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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自由派神學思想，有着濃厚的啟蒙主義色彩，以及康德的批判理想主義與道德客觀主義。從洛克的理性主義與自然神論的自然宗教，已見自由派神學之端倪，之後黑格爾的“絕對精神”（Absolute Spirit）宗教哲學影響很大。基要派與保守福音派則對立與普林斯頓神學賀智與華菲德奠定的根基，同時佐以里德的大眾實用主義，作為哲學架構。新正統神學企圖重尋不受主要哲學思想影響、純粹神話語的神學。在神學史的初期，偉大的教父如亞歷山大的克萊門特與迦太基的德爾圖良，就是為着哲學在神學裡的角色而分道揚鑣，至今似乎還是不能完全免除哲學的影響。新正統神學一開始即受一位古怪無名的丹麥哲學家與文化評論家很深的影響，他也是業餘神學家，就是克爾凱郭爾(Søren Kierkegaard)。

克爾凱郭爾因其陰沉、深思、悲觀，間或嘲諷的文筆，以“憂鬱的丹麥佬”為人所知。但是，沒有幾個思想家能像克爾凱郭爾一樣，對整個文化的影響。克爾凱郭爾自1813至1855年間，住在丹麥哥本哈根，一生孤獨隱遁。他的父親是性情憂鬱的敬虔派路德宗信徒。他告訴年幼的兒子，生怕自己年少輕狂的罪，會帶給全家咒詛。或許是因為父親所聲稱的咒詛，在年幼的克爾凱郭爾內心形成恐懼，以至於後來毫無理由地與瑞潔妮.奧爾森解除婚約，終生未娶。他朋友不多，有時似乎還刻意去觸怒、惹動人，使旁人都對他敬而遠之。克爾凱郭爾生前在丹麥已是知名作家，但是死後多年，才在家鄉以外遠近馳名。他的著作諸如《恐懼與戰慄》(Fear and Trembling)、《哲學片段》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哲學片段之非科學附言》(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 to Philosophical)、《或此或彼》(Either-Or)皆譯為德文和英文。他在這些書中表達的生命觀被稱為“存在主義”。一次世界大戰後，流行於歐洲，後來傳到美國。克爾凱郭爾本人是虔誠的基督徒，也認為自己的哲學思想與正統基督教是一致的。但是，後來的存在主義哲學家發展出世俗甚至是無神論的存在主義。

克爾凱郭爾自認是文化基督教的先知。在他看來，文化基督教根本不是正宗的基督教。丹麥的國家教會（路德宗）早就採納了現代主義的精神。這位丹麥哲學家的著作有一個一貫的主題，就是反對時下流行的神人之間相連無間的看法。這種觀點主要以黑格爾的宗教哲學為主，也受啟蒙哲學的理性主義（自然神學）與浪漫主義影響。黑格爾的宗教哲學着重神臨在於人類文化歷史。借着人類朝向烏托邦文化發展的過程中，神自我體認，也自我實現。根據黑格爾與19世紀重多私淑他的神學家，基督教國度與普魯士公國合起來，是“絕對精神”（神）在歷史邁進的高峰。他們已經抵達“歷史的終點”，其他人類文明看見一切真理相融的完全美境，就會珍惜、效法。屆時，神“在一切之中”，神的國也就降臨了。對黑格爾與他的弟子而言，這條文化臻於完全的道路，就是理性克服了衝突。真理就達成和諧一致的過程，最終是一套完全的理性思想，在和樂的國家與理性的教會攜手共進，為世人福祉努力而具體落實。

黑格爾的宗教與文化哲學，因着路德宗主教馬藤森(H.L.Martensen)而在丹麥產生巨大的影響。但是克爾凱郭爾極其厭惡黑歌爾的思想，認為他把聖經與先知的正宗基督教，扭曲為文化性的基督教精神。在他末期著作《討伐基督教國度》(Attack Upon Christendom)中，這位憂鬱的丹麥哲學家嘲諷丹麥主教與國家教會：“在富麗堂皇的大教堂里，我們這位備受尊敬，也是時下流行思想所鍾愛、挑選出來的大牧師，站在一群特別選出來的群眾前，感情洋溢地傳講他自己所挑選的經文：'神也揀選世上卑賤的，被人厭惡的。'沒有一個人笑得出來。” 根據克爾凱郭爾，真正的基督教向來都是少數“信心勇士”所冒的巨險，而且向來不為文化精英看得起。他在《討伐基督教國度》論道，在每個人都是“基督徒”的社會，真正的基督徒已經消失了。他甚至抨擊文化界精英（黑格爾與其信徒）有摧毀基督教的陰謀。他們發現無從將基督教完全消除，因此策劃發起了屬於自己錯謬基督教，稱為“基督教國”(Christendom)。

多年後，巴特與歐洲其他新正統教徒發現了，克爾凱郭爾對黑格爾神人相連無間的神學以及神國與文化的嚴厲聲討，並且應用於他們的新教神學改革。新正統神學一致主張，真正的神國是末世性的，不是文化與歷史性的，不可能靠人力實現(與自由派神學，特別是社會福音，正好相反)，而是一個神的理念，而人類的一切成就也將憑此受判斷。正如一位新正統神學家所說，神的國因着人在歷史中不懈努力，“一直來臨，卻從未抵達”。克爾凱郭爾批判黑格爾的臨在論（神臨在於文化的歷史演進），以及以此為基礎的文化基督教，可說是開了新正統神學的先河：強調神的超越性，以及神國的全然末世性。

黑格爾想要單單借着理性發展出有條不紊且客觀的哲學。對他而言，“實質”（存有）就是理性，理性就是實質。人的頭腦與實體緊密相連，因此人的絕頂聰明能夠掌握並完全理解何為真實的事物。黑格爾的哲學沒有給特殊、超自然啟示，或是個人信心留下什麼餘地。基督教是“絕對的宗教”，只因為它的具體形象有着理性、客觀哲學才知道的內容。哲學是抽象思考實體的完美系統，其中一點就是神人的合一。基督教借着道成肉身，把這個抽象真理具體表達出來。黑格爾相信，真理就是綜合看來相對的觀念—“正”(thesis)與“反”(antithesis)。甚至在宗教里，看來相衝突的真理--悖論--也能借着理性解套。理性的最終理念就是有限與無限—神與受造物—的合一。哲學抽象地表達了這個觀念，基督教則以具體的意象與教義—耶穌基督是神人—表達了出來。

克爾凱郭爾對黑格爾的抽象、揣測、客觀哲學簡直就是深惡痛絕。他認為黑格爾存心要以此取代基督教。他的思想如果普及，基督教既不復存在。對克爾凱郭爾來說，基督教不是一種哲學，存在不是完全置於理性的了悟。真理，特別是關乎神，以及關乎神與世界的真理，並不是思想與實體之間的理性、客觀對應。因為神與人之間有“質的無限差異”(infinite qualitative difference)，而且人類不僅有限更是有罪的。所以追根究底，人必須借着決心--信心的跳躍--接受的觀念。換句話說，認識神，是要確確實實以信心投入，而信心總有未知層面。

認識神是人的終極關懷，跟認識太陽系的星球不同。在終極關懷的前提下，我們不能停留在旁觀者的身份來認識真理。因為神是切身、聖潔、超越的神，而人是有限、依賴、有罪的個體，因此人只有拋棄旁觀者的客觀角度，以內里的熱情親身參與神人關係，才能認識神。這就是“信心的跳躍”，是一場冒險。但是，只有藉此行動，人才能真正認識神人關係。沒有信心的縱躍，人可以擁有倫理性的宗教，但絕不是正宗的基督教。

當巴特與其同陣營的人提出有別於自由派與新教正統派的神學，他們從克爾凱郭爾找到了新正統神學的盟友。新正統神學家認為兩派神學都淪為理性主義與德行主義的泥潭。所以，要重新強調信心對正宗基督教的必要性。巴特反對將基督教等同於一套教義思想，不論是基於理性或啟示，或是兩者綜合。對他而言，相對於宗教，基督教是神與人的關係：聖潔的神從上面發言，而有限、有罪的人臣服於理性所不能預期的奧秘遑論可以理解了。克爾凱郭爾主張“主觀的真理”，為新正統神學奠定了哲學根基，重尋神話語的的神學，將信心置於崇高的地位，只把理性當作神話語的工具。巴特與其他新正統神學家也希望肯定神話語中的基本真理有其悖論性。相較於多數自由派與保守派神學家，他們認為基督教的真理不能綜合相反的真理。甚至邏輯學的非矛盾律（“A”不是“非A”），在基督教神學也不管用，因為神的思想超越人的思想，而且神的方法超越人的方法。克爾凱郭爾在這一點上也開啟了新正統的先聲，所以辯證神學家以他為盟友。

克爾凱郭爾對真理（特別是關乎神與人類存在的真理）的定義是“一種客觀的不確定性，人透過內心最深的激情去把握，將它緊抱不放。”這無非是把“真理即主觀”說得再長一點。導致客觀不確定的過程中，會生出什麼觀念？悖論。“當主觀、內在是真理，客觀定義的真理就成為悖論。”例如，對克爾凱郭爾來說，道成肉身是“絕對的悖論”，只能憑着信心披露、理解。黑格爾企圖將悖論當作邏輯觀念，置於普遍、和諧、理性的真理系統，有違悖論之真義，並且把它變成抽象哲學觀念的象徵代表，根本就是掛羊頭、賣狗肉！對克爾凱郭爾來說，耶穌確實是神、也確實為人，但集於一身的真理，是邏輯上的矛盾，不能作為黑格爾的神人形而上合一的象徵，也不能僅作為一項教義。這乃是啟示的全新真理，要我們決定接受或棄絕耶穌基督為主。

克爾凱郭爾在很多方面隱約帶着日後新正統神學的色彩。他的思想是反哲學的哲學，而新正統神學家則想要將神學從所有的哲學束縛里解救出來。只有克爾凱郭爾的哲學能作為神學的盟友與對話夥伴。這不是說巴特或其他新正統思想家盲從克爾凱郭爾。絕非如此。克爾凱郭爾的基督教哲學對巴特（Church Dogmatics的作者）而言，實在太個人化了。然而，一次大戰後的歐洲神學家若沒有發掘克爾凱郭爾的哲學，新正統神學可能不會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他們站在克爾凱郭爾的思想上，對教會與文化吶喊：基督教既非宗教中的一種，也非人類宗教感受的高峰，或是一套道德、教義系統。基督教的福音超越一切人為的宗教、文化與思想體系。1922年，巴特在他的開山作《羅馬書注釋》(Der Romerbrief)第二版序言裡，感謝克爾凱郭爾對自己的神學嘉惠良多：

筆者若有什麼見地，也無非是確認克爾凱郭爾所言：時間與永恆有着“質的無限差異”。依筆者所見，這同時包含了負面與正面的含義：“神在天上，你在地上”。這樣的神與這樣的人之間的關係，與這樣的人與這樣的神之間的關係，於筆者而言，為聖經之主題，亦為哲學之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