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柴玲信主看“6.4”這一代
   楊愛程(首刊於《真理報》, www.truth-monthly.com, 2010年6月號)
   
   據美國“對華援助協會”報導，震動世界的1989年“6.4學生運動”領袖之一，現居美國的柴玲女士，於2010年4月4日“復活節”當天，在波士頓花園街（Park Street）基督教會受洗歸主，成為至高上帝的女兒。而同為“6.4學生運動”領袖，現 已經全職事奉神多年的張伯笠和周鋒鎖等牧者，都為柴玲歸主的喜訊感謝神。
    

   柴玲，1966年4月15日出生於山東省日照市，198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心理系，其後考入北京師範大學兒童心理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在“6.4學運”中，她是絕食發起者之一，並擔任天安門廣場絕食團、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六四事件後，被中國政府通緝，於1990年4月秘密離開中國大陸至香港，十個月後抵達法國巴黎，隨後到美國求學。1993年獲普林斯頓大學國際關係與政治學碩士學位，隨後在波士頓Bain & Company任職，1996年入讀哈佛大學商學院，1998年取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同年與其丈夫共同創辦一家計算機公司Jenzabar, Inc，任總裁至今。隨後設立“尖子班基金會”(Jenzabar Foundation)，獎勵和援助為公共事業服務做出貢獻的學生領袖和其它慈善事業。
    
   柴玲說:“當牧師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為我施洗時，主的愛、神的靈立刻充滿了我，從未有過的喜樂和釋放從我內心涌流。我由衷地對主說：主啊，我感謝你救我脫離罪惡，脫離世界的捆綁，成為一個新造的人，我願意一生一世跟隨你、事奉你、榮耀你！” 
   
   她回憶說，小時候提及“上帝”的書都被列為禁書，因為列寧說過：“宗教是統治者用來麻醉人民的鴉片”，是資本主義麻醉人民的邪惡工具，“上帝”是一個不可公開傳頌的字眼。結果是，一個沒有上帝的社會，到處都有仇恨、懷疑和恐怖，卻很少有愛。　
   　
   “我最終參加了1989年的天安門運動，希望有一個更民主，更自由，更美好的中國。……我們愛人民，人們也同樣會愛我們。我們愛祖國，那麼祖國和其它許多國家也會愛我們。甚至北京的小偷們也發起了罷工，以停止盜竊來支持我們的運動。天安門事件在世界輿論的幫助下不斷地擴展，最終成為全球性事件。這次事件觸動了其它文化環境和其它大洲的很多人。這次事件以難以想象的程度改變了我們每個人的生活。” 
   
   在“6.4學運”之後，柴玲雖然僥倖逃離了中國，但她也經歷了“生命的破碎”:
   “移民的生活並不容易，而像我這樣不太會說英語，心中仍想着解放一個她不能夠回去的國家的難民來說，生活就更加困難。來美國不久，我的婚姻破碎，我們這對北大校友，經過‘血與火’走出來的患難夫妻在獲得自由後卻分手了。兒時的恐懼孤獨再一次包圍着我。更致命的是我的母親和祖母相繼去世了，我的母親25歲生了我，而當我25歲時她離開了我。家破人亡，我生命中最愛的三個人，在短短的幾個月內，一個個離開了我。我喜歡的那份工作也保不住，老闆不願意因為我而破壞中國區的生意。接着是一些惡意中傷和攻擊，每一次黑暗時刻的來臨，都比前一次更猛烈。這就是我為民主付出的代價。這一切對於我太沉重了，打擊象海浪般排山倒海而來，使我窒息。” 
   
   “我害怕黑夜的來臨，漫漫長夜，我常不知所措。而我們的神沒有忘記我，當地華人教會的弟兄姐妹常為我禱告，安慰我，幫助我，我的第一部汽車也是當地華人教會的基督徒送給我的。儘管我當時還無法接受耶穌作生命的主，但卻透過教會，感到愛和接納。感謝主，這十幾年來沒有放棄我，丟下我，主幫助我拿到普林斯頓大學的國際關係碩士學位和哈佛大學商學碩士學位，使我能勝任政府和非政府組織以及美國公司的工作。神也奇妙地把一個愛主的美國弟兄帶到我的身邊，在十年間，我們彼此相愛，我們有了三個可愛的孩子。我們也把家庭擴大到了中國，捐款幫助那裡的孤兒；除了家庭我也創辦了一個軟件公司，感謝主，我們現在已有280個雇員，公司正在穩步健康地發展。這些都是神的恩典！” 
   
   向柴玲傳講過福音的人很多，但有一位姊妹對她的影響最為直接:
   
   “我遇到一位叫小約翰雷吉（Reggie Little John）的新朋友。她是虔誠的基督徒，並且相信自己領受了上帝的使命來關注中國強制墮胎的野蠻事實。她說她直到自己熬過一場危及生命的疾病之後才真正認識上帝，她還告訴我自那場病後,她從一個訴訟律師改行做人權人士和電影製片人，而現在她把自己的時間全都用來服事上帝。……雷吉和我參加了美國國會人權委員會關於中國強制墮胎的聽證會。直到聽了吳娟的故事，我才真正了解到中國的一些情況。吳娟在拿到准生證以前就懷孕了，她要隱藏她懷孕的事實，希望能保住她的孩子。計劃生育部門的官員們毆打折磨她的爸爸，強迫她在父親和孩子兩條生命之間做出選擇。她父親沒有泄露一點消息，但是計劃生育部門的官員們還是設法找到了她藏身的地方。她被拖到醫院強制墮胎。兩針打下去，孩子不動了，但是卻奇蹟般地留在了她體內。但是第三天，她又被拖進了手術室，剪刀插進了她的身體，把她的孩子剪成了碎片。在她無助的眼淚和哭喊聲中，她能聽到的只有剪刀的咔嚓聲。最後，醫生拽出一隻嬰孩的腳，五個飽滿的小腳趾就像玉米粒似的。這個場面深深地烙在吳娟的心裡。孩子死了，吳娟生命的一部分也離開了她。她講到這裡，整個調查庭只有我們和吳娟的哭泣聲。在痛苦和悲傷中，我們的心碎了，因為吳娟和她無助的孩子，為了中國每個媽媽和她們未能出生的孩子。這個時刻讓我回想起1989年6月4日那晚的屠殺，我們經歷的所有無助和痛苦。那是個多麼野蠻的夜晚，但我們沒有力量去阻止，世界的其它人也不能。…… 在強制墮胎之後，吳娟一直掙扎在生死邊緣。她是在信靠基督後才活下來的。其它人就沒有這麼幸運了。在中國，每天有500名婦女自殺，很少有新聞報道她們過早的死亡。……吳娟的哭聲使我受到了極大的震動。如果有誰可以阻止這種野蠻，那必定是上帝，也只有上帝。因為我曾經努力過，上帝知道我曾經是多麼虔誠地努力過，但我們沒有成功。再一次，我發現自己在上帝的國門前徘徊，想去相信卻有許多問題……” 
   
   然而，“基督的話使我封閉了２０年的厚重心靈之門第一次被打開了，深藏在裡面的那個遍體鱗傷的心終於被上帝的理解和公正感動了。憋了２０年後終於被理解，感激的淚水像開閘的龍頭，嘩嘩地從眼中湧出。” 
    
   在聖靈的感動下，柴玲和雷吉在電話中長談，清除了她心中所有的疑問。她放下電話，再也沒有任何等待與遲疑，急急走到辦公室的角落，跪下，誠心地祈禱：“親愛的天父，親愛的主耶穌基督，我感謝您在十字架上為我的罪流血犧牲，我現在請您進入我心中，做我的救贖主和我唯一的神。請你赦免我所有的罪過，無論是已知的還是未知的，請到我的心裡，給我新生命，引導我的生活。我必終生追隨您，我的聖主，耶穌基督！”
    
    “我終於回到家了。回家真好！聖經說：‘這樣，你們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乃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裡的人了。（弗2：19）’” 
    
   柴玲這段話是否能代表“6.4”這一代的心聲呢？我希望是這樣:
   
   “上帝之愛是如此長闊高深。現在，我真切地理解了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時為我們付出的完全的愛，就像當年我們在最後的時刻—1989年6月3日晚上，準備好奉獻出自己最寶貴的生命和愛給中國，不同的是那時我們是為了我們所愛的國家和民族，而耶穌在十字架上捨命，為的是全人類的罪人能得自由和永生！因為主耶穌基督的犧牲和受苦，我們才能與聖父聯合，獲得永生。到主這裡來，主就在我們裡面，我們也在主裡面，我們不僅在天國中獲得永恆的生命，而不是孤獨地面對永遠的黑暗；我們在地上存活的時候，主也每天引導我們，因為主曾說：‘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來13：5）上帝的寬恕是如此徹底，即使那個同祂一起被釘死的兩個罪犯之一，當他對自己的罪行懺悔的時候，耶穌便承諾把他帶進樂園。要是中國領導人能夠聽到這樣的福音多好呵，不管他們曾經做過什麼，只要他們能夠悔改，他們也同樣可以得到神的愛和寬恕。他們將得到多麼大的一件禮物啊？這樣他們自己和中國最終都會得到自由！”
   
   經過二十多年的風風雨雨，1989年的“6.4學生運動”已經變成了一個漸漸遠去的“歷史事件”，其中所飽含的情感衝突和恩恩怨怨也已被時間沖淡，相關的是非曲直似乎已不再是一般民眾所關切的問題了。但是，這一事件對那一批直接參與者的生命軌跡，卻產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從柴玲信主的見證中我們清楚地看到，一些人心中的創傷並不是單靠時間就可以撫平的。正如柴玲姊妹所見證的，只有“歸家”—歸回天父上帝的家庭，歸服在主耶穌基督的名下，才會有真正的生命更新和升華。藉此紀念“6.4學生運動”21周年之際，衷心祈願“6.4”這一代人都能像柴玲姊妹一樣找到“歸家”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