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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誰殺死了我們的孩子?
送交者: 白鴿子 2008年06月02日05:57:11 於 [彩虹之約] 發送悄悄話

誰殺死了我們的孩子?

—關於汶川地震的反省與問責

跟反應遲鈍的緬甸軍政府相比,同樣作為威權政府,中國卻向世界展示出良好的救災效率,並因而改善了此前遭到嚴重損害的中國形象。歷史學家向我們證實,這種高效率的救災運作,恰恰就是亞細亞威權政治的傳統。從大禹理水,經望帝(鱉靈)抗洪到李冰修堰,這些著名的抗災人物,都向我們提供了威權主義的效率樣本。汶川地震再度證明,自然災難和威權政治具有密切的依存關係。巨大的災難刺激政府,促使它作出迅速反應。威權政治的這種特性,向民主社會提供了一個典型的研究樣本。而它所扭轉的國際輿論生態,也將成為進一步提升效率的良性動能。

另一個獲得高度好評的項目,是透明度良好的新聞報道。大批記者趕往現場,冒着餘震和疫病的危險採集新聞,向民眾報告死亡和營救現場的情景,傳遞出苦難和悲慟的氣息,大面積催化着民眾的愛心和眼淚,一時成為世界上最有效的煽情媒體。

但我們也同時看到,某權威電視台記者在帳篷學校里對主持人反覆說:你聽到孩子們快樂的笑聲嗎?鏡頭隨即一轉,出現了孩子的可愛的無憂無慮的笑臉。我們還看到,在壓了上百個小時之後,那些被救出的災民,居然毫無痛苦、衣衫整潔、表情從容地爬出廢墟,甚至揮手向鏡頭致意,儼然一些認真表演的演員。越過苦難絕望的死亡現場,那些狂歡鏡頭,在急切地讚美救贖的偉大成就和奇蹟。

新聞報道一方面“很透明”,一方面又“很明亮”。這是典型的本土宣傳風格。它繼承了中國文化傳統,把沉痛的喪事辦成了輕快的喜事,也就是把災難變成慶典,把哀傷變成喜悅,把問責變成感恩,把反思變成讚美,把對生命的珍惜變成對組織的效忠,把對個人善行的感激變成對國家的頌揚。這種語義的流暢轉換,再次驗證了中國救災文化的美妙特性。

那些大規模死亡的電視影像,在中國民眾中產生罕見的 “情感大爆炸”,喚醒了沉睡的社會良知,引起震驚、悲憫、同情、善性和博愛的連鎖精神反應,大批志願者趕赴現場。這無疑是災難對人性的一次全面喚醒。如果這種愛心不僅是一種臨時情感和應急反應,而能成為持續的道德力量,並升華為一種普世的愛,成為構築日常生活的基本元素,那麼,這將成為21世紀中國文化建構的最大財富。

長期以來,基於多種原因,中國社會一直被仇恨所劫持,仇恨指數成了描述當代中國社會的重要指征。儘管仇恨是一種特殊的心靈力量,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它只能製造“惡的歷史作用”,以暴力方式改造着世界的容貌。而越過大地震的苦難,人們發現這種仇恨是可以用愛加以替換的。重要的是,地震敦促世人反思並削弱仇恨的存在,學會向災民捐獻自己的熱血,讓愛和良知、正義、公正和平等一系列普世價值共存,構築社會進步的正面動力。

但是,正是在所謂“愛”的名義支配下,某種社會仇恨仍在繼續滋長,逼捐事件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從胡潤的捐款排行榜,到郎咸平的攻擊文章,都擺出大義凜然的逼捐姿態,以此煽動民眾的仇恨情緒,完全不顧那些“黑名單”企業以納稅方式對中國經濟所作出的重大貢獻。

捐款是一種志願和義務性行為,每個人或企業都有自主選擇捐助方式和捐款數額的權利。健康的中國社會應正面鼓勵捐款,而不是動輒以“抵制“加以懲罰。把義捐變成逼捐和攤派,只能是對博愛和慈善原則的背離。任何一種以愛的名義之所從事的多數人的暴政,無法達成普遍的社會和解,反而會加劇畏捐心理,製造出新的社會仇恨。而這種暴力逼捐,跟納粹領導人以國家利益名義逼迫猶太商人捐款,又有多少本質上的區別?

耐人尋味的是,這種逼捐行為還充滿了單向操作的特點,它往往針對文娛體育明星、民企和外商,卻很少有人針對紅頂商人,更很少有人膽敢針對各地黨政幹部。這種選擇性逼捐,難道不是離社會公正更為遙遠麼?

逼捐放大了中國社會的“畏捐現象”。那些畏捐者也許出於“吝嗇”的人性,但更多卻是基於對募款機構的懷疑。青年賽車手韓寒之所以拒絕捐款,就是擔心捐款是否有一個安全和正確的去處。在社會誠信普遍喪失的時代,究竟什麼才是最安全有效的捐助?怎樣才能讓善款不打折扣地用於救災事務?為什麼國家長期壟斷慈善業的掌控權,而民間慈善基金或組織無法獲得出生許可證?為什麼企業與個人的慈善捐助,不能獲得政府的免稅待遇?迄今為止,沒有任何人能夠就此給出合理的答案。

據我所知,放棄捐款的韓寒奔赴災區前線,企圖以個人行動來代替捐款事務,但他的救人計劃,卻因缺乏器械和經驗而被迫流產。這其實是一種痛苦的兩難處境:一方面良知敦促自己為死難者捐贈,一方面又擔憂這種捐贈遭遇行政黑手。“韓寒困境”,就是中國慈善事業所要面對的最大難點。

紅十字會處理善款的手法,包括帳篷之類物品的價格貓膩,已經受到民眾的普遍質疑。儘管該會負責人作出某種解釋,仍然不能令人信服。多少年來,民間善款的管理,一直處於黑箱操作狀態,紅十字會等機構既沒有建立有效可信的管理機制,也沒有高度透明的信息反饋和互聯網公布機制,甚至拒絕公告民眾每一筆捐款的具體下落,關於善款的公共監察機制,至今都未能有效地建立起來。而那種外部和臨時的“紀檢”與“審計”,根本無法解決它們的制度性缺陷。正是基於這樣的局面,誠信危機才會再次爆發。如果這場質疑能夠敦促慈善機構和政府組織自我完善,重修良好的誠信制度,那將成為地震後的一項重大收穫。

面對這次空前的地震災害,國家地震局和四川地震局,之前沒有發出任何預報和警示,導致近十萬人的死亡,之後又拒絕道歉,為自己的無能和錯誤詭辯,無恥地宣稱地震的不可預見性。按照這個可笑的邏輯,中國政府設立地震局及下屬震檢測台站,完全是脫褲子放屁,多此一舉。而這個邏輯推演的最後環節,就應當是立即撤銷地震局的行政建制,而讓該局官員全部下崗,轉道去為近十萬死難者守靈。

本次地震暴露的更為嚴重的問題,是城市新建築浪潮和新農村建設中的“豆腐渣效應”,它遍及整個中國,而學校是其中最大的受害者。四川地震揭發了悲劇的根源:殺死孩子的根本不是搖撼的大地,而是那些貪官污吏。他們是製造大規模死亡的罪人。一位解放軍師級幹部的朋友,站在都江堰災難現場發信給我,痛心疾首地問道:“為什麼周圍的樓都在,唯獨那所新建學校夷為平地,四百名兒童死於非命?!”他的悲憤質疑,就是我們問責的邏輯前提。

據《南方周末》報道,“在北川老城的廢墟上,水泥是疏鬆的,人們可以像掰餅乾一樣把水泥預製板掰出任意形狀。鋼筋也是如此。有的水泥板中只有3根細小的鋼筋,只需稍微用力就可以折斷。”但另一方面,縣委大樓卻是“鋼筋又多,水泥標號又高,砸不開。” 毫無疑問,本次地震中的房屋倒塌,屬於脆性破壞和粉碎性倒塌,其真正元兇不是地震,恰恰就是質量低劣的建築物本身。那些沉重的混凝土塊,砸死並活埋了無數正在上課的天真孩童。但正如一位土木工程師所指出的那樣,“專家們一直迴避、混淆視聽,企圖將建築破壞和建築發生脆性破壞,粉碎性倒塌混為一談”。這種魚目混珠的手法,就是要為日後的“避責”提供“科學依據”。

但我要在此正告那些專家、包括我的同濟大學同事,你們的每一種喪失良知的言論,都將被歷史記錄在案,並且必然要跟罪人一起受到裁決。為了避免悲劇的重演,地震救災後的最重要的事務,就是要嚴厲追查有關機構和個人的貪瀆罪責,展開公正的司法審判,以告慰那些冤死的亡靈和倖存的民眾,尤其是那些可憐的孩子。而如果此舉能就此改變中國建築業的豆腐渣特色,那將是本次地震的又一項重大收穫。

1966年邢臺地震,當年引發“無產階級文化革命”;1976年的唐山地震,當年引發北京政治變局,促使毛派倒台和文革結束;如果說前兩次地震催生了政治變革,那麼本次地震的深遠後果,我們至今還難以預測•。但它至少已誘發了一場劇烈的精神地震,敦促我們反省和改造制度的結構性弊端,同時,它也必然會形成一種文化記憶,而其主題不是別的,就是大半個世紀以來,中國人第一次從自己身上,發現了更為健全的人性。(2008年5月26日,寫於持續的悲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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