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犯罪之路

關於信仰和理性問題的爭論是長久以來糾纏不休的一大難題。在中國人當中尤其典型。許多人簡單地認為“一切宗教信仰都不符合理性”，就輕而易舉的把耶穌拒之門外。當然這麼看的人也許還可以抬出一些大人物來撐腰。比如，馬克思說過，“宗教是敗壞的世界裡產生的對世界敗壞的意識（A perverted world consciousness produced by a perverted world.）。” 而且“人們在摒棄宗教從而真正擺脫虛幻的幸福感之前是不會真正幸福的。”弗洛伊德說過“信仰是人類擺脫不了的神經衰弱症。當人類真正學會面對現實的時候它就會消失。”那麼問題果真就這麼簡單嗎？是不是一切的宗教信仰，包括信耶穌基督的在內，都是非理性的、或者是不理性的、或者是不健康的、甚至是“有病”的呢？

筆者在這裡希望通過梳理一下歷史上理性主義的演化路徑來對此有一個比較清晰的認識，尤其是深受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所影響的中國人。當然這是一項極其龐大而艱巨的工作，遠非本人力所能勝，但至少希望能夠拋磚引玉，吸引更多的主內弟兄姊妹來充實和完善這一課題。本文是在綜合匯集一系列資料的基礎上形成的，有的地方甚至有大段抄襲，因時間倉促，暫時來不及標明，望諒解。

其實理性本身是一個極其複雜的概念。從分類上，可以有先驗理性，歷史理性，工具理性等等。從工具理性的角度，有人把理性定義為“通過對經驗進行歸納與演繹求取對事物相互關係的認識的一種認知能力與認知方式。”大體還算妥當。簡言之，筆者認為，理性的任務就在於尋找確定性的知識：How do I know that I know?

1. 古希臘的理性觀

理性是個西方的概念，理解理性必須從西方的傳統中去追尋。中國人當然並非“不理性”，但中國古人關心更多的乃是“境界”—天人合一、詩情畫意般的人生。
古希臘哲學家認為理性是達到真理的手段和途徑。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是理性哲學的奠基人。也是西方理性主義的源頭。希臘人熱衷於尋找萬物的始基，或者叫做“第一因”。哲學史上第一個哲人泰勒士宣布“水是萬物的始基”。亞里斯多德提出“思辨地考察一切，把一切轉變為思想”。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理性主義力圖使真、善、美融合為一，理性不僅肩負着解釋宇宙的意義，也負載着解釋人類社會生活、精神生活的意義。但總得來說古希臘理性是一種客觀的理性，立足於追求世界的本原，相對忽視了理性對人類生存的關懷，忽視了人的主體性。為後來哲學發展留下伏筆。必須指出的是，正如中國古人一樣，古希臘的先哲們都有一個籠統的、萬物本原於神的概念。所以對他們來說，理性也是本源於神。柏拉圖認為第一因就是神，不能在向上追溯。人的理性是神的理性的一部分，神的理性是最高的理性。人的理性因為從屬於超越的宇宙理性因而兩者達成統一。

2. 中世紀的理性觀

這種世界理性或宇宙理性後來被奧古斯丁直至托馬斯阿奎那改造為上帝的理性。聖·奧古斯丁所說：“至高、至美、至能；無所不能；至仁、至義、至隱，無往而不在；至美、至堅、至定，無所執持，不變化而變化一切，無新無故而更新一切。”（《懺悔錄》卷1第4節）上帝創造人，也賦予人理性。有限的人怎樣能認識無限的上帝呢？所以信仰在先，理性在後，信仰高於理性，神學高於哲學，更高與科學。哲學依靠自然的理性之光，可以得到證明，但也會犯錯誤。神學來自於上帝的光芒，所以不會犯錯誤。啟示哲學來源於上帝，不能用理性來證明，自然哲學則可以用理性來論證。啟示跟理性不僅不矛盾，而且可以使理性更完善。啟示超越於理性之上。
隨着上帝的理性化，“中世紀把意識形態的其它一切形式——哲學、政治、法學，都合併到神學中，使它們成為神學中的科目。理性神學把哲學和科學都變成了它的婢女，哲學成了經院哲學。值得指出的是，經院哲學家們把古希臘的理性觀念引入到對上帝和聖經的闡釋當中來，一方面豐富了和加深了人們對神的認識和理解，另一方面也有“引狼入室“之嫌，因為信仰本來就不是可以完全通過有限的人類理性來解釋的，當人們力圖去這樣做甚至竭力用理性去證明神的存在的時候，問題和麻煩救接踵而來。

3. 理性的復興和高揚

3.1. 文藝復興與科學興起
公元前500年古希臘哲學家普羅泰格拉有一句名言—“人是萬物的尺度，也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可以說從文藝復興以來，絕大多數人文主義思想家的工作都是從不同側面對這句話的闡釋。

文藝復興起源於14世紀的意大利，後來蔓延到整個歐洲。文藝復興的影響深入了生活每一層面，標誌着從中世紀到現代時期的過渡。人文主義者要用人性來戰勝神性，用人道來反對神道，把人間的幸福從天國拉回到現實生活當中來，要使人成為自然的真正主人。文藝復興最大的貢獻，在筆者看來其實是開始了現代科技的大發展。按照羅素的說法，在創立科學方面，有四個不同凡響的偉人﹐即哥白尼﹑開普勒﹑伽利略和牛頓。
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 Poland）哥白尼是一位波蘭教士﹐抱着純真無暇的正統信仰。他在年輕的時 候旅居意大利﹐接受了一些文藝復興氣氛的薰陶。1500年﹐他在羅馬獲得數學講師或教授的職位。但是1503年就回故國，作弗勞恩堡大教堂的僧侶會員。他提出地球及其它行星繞太陽運動的日心說，推翻了托勒密的天文學理論即地心體系。使人開始重新審視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
開普勒 (Johannes Kepler 1571-1630; German) 開普勒是繼哥白尼之後第一個站出來捍衛太陽中心說、並在天文學方面有突破性成就的人物，被後世的科學史家稱為“天上的立法者”。開普勒的偉大成就是發現他的行星運動三定律。開普勒是個虔誠的新教徒。開普勒寫道：「既然天文學家對大自然言是至高神的祭司，那麼我們該仔細思考的不應是我們的榮耀，而應是神的榮耀。」同時他在《宇宙的奧秘》（The Mystery of the Universe）一書中寫道：「如今，神以創造者的角色出現，祂向受造物教導了這個遊戲，這受造物是按祂的形像造的。」
伽利略(Galileo 1564-1642 Italia) 伽利略是一位天主教徒。意大利數學家、物理學家、天文學家。可能除牛頓以外﹐伽利略要算是近代科學的最偉大的奠基者了。他大約就誕生在米開朗琪羅逝世的同一天﹐而又在牛頓誕生那年逝世。伽利略首先發現加速度在動力學上的重要性。伽利略是確立落體定律的第一人。繼哥白尼之後，伽利略進一步把觀察、實驗、假設、歸納、演繹等綜合為系統的實驗科學方法。
牛頓﹙1642–1727 English﹚牛頓沿哥白尼﹑開普勒和伽利略開拓的成功道路﹐到達了最後的完滿成功，成為經典物理學理論體系的建立者。牛頓誕生在一個清教徒家庭，本人一直是很好的基督徒。不象中國大陸教科書上所稱，到晚年才不務正業研究神學。例如在一六六二年，他大學二年級時寫下：“上帝啊！ 若我心偏於邪惡，請勿成全我；不容我單靠自己的信念去生活；不以愛上帝做為我不愛人的籍口；不是為得祝福來跟隨你；不是只在教會中渴慕你；讓我做個敬畏你的人，且因著敬畏你，而不畏懼人。” 牛頓曾經說過：“在沒有物質的地方有什麼存在呢？行星的作用是什麼呢？世界為什麼井然有序呢？動物的眼球是按照光學原理設計的嗎？我們不能推求它的本源，但這些都把我們帶到萬有的主宰之前”。 晚年的牛頓說：「我在聖經方面有基礎的信仰，聖經是由聖靈引導人寫成的，我每日都研讀聖經。」

由上清晰可見的是，現代科學完全是在基督教的傳統中、成長壯大起來的，現代科學的奠基人幾乎不是基督徒就是天主教徒。後世的基督教大科學家還有許許多多。而當初科學的合法性也完全是在神學當中取得的。英國數學家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及美國物理學家奧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都強調現代科學是來自於基督徒的世界觀點。有趣的是，科學到近代逐漸走向了神學的對立面，甚至被許多人當作反對基督教的武器。難道真的是科學的發展是人類逐步擺脫了宗教迷信嗎？事實上，正如，羅素所言，科學的輝煌勝利使人的自尊復活了。神說“要有牛頓，萬物俱成光明。這時候要保持謙卑也不可能了。”

3.2. 啟蒙運動
啟蒙運動是指歐洲歷史上從三十年戰爭（1618-1648）結束到法國大革命（1789年）的這一段時間。啟蒙運動把文藝復興以來的世俗化運動推向新的高潮。“要有勇氣去運用你自己的理性。”這就是啟蒙運動的座右銘。這個時代把文藝復興的人文精神與17世紀的科學革命結合起來，從而迎來了我們所說的現代世界。意大利人文主義者微末斯說，人有“一個充滿了智慧、精明、知識和理性的心靈，它足智多謀，單靠自己便創造出了許多不起的東西。”啟蒙運動標誌着以世俗性為主要特徵的文化的興起，現代社會的規範不再需要聖經和教會的權威，而是憑藉自然理性和社會經驗來確立。德國著名哲學家卡西勒在《啟蒙哲學》一書中說：“當十八世紀想用一詞來表述這種力量的特徵時就之為“理性”。“理性”成了十八世紀的匯聚點和中心，它表達了該世紀所追求並為奮鬥的一切，表達了該世紀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啟蒙哲學》第3－4頁）。在這個世紀中，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面前為自己存在辯護或者放棄自己存在的權利。理性取代了啟示，而成為最高的上訴法庭。

後來伴隨着歐洲哲學中唯理主義和經驗主義的世紀之爭，理性哲學和經驗哲學水漲船高，經過康德對理性的偏愛，特別是黑格爾的過分偏愛，理性被推到了終極真理的高度。從此理性大旗在歐洲高高飄揚，一切知識都必須放在理性的天平上接受衡量。
經驗論強調經驗理性，唯理論強調思辨理性。但兩者都主張，在人類知識範圍內審視一切、判斷一切的最高權威和標準步使宗教的啟示和教會的權威，而是人類的理性。而且都相信人類理性能夠認識世界，得到普遍必然性的知識，建立起由這樣的知識組成的真理體系。但是世上這一目標從未被實現。啟蒙運動實際上不僅僅是理性主義的信徒，在同樣程度上也成了理性主義的批判者。 理性主義正是毀於它自己的分析之火。它被它自己的分析工具給拆毀了。

3.3. 理性哲學
歐洲大陸唯理論由笛卡爾揭開序幕，中經馬勒伯朗士、斯賓諾莎、萊布尼慈等人，形成一種相對完整的系統。唯理論者認為感覺經驗所提供的知識是個別的、只具有或然性，感覺經驗無法提供普遍必然知識，無法確保知識的邏輯確定性，因此感性知識不能稱為科學知識。知識的普遍必然性和邏輯確定性不能在感性中尋求，只能在理性中尋求，笛卡爾提出“普遍”的原則，發現“我思故我在”的第一原理其旨意就在於說明必須以“理性”作為判斷真偽的唯一尺度，只有理性才能提供科學知識的邏輯確定性、普遍必然性、科學有效性。因為理性的功能是發現統一性，只有把人類的所有知識放在理性的尺度上重新校正才能形成真理的體系。但是理性如何保證知識的普遍必然性和邏輯確定性呢？唯理論者認為理性這種能力不能來自感覺經驗，而只能是一種天賦能力。所以唯理論者所提倡的與經驗理理相對立的“理性”稱為天賦理性。“天賦理性論”着重考察人類認識過程中的邏輯成分，但由於它輕視感覺經驗的作用，無法確保知識的客觀有效性和拓展知識的新領域，只是一種片面的理性觀。

笛卡爾 (Rene Descartes 1596-1650; French) 笛卡兒被廣泛認為是西方現代哲學的奠基人，他第一個創立了一套完整的哲學體系。他從“我思故我在”這個命題入手，把理性建立在自我意識的基礎之上。笛卡兒第一步就主張對每一件事情都進行懷疑，而不能信任我們的感官。他認為理性使人人都具有的一種辨別是非、真假的能力。他認為只要理性的自我意識遵循數學、幾何學原則，便可以認識人類生活的一切領域。人們在他的墓碑上刻下了這樣一句話：“笛卡兒，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第一個為人類爭取並保證理性權利的人。” 笛卡爾是在人的主體的思維活動中，而不是在人之外的上帝和實體中探求理性。因而開創了認識論的主觀理性觀。但笛卡爾將理性嚴格限定在科學尤其是數學領域。笛卡爾並沒有打算用理性來取代上帝，他認為宇宙中共有2個不同的實體，既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靈魂”和“擴延”），兩者本體都來自於上帝，而上帝是獨立存在的。他認為，只有人才有靈魂，人是一種二元的存在物，既會思考，也會占空間。而動物只屬於物質世界。笛卡爾寫過這樣的格言：“我思考，因此我是人，能把我帶到這世界來的那位，必定是至少要如我一樣完美的，因為泉水不可能比它的源頭更高。”

斯賓諾莎（1632---1677）是第一個對《聖經》進行歷史性批判的人物，從許多方面來看，他都稱得上是笛卡兒的學生。笛卡兒在荷蘭居住了近二十年，並在那裡發表了自己的大部分著作，因此在荷蘭具有廣泛的影響。年輕的斯賓諾莎仔細研究了笛卡爾的理論，結合自己的心得重新建立了自己的思想體系。斯賓諾莎與笛卡兒的觀點的最大區別就是對上帝的態度截然相反。對笛卡爾而言，上帝的存在是顯而易見的事實，而在斯賓諾莎那裡，上帝被整個自然所取代。這就是斯賓諾莎著名的自然神論，又叫泛神論。斯賓諾莎的哲學理論基本上從神學之中擺脫了出來，使人們從自然的角度重新認識這個世界。

萊布尼茲 (Gottfried Leibnitz 1646-1716; German) 萊布尼茲父母虔信路德新教。萊布尼茲的哲學仍然是建構在有神論的基礎之上的，但他平時從不進教堂，因此他有一個綽號 Lovenix，即什麼也不信的人。他去世時教士以此為藉口，不予理睬，曾雇用過他的宮廷也不過問，無人前來弔唁。萊布尼茲和牛頓共同建立了微積分。作為著名的哲學家，他的哲學主要是“單子論”、“前定和諧”論及自然哲學理論。其學說與其弟子沃爾夫的理論相結合，形成了萊布尼茨—沃爾夫體系—一種由非矛盾律和充足理由律等形式原則所主導的理性的演繹模式。極大地影響了德國哲學的發展，尤其是影響了康德的哲學思想。他開創的德國自然哲學經過沃爾夫、康德、歌德到黑格爾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3.4. 經驗哲學
洛克（1632-1704）洛克有一句名言：“凡是在理智中的，無一不是經驗中”。洛克的這句話是經驗主義的旗幟和口號。洛克強調：“真理真正的愛人有一個無誤的標誌，就是不接受其肯定性大與其證據的任何命題。” 洛克自認為是一個虔誠的正統基督徒。接受理性的權威，也接受聖經的權威。他為那些雖然不違背理性但卻高於理性的東西保留了一個地位。
培根(1561-1626;Francis Bacon, English)是近代哲學史上首先提出經驗論原則-科學歸納法的哲學家。羅素尊稱培根為“給科學研究程序進行邏輯組織化的先驅”。培根1620年發表《新工具》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培根本人也是基督徒。這位因發展科學方法而有功於世界的人士，如此寫道：「有兩本擺在我們面前的書可以讓我們研究，它們可避免讓我們陷入錯誤之中。第一本是聖經，它向我們啟示了神的旨意，然後是大自然，它表現出了神的能力。」
培根和洛克一起成為經驗主義的奠基人。啟蒙運動的理性原型，就是培根和洛克的經驗主義的實驗理性。所要求的就是考察經驗事實。人們有了分析的新工具，就能夠一遍一遍的考察、衡量、篩選、比較種種事實，就能夠把真的假的、偶然的必然的、特殊的和一般的一一區分開來。但是由於經驗論固守經驗的壁障，無法解決人類認識的普遍必然性、科學有效性和邏輯確定性的問題，經驗理性論必然是一種片面的理性論。

3.5. 懷疑論
休謨（1711-1776）的懷疑論使理性主義走到盡頭。一方面，他認為推論事實問題時，經驗是唯一的嚮導。“明智的人總是使自己的信念與證據相稱。"A wise man proportions his belief to the evidence." 但他認為所謂因果必然性只不過是人心主觀習慣的必然性，而不是事物之間客觀的必然性。這就表明，理性既不可能是人類知識的最高權威和標準，也不可能得到關於事物的普遍客觀的知識。所以他的名言“理性是激情的奴隸”。
休謨在蘇格蘭嚴格的加爾文教環境中長大。但成年後，他認為宗教對於個人是不必要的，而且在歷史上的主要作用也是有害的。“如果我拿起一本書來，例如神學書或經院哲學書，那我們就可以問，其中包含着數和量方面的任何抽象推論沒有？其中包含着關於實施和存在的任何經驗的推論沒有？沒有。那麼我們就可以把它投到烈火里，因為它所包含的沒有別的，只有詭辯和幻想。”但它並非無神論者。其實他認為無神論者很可笑。但他不相信有人格的神，也不相信特殊啟示。他也認為，真正的宗教要靠信仰，而不是理性。“任何人只要被信仰感動而贊同了它，都會意識到自己心中有一條延續下來的奇蹟，這奇蹟推翻了他的理解里的一切原則，使他決心去相信罪違反習慣和經驗的東西。”休謨承認上帝的性質是理性無法認識的。所以休謨認為人應當依賴於可靠的東西。但是理性是不可靠的，當然信仰更不可靠。那人怎麼辦呢？休謨自己承認懷疑論者在實踐當中行不通。懷疑論者平靜輕鬆的否定態度，在面對生活實際需要的時候無異於兒戲。所以，他認為理性既無力確證也無力駁倒宗教的信念。

3.6. 政治理性觀
17世紀的唯理論和經驗論所確立的思辨理性觀和經驗理性觀延伸到了社會政治領域，成為18世紀法國啟蒙主義思想和唯物主義者的政治理性觀。理性的宗教起源於英國，但普及於法國。17世紀英國唯物主義者霍布斯、洛克討論國家的起源社會正義，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狄德羅、費爾巴哈等人繼續從離開上帝的理性出發沉思人性、國家、社會歷史、和政治制度，形成一種政治理性觀。他們認為理性就是自然性、人性，就是正義和人道。法國的“百科全書派哲人”基本上都是文人。但由於法國的天主教會極力地壓制和迫害自由思想家，所以法國的自然神論有一種好鬥的、肆意謾罵的、但又狡猾迂迴的性質，特點就是否定一切。
伏爾泰（1694-1778）一方面煞費苦心證明上帝存在，另一方面在晚年開始攻擊、謾罵、嘲諷基督教。他要用一種模糊的自然神論來取代基督教。
盧梭（1712-1778）自己的宗教經歷，是一個充滿劇烈衝突的過程。它誕生在一個日內瓦的加爾文教徒家庭，很早就立志做一個傳道者。16歲他成為天主教徒。33歲時他遷居巴黎，在那裡同無神論者和唯物論者進行長期的鬥爭。鬥爭的結果，他成了一位自然神論者。他認為理性雖然不能證明基督教的很多教條，但可以提供神存在的依據。1754年，盧梭重訪日內瓦，恢復了童年的新教信仰。盧梭的貢獻在於使理性擺脫了與情感和意志隔絕的處境。他認為感覺、意志、和情感使人的理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所以被稱為浪漫主義的先驅。在盧梭看來，神學就是道的神學。他力圖把宗教奠定在“內心之光”、或感情或良心的基礎之上。

3.7. 社會向善論和革命的樂觀主義
從伏爾泰和盧梭開始，也誕生了一種社會向善論的樂觀主義。他們認為人類社會的苦難不能等待靠上帝來解放。人必須成為自己的解放者，並在倫理的意義上成為自己的創造者。迄今為止，社會已經給人類造成了最深重的創傷，但也只有社會，通過一種轉變和變革，能夠並且應該治好這些創傷。我們只要來改變社會制度，讓人從一個強制的社會進入到一個自主的社會，個人自由和公共福利就會完全一致。再加上科學已經進步，科學方法已經被運用到政治和社會問題上，所以我們離一個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新時代已經不遠了。這就是革命的思想的源頭，也是現代進步理論的核心，也是馬克思的思想的一個源頭。糟糕而可怕的思想！盧梭、伏爾泰、狄德羅（1713-1784）孔多塞（Condorcet 1743-1794）等人給基督教關於墮落和救贖的教義提供了一種世俗的方案。他們勾畫出了一座地上之城來取代上帝之城，在那裡, 將不再有“任何的悲哀、任何哭嚎、任何痛苦、因為過去的東西已經消失。”所以，我們當然就不再需要上帝了。

3.8. 批判理性—康德的理性觀
康德是萊布尼茲的學生。康德（1724-1804）出生於東普魯士的哥尼斯堡一個虔敬派教徒家庭。虔敬派強調強烈的宗教體驗和嚴格的道德完善。道德完善的影響貫穿了康德的一生。

西方古典理性主義內部經驗理性論和天賦理性論的對壘，到了十八世紀末，雙方都瀕臨絕境，無法再在自身的軌道上繼續發展。康德高舉批判理性的大旗把經驗理性和天賦理性融合在自己的哲學體系中，全面探索科學及形而上學能夠成立的條件，他說“哲學的對象，乃是尋求理性用來獲得關於事物的真正知識的種種原理。” 他認為一切科學知識必定從經驗開始，但不能從經驗中發生，形成科學知識還有賴於人類思維主體的先天條件，這就是構成一切知識的先天形式。在西方古典理性主義面臨的絕境中發動了一場哥白尼式的哲學革命，喊出了“人為自然立法”的口號，進一步弘揚了人類理性的偉大功能。康德的開創性觀點在於他認為人的心智是主動的而不是被動的。理性是先驗的，理性具有能動性和主體性，理性可以被擴展到人的知識能力、意志能力、情感能力，可以對真善美各個領域進行立法。

但是，康德哲學又是一個矛盾體，他的批判理性論在考察、研究，分析人類認識能力的過程中，一方面綜合了經驗理性論和天賦理性關於人類認識探索的優秀成果，在人類認識史上建構了一座以理性為中心的主體論認識大廈。但另一方面又在這種分析、批判中發現了人類理性能力的限度，動搖了人類理性的權威，為信仰留出了地盤。康德認為人的認識是由感性進到知性，再由知性進到理性的過程，感性和知性只能解決現象問題，至於在現象之後的本體則是理性認識的對象，因為理性的本性就是超越現象去探索更深的條件和根本，把握世界的絕對總體。但是理性自身是否具有這種能力呢？康德認為理性本身沒有賴以把握世界絕對總體的思維工具，只能藉助知性的範疇去追求理念，認識“物自體”。但是，康德認為一但理性這樣操作時，必然陷入“先驗幻相”，產生二律背反，理性最終無法確證什麼，無法認識世界的本體。這樣，康德在完全他的哥白尼式的哲學革命後，又以一種更加尖銳的方式使理性重新陷入了困境。康德的理性懷疑論最終動搖了人類理性的至上性、絕對性，否證了理性的無條件的認識能力，為信仰和非理性主義洞開了哲學之門。在這個基礎上，康德又強調倫理學和道德信仰的至上重要性，因此在這個意義上知識必須為信仰留下地盤。

3.9. 思辨理性-黑格爾的理性觀
在康德之後，費希特舉起了康德的旗幟，希圖重新救活西方古典理性主義。這場批判運動最終延續到黑格爾。在黑格爾那裡西方古典理性主義完成了它的歷史大綜合，產生了這種理性主義最後一種包羅萬象的形態——思辨理性論。康德通過理性的自我批判，確立了理性的地位和能力。提出理行為自然立法，認為人之所以為人，在於人有理性。黑格爾更加認為理性可以通過現象認識本質，通過有限認識無限。把理性由人的認識能力提高到了世界本性和歷史主宰的高度。認為人的理性和宇宙本體的理性是同一的。

羅素說黑格爾﹙Hegel﹐1770–1831﹚在青年時代﹐他非常熱衷於神秘主義﹐他後日的見解多少可以看成是最初他以為是神秘洞察的東西的理智化。黑格爾認為世界的本質在於絕對精神。他強調兩樣東西：邏輯和辯證法。

黑格爾認為康德的批判理性之所以使理性重新陷入困境原因在於康德割裂的理性與現實的關係，使理性與現實處於不可調和的衝突與分裂之中。康德認為人類的理性只能認識和把握存在的現象而不能認識和把握存在的本質，這就把現象和本質對立起來，認識論和本體論對立起來，造成理性和現實的衝突，思維此岸不能達到自在之物的彼岸，自在之物對人說來始終是一個永恆的謎，不可知的黑洞。黑格爾認為，康德之所以產生這種哲學的錯誤在於他沒有最深刻的發掘人類思維功能的內在統一性，只留在思維的較低階段——知性領域。沒有上升到把握全部現實的思辨理性。黑格爾的思辨理性則力求在最深的層次上把握全部現實的內在統一性。黑格爾的思辨理性則認為理性在認識世界時陷入矛盾正表明理性把握了世界的本質，“思辨的思維在於思維把握住矛盾並在矛盾中把握住自身”。 因此只有思辨理性立足於“從對立面的統一中把握對立面”才能使思維把握全部現實。
黑格爾在西方哲學史上建構了一個龐大的思辨理性體系。這個思辨理性體系以思維和存在的統一為軸心把哲學本體論和認識論結合起來，達到了本體論、認識論和邏輯學三者的同一。但是，黑格爾在批判康德時把理性思維的能力片面吹脹、膨脹，抬到包羅一切的絕對境地。馬克思也指出黑格爾的思辨理性是一種“無人身的理性”。這種思辨理性體系雖然一方面宣稱把全部現實包溶於自身之內，但在最終意義上卻遠離了現實，變成了一種空中樓閣，虛無飄渺的雲煙。黑格爾辯證法似乎在否定之否定的矛盾運動中包羅了一切，解釋了一切，但事實上能解釋一切的理論其信息量必然為零—等於什麼也沒解釋，不過是個美麗的邏輯遊戲而已。

3.10. 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
費爾巴哈（1804～1872年）德國古典哲學最後的一個代表，唯物主義哲學家。他認為：物質是第一性的，思想是第二性的，自然界是客觀存在的，人的思維、意識是客觀物質的反映。他曾經寫了一本書叫《基督教的本質》，從唯物論的角度來批判基督教。

正是歷經了這樣一個漫長的思想歷程，我們偉大的馬克思才把“唯心論”者黑格爾至高無上的思辨理性-辯證法與無神論者費爾巴哈的唯物論相結合，從而誕生了偉大的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再加上發端於法國浪漫主義和無神唯物論文人思想家的社會向善論和革命的樂觀主義，我們就獲得了一個改造人類歷史的法寶—唯物史觀和科學社會主義。這就是五四先賢們為中國求取來的濟世良方。在接下來的半個多世紀裡，在中國不斷發揚光大，登峰造極，最終走上神壇，成為道路真理和生命，成為事實上唯一正確合法的“宗教信仰”，成為檢驗和評判一切思想和實踐的正當合法性的“理性”標準，成為絕大多數中國人認識真正的真理所難以逾越的屏障。其實從以上的脈絡已經足以讓我們看到這些主流的思想家們是如何一步步遠離神，一步步把人類自己的理性高舉過神的頭頂的。你如果熟悉聖經的話，就會看到這個過程跟以色列人悖離神的過程簡直是如出一轍。

4. 理性致命的一躍

波普爾有一個明智的歸結：我們對經驗知識無法證實，只可證偽。波普爾稱：“從邏輯的觀點看，顯然不能證明從單稱陳述（不管它們有多少）中推論上全稱陳述是正確的，因為用這種方法得出的結論總是可以成為錯誤的。不管我們已經觀察到多少只白天鵝，也不能證明這樣的結論：所以天鵝都是白的。”因此，所有的經驗事實，只不過是一定概率基礎上的事實。所以理性之爭常常就是概率之爭：相信小概率事件還是大概率事件。歷史上小概率事件時有發生，而且不能重演。因為：赫拉克利特說：“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所以，從某種意義上，可以把信耶穌的人成為相信小概率事件的人。但是，此言也不盡然。誰能斷定如此精妙複雜的宇宙和生命的出現與一位創造者之間的聯繫就一定是一個小概率事件呢？

問題在於，儘管從單稱陳述中不可能引申出全稱判定，但是我們還是得賦予其全稱判定之位格；儘管從不完歸納種不能得出完全的結論，儘管借歸納給出的經驗知識並不可靠，但是我們還是要認定它具可靠性。不然，我們怎麼辦呢？如果我們老老實實承認我們的理性與本質無關的話，那麼誰還會唯理性的馬首是瞻呢？誰還會理直氣壯地仰仗這不完全的理性與人爭辯呢？誰還會死心塌地地願意讓這“沒準兒”的理性去指引自己的生活、主導自己有限的生命呢？在這裡，在當我們把單稱陳述、不完全歸納認準為或賦予其全稱判斷、完全歸納的意義時，也就是把相對有限的東西，認準為或賦予了絕對無限的意義。這種做法，在科學認知的範圍內，即為一項預設。任何理論都是構築在預設的基礎之上的。正如哈耶克與卡爾波普提出的“批判理性主義”所稱，人的思考必定有“前提”，而這些前提多數都是不可論證的。所以任何理性的要求必然伴隨一個非理性的價值因素做為這個理性思考的前提。而這個前提一定是從信仰里來的。當然任何信仰都是可批判的，但是沒有信仰的人卻是不存在的。

由此可見，理性犯罪就在於從一個局部的單稱命題跳躍到了一個全稱命題，從一個概率事件，跳到了一個必然事件。而在這個跳躍當中，輕易地把神給排除掉了，毫無根據的排除掉了。把有限之物推上無限的寶座奪取了神的權威和榮耀，而把無限的神放逐得無影無蹤。耶穌說，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神的物當歸給神（馬可12:17 ）。所以，理性主義者應當把自己靠那神秘的一躍所騙取來的虛假的光環從自己頭上摘下來，因為，神的物當歸給神。

理性主義的問題在於無視不可知世界的存在，以可知識世界的邏輯和結構來建構未知世界，進而推論得到世界的全體，也就是上帝。這恰恰反映了理性的致命的自負，這就是聖經里講到的人類最大的原罪！無視真正上帝的存在，而把人自己、自己的理性或其他人手所造的作為上帝來敬拜。而這對於那一位真正創造並執掌宇宙天地的上帝乃是最大的蔑視和褻瀆，所以當懲罰臨到的時候，也就無話可說了。對理性的思考再一次提醒我們人類的罪性是多麼的根深蒂固。人們總是信賴自己的理性遠甚於信賴上帝。問題是理性高於信仰還是信仰高於理性？實際上就是人大與上帝還是上帝大與人？實際上就是相信自己還是相信上帝？自己是主還是上帝是主？自己是上帝還是上帝是上帝？

俄羅斯神學家舍斯托夫認為，形而上學的知識理性把十字架上的真理判為荒謬就是罪，這是聖經創世記的敘述所指明了的。這種罪源於知識樹對生命之樹的果實的剝奪，它把人引向虛無，使虛無成為必然性，必然性的真理知識進而又扭曲人的意識，使人的意識屈從於有限的可能性，判定神聖的救贖之愛為不可能。虛無和必然性的真理最終不過要讓有限的可能性來決定和支配人的塵世生活和命運。一旦人們聽命於這不可能性，在舍斯托夫看來，就是墮落。

舍斯托夫稱形而上學的安慰為廉價的安慰。在他看來，哲學家尼采曾以青春的熱情反抗過形而上學，但他終於沒有抵住形而上學的誘惑，轉而對形而上學的理性寄以無限信任，用追求強力意志去換取對必然性的聽命，放棄爭取可能性的鬥爭，而且引以為豪。不僅如此，尼采還掩耳盜鈴，把對上帝的信仰判為廉價的安慰。事實上，約伯的信仰、雅各的信仰、亞伯拉罕和耶利米的信仰均已表明，信仰代價過高，因為它甚至要粉碎被視為我們人的一切基礎的東西。所以，舍斯托夫說，只有陷於絕望的人才能凝視十字架上的真理，因為他擺脫了人的理性知識的支撐，不順從時代精神、歷史法則以及任何現實原則。

5. 在絕望中擺脫廉價安慰，在戰鬥中變成真理

克爾凱郭爾也認為絕望是一個人在達到對生命的真正意識之前必須嘗一嘗的東西。認識不到自己的罪尤其是驕傲就不會對自己絕望，而不絕望就得不到真正豐盛的生命。當你對自己認真的時候，你會發現人的至死方休的疾病是無藥可救的。根本不存在任何理性逃避的辦法。倫理生活的目的，並不是單要認識真理，而是要變成真理，不是要提出客觀的真理，而是要改造人的主體自身。如果我能夠在客觀上把握上帝，我就不信仰了；但是恰恰因為我不能夠在客觀上把握上帝，所以我必須信仰。對人類理性的徹底的反思，將使我們理解理性的界限。最高的理解，就是了解到有一些事情是人類理解力所無法把握的。只有永恆才能給出一種永恆的確定性，而生存則必須滿足於一種戰鬥中的確定性。基督徒的生命就是於魔鬼搏鬥並努力變成耶穌基督的過程。

6. 明證的理性和“荒謬的”理性

雅典的理性真理和源於耶路撒冷的啟示真理，在西方思想史上實在可謂“對立的統一”。 這兩種真理是不相容的，因為，前一種真理是從明證的理性中去尋求，後一種真理則是從“荒謬”中去尋求，更進一步說，前一種真理來自雅典智者的驚訝，後一種真理則源於聖經中的先知們睜着眼站在存在的恐怖前面向創世主求告時的眼淚。用舍斯托夫的話說，從斯賓諾莎、康德、黑格爾以至胡塞爾的哲學傳統，堅持要耶路撒冷向雅典謝恩求拜，堅持啟示的真理沒有理性明證的批准就是妄念。這些理性哲學家和知識論的大師們，總是以研究垂直線、平面和圓時所持有的冷漠與平靜來研究約伯式的痛苦和喊叫，他們只習慣於從意識的直接材料中去尋求真理，然而，由此理性思辨尋求到的普遍必然的真理，就是擺脫上帝。在他看來，把任何東西擺在上帝之上的一切企圖，無論是觀念的，還是物質的，最終都引向一片荒涼和虛無。

德爾圖良的護教著作《論基督的肉體》中有一段世傳不衰的諍言：“上帝之子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正因為荒謬才可信，正因為不可能才肯定。” 耶穌基督的一切本身都是一種悖論。從他自己來看，他是貧窮的、卑微的、軟弱的、屈辱的，他也沒有什麼理論或者哲學體系。從外部來看，他沒有軍隊、沒有群眾、沒有知識分子的支持。只不過帶着一些“烏合之眾”。按照舍斯托夫，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真理意味着，對於上帝，一切都是可能的，上帝絲毫不會顧及人的理性和道德；在十字架上所顯示出來的真理表明，在上帝的愛中才有一切事物的原則、來源和根本因此，十字架上的真理是直接關涉人的生命和死亡、渺小和偉大、罪孽和救贖、夢魔和自由、呻吟和悲嘆的真理，它最終給予人的是上帝允諾的希望和愛——上帝的獨生子慘死在十字架上了，上帝為什麼要這樣做呢？這表明，在上帝眼裡，人類的苦難和眼淚比什麼都要沉重。

7. 非理性更加致命的一躍

篇幅所限，本文無力對豐富的非理性主義詳加探討，但非理性主義政是在理性主義的重壓之下的必然產物。叔本華 (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契克果（Soren Kierkegaard 1813-1855）尼采（Friedrieh Nietzsche 1884—1900）以後，絕望的人們已經放棄了經由理性尋到終極意義的希望。不僅如此，人們根本不認為終極意義是理性的、可以理性地談論的。由此產生一個現實與意義的對分觀，認為現實是理性的、破碎的，但沒有意義；人如果要尋找到意義，只能“非理性地一躍”（Irrational Leap），進入“非理性”的意義界。非理性的意義界，是不受理性批判的。這個思路經由存在主義哲學家發展到今天，已經滲入到大眾生活的每一個層面。西方實際上已經被理性主義壓迫到一個地步，以至在意義的追尋中完全拋棄理性。其實在全球化的今天，各種後現代的非理性主義早已從西方傳到了中國。非理性主義的產物不一而足，從搖滾樂、搖頭丸，到一夜情，同性戀，還有“過把癮就死”什麼的，在當今的世界和中國俯拾皆是，不可勝數。

8.結語

啟蒙時代開始的現代派聲稱：我們不要啟示，只要理性；我們不要上帝，我們只要人。經過四百年對聖經、對傳統基督教無情的打擊後，現代派的子孫後現代派說，我們不要啟示，我們也唾棄理性；我們不要上帝，我們也目中無人。如果說理性主義在樹立人的尊嚴的道路上走到了極端的話，非理性主義則是徹底地打碎了人的尊嚴。在銷解終極真理和生命意義的同時，也銷解了人類的一切的主體間性，銷解了人類一切的責任，讓人類在通往地獄的寬廣大道上行進的速度更加快得一發不可收拾。

耶利米書第二章13節，耶和華說，“因為我的百姓作了兩件惡事，就是離棄我這活水的泉源，為自己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回顧歷史、反觀現實，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些人類背離神而自己造出來的“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尤其是各種各樣的人本主義的理性或者非理性的思想帶來的惡果。而之所以如此，正是“因為不知道神的義，想要立自己的義，就不服神的義了。”（羅10:3）中國人很熟悉“娶了媳婦忘了娘”的諺語，而這個比喻用在因犯罪墮落而要立自己的義而忘卻了神的義的整個人類的身上也甚是恰當。“因為時候要到，人必厭煩純正的道理。耳朵發癢，就隨從自己的情慾，增添好些師傅。並且掩耳不聽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語。（提後4:3-4）” 所以，回過頭來，我們可以用馬克思自己的話來作為總結，人類憑着自己的理性而創造出來的種種理性或是非理性主義而非基督信仰，才是“敗壞的世界裡產生的對世界的敗壞的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