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間我已經滿周歲了。去年慶生會上，有位姐妹代表團契送給我三卷一套的中文版《基督教要義》，說自己買了些日子，從來沒看過，現在想起來原來是為我準備的。

這套“為我準備的”書我也放了一年沒看。昨天拿出來翻翻其中的“中譯本導言”，竟發現加爾文也可能是“運動出身”呢。以下為導言摘錄：

1534年10月18日發生的標語事件，即在大街上、公共建築甚至皇宮裡出現了反對天主教的傳單，使法國國王開始對改革派採取更為嚴厲的措施。不少人被捕並被處以火刑，其實包括加爾文的一些朋友。於是加爾文在1535年1月逃離法國到了巴塞爾，試圖在那裡找到一個可以安靜研究的地方。到達巴塞爾後，加爾文開始不大部分的時間用在這本書的寫作上，直到8月23日完成這部著作。

這期間寫作的背景中，有兩件事情值得提一下，以為它們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到加爾文對這本書的寫作，幫助我們了解他寫作這本書的動機。一個是這年的2月加爾文記錄下來的一份政府報告，指控被政府所通緝的宗教改革者都是“重洗派以及試圖推翻政府的人”。按照他在22年後所寫的《《詩篇》注釋》序言中的回憶，他如此地描述了當時的處境：“當我隱居於巴塞爾時，只有少數人知道的情況下，有許多忠心與聖潔的人卻在法國被燒死。”據說當時法國有一種可以搖擺的火刑架，使死囚緩慢地被烤死。但最讓加爾文無法忍受的是心靈而不是身體受苦所遭到的屈辱：“一些邪惡與欺騙的傳單，聲稱沒有人被處以此極刑，被燒死的都是重洗派與叛亂分子。”作為一位法學家，他怒斥“法庭的措施是何等無恥”，並且立誓說：“我當時就看見，除非我盡一切的方法來反抗他們，否則我的沉默將使我無法逃脫懦弱與奸詐的罪名。”就是在這種背景下，1535年8月23日，他寫出這本書的序言----給法國國王法蘭西斯一世的信。那一年他2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