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害者與被害者的記憶是不一樣的

王一敏

經常有日本友人問我，中日戰爭已經過去那麼多年了，為什麼還聽中國人說不忘呢？我很肯定地回答，因為加害者與被害者的記憶是不一樣的。

這樣的回答，並非出自於學者的立場，而是自己親身的感受。

（一）加害者的記憶

1969年，我剛剛到黑龍江下鄉時，從上海到漠河（當時為呼瑪縣）興安公社大河西村的知青，有一百多位，其中有一小部分來自上海的閘北區和虹口區。閘北區虹口區知青中，又有七八位男女同學抽煙喝酒，公開談戀愛，大家就認為他們沾染了社會上一些不好的風氣，有違反修前線的緊張局勢，必須糾正。但是，當時批評勸告沒有任何效果，於是，有人提議要刮台風。刮台風，在那個時代是一句流行語，也是革命行動的號角，它意味着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橫掃一切社會渣滓，橫掃一切流氓阿飛。

一個冬夜的凌晨，在刮台風的革命號角下，一大群知青向另一小群知青採取了突擊性的強制行動，把這些人關了起來。我是第二天早上“台風”過後才得知此事，當時，心裡覺得委屈，如此激動人心的革命行動，不知為什麼沒有人通知我參加。

之後，強制中的幾位閘北虹口的女同學，轉移到我所在的女生宿舍接受看管。我好象要將功補過似的，自告奮勇地參與了監督。

我們逼着她們寫交代，寫悔過書。但其中一位同學就是不寫，並反覆說“我不會寫！”

我們被激怒了：這也太囂張了吧，竟然敢公開抗拒革命行動！我一衝動，就拿出皮帶，開始動武了。文攻武衛，也是那個時代的流行語，它使紅衛兵的人身侵犯合法化。其實，沒多久我便得知，被我抽過皮帶的女同學，還不到小學文化，她確實不會寫。這件事過去幾年後，我到新建的黃花嶺村創辦小學，她也報名來到了黃花嶺，此後我們有了相處的機會，她實在是一個非常天真可愛的人，簡單質朴，至少比我純潔。

1974年以後，知青開始人心渙散，大家各找門路，陸續返城。又過了若干年，在城裡的知青們時興紀念插隊的聚會，有三年一次，也有五年一次。我所在的興安公社是五年一次，但是在知青聚會上，我好象一直沒見到過她。

再以後工作家庭，出國歸國，日益繁忙，我逐漸淡忘了這件事。直到2013年，那時，國內掀起了一陣小小的紅衛兵自我反思熱潮，受其影響，我曾在微信知青群里，公開向她道歉，但她並不在群里。不料，我的姿態，在知青群里產生了分歧，一部分人仍認為當初的“台風”沒刮錯。而我，也覺得自己道歉的動機，有點虛偽，只是對自己的良心做了個交代，沒有拷問人性，沒有涉及更深層次的內容。

以上，就是我的記憶，也是一個加害者的記憶。

（二）被害者的記憶

現在的我正在邁向古稀之年。

過去，在講壇上無數次地與聽眾分享自我概念的理論，分享喬哈利之窗的四個窗口。還經常以自我開示的方式，舉例說明。大家覺得我這個人生性很OPEN，我也覺得自己很陽光很爽直，不喜歡遮遮掩掩。但一個人真正坐定自觀的時候，我發現自己的人格是有些問題的，至少是有一點點分裂的。

很多年前，我就很奇怪自己，我看人，為什麼總是先發現別人的缺點。從實驗的角度，曾試着用第三隻眼睛旁觀自己多次，結果總是一樣。這就意味着我的神經，不由自主地，潛意識地，始終保持着某種警覺，這種警覺的實質，是對人的緊張。這樣的緊張，通常會演變成自我人際關係對處的壓力。其結果，會妨礙我的行為，例如，不能與人非常誠懇地推心置腹，不能真正地敞開心扉。而我全力提倡的理論卻一直在高喊：只有OPEN，尤其是打開你的第一個窗口，才能建立起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才能營造和諧的人際社會。

很明顯，那時，我的內和外，是相悖的，腦子裡其實一直有兩個小人在打架。

那麼，問題是，我為什麼會這樣？它源自何時？何處？不解決這個問題，我的分裂還會繼續下去。

1974年，我從黑龍江回上海念大學，麗娃河畔是美麗的校園，與農村的生活環境，天差地別。但是，一到晚上卻又一頭鑽進了東北插隊的夢境，夢境裡沒有北國的高山峻岭，沒有黑龍江上的藍天白雲，沒有淳樸的老鄉，也沒有全力愛護我們的上海帶隊幹部。沒有，那些夢境模糊不清，色調灰暗。醒來的時候，我的情緒總是低落，不愉快，壓抑。

知道我底細的人一定會說，王一敏，你也太矯情了吧，你插隊又沒有吃過多少苦，人家修路的時候，你參加縣里文藝匯演，脫產排練。夏季大田農活最忙的時候，你卻到大興安嶺報社脫產學習。冬天零下幾十度的時候，人家上山伐木打柈子，你貓在暖融融的小學校里當老師。後來上海的大學來招工農兵大學生，黃花嶺村的老鄉和知青又首推了你……

是啊，我下鄉受到過那麼多的恩典，為什麼插隊的夢境，卻一直是冷色的呢？還有，1983年我開始寫小說，但文本中情感飽滿的人物，基本上都是當地的老鄉。為什麼我不能象梁曉生那樣寫今夜有暴風雪，寫知青自己呢？

從那時起，我逐漸開始對這些糾結進行自我剖析。發現，這一切與自己青春期的經歷有關。

我的原生家庭，是自由開放的教養，於是，養成了我自由開放直來直去的天性。到黑龍江的頭一年，其實自己連生理例假還沒有來，是一個沒有發育開化的黃毛丫頭。

還是下鄉的第一年，我被選派到公社邊防站脫產軍訓一周，回生產隊之前，一個在供銷社工作的男知青塞給我一封信，仔細一看竟然是長長的戀慕文字，完全是單方面的情感，所以當時就被嚇倒了，臉燙燙的，好象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虧心事。困惑之際，我立刻想到了一個人，一位比自己大七歲的知青老大姐，她熱情大方，說話直接，正義潑辣，她的學歷閱歷令我仰慕。那時我正在她的幫助下，積極靠攏團組織。我把信交給她，向她求助，並請她保密。可誰會想到，在入團審查會上，這位大姐居然透露了我的隱私，還說我小小年紀思想復雜……得知這件事，我記得自己好象天塌下來了一樣，渾渾噩噩，哭了好幾天，心象被人摳了一個大洞，驚抖劇痛。

如果，那時我有知識，能自己朝洞裡窺探，探視裡面到底發生了什麼，人就不會如此痛苦。

現在，翻轉倒片重新窺探，當時洞裡泛濫的情緒風暴，正是自己“同一性”的混亂。

所謂“同一性”，是指理想中的自己，與現實中的自己，認知的一致。混亂，就是不一致——它是青年期心理危機的要素。人期待的焦點是忠誠，對親情，友情，愛情的忠誠。其中，特別要指出的是青年前期（青春期），這一時期對友情的重視，往往高於一切。但是，當你發現，自己最信任的友情，突然背叛了你，阻礙了你的前進目標，你就會一下子覺得，人，還可信嗎？尤其是處於青年前期（青春期）的人，一旦受到了強大的刺激，有可能會無序擴張，延伸，衍生，以為生活背叛了自己，甚至自我升級，掀起災難級別的狂瀾。

那時，我的年齡，就處於這樣一個心理大洞的旋渦中。心，裂開了縫。青春期的心理裂縫，癒合，能簡單嗎？

當時我很無知，不知道尋找出口。我以為咽下的痛苦，過幾天就會過去。我不去供銷社了，含含糊糊地躲避那個男生疑惑的目光。我咬咬牙，繼續着自己前進的目標。現在回憶起來，之後，自己的友情交往開始逐漸轉向，轉向老鄉以及嫁給老鄉的女知青，我甚至住到她們家裡，睡在一張大炕上。以後又報名離開大河西村，跑到幾十里外的山窩里，創建黃花嶺小學。

人，一切行為的產生與改變，都有因緣。

幸好，後來通過讀書，我長了點知識，解鈴還需系鈴人。我兩次重返插隊農村，我積極參加知青聚會，主動上前揉着那位知青老大姐的肩膀……之後，那些灰色的夢境竟然奇蹟般的消失了，我終於擺脫了內心的困境，我的視界慢慢寬闊，客觀。

事情已經過去五十多年了。那位饋贈我這段記憶的大姐，一定不會想到這些。這也是我回國後大聲疾呼，應在初中階段早期介入青春期心理健康，建立心理咨詢體制的原因之一。

因為，每一個人都是獨立的，獨特的。

末了，想再呼應一下本文開頭日本友人的戰爭提問，儘管有些生硬，可我還是想說，不管什麼理由，眼下，凡是已經發動、正在發動、或准備發動戰爭的政治家們，懇請記住，加害者與被害者的記憶是不一樣的。（寫於2023年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