴避的。

德國神學家莫特曼曾經回憶他在前共產主義國家捷克展開的文化交流：“我有機會向他們講述基督教的信仰為何，基督賜給我們什麼力量得以面對死亡，馬克思主義對這些內容無法提供任何解答。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那些馬克思主義學者後來都放棄馬克思主義信仰。”[12]當然，我們並不完全贊同莫特曼所謂的新正統信仰，然而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就是：為什麼我們這些自以為真正熱愛上帝，持守正統信仰的人，不去積極地走向世界，道化世界呢？！唯願上帝憐憫中國，唯願上帝感動更多的華人教會認識文化宣教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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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Gresham Machen, Christianity and Culture, Princeton Theological Review 11,1913,p.7.

[2] Mark A.Noll,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Grand Rapids:Eeramans,1995),43-44.

[3] H.Henry Meeter: The Basic Ideas of Calvinism, Fifth Edition, （Grand Rapids：Kregel Publications,1967），p.85.

[4] 亞他那修:《論道成肉身》。

[5] B.B.Warfield: Short Writings,2:108.轉引自Reformed Theology in America, p.67.

[6] Klaas Schilder: Christ and Culture，translated by G van Rongen and W. Helder, 1977.p.6.

[7] 謝文郁:《失魂與還魂－中國文化的困惑與出路》，溫偉耀、陳榮毅主編“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從書”，加拿大福音證主協會，35頁。

[8] 陳宗清牧師：“文化宣教與十字架”，《恩福通訊》，第010期，2005年8月23日。

[9] 參考Klaas Schilder: Christ and Culture，p.42－55.

[10]參閱中華福音神學院院訊第二十五期。

[11] 《總體辯道學》，第四卷“文化篇”，天道書樓有限公司，1987年，8頁。

[12]曾念粵：“專訪莫特曼”，http://www.godoor.net/text/shenxue/moteman.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