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王凡 東平

第二章 菊香書屋周圍的新人家

8月28日，決意出席新政協會議的宋慶齡，在鄧穎超、廖夢醒等陪同下，從上海到達北平。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林伯渠等中共領袖，李濟深、沈鈞儒等民主黨派領袖，都到前門火車站迎接。

　　當夾在歡迎的人群中的周秉德，被帶到鄧穎超面前時，鄧穎超拉着她的手說:“你就是小秉德吧？你好。”周秉德在約半個世紀後回憶說:“和七媽在火車站的初次相逢，她那深藏 關愛的眼神，至今仍常常浮現在我眼前，從那以後，七媽給了我更多長輩的關懷。”

　　關於為什麼叫“七媽”，周秉德解釋說:“周恩來在親兄弟排行中是老大，我父親是老三;但在家族同輩的大排行中，伯伯就成了老七。按通常的叫法，我應稱鄧穎超為大伯母或大媽，但她對這樣的稱呼不太喜歡，就根據伯伯大排行第七，讓我稱她七媽。”

　　周秉德的七媽鄧穎超回到中南海不久，毛澤東等中共領袖及部分中央機關，從香山到中南海的大搬遷開始了。

　　在這不小的工程中，最忙碌的，大概要屬伍紹祖的父親伍雲甫了。他1926年入黨，1931年進入中央蘇區後，實現了蘇區與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電台聯絡。長征中他是紅軍總司令部第三局政委。抗戰初期任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處長。解放戰爭期間，以劉少奇、朱德為首的中共中央工委成立時，他任工委秘書長。

　　此時，他是中共中央辦公廳行政處的處長，還兼着中央直屬機關的黨總支書記。與中共中央領袖及核心機關相關的後勤工作，全歸他調度和管理。

　　搬遷要涉及的房屋修葺呀，汽車調配呀，財務開銷呀，食品供應呀，他事必躬親。在不長的時間內，把這麼一大群人，這麼多辦公用品，從香山挪到城裡的中南海，真把他忙得不亦樂乎，哪裡還顧得上自己的家呀。

　　“從香山去中南海時，人家都走啦，也沒人管我，還是楊尚昆的兒子楊小二來叫我。進香山時，我們家和楊尚昆家都住在振芳樓，那幢小樓如今還在。我們家住樓上，楊尚昆家住樓下。那天我是坐着楊小二爸爸的車，跟着他們家走的。在車裡他挺興奮，跟我說這說那的。”伍紹祖追溯道。

　　在伍紹祖記憶中，父親一向是顧工作不顧家的。

　　1942年，中共中央決定派剛從蘇聯回國的林彪到重慶，協助周恩來同國民黨談判。葉劍英通知伍雲甫，帶四枝駁殼槍，跟林彪一起來。當時他的妻子，也是20年代入黨的老紅軍熊天荊，因患肺炎住院一年多，生命垂危，連棺材壽衣都準備好了。可他顧不上自己的妻子，帶着四名衛士，就和林彪出發了。還是毛澤東把自己用的一種叫“吉硅卜拉多”的進口藥，給了熊天荊，使她奇蹟般的痊癒了。

　　伍紹祖說：在父親赴渝，母親病危之際，他成了無人看護的孤兒。還是朱德、康克清夫婦收養了他，給他做麵條吃，後來朱老總一直想認他做乾兒子。此刻，又是楊尚昆帶着他進中南海，去找自己的新家和父親。

　　周秉德對這次大搬遷的感受是，過去其他女孩一回香山就變得冷清的菊香書屋，驟然熱鬧了起來，許多人住進了院子。

　　首先，是為她題了字的毛澤東，由臨時戶口改為長住戶，成了她正式的隔院鄰居。搬進來和毛澤東同在菊香書屋院落的，多是男孩子，有他和楊開慧生育的兩個兒子，毛岸英和毛岸青，但他們兩兄弟並不常住這裡。

　　後來，毛澤東大弟弟毛澤民的兒子毛遠新，也被毛澤東接來，人們都叫他小毛。他父親毛澤民在新疆遇害後，母親朱旦華與贛東北根據地創始人方志敏的弟弟、曾作過毛澤民助手並和毛澤民一起蹲過盛世才監獄的方志純，組成新的家庭。

　　毛澤東的院子裡還有一個比毛岸英兄弟小，比毛遠新大點的男孩，名叫王博文，他是江青的姐姐李雲露的孩子。在西柏坡的時候，守寡的李雲露就帶着孩子，和毛澤東夫婦住在一起，幫助料理一些家務。

　　對這些大大小小的男孩子們，周秉德沒有興趣，也不能在一起玩。在她印象里，毛岸英兄弟已經是青年人了，他們和王博文都不是那種愛搭話的人。後來見面多了，相互間也就是打個招呼，說一兩句不咸不淡的話而已。

有了生氣的不僅是菊香書屋一個院落，在菊香書屋周圍，豐澤園周圍，那些原來空着的大大小小的房屋，都住進了人，往日顯得清冷的氛圍，被興旺的人氣驅散。

　　在菊香書屋西側，豐澤園主體建築頤年堂後面的含合堂院落里，此時住進了慈祥溫厚的朱德總司令。他帶着身邊的工作人員，機要秘書潘開文，和他相鄰而居。

潘開文跟隨朱老總的歷史，可以追溯得很久很久。他出生在有蘇區模範縣稱譽的興國，1931年加入羅炳輝率領的紅一軍團12軍。參軍後他一直在前線作戰，經歷了五次反圍剿，直到長征前三四個月，即1934年夏季，他才從前線調到中央，擔任朱德的特務員。

　　特務員的工作，就是擔任中央軍委負責人的警衛和勤務。當時中央軍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來、項英，每人身邊有四個特務員。潘開文是朱德的特務員兼特務班長。

　　因為他在長征期間一直隨侍朱德，有人開玩笑，說他也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遵義會議參加者，不過不是在會議室內，而是在會議室外。後來，無論領導還是特務員自己，都覺得這個稱呼聽着彆扭，總聯想到敵人的奸細，就把特務員改稱警衛員。

　　中央紅軍剛到陝北的時候，潘開文還是“鞍前馬後”地跟着朱老總。當時朱老總和毛澤東住前後院，“江青追求毛澤東時，我爸爸老看見江青提着馬燈，拿着小本本，穿過朱老總的院子，到毛澤東的住處去請教學習問題。”潘開文之子潘旭這樣告訴筆者。

　　後來，潘開文上了林彪當校長的抗大，結業後去了林彪當師長的一一五師。八路軍總部挺進山西抗戰前線時，經副參謀長左權向朱德提議，他被調到了總部的參謀處，在後來成了自己岳父的處長閻揆要手下當參謀。

　　1940年初夏，朱德赴延安，適逢國民黨搞摩擦，八路軍剛剛敲掉國民黨朱懷冰部的軍部和兩個師。朱德的此行盡在國民黨軍轄區內，可謂兇險環伺。可總司令只帶了一個秘書，是孫維世的哥哥孫泱；一個由機要科長黃有鳳負責的電台；一個由偵察科長帶領的偵察連擔任警衛。

　　他們一行輾轉到洛陽後，朱德住進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的司令部。衛立煌是主張合作抗戰的，他曾和朱德同任第二戰區副司令。幾乎被八路軍全殲的朱懷冰，當時也在洛陽養傷。作為參謀的潘開文，在朱老總身邊，領略了他“千里走單騎”的大智大勇。

　　在延安，他被任命為朱德的機要秘書；和後來成為妻子的閻笑文相識了，她正在王明任校長的延安女子大學學習。再以後，他跟着朱老總到了西柏坡，到了香山。機要室在香山成立時，他和其他幾位中共領袖的機要秘書，都成為機要室的一員，後任機要室副主任。

　　搬進中南海時，潘開文自己的孩子還不怎麼記事；家中的大“孩子”，是他夫人閻笑文的妹妹閻笑武。

　　在菊香書屋直對面的一處西房，住進了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一家，他們家與菊香書屋之間，是個青磚鋪地的院子。楊尚昆性格開朗，好像和誰都能融洽相處，他的夫人李伯釗更是落落大方。

　　此時楊家的男孩，只有老二楊紹明。老大楊紹京，還寄養在鄉村人家中，又過了一段時間，才被接到城裡。在筆者的印象里，中南海里幾乎沒人叫過他們的名字，都是楊大、楊二地叫。老三是女兒楊李，小名叫“妞妞”，此刻她還在被楊尚昆稱之為“牙牙學語”的年齡。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相當一段時間裡，中南海曾經對外開放，尋常百姓也可以到裡面參觀，一睹毛澤東居住過的豐澤園菊香書屋。參觀過的人都知道，在豐澤園的邊上，就是有“園中之園”美譽的靜谷。

　　在中南海的孩子們眼裡，靜谷是最美麗的園子：入門處有一株根基兩處、柔干交合的連理柏。園內山石、古木、卉草相依相偎，軒廡、亭台、樓閣俯仰遙迓。清帝乾隆曾為此題聯 “月地雲階，別向華林開靜境；屏山鏡水，時從芳徑探幽蹤”。

　　此園的建構，本來含蘊着佛宇梵境的逸韻，有點超凡脫俗; 可在亡清之後，這裡卻屢屢與最現實的國政要務結緣。北洋政府初期，變幻無常的總統和執政們，在靜谷大園子邊上的春耦齋里，又是開會，又是辦公的，好不熱鬧。此時，這個鄰近毛澤東運籌大政和起居的院落，又搬進了兩位作為毛澤東得力輔弼的秘書胡喬木、田家英。

　　胡喬木進中南海的時候，女兒胡勝利已有八歲了。她出生在1941年，德國入侵蘇聯之際。許多人根據她的名字推測她生於1945年，即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勝利那年。

　　“這種推測不對。”胡勝利說。蘇德戰爭剛剛爆發，世界正義和愛好和平之士，就期冀和堅信蘇聯的衛國戰爭必勝，希特勒發動的不義戰爭必敗。胡喬木給女兒取這個名字，大概就是蘊涵了這種期冀和堅信。

　　對於弟弟為什麼取名幸福，胡勝利說：“我出生在抗戰最艱苦的年頭，蔣介石搞摩擦，封鎖邊區，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發出‘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開展大生產運動。弟弟降生的1943年，人們已經苦幹了兩年，有報章稱邊區‘豬羊滿圈，騾馬成群，瓜菜滿園，糧食滿囤’，比之最艱苦的時候自然是‘幸福’的啦。”

　　對靜谷新居的環境，胡勝利留下了比較清晰的記憶:“當時我們家就住在進入靜谷門內左手那排房子，三間廂房，包括了父親的辦公室和全家的棲息之所。我記得中共中央宣傳部有一部分人，當時也在靜谷內辦公。”辦公和居住的房屋破敗陳舊，在怡紅快綠的園林映襯下，差異就更明顯了，所以前者給她留下極深的印象。

　　靜谷園子裡散落的房子比較多，除了胡喬木、田家英之外，部分警衛部隊的官兵，部分中央辦公廳的單身工作人員，也住在這裡。中央辦公廳行政處的部分幹部，也安家在靜谷園子裡。像處長伍雲甫一家；此時的行政處辦公室主任、後來的辦公廳警衛局副局長田疇等。

　　沒過多久，在蘇聯治病的江青回國，帶着陪她出國的李訥，一起住進了中南海。為安排她起居，周恩來將松壽齋的北房騰出來，住到南小院的西廂房裡。

　　經過一段時間的交往，有些孩子和家長的關係，周秉德也大致弄清楚了，但有些還是稀里糊塗。毛澤東的女兒毛嬌嬌和李訥、潘開文夫人閻笑文的妹妹閻笑武、葉子龍的兩個女兒葉燕燕和葉利亞是比較清楚了。其他像偶爾能在靜谷或豐澤園附近碰到的胡喬木女兒胡勝利，以及另一個燕燕等，如今連名字也記不住了。

　　中南海里孩子雖然不算很多，但重名的卻有好幾起，和葉子龍女兒燕燕重名的這個燕燕姓周，她們倆是年紀較接近也較大的孩子中重名的一例。其實還有一個比她倆小好幾歲的燕燕，也姓周。

　　說起來，這兩個年齡接近的燕燕的父親，都資歷匪淺。葉家燕燕的父親葉子龍1930年參加紅軍，所在的部隊，就是毛澤東《蝶戀花?從汀州向長沙》詞中“偏師借重黃公略”那個黃公略指揮的。

　　1935年紅軍到達陝北吳旗鎮，他出任紅一方面軍機要股股長，從此跟着毛澤東幾乎如影隨形。毛澤東和江青結婚，華東局有些知道江青底細的人認為不妥，致電反對，是他把這封電報拿給毛澤東的。

　　得知毛澤東和江青結婚，賀龍到延安開會時要毛澤東請客。毛澤東說:葉子龍，你給辦兩桌酒。葉子龍操辦了兩次，請了朱德、周恩來、劉少奇、張聞天、賀龍、李富春、王若飛、騰代遠等幾十人。毛澤東和江青的結婚日，就按葉子龍操辦第一桌酒那天算了。

　　還在進中南海之前，這位從1935年就到毛澤東身邊的紅一方面軍機要股股長，成為新組建的中共中央辦公廳機要室主任。這個室裡面的幾位骨幹，都是紅軍時期參加革命的中共領袖機要秘書。

　　周家燕燕的父親叫周少林，1932年參加紅軍。周少林是四川人，紅軍長征期間，他就給同是四川老鄉的朱德朱老總當了炊事員。周少林的兒子周延安說：“我父親的手藝並不太高明，但戰爭年代，沒有那麼多的講究，有得吃就不錯了。”

　　朱老總對周少林很滿意，長徵結束到達陝北保安時，朱老總就把他推薦給了毛澤東。從此，周少林就一直跟着毛澤東，轉戰陝北那段最艱苦的日子，也是他給毛澤東熬黑豆稀粥。

　　那段日子雖然清苦沉鬱，但毛澤東卻分外開朗樂觀，他對周少林說:“人們都叫我主席，你一天到晚跟在我身邊，那你就是周副主席。”因為毛澤東吃不上有營養的東西而愁眉苦臉的周少林，被他逗得臉上綻開了笑容。從那以後，毛澤東就“周副主席”“周副主席”地叫開了。連其他人見到周少林的孩子，也都開玩笑說:“噢，周副主席的孩子來了。”

　　臨近新中國成立和在那以後的一段時光，周少林夫婦還跟過中共中央五大書記中的任弼時。因為周少林出身貧寒，沒讀過什麼書，就擔負為中央領導人服務的一般管理工作。這就是中南海，有許多紅軍時期的老革命，在毛澤東說的“萬里長征走完第一步”後，始終工作在極其普通的崗位上。

有這麼四五個年紀相近的女孩子，星期天串在一起，動靜就大了。由於毛澤東在戰爭年代就形成了夜晚工作、白晝休息的習慣，孩子們被長輩們一再叮囑，上午絕對不允許在菊香書屋附近嬉戲折騰。

　　菊香書屋要安靜，這沒什麼關係，走出菊香書屋，好玩的地方還多着呢。往西走有園中之園靜谷，往南去有被稱為“蓬萊仙境”的瀛台。哪一處都有異石堆疊，亭閣錯落，古木蔥 蘢，碧草如毯，是孩子們遊戲的理想之地。

　　特別是李訥和母親從蘇聯回國後，她們攜帶而歸的兩輛女式小自行車，隨即受到了女孩子們的青睞。特別是當李訥把自行車騎得飛快，她那白底碎花連衣裙隨風飄動，像翩躚的蝴蝶時，更引起其他孩子的羨慕。

　　她們追逐着李訥，把這在當時屬於稀罕之物的自行車，推進了春藕齋院落的空曠處，以學騎車的認真，取代了縱情的嬉鬧。沒用多久，她們都成了騎車的好手，成天在院子裡轉來繞去。

　　那時，中南海的海邊還沒有修砌垂直的石護圍，人們可以順着緩坡，走近水邊。人可以走，鴨子也可以走，水裡又有小魚小蝦，一些人家養起了鴨子。“住在中南海的人家，大多經歷過延安的大生產運動，習慣自己動手，種植養殖，我媽媽也養了一群鴨子。有時鴨子就把蛋下在岸邊的草叢裡。”伍紹祖說。

　　從菊香書屋去瀛台，要過一石橋。橋與岸邊形成死角，許多小魚小蝦喜在這死角水灣麇集游弋。女孩子們的重要娛樂之一，就是在這個水灣用手撈小魚小蝦，一撈就是半天，其實也撈不到多少。

　　當她們自以為是滿載而歸的時候，已經是夕陽西斜，紫雲軒的主人也到了在院子裡散散步，稍事小憩的光景。女孩子們就會用手帕兜着戰利品，擁進菊香書屋，向毛澤東獻寶。看見獻寶的孩子們，毛澤東總興致勃勃地說：好，送到廚房去，讓大師傅做做，咱們一起會餐。

　　當飯菜端上來，這一群小學生們，便和很早就當過教員，一生曾多次申明喜歡當教員的毛澤東，圍坐在同一張餐桌旁。可惜，沒有人拍下這一場景，沒能抓住人間毛澤東這感人至深的一瞬。

當毛澤東在菊香書屋住定後，負責中共領袖保衛的幾員“大將”，便在通往他的院落的各個道口附近，擇房而棲。他們是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處的處長汪東興，副處長李福坤、王敬先，警衛處警衛科科長李樹槐等。

　　菊香書屋院內的北房紫雲軒過廳東側，是兩間通間，毛澤東安歇起居都在這裡。西側的兩間，有山牆相隔，靠過廳的一間，是江青的一個寢室。但她很少住這裡，她有個更正式的 居室，是院內的南房松壽齋。

　　初進中南海的那些歲月里，孩子們對江青的印象還是挺好的。周少林的男孩周延安，到豐澤園裡玩，看見樹上的梨子熟了，忍不住摘了一個。正坐在房頂上吃，江青來了。

　　她看見有個孩子在房頂上，就問:“誰家的娃娃呀？”“周少林家的。”在轉戰陝北時一直跟着毛澤東在前委的江青，自然和那時給他們當火頭軍的周少林相當熟悉。江青“哦”了一聲又問:“幹什麼呢？”“吃梨呢。”“好吃嗎？”“好吃。”“爬那麼高多危險，下來吃吧。小心點，別摔着啊。”

　　有過類似經歷的孩子還有幾個，像李福坤的孩子李涵奇，警衛處主管招待的王涵萍的孩子王海垣等，爬房上樹，摘個水果吃什麼的，是男孩子們的拿手好戲。

　　後來，她漸漸養尊處優起來，衣着也講究了。毛澤東工作緊張，又常到外地巡視，沒多少時間和她在一起，她就餵養了一隻猴子。她常讓猴子在院子裡曬太陽，有時拴着，有時不拴。

　　從1947年隨侍毛澤東的李銀橋，家也住在菊香書屋附近。他們的長子李卓偉，有時到菊香書屋來。猴子看見小孩，就喜歡湊過去。但小孩子害怕猴子，李卓偉見猴子過來，總嚇得往廁所里鑽，把猴子關在外面。如果江青看到這種情況，就會馬上把猴子牽住，讓孩子從廁所里出來。

　　李卓偉的母親韓桂馨說：“江青在‘文革’中迫害了許多人，那是後來的事情，這期間有一個變化的過程。最初和她接觸，給我們的感覺並不壞，對此應該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

　　南房松壽齋與北房的結構相同，東側的兩間供江青起居，靠近過廳的一間是臥室，再裡面是盥洗室。中間的過廳，南門通南院，北門正對紫雲軒。西側的兩間，後來就由毛澤東的女兒住了。

　　周恩來11月搬出松壽齋後，南院的東房，就成了毛澤東的孩子們的宿舍，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毛岸青，女兒李敏、李訥都住過這裡，還有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

　　江青的姐姐李雲露和她的兒子也住在這個院子裡，她一直負責照顧毛澤東的孩子們。毛澤東很早就要求他的孩子們，和在中南海工作的幹部們一樣，在機關的食堂吃飯，李雲露就常常領着李敏、李訥、毛遠新等到東八所食堂吃飯。

　　孩子們的院子，既像集體宿舍，更像是“客棧”。毛岸英、毛岸青都已經工作。李敏、李訥從小學起，就一直在育英學校寄宿，只有星期六晚上和節假日，才回中南海居住。

臨近10月的時候，汪東興才忙裡偷閒，把自己的妻子孩子接進中南海。回憶起這次搬家，汪東興的長女汪延群說：“毛澤東一進中南海，爸爸就跟着進去，我們眼看着一些機關和認識的人家都搬走了，就剩我們還堅持在香山。”

　　一個政權臨近誕生和剛剛誕生之際，領袖的安全，會被提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五大書記之一周恩來事必躬親，北平第一任市長葉劍英遠憂近慮，中央社會部長李克農全神貫注 ，擔着直接干係的警衛處長汪東興，更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的確，新政協會議從籌備到召開，前後拖了有三個月。這期間的大會小會，晤面懇談不斷。小會、籌備會、晤面懇談，不是在頤年堂，就是勤政殿，在菊香書屋的一東一西。大會皆以懷仁堂為會場，進進出出又都走新華門，等於繞着豐澤園的外圍，兜大半個圈子。這中間不敢有半點疏忽，汪東興心思全被牽在這兒了，搬家，先稍息吧！

　　汪東興的夫人姚湘娥，也在警衛處工作，兩口子都為這空前受重視的事繃緊了弦，孩子就“倒霉”了。汪延群說：“我當時才5歲，從在西柏坡開始，到香山，到中南海，父母就忙得老不沾家，我就到處‘流浪’，到處‘蹭’飯吃。伍紹祖的媽媽熊天荊，老領我到她家吃。後來，熊媽媽對我說，你老在我們家吃飯，是不是就做我的女兒，也叫我媽媽呀？我說行，就做你家吃飯的女兒，認你做管吃飯的媽媽。”

　　到中南海後，情況絲毫沒有改變，汪延群能看見別人的爸爸、媽媽，卻看不着自己的爸爸、媽媽。她依然是“流浪”蹭飯。

　　因為進中南海晚了些，馬上找不到房子，汪東興的新家，就暫時安在掛着菊香書屋牌匾的西廂房南邊的房間。

　　就這樣，一家大小，都成了給菊香書屋護院的“衛兵”。過廳往東一拐，就進了毛澤東住的院子。汪延群當時對那個院子裡記憶尤深的，就是兩盆石榴樹。正是石榴熟了的季節，樹上結了幾個又紅又大的石榴。過來過去的，總想摘一個嘗嘗。

　　有一天，汪東興在院子裡給李敏、李訥照相。好動的汪延群總是呆不住，眼睛老瞟着樹上的石榴。李敏、李訥看出了她的心思，就對她說：“好好站着照一張相，就讓你摘石榴吃。”就這樣，汪延群在菊香書屋的院子裡，手緊攥着石榴留了影。

　　在觀看這張照片時，汪延群介紹說：“當時穿的裙子，是我媽媽做的，她的手藝不太好，裙子做得皺皺巴巴的。你看，袖子還一隻長，一隻短，照相時想卷得一邊齊，可還是露餡了。”

　　汪東興覺得自己的大女兒比較頑皮；雙胞胎老二、老三又太小，會哭鬧，臨近毛澤東住得久了，總免不了影響他工作休息。家搬過去不久，他就又另覓新居。

　　開國大典之後，汪東興在居仁堂東南找了兩間平房，匆匆搬了過去。“我們那幢房子前有一棵大樹，是一個哨位。記得剛搬到居仁堂那邊不久，就到了隆冬季節。一下雪，地上積起厚厚一層雪，樹梢上也掛着雪，我們都覺得天寒地凍。可當時的哨位不像後來那樣，都設有崗亭，哨兵就站在雪中，身上披着雪花，我當時的感覺就是真欽佩他們。”汪延群說。

　　直至新中國成立後很長一段時間，戰爭的狀態都沒有結束。作為軍事指揮最高機關的中央軍委，始終戎機繁忙，大小會議不斷。每逢召開比較大的會議，居仁堂西面那一片空場，就停滿了轎車，有時一直排到汪東興家門口。

　　小孩子站在家門口看到那汽車的陣勢，既覺得特壯觀，又特別興奮，在車群中穿來穿去，摸一摸，坐一坐。1950年春季，汪延群的爺爺到北京住了一段，他也沒見過這汽車麇集的陣勢，帶着孫女轉着看，差一點讓汽車給撞了。見女兒如此喜歡汽車，汪東興就讓她坐在汽車保險槓上，拍下一張照片。

　　和汪延群家同一排平房裡，還住着警衛處副處長王敬先家。王敬先1937年“七七事變”後即在敵占區參加革命，還曾在漢口、重慶當過《新華日報》的校對主任。後到延安根據地，任中央社會部會計科科長。解放戰爭剛開始，他和汪東興、慕丰韻等一同調到中共中央辦公廳，他負責過給毛澤東打前站號房子。

　　1948年整黨時，他和江青在同一個黨小組，受組織委託追問過江青的歷史和家庭情況。據和王敬先共過事的人回憶，他是一個正直得幾近古板的人，對原則和組織交辦之事，決不會敷衍或稍打折扣。後來成為“復仇女神”的江青，大概就是從此對王敬先有了深刻印象。

　　王敬先的妻子華順，是著名數學家華羅庚的女兒。她身材頎長，是中南海里為數不多的幾個高個女性。她原是北京大學的學生，曾積極參加過中共地下黨領導的學生運動。北平和平解放後，她就到了市委工作。

　　中央辦公廳警衛處另一位副處長李福坤，就住在菊香書屋院子東北邊的一處出口。他分工負責周恩來的保衛工作，周恩來搬到西花廳以後，他整天在西花廳那邊頂着，家裡總唱空城計。

　　他的孩子李涵奇是個孩子頭兒，也是當年出名的搗蛋鬼。因自家就在毛澤東住的菊香書屋外圍，所以當一起玩的小朋友到他家裡來的時候，他常常自告奮勇地說：“你們想不想見毛主席，想見的話，我帶你們去。”

　　從他家拐兩個彎就可進入菊香書屋，徐建林說:“我跟他去過幾次菊香書屋，在那裡見到過毛澤東，但江青一次也沒見到，倒是老見到江青的姐姐李雲露。她看見我們就讓我們幹活，打掃衛生。幹完活，她就給一人切半個蘋果吃。”

　　穿豐澤園而東拐，是進入菊香書屋院落的正途。所以在豐澤園入口通往頤年堂的過院，有警衛值班室。與值班室相對，有兩間西廂房，中央辦公廳警衛處警衛科的科長李樹槐，就把家安在了這守衛毛澤東外大門的位置。

　　警衛科主管中共幾位最高領袖的警衛業務，1953年，中央辦公廳的行政處和警衛處合併，成立警衛局，這個警衛科便升格為警衛處。以李樹槐的經歷，出任此職再合適不過了。

　　李樹槐是原陝北紅軍創始人之一李子洲的部下。新中國成立後的陝西省，有三個以人名命名的縣，（劉）志丹縣，（謝）子長縣，還有一個就是（李）子洲縣，以他們的名字命名，是為了紀念這幾位陝北紅軍的創始者。

　　中央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後，一些高級指揮員需要一些語言通、地理熟的當地戰士做警衛，高大英俊的李樹槐，就當了彭德懷的警衛。陝西有個說法：米脂的婆姨綏德的漢。用最通俗的話說，就是米脂縣的姑娘漂亮，綏德縣的小伙子精神。李樹槐就是綏德的漢子，他的妻子張嵐恰恰是米脂的婆姨。

　　紅軍渡黃河東征作戰歸來，彭德懷把表現出色的李樹槐，推薦給德高望重的朱總司令當警衛。在以後的日子裡，他成為延安很有知名度的人物。和毛澤東一起創辦“新民學會”的著名詩人、《國際歌》詞的中文翻譯者之一蕭三，寫了一篇著名的報道《警衛英雄李樹槐》，使李樹槐的名字在警衛人員中不脛而走。

　　他後來又當過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的衛士。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紀錄片裡有一個鏡頭，毛澤東步入會場，那個為毛澤東掀門帘的，就是李樹槐。中共五大書記，除了任弼時，他隨侍過四個，不讓他當警衛科長讓誰當？

劉少奇家剛進中南海時，先住在了字廊。字廊是一組水上建築，有幾條迴廊，勾聯着水榭亭台，像字一樣曲曲折折。迴廊下的水中，有自然生長的魚和觀賞魚；每逢夏季來臨，荷葉萋萋，蓮花吐蕊，清香肆溢。而妙處還在於坐在廊下，就可以垂釣，是中南海內嫻雅而秀媚的一處景致。

　　然而以字廊定名，並非全因其建築形狀，讓人與字產生了聯想，而是定名期間需要烘托 的禱祝氣氛。

　　1885年，50歲的慈禧太后，授意光緒皇帝重修西苑，作為其“撤簾歸政”後的頤養之所。三年後，耗官銀數百萬兩的西苑中南海，擴建一新，慈禧太后很滿意，打那以後便經常駐蹕。臨近中國人比較看重的60壽辰時，慈禧太后很想把自己的祝壽慶典搞得隆重些，中南海又免不了裝飾點染，對一些景致的命名，更注重渲染祥瑞氤氳。

　　“”字在佛教中，被認為是釋迦牟尼胸部所現的“瑞相”，被當做“萬德吉祥”的標誌。它在梵文中被讀作“室利磋”，意思是“吉祥之所集”。於是，在泛着梵宇佛韻的靜谷西邊的這座迴廊水榭建築，就在籌備慈禧太后六旬慶典之際，被稱為字廊。

　　從香山向中南海搬遷期間，劉少奇正在秘密訪問蘇聯，回國後他又在東北作了短暫停留，直到8月28日才返回北平。因此，搬家是夫人王光美張羅操持的，帶着劉少奇和前夫人王前所生的女兒濤濤和兒子丁丁，以及還在襁褓之中的她自己的第一個女兒劉平平，先住進了字廊。

　　她和沒有隨劉少奇秘密出訪的警衛、工作人員，家中的阿姨一道，把院子拾掇了一下。三間正房，是劉少奇和王光美的工作、起居室;阿姨高新民和耿桂珍，帶着濤濤、丁丁住三間西廂房;單身的警衛和工作人員，住三間東廂房。

　　剛住下，劉少奇就回來了，字廊里也人丁興旺了起來。這不光是因為他帶回了隨行的人員，在蘇聯讀技校的女兒劉愛琴，也跟着他回來了。此外，住在聶榮臻家的毛毛劉允若，也搬回了中南海的家。劉允若是劉少奇與何葆珍的第三個孩子，他的大哥劉允斌，此刻還在蘇聯，姐姐就是劉愛琴。初進北平時他沒有跟劉少奇、王光美上香山，而是和聶榮臻直接進了城。

　　一度和劉少奇家一起住在字廊建築群落的，還有劉少奇的機要秘書吳振英一家。

　　說起吳振英，又是一位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他1931年參加紅軍，一入紅軍就跟着中共特工的早期領導人、當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國家政治保衛局執行部部長李克農，先從事保衛工作，後搞機要

　　1933年秋，國民黨19路軍將領，為抗日和反對蔣介石獨裁，與中共聯絡，籌劃成立與蔣介石集團決裂的福建“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中共特派潘漢年等秘密前往福州，這是國共分裂後，中共派往國民黨軍中的第一個使團，吳振英是潘漢年僅帶的兩名隨行之一，他是福建人，熟悉路徑又懂福建方言。

　　“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成立後，南京政府極為恐慌。蔣介石馬上拼湊20餘萬“討逆軍”，自任司令，進擊19路軍。19路軍寡不敵眾陷入困境，但中共臨時中央最高決策人博古，卻拒絕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等的意見，袖手旁觀19路軍在孤立無援中淪於覆滅。

　　博古的決策令潘漢年等在福州處境尷尬，他指示隨行人員自己設法脫身，吳振英幾經輾轉回到根據地。有意思的是，他回根據地後，偏偏當了使他們在福州陷於尷尬的博古的特務員。

　　長征期間，他因為是博古的特務員，有幸成為被稱為中共歷史上第一個偉大轉折的遵義會議的目擊者。據說他當年就挎着盒子槍，站在那個具有非凡歷史意義的會場門口。

　　紅軍到達陝北，吳振英成了新建的中共中央機要科三成員之一。科長鄧穎超，電報員黃有鳳，他是譯電員。那時用的密碼是“豪密”，是化名伍豪的周恩來親自編的。密碼由鄧穎超收藏，譯電時吳振英全憑腦子的背功。後來陝北根據地培訓出的一大批譯電員，背碼子都是由吳振英教的。

　　再以後，他去了新四軍，在那兒結婚，生下長女吳蘇立，在江蘇立起來的。“皖南事變”後，劉少奇重組新四軍軍部，點名要吳振英去當新四軍機要科科長。

　　解放戰爭期間，吳振英還跟過彭德懷、毛澤東；從到西柏坡以後，就一直跟着劉少奇了。所以進中南海，他家就挨劉少奇家旁邊住下了。

第三章 幾個在毛澤東身邊辦公的機關

除了幾位領袖之外，跟着毛澤東進中南海的，是他從西柏坡向北平進發時就帶着的中共中央辦公廳機關，中央軍委機關，以及中央宣傳部機關。

　　中共中央辦公廳機關，是保障中共中央領導核心工作的正常運轉的，是首腦的耳目、信號傳輸中樞和防衛系統。這個系統創始於延安，幾經轉變擴展，直到西柏坡時期才臻於完備。此刻主管這一系統運行的，是主任楊尚昆。

全國各地及前線的情形，通過不同的渠道匯總到這裡，中央辦公廳相關單位根據規定和內容，或直接、或經篩選和初加工後，送交中共中央核心層處理決策，並備齊中央核心層在處理和決策過程中可能需要的諮詢和參考材料。中共中央核心層的決策和各項指示，還是通過這些相關單位，傳送到指定送達的各地方和部門或前線。

　　每臨一些重大政策和方針的制訂決策，中央辦公廳有關單位的幹部，還要根據中央領導核心層的意圖，從事調查研究，搜集綜合決策的依據，提出有參考價值的意見。

　　負責中共中央核心領導層安全警衛和生活後勤保障的單位，也由楊尚昆直接領導，如中央辦公廳警衛處、中央辦公廳行政處等。當時的警衛處設有辦公室、保衛科、警衛科、治安科、攝影科、保健科。行政處則下轄財務科、修建科、交通科、招待科（後轉警衛處），還管理着供應站和玉泉山農場（後改巨山農場）。

　　中共中央辦公廳的以上幾個單位，都隨着毛澤東進了中南海，並分布在毛澤東辦公和居住的豐澤園附近。

　　進海進得匆匆忙忙，為了不影響工作，哪處房子不用大動干戈，稍加拾掇就能辦公或居住，就先進入再說。稍微好一點的房子，整齊一點的院落，就作為開會、辦公室用；比較殘破、散亂無序和犄角旮旯的房子，就先湊合着住宿棲身。

　　在含合堂院內小樓辦公的是機要室。機要室主任葉子龍的住處，就在這辦公小樓和毛澤東寓所之間，每當這裡收到必須急送毛澤東閱批的電文，就會立即通過葉子龍，送進菊香書屋。

　　由於毛澤東的許多事情要葉子龍幫助處理，加之毛澤東時常外出，葉子龍要隨行，後來常在機要室主持業務工作的，是機要室副主任康一民。

　　康一民是如今江西省井岡山地區的泰和縣人，12歲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任鄉團支部書記。1933年參加紅軍，翌年調中央軍委總司令部機要科從事譯電工作，從此開始其漫長的機要生涯。

　　在經歷了二萬五千里長徵到達陝北後，他就任陝甘寧前敵總司令部機要科譯電股股長。國共第二次合作之初，他先後在南京八路軍辦事處、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從事機要工作。

　　“1938年，我爸爸跟着廖承志赴香港，在駐港秘密機關搞機要和聯絡，認識了我媽媽。我媽媽是廣東人，參加革命前就像《三家巷》裡寫的那種進步學生。我外公是地方開明紳士，日軍入侵後，他暗中支持抗日鬥爭。後來，中共地下組織把我媽媽等一批進步學生轉移到香港，為掩護工作和我爸爸扮假夫妻，後來弄假成真，還是廖承志做的媒。”

　　他在香港期間，環境很艱苦，而且危險重重，但康一民始終保持着一種樂觀心態。在與延安秘密通訊時，總免不了和根據地的同行們，以開上兩句玩笑，作為電報的結束語。例如“問候跳蚤”之類，“跳蚤”是毛澤東的老機要參謀黃有鳳夫人的綽號，她那時在延安搞譯電。

　　1945年，康一民返回延安。解放戰爭後期，中共中央前後委和工委在西柏坡匯合，他被指派為周恩來機要秘書。毛澤東第一次訪蘇聯期間，周恩來應召赴蘇議定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康一民即隨之同行，以後多次作為周恩來率領的代表團成員出訪。

　　機要室進中南海之際，中國大陸上的戰事尚未結束; 解放區和新占領城市的土改和經濟恢復，頭緒繁多；新國家政權的籌建和爭取國際承認諸活動，緊鑼密鼓。於是，戰爭的、土改的、城市經濟的、內政外交的各類急電密件，紛至沓來，機要室的人忙得沒日沒夜。

　　星期天回家的長子康輝，幾乎看不見父親，常轉悠到離家不遠的辦公室來。他來這裡並非追父親的影子，真正吸引他的，是那一輛輛用於取送收發急件的摩托車。西八所是相對於東八所而言的，所謂八所，就是八個相銜的院子。西八所因為整齊而連貫，所以集中在這裡辦公的，分屬中央辦公廳的好幾個單位。

　　中共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的辦公室，最初的辦公地點就在其中的兩三個院落。書記處政治秘書室的名稱曾幾度變換，既叫過中共中央辦公廳政治秘書室，又叫過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還被叫過秘書組。

書記處政治秘書室的第一任主任是師哲。師哲1925年赴蘇聯學習，後進蘇軍情報部門。在1939年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任弼時秘書前，他還當過毛澤東兒子毛岸英兄弟所在的莫尼諾兒童院的副院長。翌年，他同周恩來、任弼時回國，先後到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央社會部等部門工作，並擔任毛澤東的俄文翻譯。1945年他任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主任，三年後任政治秘書室主任。

　　師哲任主任期間，除了周恩來的秘書外，所有給中共中央幾位書記當大秘書的如江青、田家英、王光美、陳友群、何均等人，都在政治秘書室掛個名，每月都要到秘書室“碰頭”，互通情況。那時對政治秘書室的工作，田家英直接過問和具體負責得最多。

　　書記處政治秘書室正式對外發表時，因名字比較唬人，中央辦公廳內管理秘書、文牘事務的秘書處處長曾三，向田家英詢問：“你們的圖章按什麼規格刻呀，是按部級還是按處級（即局級，當年中辦系統的處相當於局，科相當於處級）？”一向不以品銜為念的田家英說：“別搞什麼部級了，就按處級吧。”

　　師哲調出中南海後，書記處政治秘書室對內改稱秘書組，由江青任組長，田家英任副組長。但室務工作江青具體問津甚少，當田家英顧不過來時，通常由彭達彰實際主持。後來，田家英一度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廳、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時，曾經短暫地脫離過一段政治秘書室，彭達彰遂就任該室主任。

　　書記處政治秘書室最初的主要工作是這樣規定的：幫助毛澤東主席處理信函，為書記處領導讀報，並完成書記處領導直接交辦的工作。

　　讀報就是將全國各地的各類報紙，每人劃定區域閱讀，將報紙上的消息綜合分類，揀重要者編目、摘要，由打字室打印12份，分送毛澤東等領導人，使之能高效率地獲取各類報刊提供的信息。

　　當時人員很少，全國那麼多份報紙，工作量相當大。部分辦信的人員也被分配了一些任務，白天辦信，晚上讀報，相當緊張。但這項工作沒有持續太久便終止了，所有的人都從事辦信工作。

　　處理信函也是按地域分人負責，閱後分門別類，須向中央最高領導層反映的，或原件或摘要匯編上呈；須交有關部門處理的，轉交有關部門，並查詢處理結果。有時還要根據毛澤東指示精神，草擬覆信稿。

　　有些毛澤東的親筆覆信，也由政治秘書室抄錄登記發出。關於抄錄毛澤東信件留底一事，中間還有一段曲折。

　　毛澤東最初只是交代將他的覆信登記發出，但田家英認為毛澤東的這些文稿具有保留意義，就吩咐辦信的人，信件發出前先抄錄一份留存。碰上毛澤東已經封口的信，也拆開抄錄。一次，將信交給政治秘書室不久，毛澤東突然感到要稍做修改，隨即索要，而信已被拆開，正在抄錄。

　　發現他的親筆信被拆，毛澤東非常生氣，嚴厲地提出要處分有關的人。政治秘書室自然要做一番檢討，並陳明理由。毛澤東看罷檢討，覺得陳述有理，不僅認可了以前的做法，還指示以後凡他寫的信，除特殊例外，統統拍照留底。如此一來，倒保留下許多毛澤東的文稿手跡，這個功勞應該記在田家英的名下。

　　在處理群眾來信，反映下情，捕捉動向等方面，政治秘書室協助毛澤東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他曾在政治秘書室的一份報告上批示道：

　　“必須重視人民的通信，要給人民來信以恰當的處理，滿足群眾的正當要求，要把這件事看成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加強和人民聯繫的一種方法，不要採取掉以輕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義的態度……下面是專門處理人民給我來信的秘書室關於處理今年頭三個月信件工作的報告，發給你們參考，我認為這個報告的觀點是正確的。”

　　後來，秘書室又逐步增加了接待群眾上訪; 辦理一些毛澤東親自交的事務;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到基層搞一些專題的調查研究等工作。

　　做好這些工作，是有相當的難度的，需要每一個工作人員必須具備相當高的文化基礎，有一定的政治理論水平，熟悉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有一定的綜合分析能力。因此有傳聞說：在中央和毛澤東考慮建立相應的機構時，胡喬木曾建議從一些名牌大學抽調名教授，來承擔這方面工作。但毛澤東經多重考慮權衡，沒有採納這一建議，而是挑選了一批黨內受過較高教育的青年幹部。

　　（註：有關秘書室初期的工作情況，可參見董邊、鐔德山、曾自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

在西八所辦公的，還有行政處、警衛處的部分單位和工作人員。

　　靠在西八所院落南出口的，是中南海門診部，在這一帶辦公的幹部和工作人員，包括他們的孩子，患點小毛小病，都在這裡診治。這個門診部規模不大，只有幾位醫務人員，主任是鄭學文，醫生有劉傑、馬蘇高，還有一位醫生，就是那個80年代末到美國，出版了那本許多內容由美國人操刀的回憶錄的李志綏。

李志綏在其回憶錄里說，有一位住在瀛台的工作人員，患流行性大腦炎因誤診耽擱而死亡。此事在中南海引起小小的震動，瀛台離毛澤東居住的豐澤園建築群很近，門診部的主任因此被撤換，他自己隨之調進中南海門診部。

　　李樹槐女兒李延梅印象里確有患大腦炎其事:“我的弟弟也是在那段時間患大腦炎的。我家住豐澤園內，周圍都是中共領導人，為防止傳染他們，我媽媽就帶着我弟弟搬到了豐澤園外、隔着一座橋的瀛台住了。”

　　在這一帶占辦公室最多的機關是警衛處，處長汪東興及幾位副處長的辦公室，處辦公室、警衛科、保衛科、治安科、攝影科、保健科都在這裡。但警衛科的人整天圍着自己警衛的首長轉，難得有暇安坐在辦公室里。

　　有意思的是，在這一大群黃皮膚、黑頭髮的中國人中間，還有兩位高鼻梁、藍眼睛的外國人，他們就是由公安部聘請的、給領袖保衛工作做顧問指導的蘇聯專家。

　　那時中蘇關係還很好，蘇聯對幫助中國的保衛工作現代化、正規化也很重視，來的這兩位專家在國內是很有地位的。一位是負責食品和保健的，叫斯喬賓，是克里姆林宮的保健醫師；一位是負責安全警衛工作的，叫尼契耶夫。

　　兩位專家住在公安部的外國專家招待所，上班在中南海警衛處。他們帶來了一大堆條例和規定，有些是有參考價值的，但也有一些過於繁瑣，把首長警衛搞得過於神秘化。

　　例如斯喬賓，他對工作的確很負責任，整天手裡拿着塊白手巾，到處擦，發現哪裡有一點灰塵和油漬，就要對有關人員批評一通。

　　他還要求所有的食品都必須化驗，不問來源。警衛處方面則強調控制來源，抓供應基地，封閉經營生產，讓敵特沒有下毒的機會，減少化驗的工作量。但斯喬賓比較死板固執，為此經常發生爭執。

　　負責警衛指導的尼契耶夫，也搬來一些脫離中國現實的做法。例如他提出許多類似沿着中南海圍牆內裝一圈探照燈的建議，這在當時的中共領袖那裡，顯然是通不過的。警衛處方面都沒有樣樣照辦。後來中蘇關係惡化，他們就走了。

　　在警衛處辦公的院落前面，有一片空場。保健科成立時擔任科長的徐福靜的長子張紀宇，還清晰地記得在這片空場上發生的事。

　　那是在1951年。在這一年的3月3日，山東省軍區的政治部副主任黃祖炎，在一次軍區政治部會議上遭人刺殺。刺殺他的人叫王聚民，是“山東惠民軍分區政治部宣傳科副科長，1941年混入我黨，家庭為惡霸，在土改中被斗，王行兇後當場自殺。”

　　中共黨內高級幹部被刺殺的案件，在建國後實屬罕見，驚動了中共中央。毛澤東親自為此擬寫了一份黨內通報，希望“引起全黨警惕”。毛澤東在通報中寫道：“據山東分局幾軍區來電說，此事顯系反革命分子在我黨及人民政府堅決鎮壓反革命之際的報復行動。”

　　為防範再發生這類事情，毛澤東提醒全黨：第一要“嚴防反革命的報復”；第二“必須認識黨內、政府內和軍隊內已有少數反革命分子混進來，決不可認為太平無事”。

　　根據毛澤東通報的精神，中南海警衛系統從此將此事作為警衛教育的重要事例，中共中央辦公廳還要求各單位，非警衛人員將個人保留的槍支上繳，當時稱之為由警衛部門“代管”。剛從戰爭年代過來，當初這些幹部都既是工作員，又是戰鬥員，許多人都有槍，有的人還不止一兩枝。連田家英這樣的秀才，都有一枝挺漂亮的手槍。

　　“代管”的通知發出後，各單位都開始了收繳工作。康輝說：“我在我爸的辦公室里，看到一木箱子手槍，哪個國家的、什麼型號的都有，是機要室里的老機要們的。”

　　各單位收繳後，都送到警衛處保管。送到警衛處的槍，種類樣式就多了。有步槍、有卡賓槍，有長槍、有短槍，有老式的、有新型的，還有各種規格的。收齊後的一天，警衛處將這些槍晾在辦公室前面的空場上檢點。

　　“我那天恰巧從那裡經過，看到一地的槍，各式各樣，眼都看花了。男孩子，見了槍不摸一摸就手痒痒。我走進槍堆里，撿起這枝擺弄擺弄，拿起那枝比劃比劃。恰巧一位常在蜈蚣橋頭指揮交通的警察走過來，我認識他，就舉起手中的槍對着他比劃。”

張紀宇的母親徐福靜，在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處設立保健科時即為第一任科長。然而除了王稼祥的夫人朱仲麗在一本寫江青的書中，提到過她曾和徐福靜一起在延安從事過中共領袖醫療保健工作外，幾乎未見有關她的記載。

　　徐福靜是山西臨汾人。她的哥哥徐亞桑，“五四”運動期間是赴北京聲援學潮的山西學生代表，1926年擔任中共臨汾地委組織部長。受哥哥的影響，在太原川至醫專讀書的徐福靜 ，1931年就加入中國共產黨，畢業後在中共北方局機關當醫生，還兼搞地下交通，曾兩度被捕入獄。

　　1937年徐福靜到延安，在邊區醫院當醫生，是當時根據地內為數不多的、受過正規醫學專業教育的醫務工作者。1940年她到丈夫所在的太行山根據地，在八路軍衛生學校任教。

　　她的丈夫張衡宇，是中共山西第六專署主持常務工作的秘書主任、黨團書記，與楊秀峰、岳一峰被譽為“北方局三君子”。1942年，在嚴酷的反掃蕩鬥爭中，已經衝出包圍圈的張衡宇，為救護負傷的戰友，毅然返回包圍圈，英勇地犧牲了。

　　衝出包圍的徐福靜到達延安，被安排在楊家嶺中共中央機關當醫生。因工作認真負責，她幾度被評為中直機關的衛生工作甲等模範。

　　徐福靜是在保健科成立時，調到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處任科長的。保健科主要負責中共領袖的醫療保健，其成立後即為五大書記都配備了專門的保健大夫。而在此前，中共的領袖們並沒有配專門的保健大夫。

　　雖說王鶴濱在1949年8月受命擔任毛澤東的保健大夫，但當時的中央保健局長傅連向他做交代時，非常明確地說:“現在能擔任首長保健任務的醫生尚少，五大書記的保健工作你都要管上，工作要小心謹慎，出不得半點差錯，要經常與我聯繫……”因此，王鶴濱初進中南海幾乎是孤家寡人。劉少奇家來電話就去劉家，朱德家來電話就去朱家，周恩來家來電話又去周家，一個人幾處奔波。

　　倒是身體狀況極其不好的任弼時，被派了一位臨時的專門保健大夫劉佳武，同時中央軍委衛生部副部長傅連、處長黃樹則，都直接過問和負責他的醫療保健工作，但他還是於1950年10月腦出血病逝。

　　也恰恰是因為任弼時的不幸早逝，引起了中共中央保健委員會對中共領袖健康的高度重視，在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處下新設置了保健科，為黨和國家的最高領袖們每人配備了專門的保健大夫：

　　毛澤東的保健大夫依然是王鶴濱，但此後沒多久他就到蘇聯深造去了，接替他的是��齬�皦宴禧抵\＝∫繳�、葰志投綅u蟮窖影踩沃醒胍皆和飪浦魅蔚耐飪譜�家周泽�?劉少奇的保健大夫是王力平，繼而是顧承敏;周恩來的保健大夫是周尚珏;朱德的保健大夫是翁永慶;保健科長徐福靜則兼管陳雲的保健。此外，給董必武配了王醒大夫;給林伯渠配了李天慶大夫。

　　為了更好地展開醫療保健業務，除了這些保健醫生外，還將周謹、楊全成、朱寶貴、鄭淑雲、焦紀壬、張淑明等藥務醫護人員調到保健科工作。

　　徐福靜的長子張紀宇說:“因為我們家就住在保健科辦公處附近，所以領袖們的保健大夫我都熟，叫不全名字，也叫得出姓。例如王鶴濱、周尚珏、翁大夫等。辦公的院落里除了我們家外，還有一位姓王的保健科副科長家也住在這裡（應該是保健科副科長王力平，作者注）。”

　　因為母親負責着醫療保健，張紀宇相關的部門很熟。“例如負責中共領袖食物檢驗的化驗室，雖設置在遠離西八所的中南海西門南側的平房裡，我都有印象，知道每天供給領袖們的食品，如肉、蛋、蔬菜等，都要送到那裡化驗一下，預防敵特下毒。我還在那裡發現，雞蛋上都印着生產日期。”

　　食品檢驗制度，是蘇聯專家斯喬賓要求建立的，行政處和警衛處的部分工作人員對此很不以為然，因為食品只來自封閉管理的農場生產，對自己人還這麼不信任。汪東興也因此同斯喬賓有些牴牾。

　　擔任警衛處攝影科科長的，是毛澤東的專職攝影師侯波。她1938年到延安投奔革命時，剛剛14歲，曾就讀於延安女子大學。1949年6月，她在香山雙清別墅，第一次站在毛澤東身邊，和毛澤東交談，毛澤東得知她是山西夏縣人，稱她為“關雲長的老鄉”。

　　她的丈夫徐肖冰，是延安根據地內幾位搞攝影的元老之一。在赴延安之前，他曾在上海當過《桃李劫》、《風雲兒女》、《馬路天使》等影片的助理攝影。人們熟悉的毛澤東在抗大講課的照片，就是他的傑作。

　　作為毛澤東的攝影師，侯波必須經常守在距毛澤東不遠的地方，一旦有什麼活動，她能立即趕到現場進行拍照。於是他們的家，就從原來由徐肖冰單位安排的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宿舍，搬進了中南海。

　　“我們家最初在勤政殿第一個院落里的西廂房北側，搬進時我已臨近上學的年齡。穿過我們的院子再進第二道門，就是勤政殿的主殿了。主殿有高而寬敞的過廳，鋪着紅色的地毯，兩側有玻璃櫥櫃，裡面陳列着古瓷器和古銅器等文物。過廳的盡頭就是正廳，是外國使節向新中國的元首遞交國書的地方。每逢這種時候，我媽媽就會提着照相器材往裡院跑。”侯波長子徐建林說。

勤政殿的東邊是蜈蚣橋，與之平行的還有一座稍短的橋。雖然，兩座橋下的水相融一體，但橋北面的水域，就被稱為中海。

　　為了確保安全和便於警衛工作的部署，整個中南海內，共分甲、乙、丙等不同的區域。像毛澤東、劉少奇、朱德等領袖辦公和居住的地段，中央辦公廳機要室、書記處政治秘書室、行政處、警衛處等都在甲區。

政務院即後來的國務院辦公、居住區，一些領導和幹部家屬居住的院落，中南海內大的會議場所，食堂、門診部、娛樂場所等，則分布在乙區、丙區。持不同區域通行證的人，在不同的區域範圍內工作活動。

　　初進中南海時，並沒有嚴格的區域劃分。劃分的初期，對成人管束得比較緊，對孩子管束得則不十分嚴格。住在乙區的孩子，進入甲區，哨兵有時並不阻攔。但越到後來，就越發管的嚴緊了。

　　中南海機關的大灶食堂，在東八所，工作在中南海里的中央辦公廳各單位的幹部，開始幾乎都在這裡就餐。中南海警衛部隊的領導機構的辦公處，距這裡不太遠。

　　在這附近的，還有行政處交通科。一排房子連辦公帶住宿，另一排房子，是放置汽車的車庫。毛澤東等中共領袖的專車，都停放在這裡。其中有蘇聯送給中共領袖的幾輛高級防彈吉斯。

　　“我們那時候老喜歡圍着車子轉，那種吉斯的防彈玻璃，有兩寸厚。”鍾步雲的兒子鍾延輝比畫着說。另外，在中南海內的中央辦公廳各單位的公務用車，也都由交通科調度安排。

　　最初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處交通科的科長是鍾步雲。他是土地革命時期中央蘇區的中心、被稱為紅都的江西省瑞金縣人。1932年參加紅軍，1933年入黨。經歷長徵到達陝北後，他進入了延安摩托學校學習。雖然他出身貧寒，沒有文化基礎，但他在鑽研業務技術方面，很刻苦努力。

　　後來，鍾步雲以學習成績優異，被評為模範學員。從學校畢業後，就開始為中共領袖們開車。那時延安的車很少，哪個領袖也沒有專車，自然也就談不上誰是誰的專職司機了。

　　到北平以後，車子多了，鍾步雲就基本上成了周恩來的專車司機。鍾延輝在回溯初進中南海的情景時說:“那時周恩來特別忙，我爸爸整天跟着他，常常晚上也不回家。雖然我們家住在交通科這兒，但在這兒幾乎看不到他的影子。”

　　交通科的副科長是周西林，也是個老紅軍。本書的一開始就提到過他，是他開着車，載着毛澤東離開西柏坡，又是他開着車，把毛澤東從清華園火車站，接到了頤和園、香山。他是毛澤東初進北平時的專車司機。

　　除了中央辦公廳機關、機要室、政治秘書室、行政處、警衛處之外，中共中央辦公廳的下屬單位還有特別會計室，機要處，機要交通處，秘書處（後改為檔案處），中直機關管理處。中央辦公廳的處，後來都改稱局，並因工作擴展又新設置了一些單位，但這些單位均不在中南海內辦公。

　　最初在中南海工作的人員，每個人都佩有一枚出入中南海的證章。其大小和在香山“勞大”的證章差不多，只是上面的圖案和字不同。證章中心是一隻五角星，上邊是“中南海”三個大字，下邊是“出入證”三個小字。

進駐中南海的中央軍委，將辦公地點選在了後牆傍着中海的居仁堂。與之巧合的是，在中國共產黨人接手前，此地亦是舊政府的軍事重地。

　　抗戰勝利後，作為國民黨政府北平行轅主任的李宗仁，帶着他的接收班子在居仁堂辦公。傅作義就任“華北剿總”司令後，又將其指揮部設在了居仁堂。據當時中央辦公廳行政處的辦公室主任田疇回憶，他們剛進海時，到居仁堂樓里看過，許多房間門口還掛着諸如“作 戰室”、“情報室”之類的牌子。

　　居仁堂是一座兩層的西式建築，是中南海里舊建築中最龐大的一棟樓。這是整個樓體和外部的輔助裝飾與其周圍建築群落有着明顯風格差異的建築。也許正是由於其外表的卓爾不群，內部陳設歐化的雍容，在中南海許多孩子們的評判中，它是一座最華貴而漂亮的建築。然而，若不是因一段民族屈辱的歷史，這棟建築就根本不會出現在中南海。

　　本來佇立於此地的，是一組原汁原味的中國傳統風格宮殿群落，是“撤簾歸政”後的慈禧太后常駐蹕的儀鑾殿。這組建築以兩卷殿式的儀鑾殿為中心，前後三進，坐北朝南，正殿前有一座琉璃影壁。

　　儀鑾殿是正殿，規模最大，共有5間。正中一間是召見大臣的地方，1894年戊戌變法百餘日後，慈禧發動政變，就是把光緒皇帝召到這裡訓斥了一頓，然後軟禁於瀛台的。和此間相鄰的東次間，是慈禧的寢宮。據史書記載:五間正殿共面闊近7丈，進深6丈余，比紫禁城中的保和殿面積還大。

　　然而當義和團運動興起之時，慈禧利用其盲目排外情緒，將運動誘導到其立儲取代光緒皇帝，並向反對廢帝的列強施壓的軌道。列強以保護使館和傳教為名，組成八國聯軍入侵中國，慈禧挾光緒逃往西安，使中華民族再度受創蒙羞。

　　八國聯軍進入北京後，將中南海當做駐軍的營地。聯軍統帥瓦德西，把統帥部設在由日軍占據的儀鑾殿。後駐紮在此的德軍廚房着火，耗資數百萬兩官銀的宮殿，竟遭毀於一旦。

　　慈禧返京後，接受外國使節建議，在儀鑾殿遺址新建西式洋樓，用於接待、宴請外國女賓，以示和列強修好。於是，廢墟上重興土木，耗資500餘萬兩白銀，建起一座與原儀鑾殿規模相當的建築。

　　洋樓分南前北後兩個樓體，中間用上下兩層的走廊相連。洋樓的頂部、窗框外，均有歐化的雕花裝飾。窗櫺，或鑲以彩色玻璃，或飾以西式花卉。原來儀鑾殿的圍牆，此刻成了洋樓的院牆，只是南面、東面和仿俄館後北面的門，改為洋式花門。光緒三十年（1904）十月竣工，慈禧為之定名“海晏堂”。

　　然而，海晏堂並沒給衰落的晚清帶來四海晏安的景氣，春秋七異，清王朝便在辛亥槍聲中壽終正寢。民國第一任總統袁世凱，當權後把海晏堂作為自己辦公會客的場所，更名居仁堂。

　　1915年12月13日，想嘗嘗黃袍加身滋味的袁世凱，在居仁堂建起他的洪憲王朝。特製的龍案上，擺着“疊羽沖天冠”，他身着元帥服，在居仁堂接受文官武將的朝賀。但這個逆歷史潮流而動的王朝，更是命短。

　　居仁堂的歷史灰塵，終於被撣拂掉了。中央軍委搬進中南海後，作為代總參謀長的聶榮臻，就在這裡主持日常的工作。他的辦公室在居仁堂的東面，中間是會議室，西面是掛滿了軍用地圖的作戰室。據說他在此主持工作期間，每天都在早晨8時，準點走進辦公室。

　　因為中央軍委和總參謀部都在這裡辦公，並在這裡召開一些重要的軍事會議，中南海的孩子們，便常常可以在居仁堂的前前後後，看到那些從紅軍時期到解放戰爭各個期間的赫赫戰將們。

和中央軍委前後腳搬進中南海辦公的，是中共中央宣傳部機關。作為這個機關的領導，陸定一、陳伯達、胡喬木、凱豐、邵荃麟、林默涵，以及1954年從西南軍區調到中宣部擔任領導工作的張際春等，先後住進了中南海。

　　在中南海里，有許多個以某某堂命名的院落。在中南海工作的部分單位的領導和幹部們，就工作和起居在這些院落里。

時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的胡喬木，在靜谷未住太久，就搬到了被稱作“四福堂”之一的來福堂。所謂“四福堂”，就是連接在一起的名稱中皆帶個“福”字的小院子，依次是來福堂、增福堂、永福堂、錫福堂。

　　從1945年就出任中宣部部長的陸定一，在進中南海後入住的是四福堂之一的增福堂。其子陸健說:“我們家一進中南海就住在這裡，不像其他人家搬這兒搬那兒，挪動過好幾次。”

　　剛搬進中南海時，陸定一身邊的孩子只有陸健，他的哥哥、姐姐還在南方。陸健記得父親在工作之餘，會領着他在中南海里散散步。在“十一”開國大典即將到臨的日子，為了對城市中的民眾進行宣傳，有時就空投一些傳單之類的宣傳品。

　　“這些宣傳品常常會飄落到中南海里來，我和我爸爸散步時還撿到過。”陸德說:“記得有一次，有包還沒打開的宣傳品，落在了中南海里。我爸爸看見了，對此很不滿意，自言自語說：工作怎麼這麼不負責任。這樣成捆地扔下來，怎麼能起到廣泛宣傳群眾的作用呢？”

　　中共中央宣傳部的機關辦公處，主要分布在慶雲堂的幾個院落中。慶雲堂有四個院子，牌匾懸掛在最南端的院門上。其中的一個院落，曾經是中宣部管理和審查電影的部門辦公之所。一些新攝製的電影，常常被送到這裡審看，中南海里其他單位的人得知了這一情況，便在審查時湊到這裡看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