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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自由派神学思想，有着浓厚的启蒙主义色彩，以及康德的批判理想主义与道德客观主义。从洛克的理性主义与自然神论的自然宗教，已见自由派神学之端倪，之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Absolute Spirit）宗教哲学影响很大。基要派与保守福音派则对立与普林斯顿神学贺智与华菲德奠定的根基，同时佐以里德的大众实用主义，作为哲学架构。新正统神学企图重寻不受主要哲学思想影响、纯粹神话语的神学。在神学史的初期，伟大的教父如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与迦太基的德尔图良，就是为着哲学在神学里的角色而分道扬镳，至今似乎还是不能完全免除哲学的影响。新正统神学一开始即受一位古怪无名的丹麦哲学家与文化评论家很深的影响，他也是业余神学家，就是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

克尔凯郭尔因其阴沉、深思、悲观，间或嘲讽的文笔，以“忧郁的丹麦佬”为人所知。但是，没有几个思想家能像克尔凯郭尔一样，对整个文化的影响。克尔凯郭尔自1813至1855年间，住在丹麦哥本哈根，一生孤独隐遁。他的父亲是性情忧郁的敬虔派路德宗信徒。他告诉年幼的儿子，生怕自己年少轻狂的罪，会带给全家咒诅。或许是因为父亲所声称的咒诅，在年幼的克尔凯郭尔内心形成恐惧，以至于后来毫无理由地与瑞洁妮.奥尔森解除婚约，终生未娶。他朋友不多，有时似乎还刻意去触怒、惹动人，使旁人都对他敬而远之。克尔凯郭尔生前在丹麦已是知名作家，但是死后多年，才在家乡以外远近驰名。他的著作诸如《恐惧与战栗》(Fear and Trembling)、《哲学片段》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哲学片段之非科学附言》(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 to Philosophical)、《或此或彼》(Either-Or)皆译为德文和英文。他在这些书中表达的生命观被称为“存在主义”。一次世界大战后，流行于欧洲，后来传到美国。克尔凯郭尔本人是虔诚的基督徒，也认为自己的哲学思想与正统基督教是一致的。但是，后来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发展出世俗甚至是无神论的存在主义。

克尔凯郭尔自认是文化基督教的先知。在他看来，文化基督教根本不是正宗的基督教。丹麦的国家教会（路德宗）早就采纳了现代主义的精神。这位丹麦哲学家的著作有一个一贯的主题，就是反对时下流行的神人之间相连无间的看法。这种观点主要以黑格尔的宗教哲学为主，也受启蒙哲学的理性主义（自然神学）与浪漫主义影响。黑格尔的宗教哲学着重神临在于人类文化历史。借着人类朝向乌托邦文化发展的过程中，神自我体认，也自我实现。根据黑格尔与19世纪重多私淑他的神学家，基督教国度与普鲁士公国合起来，是“绝对精神”（神）在历史迈进的高峰。他们已经抵达“历史的终点”，其他人类文明看见一切真理相融的完全美境，就会珍惜、效法。届时，神“在一切之中”，神的国也就降临了。对黑格尔与他的弟子而言，这条文化臻于完全的道路，就是理性克服了冲突。真理就达成和谐一致的过程，最终是一套完全的理性思想，在和乐的国家与理性的教会携手共进，为世人福祉努力而具体落实。

黑格尔的宗教与文化哲学，因着路德宗主教马藤森(H.L.Martensen)而在丹麦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克尔凯郭尔极其厌恶黑歌尔的思想，认为他把圣经与先知的正宗基督教，扭曲为文化性的基督教精神。在他末期著作《讨伐基督教国度》(Attack Upon Christendom)中，这位忧郁的丹麦哲学家嘲讽丹麦主教与国家教会：“在富丽堂皇的大教堂里，我们这位备受尊敬，也是时下流行思想所钟爱、挑选出来的大牧师，站在一群特别选出来的群众前，感情洋溢地传讲他自己所挑选的经文：'神也拣选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没有一个人笑得出来。” 根据克尔凯郭尔，真正的基督教向来都是少数“信心勇士”所冒的巨险，而且向来不为文化精英看得起。他在《讨伐基督教国度》论道，在每个人都是“基督徒”的社会，真正的基督徒已经消失了。他甚至抨击文化界精英（黑格尔与其信徒）有摧毁基督教的阴谋。他们发现无从将基督教完全消除，因此策划发起了属于自己错谬基督教，称为“基督教国”(Christendom)。

多年后，巴特与欧洲其他新正统教徒发现了，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神人相连无间的神学以及神国与文化的严厉声讨，并且应用于他们的新教神学改革。新正统神学一致主张，真正的神国是末世性的，不是文化与历史性的，不可能靠人力实现(与自由派神学，特别是社会福音，正好相反)，而是一个神的理念，而人类的一切成就也将凭此受判断。正如一位新正统神学家所说，神的国因着人在历史中不懈努力，“一直来临，却从未抵达”。克尔凯郭尔批判黑格尔的临在论（神临在于文化的历史演进），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文化基督教，可说是开了新正统神学的先河：强调神的超越性，以及神国的全然末世性。

黑格尔想要单单借着理性发展出有条不紊且客观的哲学。对他而言，“实质”（存有）就是理性，理性就是实质。人的头脑与实体紧密相连，因此人的绝顶聪明能够掌握并完全理解何为真实的事物。黑格尔的哲学没有给特殊、超自然启示，或是个人信心留下什么余地。基督教是“绝对的宗教”，只因为它的具体形象有着理性、客观哲学才知道的内容。哲学是抽象思考实体的完美系统，其中一点就是神人的合一。基督教借着道成肉身，把这个抽象真理具体表达出来。黑格尔相信，真理就是综合看来相对的观念—“正”(thesis)与“反”(antithesis)。甚至在宗教里，看来相冲突的真理--悖论--也能借着理性解套。理性的最终理念就是有限与无限—神与受造物—的合一。哲学抽象地表达了这个观念，基督教则以具体的意象与教义—耶稣基督是神人—表达了出来。

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的抽象、揣测、客观哲学简直就是深恶痛绝。他认为黑格尔存心要以此取代基督教。他的思想如果普及，基督教既不复存在。对克尔凯郭尔来说，基督教不是一种哲学，存在不是完全置于理性的了悟。真理，特别是关乎神，以及关乎神与世界的真理，并不是思想与实体之间的理性、客观对应。因为神与人之间有“质的无限差异”(infinite qualitative difference)，而且人类不仅有限更是有罪的。所以追根究底，人必须借着决心--信心的跳跃--接受的观念。换句话说，认识神，是要确确实实以信心投入，而信心总有未知层面。

认识神是人的终极关怀，跟认识太阳系的星球不同。在终极关怀的前提下，我们不能停留在旁观者的身份来认识真理。因为神是切身、圣洁、超越的神，而人是有限、依赖、有罪的个体，因此人只有抛弃旁观者的客观角度，以内里的热情亲身参与神人关系，才能认识神。这就是“信心的跳跃”，是一场冒险。但是，只有藉此行动，人才能真正认识神人关系。没有信心的纵跃，人可以拥有伦理性的宗教，但绝不是正宗的基督教。

当巴特与其同阵营的人提出有别于自由派与新教正统派的神学，他们从克尔凯郭尔找到了新正统神学的盟友。新正统神学家认为两派神学都沦为理性主义与德行主义的泥潭。所以，要重新强调信心对正宗基督教的必要性。巴特反对将基督教等同于一套教义思想，不论是基于理性或启示，或是两者综合。对他而言，相对于宗教，基督教是神与人的关系：圣洁的神从上面发言，而有限、有罪的人臣服于理性所不能预期的奥秘遑论可以理解了。克尔凯郭尔主张“主观的真理”，为新正统神学奠定了哲学根基，重寻神话语的的神学，将信心置于崇高的地位，只把理性当作神话语的工具。巴特与其他新正统神学家也希望肯定神话语中的基本真理有其悖论性。相较于多数自由派与保守派神学家，他们认为基督教的真理不能综合相反的真理。甚至逻辑学的非矛盾律（“A”不是“非A”），在基督教神学也不管用，因为神的思想超越人的思想，而且神的方法超越人的方法。克尔凯郭尔在这一点上也开启了新正统的先声，所以辩证神学家以他为盟友。

克尔凯郭尔对真理（特别是关乎神与人类存在的真理）的定义是“一种客观的不确定性，人透过内心最深的激情去把握，将它紧抱不放。”这无非是把“真理即主观”说得再长一点。导致客观不确定的过程中，会生出什么观念？悖论。“当主观、内在是真理，客观定义的真理就成为悖论。”例如，对克尔凯郭尔来说，道成肉身是“绝对的悖论”，只能凭着信心披露、理解。黑格尔企图将悖论当作逻辑观念，置于普遍、和谐、理性的真理系统，有违悖论之真义，并且把它变成抽象哲学观念的象征代表，根本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对克尔凯郭尔来说，耶稣确实是神、也确实为人，但集于一身的真理，是逻辑上的矛盾，不能作为黑格尔的神人形而上合一的象征，也不能仅作为一项教义。这乃是启示的全新真理，要我们决定接受或弃绝耶稣基督为主。

克尔凯郭尔在很多方面隐约带着日后新正统神学的色彩。他的思想是反哲学的哲学，而新正统神学家则想要将神学从所有的哲学束缚里解救出来。只有克尔凯郭尔的哲学能作为神学的盟友与对话伙伴。这不是说巴特或其他新正统思想家盲从克尔凯郭尔。绝非如此。克尔凯郭尔的基督教哲学对巴特（Church Dogmatics的作者）而言，实在太个人化了。然而，一次大战后的欧洲神学家若没有发掘克尔凯郭尔的哲学，新正统神学可能不会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他们站在克尔凯郭尔的思想上，对教会与文化呐喊：基督教既非宗教中的一种，也非人类宗教感受的高峰，或是一套道德、教义系统。基督教的福音超越一切人为的宗教、文化与思想体系。1922年，巴特在他的开山作《罗马书注释》(Der Romerbrief)第二版序言里，感谢克尔凯郭尔对自己的神学嘉惠良多：

笔者若有什么见地，也无非是确认克尔凯郭尔所言：时间与永恒有着“质的无限差异”。依笔者所见，这同时包含了负面与正面的含义：“神在天上，你在地上”。这样的神与这样的人之间的关系，与这样的人与这样的神之间的关系，于笔者而言，为圣经之主题，亦为哲学之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