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犯罪之路

关于信仰和理性问题的争论是长久以来纠缠不休的一大难题。在中国人当中尤其典型。许多人简单地认为“一切宗教信仰都不符合理性”，就轻而易举的把耶稣拒之门外。当然这么看的人也许还可以抬出一些大人物来撑腰。比如，马克思说过，“宗教是败坏的世界里产生的对世界败坏的意识（A perverted world consciousness produced by a perverted world.）。” 而且“人们在摒弃宗教从而真正摆脱虚幻的幸福感之前是不会真正幸福的。”弗洛伊德说过“信仰是人类摆脱不了的神经衰弱症。当人类真正学会面对现实的时候它就会消失。”那么问题果真就这么简单吗？是不是一切的宗教信仰，包括信耶稣基督的在内，都是非理性的、或者是不理性的、或者是不健康的、甚至是“有病”的呢？

笔者在这里希望通过梳理一下历史上理性主义的演化路径来对此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尤其是深受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所影响的中国人。当然这是一项极其庞大而艰巨的工作，远非本人力所能胜，但至少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吸引更多的主内弟兄姊妹来充实和完善这一课题。本文是在综合汇集一系列资料的基础上形成的，有的地方甚至有大段抄袭，因时间仓促，暂时来不及标明，望谅解。

其实理性本身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从分类上，可以有先验理性，历史理性，工具理性等等。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有人把理性定义为“通过对经验进行归纳与演绎求取对事物相互关系的认识的一种认知能力与认知方式。”大体还算妥当。简言之，笔者认为，理性的任务就在于寻找确定性的知识：How do I know that I know?

1. 古希腊的理性观

理性是个西方的概念，理解理性必须从西方的传统中去追寻。中国人当然并非“不理性”，但中国古人关心更多的乃是“境界”—天人合一、诗情画意般的人生。
古希腊哲学家认为理性是达到真理的手段和途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理性哲学的奠基人。也是西方理性主义的源头。希腊人热衷于寻找万物的始基，或者叫做“第一因”。哲学史上第一个哲人泰勒士宣布“水是万物的始基”。亚里斯多德提出“思辨地考察一切，把一切转变为思想”。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理性主义力图使真、善、美融合为一，理性不仅肩负着解释宇宙的意义，也负载着解释人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意义。但总得来说古希腊理性是一种客观的理性，立足于追求世界的本原，相对忽视了理性对人类生存的关怀，忽视了人的主体性。为后来哲学发展留下伏笔。必须指出的是，正如中国古人一样，古希腊的先哲们都有一个笼统的、万物本原于神的概念。所以对他们来说，理性也是本源于神。柏拉图认为第一因就是神，不能在向上追溯。人的理性是神的理性的一部分，神的理性是最高的理性。人的理性因为从属于超越的宇宙理性因而两者达成统一。

2. 中世纪的理性观

这种世界理性或宇宙理性后来被奥古斯丁直至托马斯阿奎那改造为上帝的理性。圣·奥古斯丁所说：“至高、至美、至能；无所不能；至仁、至义、至隐，无往而不在；至美、至坚、至定，无所执持，不变化而变化一切，无新无故而更新一切。”（《忏悔录》卷1第4节）上帝创造人，也赋予人理性。有限的人怎样能认识无限的上帝呢？所以信仰在先，理性在后，信仰高于理性，神学高于哲学，更高与科学。哲学依靠自然的理性之光，可以得到证明，但也会犯错误。神学来自于上帝的光芒，所以不会犯错误。启示哲学来源于上帝，不能用理性来证明，自然哲学则可以用理性来论证。启示跟理性不仅不矛盾，而且可以使理性更完善。启示超越于理性之上。
随着上帝的理性化，“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它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理性神学把哲学和科学都变成了它的婢女，哲学成了经院哲学。值得指出的是，经院哲学家们把古希腊的理性观念引入到对上帝和圣经的阐释当中来，一方面丰富了和加深了人们对神的认识和理解，另一方面也有“引狼入室“之嫌，因为信仰本来就不是可以完全通过有限的人类理性来解释的，当人们力图去这样做甚至竭力用理性去证明神的存在的时候，问题和麻烦救接踵而来。

3. 理性的复兴和高扬

3.1. 文艺复兴与科学兴起
公元前500年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格拉有一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也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可以说从文艺复兴以来，绝大多数人文主义思想家的工作都是从不同侧面对这句话的阐释。

文艺复兴起源于14世纪的意大利，后来蔓延到整个欧洲。文艺复兴的影响深入了生活每一层面，标志着从中世纪到现代时期的过渡。人文主义者要用人性来战胜神性，用人道来反对神道，把人间的幸福从天国拉回到现实生活当中来，要使人成为自然的真正主人。文艺复兴最大的贡献，在笔者看来其实是开始了现代科技的大发展。按照罗素的说法，在创立科学方面，有四个不同凡响的伟人﹐即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
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 Poland）哥白尼是一位波兰教士﹐抱着纯真无暇的正统信仰。他在年輕的時 候旅居意大利﹐接受了一些文艺复兴气氛的熏陶。1500年﹐他在罗马获得数学讲师或教授的职位。但是1503年就回故国，作弗劳恩堡大教堂的僧侶会员。他提出地球及其它行星绕太阳运动的日心说，推翻了托勒密的天文学理论即地心体系。使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
开普勒 (Johannes Kepler 1571-1630; German) 开普勒是继哥白尼之后第一个站出来捍卫太阳中心说、并在天文学方面有突破性成就的人物，被后世的科学史家称为“天上的立法者”。开普勒的伟大成就是发现他的行星运动三定律。开普勒是个虔诚的新教徒。开普勒写道：「既然天文学家对大自然言是至高神的祭司，那么我们该仔细思考的不应是我们的荣耀，而应是神的荣耀。」同时他在《宇宙的奥秘》（The Mystery of the Universe）一书中写道：「如今，神以创造者的角色出现，祂向受造物教导了这个游戏，这受造物是按祂的形像造的。」
伽利略(Galileo 1564-1642 Italia) 伽利略是一位天主教徒。意大利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可能除牛頓以外﹐伽利略要算是近代科学的最伟大的奠基者了。他大約就诞生在米开朗琪罗逝世的同一天﹐而又在牛顿誕生那年逝世。伽利略首先发现加速度在动力学上的重要性。伽利略是确立落体定律的第一人。继哥白尼之后，伽利略进一步把观察、实验、假设、归纳、演绎等综合为系统的实验科学方法。
牛顿﹙1642–1727 English﹚牛顿沿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开拓的成功道路﹐到达了最后的完满成功，成为经典物理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者。牛顿诞生在一个清教徒家庭，本人一直是很好的基督徒。不象中国大陆教科书上所称，到晚年才不务正业研究神学。例如在一六六二年，他大学二年级时写下：“上帝啊！ 若我心偏於邪恶，请勿成全我；不容我单靠自己的信念去生活；不以爱上帝做为我不爱人的籍口；不是为得祝福来跟随你；不是只在教会中渴慕你；让我做个敬畏你的人，且因著敬畏你，而不畏惧人。” 牛顿曾经说过：“在没有物质的地方有什么存在呢？行星的作用是什么呢？世界为什么井然有序呢？动物的眼球是按照光学原理设计的吗？我们不能推求它的本源，但这些都把我们带到万有的主宰之前”。 晚年的牛顿说：「我在圣经方面有基础的信仰，圣经是由圣灵引导人写成的，我每日都研读圣经。」

由上清晰可见的是，现代科学完全是在基督教的传统中、成长壮大起来的，现代科学的奠基人几乎不是基督徒就是天主教徒。后世的基督教大科学家还有许许多多。而当初科学的合法性也完全是在神学当中取得的。英国数学家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及美国物理学家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都强调现代科学是来自于基督徒的世界观点。有趣的是，科学到近代逐渐走向了神学的对立面，甚至被许多人当作反对基督教的武器。难道真的是科学的发展是人类逐步摆脱了宗教迷信吗？事实上，正如，罗素所言，科学的辉煌胜利使人的自尊复活了。神说“要有牛顿，万物俱成光明。这时候要保持谦卑也不可能了。”

3.2. 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是指欧洲历史上从三十年战争（1618-1648）结束到法国大革命（1789年）的这一段时间。启蒙运动把文艺复兴以来的世俗化运动推向新的高潮。“要有勇气去运用你自己的理性。”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座右铭。这个时代把文艺复兴的人文精神与17世纪的科学革命结合起来，从而迎来了我们所说的现代世界。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微末斯说，人有“一个充满了智慧、精明、知识和理性的心灵，它足智多谋，单靠自己便创造出了许多不起的东西。”启蒙运动标志着以世俗性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的兴起，现代社会的规范不再需要圣经和教会的权威，而是凭借自然理性和社会经验来确立。德国著名哲学家卡西勒在《启蒙哲学》一书中说：“当十八世纪想用一词来表述这种力量的特征时就之为“理性”。“理性”成了十八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该世纪所追求并为奋斗的一切，表达了该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启蒙哲学》第3－4页）。在这个世纪中，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面前为自己存在辩护或者放弃自己存在的权利。理性取代了启示，而成为最高的上诉法庭。

后来伴随着欧洲哲学中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世纪之争，理性哲学和经验哲学水涨船高，经过康德对理性的偏爱，特别是黑格尔的过分偏爱，理性被推到了终极真理的高度。从此理性大旗在欧洲高高飘扬，一切知识都必须放在理性的天平上接受衡量。
经验论强调经验理性，唯理论强调思辨理性。但两者都主张，在人类知识范围内审视一切、判断一切的最高权威和标准步使宗教的启示和教会的权威，而是人类的理性。而且都相信人类理性能够认识世界，得到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建立起由这样的知识组成的真理体系。但是世上这一目标从未被实现。启蒙运动实际上不仅仅是理性主义的信徒，在同样程度上也成了理性主义的批判者。 理性主义正是毁于它自己的分析之火。它被它自己的分析工具给拆毁了。

3.3. 理性哲学
欧洲大陆唯理论由笛卡尔揭开序幕，中经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莱布尼慈等人，形成一种相对完整的系统。唯理论者认为感觉经验所提供的知识是个别的、只具有或然性，感觉经验无法提供普遍必然知识，无法确保知识的逻辑确定性，因此感性知识不能称为科学知识。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和逻辑确定性不能在感性中寻求，只能在理性中寻求，笛卡尔提出“普遍”的原则，发现“我思故我在”的第一原理其旨意就在于说明必须以“理性”作为判断真伪的唯一尺度，只有理性才能提供科学知识的逻辑确定性、普遍必然性、科学有效性。因为理性的功能是发现统一性，只有把人类的所有知识放在理性的尺度上重新校正才能形成真理的体系。但是理性如何保证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和逻辑确定性呢？唯理论者认为理性这种能力不能来自感觉经验，而只能是一种天赋能力。所以唯理论者所提倡的与经验理理相对立的“理性”称为天赋理性。“天赋理性论”着重考察人类认识过程中的逻辑成分，但由于它轻视感觉经验的作用，无法确保知识的客观有效性和拓展知识的新领域，只是一种片面的理性观。

笛卡尔 (Rene Descartes 1596-1650; French) 笛卡儿被广泛认为是西方现代哲学的奠基人，他第一个创立了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他从“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入手，把理性建立在自我意识的基础之上。笛卡儿第一步就主张对每一件事情都进行怀疑，而不能信任我们的感官。他认为理性使人人都具有的一种辨别是非、真假的能力。他认为只要理性的自我意识遵循数学、几何学原则，便可以认识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人们在他的墓碑上刻下了这样一句话：“笛卡儿，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第一个为人类争取并保证理性权利的人。” 笛卡尔是在人的主体的思维活动中，而不是在人之外的上帝和实体中探求理性。因而开创了认识论的主观理性观。但笛卡尔将理性严格限定在科学尤其是数学领域。笛卡尔并没有打算用理性来取代上帝，他认为宇宙中共有2个不同的实体，既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灵魂”和“扩延”），两者本体都来自于上帝，而上帝是独立存在的。他认为，只有人才有灵魂，人是一种二元的存在物，既会思考，也会占空间。而动物只属于物质世界。笛卡尔写过这样的格言：“我思考，因此我是人，能把我带到这世界来的那位，必定是至少要如我一样完美的，因为泉水不可能比它的源头更高。”

斯宾诺莎（1632---1677）是第一个对《圣经》进行历史性批判的人物，从许多方面来看，他都称得上是笛卡儿的学生。笛卡儿在荷兰居住了近二十年，并在那里发表了自己的大部分著作，因此在荷兰具有广泛的影响。年轻的斯宾诺莎仔细研究了笛卡尔的理论，结合自己的心得重新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斯宾诺莎与笛卡儿的观点的最大区别就是对上帝的态度截然相反。对笛卡尔而言，上帝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而在斯宾诺莎那里，上帝被整个自然所取代。这就是斯宾诺莎著名的自然神论，又叫泛神论。斯宾诺莎的哲学理论基本上从神学之中摆脱了出来，使人们从自然的角度重新认识这个世界。

莱布尼兹 (Gottfried Leibnitz 1646-1716; German) 莱布尼兹父母虔信路德新教。莱布尼兹的哲学仍然是建构在有神论的基础之上的，但他平时从不进教堂，因此他有一个绰号 Lovenix，即什么也不信的人。他去世时教士以此为借口，不予理睬，曾雇用过他的宫廷也不过问，无人前来吊唁。莱布尼兹和牛顿共同建立了微积分。作为著名的哲学家，他的哲学主要是“单子论”、“前定和谐”论及自然哲学理论。其学说与其弟子沃尔夫的理论相结合，形成了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一种由非矛盾律和充足理由律等形式原则所主导的理性的演绎模式。极大地影响了德国哲学的发展，尤其是影响了康德的哲学思想。他开创的德国自然哲学经过沃尔夫、康德、歌德到黑格尔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3.4. 经验哲学
洛克（1632-1704）洛克有一句名言：“凡是在理智中的，无一不是经验中”。洛克的这句话是经验主义的旗帜和口号。洛克强调：“真理真正的爱人有一个无误的标志，就是不接受其肯定性大与其证据的任何命题。” 洛克自认为是一个虔诚的正统基督徒。接受理性的权威，也接受圣经的权威。他为那些虽然不违背理性但却高于理性的东西保留了一个地位。
培根(1561-1626;Francis Bacon, English)是近代哲学史上首先提出经验论原则-科学归纳法的哲学家。罗素尊称培根为“给科学研究程序进行逻辑组织化的先驱”。培根1620年发表《新工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培根本人也是基督徒。这位因发展科学方法而有功于世界的人士，如此写道：「有两本摆在我们面前的书可以让我们研究，它们可避免让我们陷入错误之中。第一本是圣经，它向我们启示了神的旨意，然后是大自然，它表现出了神的能力。」
培根和洛克一起成为经验主义的奠基人。启蒙运动的理性原型，就是培根和洛克的经验主义的实验理性。所要求的就是考察经验事实。人们有了分析的新工具，就能够一遍一遍的考察、衡量、筛选、比较种种事实，就能够把真的假的、偶然的必然的、特殊的和一般的一一区分开来。但是由于经验论固守经验的壁障，无法解决人类认识的普遍必然性、科学有效性和逻辑确定性的问题，经验理性论必然是一种片面的理性论。

3.5. 怀疑论
休谟（1711-1776）的怀疑论使理性主义走到尽头。一方面，他认为推论事实问题时，经验是唯一的向导。“明智的人总是使自己的信念与证据相称。"A wise man proportions his belief to the evidence." 但他认为所谓因果必然性只不过是人心主观习惯的必然性，而不是事物之间客观的必然性。这就表明，理性既不可能是人类知识的最高权威和标准，也不可能得到关于事物的普遍客观的知识。所以他的名言“理性是激情的奴隶”。
休谟在苏格兰严格的加尔文教环境中长大。但成年后，他认为宗教对于个人是不必要的，而且在历史上的主要作用也是有害的。“如果我拿起一本书来，例如神学书或经院哲学书，那我们就可以问，其中包含着数和量方面的任何抽象推论没有？其中包含着关于实施和存在的任何经验的推论没有？没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投到烈火里，因为它所包含的没有别的，只有诡辩和幻想。”但它并非无神论者。其实他认为无神论者很可笑。但他不相信有人格的神，也不相信特殊启示。他也认为，真正的宗教要靠信仰，而不是理性。“任何人只要被信仰感动而赞同了它，都会意识到自己心中有一条延续下来的奇迹，这奇迹推翻了他的理解里的一切原则，使他决心去相信罪违反习惯和经验的东西。”休谟承认上帝的性质是理性无法认识的。所以休谟认为人应当依赖于可靠的东西。但是理性是不可靠的，当然信仰更不可靠。那人怎么办呢？休谟自己承认怀疑论者在实践当中行不通。怀疑论者平静轻松的否定态度，在面对生活实际需要的时候无异于儿戏。所以，他认为理性既无力确证也无力驳倒宗教的信念。

3.6. 政治理性观
17世纪的唯理论和经验论所确立的思辨理性观和经验理性观延伸到了社会政治领域，成为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和唯物主义者的政治理性观。理性的宗教起源于英国，但普及于法国。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者霍布斯、洛克讨论国家的起源社会正义，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狄德罗、费尔巴哈等人继续从离开上帝的理性出发沉思人性、国家、社会历史、和政治制度，形成一种政治理性观。他们认为理性就是自然性、人性，就是正义和人道。法国的“百科全书派哲人”基本上都是文人。但由于法国的天主教会极力地压制和迫害自由思想家，所以法国的自然神论有一种好斗的、肆意谩骂的、但又狡猾迂回的性质，特点就是否定一切。
伏尔泰（1694-1778）一方面煞费苦心证明上帝存在，另一方面在晚年开始攻击、谩骂、嘲讽基督教。他要用一种模糊的自然神论来取代基督教。
卢梭（1712-1778）自己的宗教经历，是一个充满剧烈冲突的过程。它诞生在一个日内瓦的加尔文教徒家庭，很早就立志做一个传道者。16岁他成为天主教徒。33岁时他迁居巴黎，在那里同无神论者和唯物论者进行长期的斗争。斗争的结果，他成了一位自然神论者。他认为理性虽然不能证明基督教的很多教条，但可以提供神存在的依据。1754年，卢梭重访日内瓦，恢复了童年的新教信仰。卢梭的贡献在于使理性摆脱了与情感和意志隔绝的处境。他认为感觉、意志、和情感使人的理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所以被称为浪漫主义的先驱。在卢梭看来，神学就是道的神学。他力图把宗教奠定在“内心之光”、或感情或良心的基础之上。

3.7. 社会向善论和革命的乐观主义
从伏尔泰和卢梭开始，也诞生了一种社会向善论的乐观主义。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的苦难不能等待靠上帝来解放。人必须成为自己的解放者，并在伦理的意义上成为自己的创造者。迄今为止，社会已经给人类造成了最深重的创伤，但也只有社会，通过一种转变和变革，能够并且应该治好这些创伤。我们只要来改变社会制度，让人从一个强制的社会进入到一个自主的社会，个人自由和公共福利就会完全一致。再加上科学已经进步，科学方法已经被运用到政治和社会问题上，所以我们离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时代已经不远了。这就是革命的思想的源头，也是现代进步理论的核心，也是马克思的思想的一个源头。糟糕而可怕的思想！卢梭、伏尔泰、狄德罗（1713-1784）孔多塞（Condorcet 1743-1794）等人给基督教关于堕落和救赎的教义提供了一种世俗的方案。他们勾画出了一座地上之城来取代上帝之城，在那里, 将不再有“任何的悲哀、任何哭嚎、任何痛苦、因为过去的东西已经消失。”所以，我们当然就不再需要上帝了。

3.8. 批判理性—康德的理性观
康德是莱布尼兹的学生。康德（1724-1804）出生于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一个虔敬派教徒家庭。虔敬派强调强烈的宗教体验和严格的道德完善。道德完善的影响贯穿了康德的一生。

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内部经验理性论和天赋理性论的对垒，到了十八世纪末，双方都濒临绝境，无法再在自身的轨道上继续发展。康德高举批判理性的大旗把经验理性和天赋理性融合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中，全面探索科学及形而上学能够成立的条件，他说“哲学的对象，乃是寻求理性用来获得关于事物的真正知识的种种原理。” 他认为一切科学知识必定从经验开始，但不能从经验中发生，形成科学知识还有赖于人类思维主体的先天条件，这就是构成一切知识的先天形式。在西方古典理性主义面临的绝境中发动了一场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喊出了“人为自然立法”的口号，进一步弘扬了人类理性的伟大功能。康德的开创性观点在于他认为人的心智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理性是先验的，理性具有能动性和主体性，理性可以被扩展到人的知识能力、意志能力、情感能力，可以对真善美各个领域进行立法。

但是，康德哲学又是一个矛盾体，他的批判理性论在考察、研究，分析人类认识能力的过程中，一方面综合了经验理性论和天赋理性关于人类认识探索的优秀成果，在人类认识史上建构了一座以理性为中心的主体论认识大厦。但另一方面又在这种分析、批判中发现了人类理性能力的限度，动摇了人类理性的权威，为信仰留出了地盘。康德认为人的认识是由感性进到知性，再由知性进到理性的过程，感性和知性只能解决现象问题，至于在现象之后的本体则是理性认识的对象，因为理性的本性就是超越现象去探索更深的条件和根本，把握世界的绝对总体。但是理性自身是否具有这种能力呢？康德认为理性本身没有赖以把握世界绝对总体的思维工具，只能借助知性的范畴去追求理念，认识“物自体”。但是，康德认为一但理性这样操作时，必然陷入“先验幻相”，产生二律背反，理性最终无法确证什么，无法认识世界的本体。这样，康德在完全他的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后，又以一种更加尖锐的方式使理性重新陷入了困境。康德的理性怀疑论最终动摇了人类理性的至上性、绝对性，否证了理性的无条件的认识能力，为信仰和非理性主义洞开了哲学之门。在这个基础上，康德又强调伦理学和道德信仰的至上重要性，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必须为信仰留下地盘。

3.9. 思辨理性-黑格尔的理性观
在康德之后，费希特举起了康德的旗帜，希图重新救活西方古典理性主义。这场批判运动最终延续到黑格尔。在黑格尔那里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完成了它的历史大综合，产生了这种理性主义最后一种包罗万象的形态——思辨理性论。康德通过理性的自我批判，确立了理性的地位和能力。提出理行为自然立法，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有理性。黑格尔更加认为理性可以通过现象认识本质，通过有限认识无限。把理性由人的认识能力提高到了世界本性和历史主宰的高度。认为人的理性和宇宙本体的理性是同一的。

罗素说黑格尔﹙Hegel﹐1770–1831﹚在青年時代﹐他非常热衷于神秘主义﹐他后日的見解多少可以看成是最初他以为是神秘洞察的東西的理智化。黑格尔认为世界的本质在于绝对精神。他強調两样东西：逻辑和辩证法。

黑格尔认为康德的批判理性之所以使理性重新陷入困境原因在于康德割裂的理性与现实的关系，使理性与现实处于不可调和的冲突与分裂之中。康德认为人类的理性只能认识和把握存在的现象而不能认识和把握存在的本质，这就把现象和本质对立起来，认识论和本体论对立起来，造成理性和现实的冲突，思维此岸不能达到自在之物的彼岸，自在之物对人说来始终是一个永恒的谜，不可知的黑洞。黑格尔认为，康德之所以产生这种哲学的错误在于他没有最深刻的发掘人类思维功能的内在统一性，只留在思维的较低阶段——知性领域。没有上升到把握全部现实的思辨理性。黑格尔的思辨理性则力求在最深的层次上把握全部现实的内在统一性。黑格尔的思辨理性则认为理性在认识世界时陷入矛盾正表明理性把握了世界的本质，“思辨的思维在于思维把握住矛盾并在矛盾中把握住自身”。 因此只有思辨理性立足于“从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才能使思维把握全部现实。
黑格尔在西方哲学史上建构了一个庞大的思辨理性体系。这个思辨理性体系以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为轴心把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结合起来，达到了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的同一。但是，黑格尔在批判康德时把理性思维的能力片面吹胀、膨胀，抬到包罗一切的绝对境地。马克思也指出黑格尔的思辨理性是一种“无人身的理性”。这种思辨理性体系虽然一方面宣称把全部现实包溶于自身之内，但在最终意义上却远离了现实，变成了一种空中楼阁，虚无飘渺的云烟。黑格尔辩证法似乎在否定之否定的矛盾运动中包罗了一切，解释了一切，但事实上能解释一切的理论其信息量必然为零—等于什么也没解释，不过是个美丽的逻辑游戏而已。

3.10.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费尔巴哈（1804～1872年）德国古典哲学最后的一个代表，唯物主义哲学家。他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思想是第二性的，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人的思维、意识是客观物质的反映。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基督教的本质》，从唯物论的角度来批判基督教。

正是历经了这样一个漫长的思想历程，我们伟大的马克思才把“唯心论”者黑格尔至高无上的思辨理性-辩证法与无神论者费尔巴哈的唯物论相结合，从而诞生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再加上发端于法国浪漫主义和无神唯物论文人思想家的社会向善论和革命的乐观主义，我们就获得了一个改造人类历史的法宝—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这就是五四先贤们为中国求取来的济世良方。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里，在中国不断发扬光大，登峰造极，最终走上神坛，成为道路真理和生命，成为事实上唯一正确合法的“宗教信仰”，成为检验和评判一切思想和实践的正当合法性的“理性”标准，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认识真正的真理所难以逾越的屏障。其实从以上的脉络已经足以让我们看到这些主流的思想家们是如何一步步远离神，一步步把人类自己的理性高举过神的头顶的。你如果熟悉圣经的话，就会看到这个过程跟以色列人悖离神的过程简直是如出一辙。

4. 理性致命的一跃

波普尔有一个明智的归结：我们对经验知识无法证实，只可证伪。波普尔称：“从逻辑的观点看，显然不能证明从单称陈述（不管它们有多少）中推论上全称陈述是正确的，因为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总是可以成为错误的。不管我们已经观察到多少只白天鹅，也不能证明这样的结论：所以天鹅都是白的。”因此，所有的经验事实，只不过是一定概率基础上的事实。所以理性之争常常就是概率之争：相信小概率事件还是大概率事件。历史上小概率事件时有发生，而且不能重演。因为：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把信耶稣的人成为相信小概率事件的人。但是，此言也不尽然。谁能断定如此精妙复杂的宇宙和生命的出现与一位创造者之间的联系就一定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呢？

问题在于，尽管从单称陈述中不可能引申出全称判定，但是我们还是得赋予其全称判定之位格；尽管从不完归纳种不能得出完全的结论，尽管借归纳给出的经验知识并不可靠，但是我们还是要认定它具可靠性。不然，我们怎么办呢？如果我们老老实实承认我们的理性与本质无关的话，那么谁还会唯理性的马首是瞻呢？谁还会理直气壮地仰仗这不完全的理性与人争辩呢？谁还会死心塌地地愿意让这“没准儿”的理性去指引自己的生活、主导自己有限的生命呢？在这里，在当我们把单称陈述、不完全归纳认准为或赋予其全称判断、完全归纳的意义时，也就是把相对有限的东西，认准为或赋予了绝对无限的意义。这种做法，在科学认知的范围内，即为一项预设。任何理论都是构筑在预设的基础之上的。正如哈耶克与卡尔波普提出的“批判理性主义”所称，人的思考必定有“前提”，而这些前提多数都是不可论证的。所以任何理性的要求必然伴随一个非理性的价值因素做为这个理性思考的前提。而这个前提一定是从信仰里来的。当然任何信仰都是可批判的，但是没有信仰的人却是不存在的。

由此可见，理性犯罪就在于从一个局部的单称命题跳跃到了一个全称命题，从一个概率事件，跳到了一个必然事件。而在这个跳跃当中，轻易地把神给排除掉了，毫无根据的排除掉了。把有限之物推上无限的宝座夺取了神的权威和荣耀，而把无限的神放逐得无影无踪。耶稣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马可12:17 ）。所以，理性主义者应当把自己靠那神秘的一跃所骗取来的虚假的光环从自己头上摘下来，因为，神的物当归给神。

理性主义的问题在于无视不可知世界的存在，以可知识世界的逻辑和结构来建构未知世界，进而推论得到世界的全体，也就是上帝。这恰恰反映了理性的致命的自负，这就是圣经里讲到的人类最大的原罪！无视真正上帝的存在，而把人自己、自己的理性或其他人手所造的作为上帝来敬拜。而这对于那一位真正创造并执掌宇宙天地的上帝乃是最大的蔑视和亵渎，所以当惩罚临到的时候，也就无话可说了。对理性的思考再一次提醒我们人类的罪性是多么的根深蒂固。人们总是信赖自己的理性远甚于信赖上帝。问题是理性高于信仰还是信仰高于理性？实际上就是人大与上帝还是上帝大与人？实际上就是相信自己还是相信上帝？自己是主还是上帝是主？自己是上帝还是上帝是上帝？

俄罗斯神学家舍斯托夫认为，形而上学的知识理性把十字架上的真理判为荒谬就是罪，这是圣经创世记的叙述所指明了的。这种罪源于知识树对生命之树的果实的剥夺，它把人引向虚无，使虚无成为必然性，必然性的真理知识进而又扭曲人的意识，使人的意识屈从于有限的可能性，判定神圣的救赎之爱为不可能。虚无和必然性的真理最终不过要让有限的可能性来决定和支配人的尘世生活和命运。一旦人们听命于这不可能性，在舍斯托夫看来，就是堕落。

舍斯托夫称形而上学的安慰为廉价的安慰。在他看来，哲学家尼采曾以青春的热情反抗过形而上学，但他终于没有抵住形而上学的诱惑，转而对形而上学的理性寄以无限信任，用追求强力意志去换取对必然性的听命，放弃争取可能性的斗争，而且引以为豪。不仅如此，尼采还掩耳盗铃，把对上帝的信仰判为廉价的安慰。事实上，约伯的信仰、雅各的信仰、亚伯拉罕和耶利米的信仰均已表明，信仰代价过高，因为它甚至要粉碎被视为我们人的一切基础的东西。所以，舍斯托夫说，只有陷于绝望的人才能凝视十字架上的真理，因为他摆脱了人的理性知识的支撑，不顺从时代精神、历史法则以及任何现实原则。

5. 在绝望中摆脱廉价安慰，在战斗中变成真理

克尔凯郭尔也认为绝望是一个人在达到对生命的真正意识之前必须尝一尝的东西。认识不到自己的罪尤其是骄傲就不会对自己绝望，而不绝望就得不到真正丰盛的生命。当你对自己认真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的至死方休的疾病是无药可救的。根本不存在任何理性逃避的办法。伦理生活的目的，并不是单要认识真理，而是要变成真理，不是要提出客观的真理，而是要改造人的主体自身。如果我能够在客观上把握上帝，我就不信仰了；但是恰恰因为我不能够在客观上把握上帝，所以我必须信仰。对人类理性的彻底的反思，将使我们理解理性的界限。最高的理解，就是了解到有一些事情是人类理解力所无法把握的。只有永恒才能给出一种永恒的确定性，而生存则必须满足于一种战斗中的确定性。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于魔鬼搏斗并努力变成耶稣基督的过程。

6. 明证的理性和“荒谬的”理性

雅典的理性真理和源于耶路撒冷的启示真理，在西方思想史上实在可谓“对立的统一”。 这两种真理是不相容的，因为，前一种真理是从明证的理性中去寻求，后一种真理则是从“荒谬”中去寻求，更进一步说，前一种真理来自雅典智者的惊讶，后一种真理则源于圣经中的先知们睁着眼站在存在的恐怖前面向创世主求告时的眼泪。用舍斯托夫的话说，从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以至胡塞尔的哲学传统，坚持要耶路撒冷向雅典谢恩求拜，坚持启示的真理没有理性明证的批准就是妄念。这些理性哲学家和知识论的大师们，总是以研究垂直线、平面和圆时所持有的冷漠与平静来研究约伯式的痛苦和喊叫，他们只习惯于从意识的直接材料中去寻求真理，然而，由此理性思辨寻求到的普遍必然的真理，就是摆脱上帝。在他看来，把任何东西摆在上帝之上的一切企图，无论是观念的，还是物质的，最终都引向一片荒凉和虚无。

德尔图良的护教著作《论基督的肉体》中有一段世传不衰的诤言：“上帝之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正因为荒谬才可信，正因为不可能才肯定。” 耶稣基督的一切本身都是一种悖论。从他自己来看，他是贫穷的、卑微的、软弱的、屈辱的，他也没有什么理论或者哲学体系。从外部来看，他没有军队、没有群众、没有知识分子的支持。只不过带着一些“乌合之众”。按照舍斯托夫，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真理意味着，对于上帝，一切都是可能的，上帝丝毫不会顾及人的理性和道德；在十字架上所显示出来的真理表明，在上帝的爱中才有一切事物的原则、来源和根本因此，十字架上的真理是直接关涉人的生命和死亡、渺小和伟大、罪孽和救赎、梦魔和自由、呻吟和悲叹的真理，它最终给予人的是上帝允诺的希望和爱——上帝的独生子惨死在十字架上了，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表明，在上帝眼里，人类的苦难和眼泪比什么都要沉重。

7. 非理性更加致命的一跃

篇幅所限，本文无力对丰富的非理性主义详加探讨，但非理性主义政是在理性主义的重压之下的必然产物。叔本华 (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契克果（Soren Kierkegaard 1813-1855）尼采（Friedrieh Nietzsche 1884—1900）以后，绝望的人们已经放弃了经由理性寻到终极意义的希望。不仅如此，人们根本不认为终极意义是理性的、可以理性地谈论的。由此产生一个现实与意义的对分观，认为现实是理性的、破碎的，但没有意义；人如果要寻找到意义，只能“非理性地一跃”（Irrational Leap），进入“非理性”的意义界。非理性的意义界，是不受理性批判的。这个思路经由存在主义哲学家发展到今天，已经渗入到大众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西方实际上已经被理性主义压迫到一个地步，以至在意义的追寻中完全抛弃理性。其实在全球化的今天，各种后现代的非理性主义早已从西方传到了中国。非理性主义的产物不一而足，从摇滚乐、摇头丸，到一夜情，同性恋，还有“过把瘾就死”什么的，在当今的世界和中国俯拾皆是，不可胜数。

8.结语

启蒙时代开始的现代派声称：我们不要启示，只要理性；我们不要上帝，我们只要人。经过四百年对圣经、对传统基督教无情的打击后，现代派的子孙后现代派说，我们不要启示，我们也唾弃理性；我们不要上帝，我们也目中无人。如果说理性主义在树立人的尊严的道路上走到了极端的话，非理性主义则是彻底地打碎了人的尊严。在销解终极真理和生命意义的同时，也销解了人类的一切的主体间性，销解了人类一切的责任，让人类在通往地狱的宽广大道上行进的速度更加快得一发不可收拾。

耶利米书第二章13节，耶和华说，“因为我的百姓作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回顾历史、反观现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人类背离神而自己造出来的“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尤其是各种各样的人本主义的理性或者非理性的思想带来的恶果。而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罗10:3）中国人很熟悉“娶了媳妇忘了娘”的谚语，而这个比喻用在因犯罪堕落而要立自己的义而忘却了神的义的整个人类的身上也甚是恰当。“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语。（提后4:3-4）” 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可以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作为总结，人类凭着自己的理性而创造出来的种种理性或是非理性主义而非基督信仰，才是“败坏的世界里产生的对世界的败坏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