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真的有關係嗎？

十幾年前，讀韋伯的那部大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時候，當時的印象很深，覺得西方資本主義的核心精神，與西方的宗教----基督教，大有關係，也贊同新教倫理是資本主義精神的核心。也因此，當後來自己真的到了西方以後，非常關注基督教文化在西方社會的作用。但在十幾年過去了以後，當自己對基督教也有很深的了解了以後，現在，再回頭重讀韋伯的這部書，就發現了許多的問題。最後的感想是，韋伯總結的新教倫理，一方面，並不能涵蓋所有的新教教派，因為新教教派太多了，他只能涵蓋路德---加爾文---敬虔主義----循道會---清教徒這一脈的教派的基本思想，而且，也不是主要的思想，更不是全部新教的思想；另外一方面，就是這個資本主義精神，韋伯總結的資本主義精神，與新教倫理，關係不大，感覺上，韋伯就是在生拉硬扯。

韋伯對新教倫理的總結，其核心觀點有幾個，而其最看重的，也是他認為最重要的觀點，就是天職的概念，也就是世俗職業的概念，而這個概念，最初的確是路德提出來的，但這個職業概念，在新教倫理中，並不是一個如何重要的概念，可以說是一個比較次要的概念，雖然天職被路德賦予了比較神聖的意義，也就是，在日常的職業和勞動中，是有神的旨意在的，但這畢竟不是路德宗的核心概念所在。韋伯生生的將此認為是路德神學，或者是新教倫理的核心，並與所謂的資本主義精神扯在一起。筆者認為，非常不妥，也會誤導很多的人。很多人就是看了韋伯這部書，才開始功利性的看待基督教和新教的，由此也開始將基督教功利化和世俗化了。

路德當初提出關注世俗生活和勞動與職業本身，是與當時路德與天主教的修道生活相對抗的意思在裡面，這是歷史上的原因，也即是路德反對那種脫離世俗的修道生活，進而反過來積極肯定世俗生活所應有的意義，甚至路德為了對抗的需要，而提出天職的概念，以提高世俗生活的神聖的意義，同時也改變了人們對職業的看法。但路德關注世俗生活，肯定世俗生活和世俗職業，也沒有到如此病態的地步，路德神學的核心仍然是十字架神學，基督耶穌仍然是其核心，基督的倫理教導也是其核心。

韋伯本來是搞社會學的，他之所以將新教倫理在職業觀這部分與資本主義精神扯在一起，主要是因為韋伯發現了一個現象，就是在西方世界的版圖中，新教徒大多能很快適應新發展的資本主義運作方式，而且新教徒多數是在經濟發達的地區，比如中歐，北歐，英國，還有北美，而中南歐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臘，意大利，包括法國，還有南美，都是天主教占主流的地方，都不是太能適應資本主義的生產生活方式，經濟方面也不太發達，由此新教徒與天主教徒在經濟領域產生了一定的分別。於是韋伯尋根究底，認為是新教倫理在職業觀這方面，影響了新教徒的入世觀，並對資本主義運作方式，有適應性甚至有推動作用。

如果僅僅認為新教的天職概念對新教徒適應新興的資本主義經濟方式有積極的適應性的話，應該說也沒有什麼錯。只是，問題在於，韋伯所推崇的勤奮，敬業，節儉，守信，誠實的諸種他認為在資本主義商業環境下，很重要的品格，是來自與新教倫理，這個當然也不錯，但新教倫理並不僅僅是這樣一些的品格，簡言之，基督徒的倫理品格要遠大於韋伯看重的這幾種品格。而反過來，很多古典精神，甚至東方精神，也有這些品格，勤奮，敬業，節儉，守信，誠實等品格，甚至也是日本人與中國人的基本品格，但在日本和中國並沒有率先發生現代資本主義。也就是說，這些倫理品格現代資本主義精神的特定精神沒有特別必然的聯繫。

那麼，韋伯所特別看重的新教倫理方面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聯繫中，最重要的就是那個天職的觀念了，那麼這個天職觀念與資本主義精神有什麼特別的聯繫呢？新教的倫理，在職業觀上的表現，筆者的理解是，干好你在世上的職業，並將其看做天職，是你世俗所應盡的義務，也是你對世上其他人的服務，在職業中，盡心盡意盡力，同時也就是對上帝旨意的回應。基督徒的美德，應該在職業中表現出來。但問題是，韋伯所說的資本主義精神又是什麼呢？新教倫理，真的與這個資本主義精神有什麼必然的聯繫嗎？

筆者引述韋伯書中所引的美國國父之一的富蘭克林的話，來闡述韋伯認為的資本主義精神到底是什麼：

“切記，時間就是金錢。假如一個人憑自己的勞動一天能掙十先令，那麼，如果他這天外出或閒坐半天，即使這其間只花了六便士，也不能認為這就是他全部的耗費；他其實花掉了、或應說是白扔了另外五個先令。 
　　“切記，信用就是金錢。如果有人把錢借給我，到期之後又不取回，那麼，他就是把利息給了我，或者說是把我在這段時間裡可用這筆錢獲得的利息給了我。假如一個人信用好，借貸得多並善於利用這些錢，那麼他就會由此得來相當數目的錢。 
　　“切記，金錢具有孳生繁衍性。金錢可生金錢，孳生的金錢又可再生，如此生生不己。五先令經周轉變成六先令，再周轉變成七先令三便士，如此周轉下去變到一百英鎊。金錢越多，每次周轉再生的錢也就越多，這樣，收益也就增長得越來越快。誰若把一口下崽的母豬殺了，實際上就是毀了它一千代。誰若是糟踏了一個五先令的硬幣，實際上就是毀了所有它本可生出的錢，很可能是幾十英鎊。” 
　　“切記下面的格言：善付錢者是別人錢袋的主人。誰若被公認是一貫準時付錢的人，他便可以在任何時候、任何場合聚集起他的朋友們所用不着的所有的錢。這一點時常大有稗益。除了勤奮和節儉，在與他人的往來中守時並奉行公正原則對年輕人立身處世最為有益；因此，借人的錢到該還的時候一小時也不要多留，否則一次失信，你的朋友的錢袋則會永遠向你關閉。 
　　“影響信用的事，哪怕十分瑣屑也得注意。如果債權人清早五點或晚上八點聽到你的錘聲，這會使他半年之內感到安心；反之，假如他看見你在該幹活的時候玩檯球，或在酒館裡，他第二天就會派人前來討還債務，而且急於一次全部收清。 
　　“行為謹慎還能表明你一直把欠人的東西記在心上；這樣會使你在眾人心目中成為一個認真可靠的人，這就又增加了你的信用。 
　　“要當心，不要把你現在擁有的一切都視為己有，生活中要量入為出。很多有借貸信用的人都犯了這個錯誤。要想避免這個錯誤，就要在一段時間裡將你的支出與收入作詳細記載。如果你在開始時花些工夫作細緻的紀錄，便會有這樣的好處：你會發現不起眼的小筆支出是怎樣積成了一筆筆大數目，你因此也就能知道已經省下多少錢，以及將來可以省下多少錢，而又不會感到大的不便。 
　　“假如你是個公認的節儉、誠實的人，你一年雖只有六英鎊的收入，卻可以使用一百英鎊。 
　　“一個人若一天亂花四便士，一年就亂花了六個多英鎊。這，實際上是以不能使用一百英鎊為代價的。 
　　“誰若每天虛擲了可值四便士的時間，實際上就是每天虛擲了使用一百英鎊的權益。 
　　“誰若白白失了可值五先令的時間，實際上就是白白失掉五先令，這就如同故意將五先令扔進大海。 
　　“誰若丟失了五先令，實際上丟失的便不只是這五先令，而是丟失了這五先令在周轉中會帶來的所有收益，這收益到一個年輕人老了的時候會積成一大筆錢。” 

下面這部分，仍然是韋伯書中的話，是對上述富蘭克林話的進一步評述：

　　這些就是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教導我們的話。費迪南德·古恩伯格（Ferdinand Kurnberger ）在其《美國文化覽勝》（Picture of American Culture）一書中認為，這些話是美國佬的一份自白，因而予以尖刻的諷刺。毫無疑問，這些話所表現的正是典型的資本主義精神，但我們很難說資本主義精神已全部包含在這些話里了，我們不妨停下來玩味一下富蘭克林的這一席話。古恩伯格把美國佬的哲學概括為這麼兩句話：“從牛身上刮油，從人身上刮錢。”期在必得的宗旨之所以奇特，就在於它竟成為具有公認信譽的誠實人的理想，而且成為一種觀念：認為個人有增加自己的資本的責任，而增加資本本身就是目的。的確，富蘭克林所宣揚的，不單是發跡的方法，他宣揚的是一種奇特的倫理。違犯其規範被認為是忘記責任，而不是愚蠢的表現。這就是它的實質。它不僅僅是從商的精明（精明是世間再普遍不過的事），它是一種精神氣質。這正是我們所感興趣

的。

富蘭克林所有的道德觀念都帶有功利主義的色彩。誠實有用，因為誠實能帶來信譽；守時、勤奮、節儉都有用，所以都是美德。按邏輯往下推理，人們或許可以得出這樣的印象：在富蘭克林看來，假如誠實的外表能達到相同的目的，那麼，有個誠實的外表就夠了，過多的這種美德只能是不必要的浪費。事實上，富蘭克林在其自傳中講述他如何皈依這些美德，或者關於嚴格保守自己節制的形象如何有價值的討論、以及如何努力自謙爾後得到眾人賞識，所有這些都證實了上述的印象。按照富蘭克林的觀點，這些美德如同其他一切美德一樣，只是因為對個人有實際的用處，才得以成其為美德；假如能同樣達到預期目的，僅僅換個外表也就夠了。這就是極端的功利主義的必然結論。在許多德國人的印象中，美國人所聲言的那套美德純系虛偽，他們的印象看來在這一典型事例中得到了證實。

事實上，這種倫理所宣揚的至善——儘可能地多掙錢，是和那種嚴格避免任憑本能衝動享受生活結合在一起的，因而首先就是完全沒有幸福主義的（更不必說享樂主義的）成分攙在其中。這種至善被如此單純地認為是目的本身，以致從對於個人的幸福或功利的角度來看，它顯得是完全先驗的和絕對非理性的。人竟被賺錢動機所左右，把獲利作為人生的最終目的。在經濟上獲利不再從屬於人滿足自己物質需要的手段了。這種對我們所認為的自然關係的顛倒，從一種素樸的觀點來看是極其非理性的，但它卻顯然是資本主義的一條首要原則。

富蘭克林雖是一個無特殊色彩的泛神論者，但他那加爾文教派的嚴父卻在他幼小的時候就反覆向他灌輸一條來自聖經的古訓。因此，如果我們問為什麼“要在人身上賺錢”，他在其自傳中所做的回答用上了這條古訓：“你看見辦事殷勤的人麼，他必站在君王面前”（聖經·箴言·二十二章二十九節）。在現代經濟制度下能掙錢，只要掙得合法，就是長於、精於某種天職（Calling）的結果和表現；而這種美德和能力，正如在上面那段引文中以及在富蘭克林的其它所有著作中都不難看出的，正是富蘭克林倫理觀的全部內容。

 
　　事實上，這種我們今日如此熟悉，但在實際上卻又遠非理所當然的獨特觀念——一個人對天職負有責任——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社會倫理中最具代表性的東西，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根本基礎。它是一種對職業活動內容的義務，每個人都應感到、而且確實也感到了這種義務。至於職業活動到底是什麼，或許看上去只是利用個人的能力，也可能僅僅是利用（作為資本的）物質財產，這些都無關宏旨。

筆者在韋伯關於資本主義精神的大段的論述中，看到了幾個基本的特點，一個是時間就是金錢，一個是，信用就是金錢，一個是，節儉就是金錢。這三點，還真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精神氣質，這也是富蘭克林特別強調的，也是韋伯所贊同的。但問題是，時間就是金錢與信用就是金錢還有節儉就是金錢，與新教倫理有什麼關係嗎？與天職觀有什麼聯繫嗎？其實沒有。韋伯無法從這三個資本主義精神的特點中，推出與新教倫理的關係，甚至與天職觀的關係，但韋伯就是這樣生硬的將兩者拉在了一起。當然，時間觀，信用觀，節儉觀的確是新教倫理之一部分，但將這些觀與金錢直接掛鈎，還真的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東西。

從邏輯上看，時間，信用，節儉，勤奮，敬業，都是新教倫理之一部分，這沒有問題，但將這些觀直接與金錢掛鈎，直接與如何最大限度的賺錢掛鈎，功利性的掛鈎，這並不是新教倫理觀，兩者是有區別的，而韋伯特意將兩者混在一起，給人以妙手穿越之感，不能不令人發出讚嘆，呵呵。

因此，我們看，韋伯本身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認為富蘭克林的話代表了現代資本主義的精神，而且韋伯在這本書的總論部分，還專門提到，這種精神，是其他民族和地區所沒有的，是西方社會所獨有的，韋伯用了很大的篇幅來談所謂西方的獨特性，非常沾沾自喜的談論。但是，從時間就是金錢，信用就是金錢是推導不出天職觀的，而從天職觀，也是推導不出時間就是金錢，信用就是金錢來的。

韋伯本人在評論富蘭克林的觀點時，也提到了功利主義，認為新教倫理到了富蘭克林的時代，已經沒有多少宗教的因素了，因為富蘭克林的世界，已經是徹底的功利主義時代和世俗的時代，與新教倫理和基督教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繫了。這倒也是韋伯本人的大實話和一種哀嘆。

因此，我們只能說，在新教徒的職業品格中，有勤奮，敬業，節儉，守信，誠實的這些品格，這些品格，也許很適應資本主義社會的職業要求和特點，但，對於一個基督徒來說，這些品格都是很普通的，沒有什麼特別的，與資本主義那種為掙錢而掙錢的品格，扯不上關係，基督徒的最重要的品格，不是這些，而是跟隨基督的腳步，而不是跟隨錢的腳步。也就是說，富蘭克林所表現和說出來的資本主義精神，與路德提出的新教倫理之間，似乎並沒有必然的聯繫，因為包括天職觀，節儉觀在內，職業性的誠實和信用，包括在職業中體現神的旨意的思想，與那種無所不在的賺錢的欲望，為賺錢而賺錢的欲望和作為，為賺錢而活着的人生目的，是沒有必然的聯繫的。 

其實，富蘭克林和大多數美國開國的國父們，都不是基督徒，而是自然神論的信徒，和啟蒙思想家的信徒，因此，美國的立國精神，與其說是基督教的，不如說是自然神論的和啟蒙思想家的理性主義的。儘管韋伯也說明了富蘭克林出身於加爾文派的家庭，但富蘭克林本人不是加爾文派的信徒，甚至不是基督徒，也不是新教徒。因此，富蘭克林這些人，對基督教的精神，或者新教徒的信仰品格有多少了解，筆者並不看好，而韋伯作為一個社會學家，對基督教和基督徒的品格了解多少，也很值得懷疑。

在《聖經》中，神沒有否定世俗生活的意義，但神也絕對沒有非常肯定世俗生活的意義，認為世俗生活還是有局限性的，而且世俗世界是掌控在魔鬼之下的，我們人在世俗中都不過是過客而已。保羅在聖經中幾次肯定了勞動的意義，保羅甚至說，不勞動者不得食的狠話。但保羅對勞動的意義，也就是說到，積極勤奮的勞動，就會有結餘，可以幫助其他的弟兄，自己也不會成為其他弟兄的負擔，如此而已，保羅自己也以自己可以靠織網生活，自己能供給自己為榮。耶穌在論勞動和勤奮時候，說過這樣的話，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可以給他安息。耶穌關於一千，兩千，和五千的故事，僅僅是一個比喻，意思是指人的才能，和要傳福音給其他人，不可將才幹和福音藏在地下。當然，耶穌也沒有否定正當的商業行為或金融活動。耶穌還有對於富人的看法，認為，富人能信神，比駱駝穿過針眼還困難。

總之，我們在聖經中，不會發現對財富和賺錢方面有極大的突出和推崇，當然，也沒有否定。舊約聖經中，有很多關於以色列人與神的約定，而神給人以世俗方面的祝福，牛羊收成等等，非常的世俗和具體，但要獲得這種世俗生活方面的應許，有一個前提，就是要守神的律法。但是，自從很多人，將資本主義精神和新教倫理聯繫起來以後，也推動了基督教的世俗化和功利主義方面的發展。很多人甚至走向了極端，也就是出現了成功神學。成功神學是非常世俗化的神學，與基督的真理相去甚遠。參見筆者的《成功神學：美國世俗化的真正原因》一文。

成功神學和其他世俗化的派系，其主要特點是強調舊約聖經中神對以色列人在世俗方面的應許，而基督徒雖然是外邦人，但也是真以色列人，所以，也可以獲得在舊約中神在世俗方面的應許，因為我們都是亞伯拉罕的子孫和大衛的子孫嘛，但是，這些人又覺得舊約的獲得應許的條件，即遵守神的律法太難了，於是，一方面,他們強調和詭辯說，我們是基督徒，在新約時代，我們不在律法之下，而是在神的恩典之下，所以，我們連舊約的律法都不用守了，而可以直接獲得神在世俗方面的應許。在是否守律法方面，他們強調自己是在新約之下，而不在舊約之下，但在承受神在世俗方面的祝福和應許方面，他們卻可以來一個穿越，就是直接從新約穿越到了舊約，就可以得到神在舊約時代對神的子民在世俗方面的應許。這就是成功神學方面的穿越邏輯。而且，你在世俗方面越成功，說明你所體現的神的意旨和應許就越好，反之，你可能就有問題，或遭到神的拋棄。

功利和世俗主義的神學，就是這樣將神的話和聖經給庸俗化了。其實，我們看，現在的日本，台灣地區，香港地區，新加坡，還有其他東南亞的國家，包括中國在內，資本主義都搞的很好，但這些國家，並沒有基督教和新教的背景，也沒有什麼新教倫理，可是，他們的資本主義精神，也很好。可見，資本主義精神與新教倫理，不必然有什麼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