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離獨裁只有五天                                           熊培雲

 

——關於《浪潮》 

　　

今日世界，多數國家都已經實現了政治民主化，而尚未實現民主化的國家也正在試圖從“後極權”的坑坑窪窪中走出。許多人可能會認為，當歷史翻過黑暗的一頁，過去那個血腥而愚昧的時代將一去不復返了。然而，真的可以高枕無憂了麼？

 

　　世界離獨裁有多遠？35歲的德國導演丹尼斯·甘賽爾透過他傑出的電影《浪潮》給出了一個驚人的答案——世界離獨裁只有五天。

　　

　　1. 納粹速成班

　　

汽車搖搖擺擺，車外人來人往，影片《浪潮》在一片輕鬆而熱烈的搖滾音樂中開場。這是一所普通的德國中學，主人公賴納·文格爾是該校一位老師。不巧的是，今天他被告知自己喜歡的“無政府主義”課被另一老師搶先一步，而且事情已毫無迴旋餘地，文格爾只能硬着頭皮在接下來的“國家體制”主題活動周上主講他並不喜歡的“獨裁統治”。

 

故事就這樣圍繞着接下來的一周展開：

 

星期一。文格爾來到教室時，教室里一片自由散漫的氣氛。顯然，文格爾並不適應這個課堂以及他將要講的課。“如果我是你們會去上無政府主義的課，而不是聽這倒霉的獨裁統治。”這是他的開場白。當他將“獨裁統治”寫在黑板上時，學生們仍在看閒書、發短信，東倒西歪，以至於文格爾不得不停下來希望大家“給點反應”、“好歹這一周要打發過去。”然而，就在大家七嘴八舌、漫不經心地討論獨裁統治時，文格爾陷入了深思。顯然，他並不相信學生們所說的“納粹已經遠離我們了，我們德國人不必總帶着負罪感。”或“獨裁統治不可能發生在今天，因為沒有民眾基礎。”課間休息後，文格爾讓學生重排桌椅和座次，他準備做一個試驗，讓學生們體會獨裁的魅力。文格爾說，獨裁的主要特徵就是“紀律性”。通過口頭投票，最後文格爾成為課堂上的“元首”。接下來他要糾正大家的坐姿，而且發言時必須站立，必須尊稱他“文格爾先生”，不服從者可以退出。

 

星期二。文格爾再次走進教室時正襟而坐的學生們向他齊呼“早安，文格爾先生”。“紀律鑄造力量，團結鑄造力量。”這節課，文格爾要求大家站起來像軍人一樣踏步，“感覺所有人都融為一體，這就是集體的力量”。而且，踏步的另一個目的是，一起將樓下的“無政府主義課”踩在腳下，“讓我們的敵人吃天花板上的灰”。顯然，通過這種集體行動，文格爾試圖給“獨裁班”的學生們一種優越感——“無論表現怎樣，我們這個班也比樓下的‘無政府主義班’要好”。接下來，文格爾與學生們一起討論是否需要穿着統一的服裝，最後大家一致同意將一種廉價的白上衣與牛仔褲定為他們的“制服”。

 

星期三。課堂上，只有女生卡羅繼續穿着她的紅上衣，其他學生都如約穿上了白襯衫。制服使卡羅陷於一種前所未有的孤立：她仿佛不屬於這個集體。上學路上，她的男友在說她“自私”，而現在文格爾幾乎無視她的存在，同學們也不和她討論，並視之為異類與不合作者。有人建議給班集體取個名字，最後“浪潮”從“恐怖小組”、“夢想家俱樂部”、“海嘯”、“基石”、“白色巨人”、“核心”等名字中脫穎而出，成功當選。紅衣女生被冷落，她提出的“變革者”無人響應。這節課還定下了“浪潮”的標誌。當晚，“浪潮”成員開始在城市的各個角落張貼他們的浪潮標誌。

 

星期四。在“浪潮”組織中獲得歸屬感的成員們的創造力也被激發出來。課上有人動議，既然每個團體都有自己的手勢，浪潮也應該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獨一無二的手勢。這是一個右手在胸前劃波浪的手勢。越來越多的學生加入“浪潮”，並以是否做這個手勢與他人劃分界線。甚至連卡羅年輕而玩世不恭的小弟弟也加入進來，甘願為“浪潮”把門，凡不能做浪潮手勢的人，都不許進學校。卡羅越來越覺得情況不妙，她奉勸文格爾立即中止這個遊戲，因為他“已經控制不住局勢了”。

 

星期五。課程接近尾聲，文格爾希望大家將參與“浪潮”的體會寫下來。文格爾激進的教學方式同時受到來自校方與家庭的越來越大的壓力。因為情緒失控而掌摑女友卡羅的馬爾科後悔不已，乞求文格爾能中止這一切，並指責這所謂的“紀律性”不過是法西斯的一套。文格爾知道，一切該結束了。現在需要的只是一個如期漂亮的結尾。當晚，所有浪潮成員都收到文格爾發來的一條短信：事關“浪潮”的將來，周六12點務必在學校禮堂開會。

 

星期六。學校禮堂。文格爾讓學生關閉了禮堂。在選讀了幾篇學生們關於“浪潮”的體會後，文格爾發表了一番振奮人心的演講，並煽動學生們將其間提出異議的馬爾科揪上台來。在一片“叛徒！叛徒！”的高呼聲中，馬爾科被爭先恐後的學生們舉到了台上，以接受懲罰。事情本來到此為止，接下來文格爾要告訴大家的是，“我們現在做的就是法西斯當年做的”，並宣布獨裁實驗結束，“浪潮”從此解散！然而，不幸的是，事情並沒有按着文格爾的意願發展下去。狂熱分子蒂姆拔出了從網上購得的手槍，乞求文格爾不要解散“浪潮”。“浪潮”是他的第二生命，他絕不允許背叛，即使文格爾也不成。電影由此進入高潮，蒂姆槍殺了一位同學並在絕望中吞槍自盡，重重地倒了下去。

 

　　這就是“浪潮”的故事，或者說是一個“納粹速成班”的故事。它速成亦速朽，然而一切順理成章。

　　

　　2. 蒂姆是一個隱喻

　　

《浪潮》是根據美國加州帕洛阿爾托市克柏萊高中發生的真實歷史事件改編。那是在1967年4月的一節歷史課上，一位學生向老師羅恩·瓊斯提了個問題，“為什麼德國人聲稱，對於屠殺猶太人不知情？為什麼無論農民、銀行雇員、教師還是醫生都聲稱，他們並不知道集中營里發生的慘劇？”對此，瓊斯不知道如何回答。之後他決定，大膽地進行一項實驗。他要重建納粹德國，一個微型的納粹德國，就在他的教室里。他想讓他的學生們親身體會法西斯主義，不僅體會其恐怖，也體會其魅力。而且，不出瓊斯所料，正如《浪潮》所表現的，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這一實驗中，陷入一種難以自拔的狂熱，而且告密成風。五天以後，當幾百名學生在禮堂里伸出手臂向瓊斯致以崇高的“浪潮”問候禮時，你首先能想到的，或許正是里芬斯塔爾在《意志的勝利》（1934）中記錄的德國人向希特勒歡呼的場面。不過一切還好，瓊斯最後控制了局勢，戛然而止——“我們差一點就成為了優秀的納粹。” 在最後的聚會上，瓊斯接下來給學生們播放了一部關於第三帝國的影片：帝國黨代會、集體、紀律、服從，以及這個集體的所作所為：恐怖、暴力、毒氣室。瓊斯看着一張張不知所措的臉。最初的那個問題得到了回答。

 

相較瓊斯的教學實驗來說，《浪潮》的結局顯然更富戲劇性，殘酷的陡轉讓你不得不認為導演甘賽爾從《死亡詩社》的結尾中獲得靈感。儘管這種劇烈的衝突招致一些批評。但在我看來，狂熱者蒂姆的出場，恰恰是《浪潮》區別乃至超越瓊斯教學實驗之關鍵所在。我甚至認為，從影片所要達到的思想高度來說，《浪潮》的主人公與其說是文格爾，不如說是蒂姆。

 

蒂姆性格內向、不善交流，少有成就感，在學校更是經常被人欺負，被人稱作“軟腳蝦”。也許是這個原因，他一直希望周圍能有幾個“兄弟”。為此，他經常給其他男生送些小恩小惠，並在後者近乎鄙夷的目光中討好說：“是送你們的，我們是兄弟。”然而，事實上，沒有人把他這個窩囊鬼當兄弟。

 

對於為什麼加入“浪潮”，每個成員都有自己的理由。顯然，對於蒂姆來說，“浪潮”更意味着一種夢寐以求的力量，就像他後來握在手裡的手槍一樣。文格爾的介入與“浪潮”的成立，顯然給一直處於“校園底層”的蒂姆的生活帶來轉機。而且，他竟是那樣全心全意，甘於冒險犯難。為了制服，他焚毀了家裡所有名牌上衣。制服的確給蒂姆帶來一種神奇的力量感。當他被欺負時，他開始試着反抗，而與他同穿制服的“浪潮”成員也走過來保護了他。因為浪潮的存在，蒂姆感覺自己不再是一條蟲，而是一條龍的一部分。在噴塗“浪潮”標記時，他不顧危險爬上市政府大樓。他不僅用假手槍嚇退了尋釁鬥毆者，甚至自告奮勇要成為“元首”文格爾的保鏢，弄得文格爾莫明其妙。蒂姆誠心誠意地想維護“浪潮”的堅固，要光大它的榮耀。在他看來“浪潮”就是他夢想中的帝國，而文格爾先生就是能為他引領未來的領袖。

 

了解了蒂姆的這種近於迷狂的心理，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他最後會拔槍。從中也不難發現，在類似“浪潮”的組織中，加入組織的過程，實際上也是一種互相綁架的過程。它提倡以組織的名義消滅異類，卻不允許成員主動退出，因為主動退出對於組織而言是一種不可控的行為。文格爾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浪潮的利益代言人。當他像趙匡胤一要被手下皇袍加身，他只能應允，而不能主動退出。

 

　　伏爾泰說，“人人手持心中的聖旗，滿面紅光走向罪惡。”荷爾德林說，“總是使一個國家變成人間地獄的東西，恰恰是人們試圖將其變成天堂。”一個人信仰烏托邦並非惡，真正的惡是這種烏托邦被賦予魔力，從而具有進攻性。顯然，在《浪潮》中，蒂姆更像是一個隱喻，被革命喚醒的怪獸，被科學家創造的弗蘭克斯坦，抑或其他。“浪潮”使蒂姆獲得了“新生”，他的成長遠遠超出了文格爾所能控制的範圍。組織之我的成長，同時意味着個體之我的消亡。

　　

　　3. 通向奴役之路

　　

“納粹速成班”不僅為觀眾展示了一個微縮的納粹德國，也清晰地呈現了這些學生如何通向奴役之路。與之同時進行的是個體如何被集體化，如何被異化。

 

在第一節課上，當被問及“獨裁統治的基礎是什麼？”學生們回答包括意識形態、控制、監視、一位元首等等。同樣，高失業率與社會不公、通貨膨脹、政治信用破產、民族主義等等，這一切都有利於獨裁的誕生。不過，這都是一些從書本上學來的知識，當這一切變成一種日常的和風細雨時，“浪潮”成員們似乎都失去了警覺，而是沉醉於他們的同志友愛和共同理想。

 

在《浪潮》中，觀眾幾乎可以看到所有有關獨裁的典型元素：沒有原則的集體主義，泯滅個性、消除差異的制服，對異己的隔離與言論自由的取消，一個元首，替罪羊，光天化日之下類似黑話的手勢，煽動性的反政府演講，利他名義下的強迫，對未來利益的許諾，標榜團結的儀式，歸屬感等等。

 

而且，“浪潮”不僅是一個平等的集體，也是一個健康的集體，站起來回答問題首先是“為了促進血液循環”。星期六的會場上，當文格爾指責馬爾科是受女朋友唆使的“叛徒”時，旁邊一位女生稱馬爾科“已經被傳染了”。在他們看來，誰反對浪潮誰就是瘟疫。只有擁護“浪潮”的人才是健康的。為了維持這種健康，文格爾在演講中指責德國在全球化過程中成為輸家，政治家根本是經濟的傀儡。“當我們把自己的星球一步步推向毀滅的時候，那些富人卻在一旁摩拳擦掌，建造空間站，還想從高處來欣賞這一切。此時此地，我們要創造歷史。從現在開始，浪潮將席捲全國，誰阻止它，浪潮就將它吞噬。”也正是這個原因，覺醒者馬爾科被當作敵人要被浪潮清除、吞噬。

 

關於為什麼加入並沉醉於“浪潮”，文格爾選讀了學生們的部分感想：“這幾天的生活十分有趣，誰最漂亮，誰成績最好都不重要，‘浪潮’讓我們人人平等。出身、信仰、家庭環境都不重要，我們都是一場運動的一分子，‘浪潮’讓我們的生活重新有了意義，給了我們一個可以為之奮鬥的理想。”“從前我總是惹事生非，‘浪潮’讓我投身於一件有意義的事，這就足夠了。”“如果我們能夠相互信任，可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我願為此重新做人。”

 

然而，這種平等，正如托克維爾在1848年的一篇演講中所提到的：“民主擴展個人自由的範圍，而社會主義卻對其加以限制。民主儘可能地賦予每一個人價值，而社會主義卻僅僅使每一個人成為一個工具、一個數字。民主和社會主義除了‘平等’一詞毫無共同之處。但請注意這個區別：民主在自由之中尋求平等，而社會主義則在約束和奴役之中尋求平等。”顯而易見，浪潮尋求平等的過程，實際上也是一種通向奴役之路的過程。

 

　　正如文格爾最後打開謎底時所說的：“你們還記得我曾經問過的問題嗎，獨裁統治是否會實現，而我們現在正在做的，就是法西斯主義。我們自以為高人一等，比別人優秀，我們將所有反對我們的人排隊在這個集體之外，我們傷害了他們，我們不知道還將會發生多麼嚴重的事情。”“浪潮”本是個中性詞，當它成為一種暴力，便成了吞噬一切的惡。

　　

　　4. 人性沒有終結

　　

納粹黨徒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審判時，一個問題困擾着許多人。“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萬名參與了猶太人大屠殺的納粹追隨者，有沒有可能只是單純的服從了上級的命令呢？我們能稱呼他們為大屠殺的兇手嗎？”著名的極權主義研究專家阿倫特發現了一種基於日常服從的惡。也就是說，艾希曼之所以惡行累累，不是因為他本性惡，而在於他在一種惡的體制中“盡職”，而這種盡職的背後，是一種集體無意識，甚至還是一種美德。

 

為此，美國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拉姆在1974年做過一個很著名的實驗：請一批實驗志願者在一群實驗組織者——心理學家們的監督下，考察一群被實驗對象的單詞記憶能力。每個實驗對象的身體被聯接到一根電擊棒上，電擊棒由志願者們操控，被實驗對象每次背錯一個單詞，志願者就要對他進行電擊一次，電壓強度逐次提高15伏，最高達到300伏。實驗過程中，很多被實驗對象在高壓電流的刺激下，反覆掙扎，發出慘叫，請求停止試驗，當時情形如同夢魘，按照一般人的邏輯，目睹被實驗對象的種種掙扎，很多志願者會一定會停止電擊，放棄實驗。然而事實是，所有志願者中只有很少的人停下來，其餘全部完成了實驗，也就是說，對被實驗對象都實施了電擊，最高達到450伏。也就是權威在場時，人們會服從權威，即使作惡，也不會覺得有什麼心理不安。

 

當民主政治在全球攻城奪池、遍地開花時，弗蘭西斯·福山認為人類歷史“已經終結”。在福山看來，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後一種統治形式”。然而，即便如此，誰也不能打保票說，人類可以坐享民主之成，從此一勞永逸，因為“人性沒有終結”，因為任何制度都不如人性古老，亦都比人性更早消亡。無論是獨裁，還是民主，抑或是其他形式，皆出自人性。否則，我們今天就不會屢屢讀到令人毛骨悚然的新聞。

 

比如2008年4月13日晚，昆明某高校發生一起內衣丟失的小事，激化成一樁惡劣的校園暴力案件。10個女生圍住另一位不停毆打，有人向她頭上澆淋吃剩的方便麵湯，有人在她臉上用眉筆寫字。更為惡劣的是，甚至當着男生的面，這些人強迫這位女生脫下褲子暴露下身，並用手機拍下施暴與受辱的照片和視頻……

 

誰能想象，這些惡正是被視為善與美的象徵的女人幹的。我曾經說，沒有底線的合群，人類會走向瘋癲。每個人心目中都住着一個暴君，每個人都是獨裁的種子，也都有灌溉獨裁的潛力。只要條件成熟，這一切難免會與一種惡的集體主義裡應外合，長出獨裁的惡之花。

 

　　世界離獨裁只有五天。讓我們回到1967年4月克柏萊中學的那場試驗。就在試驗結束之時，羅恩·瓊斯對他的學生說：“和德國人一樣，你們也很難承認，竟然做得如此過分，你們不會願意承認被人操縱，你們不會願意承認，參與了這場鬧劇。”

 

論壇

從征服到奴役                                                  杜君立

　　

　　弱者，不得好活；強者，不得好死。 ——李敖

　　

　　從本質上來說，人類的歷史就是戰爭的歷史。從動物開始，戰爭就已經開始萌芽。食草動物以犄角長牙鱗甲鐵蹄為武器，食肉動物以獠牙利爪為武器，物競天擇各不相讓，在大自然的世界裡廝殺得昏天暗地。與人類相比，動物僅僅處於本能的低級階段，因此動物的戰爭一般僅限於食物和交配權。

　　

　　食物是生命的基礎，求生的本能使獅子對羚羊展開殺戮，也使猩猩與其他猩猩展開領地衝突。但食物性戰爭以滿足口腹為限，食物充足時，殺戮也罷，衝突也罷，都將失去存在的理由。性所引發的戰爭僅僅局限於個體之間，只能算一次角斗或比賽，分出勝負即可，沒有太多危險性。因此，交配權在戰爭中的影響要小得多。

　　

　　人類的出現始於工具的誕生，而工具使人類成為一種最為好戰的動物，這種好戰以其它大多數動植物的滅絕為最大證明。在滅絕其他動植物的同時，人類之間的戰爭也在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地發展進化，這條曲折漫長的進化之路，實際上就是人類的歷史。

　　

　　一

　　

　　人類來源於動物，但人類在宗教信仰啟蒙下進化出了神性，使人類與動物之間出現了一條無法逾越的代溝。人類在保留動物本能的前提下，又進化出了權力意識，這是人類與動物之間最大的不同。權力是欲望的產物，而欲望是本能的延伸。當欲望遠遠超出其本身需要時，權力就誕生了。

　　

　　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人類本身就是戰爭的產物。在低級動物滅絕之後，只有高級動物才可以生存，而最高級的動物就進化為人，這就是“優勝劣汰勝者生存”。人類的戰爭在初期階段，與動物的戰爭並沒有太多的差別，為了食物進行殺戮，殺戮是為了食物。人類將這種戰爭稱為狩獵，獵物本身就為食物。殺戮的意義並不在於殺戮本身，而在於殺戮的結果——食物。這種食物不僅包括其他動物，也包括人類本身。

　　

　　人類從對動物的獵殺以充飢，或供生活必需（骨頭、毛皮、牙齒等），逐步進化出同類之間的戰爭。人類之間的戰爭實際上是一場搶劫，與虎謀皮是人類對老虎進行戰爭的基本動機，殺死老虎的目的在於虎皮。同樣，殺死其他人類的目的在於食物和其它財富，因為一個死亡的人是不具備擁有權的。

　　

　　這種殺戮性和搶劫式的戰爭是人類世界一種最基本，也最本色的戰爭形式，一直保持至今。比如300年前，歐洲“文明人”對全世界的征服戰爭中，達·伽馬常常將所遇到的穆斯林商船搶劫一光後再放火，絕不留一個活口；而西班牙人和荷蘭人在美洲、亞洲進行了無數次的種族滅絕戰爭。

　　

　　二

　　

　　毫無疑問，這種殺戮搶劫式戰爭是最為原始野蠻的戰爭形式。隨着人類越來越“文明”，戰爭也在“文明”的道路上“與時俱進”，戰爭逐漸向征服轉化。“不戰而屈人之兵”成為戰爭的最高形式和最高境界。如果說殺戮的目的在於搶劫，那麼征服的目的則變成了奴役。殺戮的戰爭形式被認為是“殺雞取卵涸澤而漁”的、消極的和缺乏遠見的低級模式，而征服和奴役則成為最為文明和積極的戰爭模式。這種文明基於人的勞動價值被重新發現。因為殺戮性戰爭導致人口大減，人成為一種最為稀缺的資源和財富。戰爭對人的殺戮和對財富的搶劫，使人和財富日漸枯竭，戰爭逐漸變成對人本身的搶劫。因為戰爭發動者發現，從勞動價值來說，人要大於一切財富，因為人是財富的源泉；只要有人，就可以創造出無限多的財富。

　　

　　在這種最為文明的戰爭中，奴役成為戰爭的延伸和異化。奴役使戰爭從一開始就分出勝負，而戰爭的勝利者將一直保持和擁有這種勝利。這種漫長的勝利體驗是原始的殺戮戰爭所無法想象的。因為殺戮者的勝利只是瞬間的，他無法從一具開始腐爛的屍體上找到永久的快感和滿足。

　　

　　奴役創造了一種永久性的戰爭形式，並使奴役逐漸掩蓋了戰爭本質。更為不可思議的是，戰爭雙方以默契的合作，來保持這種戰爭的持續，暴力和殺戮變成一種微妙的待機狀態。漢娜阿倫特在《論暴力》一書中指出，“暴力和權力都不是一種自然現象”，二者都是“人類的行動能力以及創新能力的結果”。“恐怖不同於暴力。它是一種當暴力摧毀所有一切權力，但又不放棄地全面控制某種局面之時的政府的一種表現形態。……恐怖的效力幾乎完全取決於社會遭到破壞打擊的程度。”

　　

　　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任何奴役實際上都是一種戰爭狀態，暴力與殺戮時刻處於引而不發的鎮壓狀態。暴力的嶄新意義不在於使用暴力，而在於暴力所產生威懾和恐嚇。奴役狀態與原始戰爭的區別在於，它為邪惡找到了一件“皇帝新裝”，它不僅繼續緊握恐怖威脅的大棒，同時它還擁有宣傳欺騙的胡蘿蔔，而胡蘿蔔舉在頭頂，大棒則藏在身後。

　　

　　三

　　

　　如果回望人類歷史，那麼成吉思汗時代無疑是最大規模的原始戰爭，而希特勒對600萬猶太人的大清洗則繼承了這種殺戮與搶劫。斯大林的崛起為人類展示了從征服到奴役的文明戰爭形式。從蘇聯到整個東歐，奴役已經成為半數以上人類的基本生存狀態，古拉格群島時刻宣示着勝利者的榮耀和權勢。只有當暴力被隱藏起來的時候，暴力才顯得無比可怕。隱藏的暴力才會產生權力，而權力是一種遠遠超越食物和性的無限欲望，這種欲望使戰爭成為唯一一種可以使之得到實現和滿足的現實方式。

　　

　　對任何戰爭來說，只有在雙方達成妥協和諒解的平等方式下，戰爭才可以結束；這種結束往往以平等契約的方式宣布戰爭非法，這就是戰爭條約或者“停戰協定”。但從本質上來說，人類是天生的戰爭動物，人類對和平的渴望不過是出於對戰爭的恐懼，或者說是對戰敗的恐懼。如果人們能擺脫戰敗的懲罰，那麼任何人都是熱衷於戰爭的。

　　

　　與其說戰爭是政治的延續，不如反過來說，政治是戰爭的延續。如果說民主政治是戰爭的終結，那麼獨裁政治就是戰爭的開始。現代以來，人類進入了國家時代，而國家正是戰爭的產物。不同之處在於，有的國家是戰爭結束的產物，即和平的產物；而有的國家是戰爭勝利的產物，即征服的產物。前者實現了去戰爭化，使人類終於擺脫了暴力和恐怖的威脅，這就是所謂的文明國家；後者則以奴役延續了戰爭狀態，使人類繼續一個暴力、恐怖與死亡的噩夢。

　　

　　如果說美國創造國家是為了自由，那麼蘇聯創造國家是為了平等；美國得到了自由，蘇聯並沒有得到平等，但卻消滅了自由。有人這樣評價蘇聯：他們用坦克先要求你放下槍，然後他們用槍要求你放下筆，然後他們用筆要求你閉上嘴，然後他們用嘴要求你放下棄思想，然後他們用思想要求你放棄感情，然後他們用感情要求你做他們的奴隸。

　　

　　四

　　

　　作為一種人類常態和文化現象，戰爭已經深深地進入到人類社會的每一個環節。“世界盃”可以說是人類戰爭發展到現在最為文明的形式之一，而閱兵活動則更像是一種對殺戮快感的現代追思會。

　　

　　如果回顧歷史，那麼我們就會發現，幾乎每一個征服者在他取得勝利，也就是奪得奴役權後，都要制定和頒布法律，比如《漢謨拉比法典》、《拿破崙法典》和《大清律例》等。這種由征服者頒布的法典，也可以稱為戰爭守則或奴役程序。奴役者永遠是法官，被奴役者永遠是罪犯，這是奴役制度下以法律的名義所安排的基本社會狀態。

　　

　　在《漢莫拉比法典》中規定，如果一個奴隸用馬車軋死了另一個奴隸的女兒，那麼前者的女兒（或兒子）則必須讓後者用馬車軋死；但如果一個征服者的貴族兒子軋死了一個奴隸的女兒，那麼肇事者只需賠償一口棺材即可。同樣在成吉思汗頒布的法典中，蒙古人殺死一個漢人，只需賠償給死者一頭驢子。這種不公平正是戰爭狀態的一種最清晰證明，因為只有在戰爭中，正義是不在現場的。

　　

　　從700多年前的《大憲章》開始，直到300多年前的英國光榮革命、法國革命和美國革命，乃至整整100年前的中國革命，在世界各地風起雲湧的憲章運動中，《權利法案》、《人權法案》、《獨立宣言》以及《五權憲法》等等，如一隻只擎天的火炬，在歷史的黑暗中照亮了人類前進的道路，也反映了充滿野心的征服者“以一獨夫而奴役天下”的醜惡嘴臉。但更多時候，人類社會常常會出現“逃避自由”的狀態，正如托克維爾對當年法國社會的感慨——人們並不是熱愛自由，而只是憎恨主子。

　　

　　人類進入理性時代的最大成果就是法律的誕生。啟蒙時代的思想家為人類找到了打開暴力與奴役的枷鎖的金鑰匙。《論法的精神》充分體現了人類所能達到的最高智慧——“好人”和“聖人”是不可信任的。法律的力量使人類第一次不再相信殺戮和暴力。在戰爭和奴役之外，人類找到了一條通往自由幸福之路。基於公民陪審團的法律體系，使一切罪惡和邪惡第一次被陽光下的正義力量戰勝。在法律的鼓勵下，人類第一次走出暴力和恐怖的鎮壓與奴役。

　　

　　五

　　

　　在現代社會，一個基於全體公民同意的法律體系是區分野蠻與文明的唯一尺度。所謂野蠻，就是沒有法律，沒有正義，沒有公平，只有暴力，只有恐怖，只有奴役；所謂文明，就是擺脫了暴力與戰爭。少數人的權力終於被多數人的權利所顛覆，這就是文明的勝利。與文明相反，野蠻狀態就是一種戰爭狀態，它是暴力征服的延續，它以權力的奴役方式呈現，因此不存在什麼公平與正義，一切只基於你是征服者還是被征服者。對一個征服者來說，他天生就是勝利者，一個永遠無法戰勝的勝利者，他總是對的，而且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對一個被征服者來說，他天生就是罪犯和弱者，是被鎮壓和被奴役的對象。只有在他馴服、賣力和奉獻的時候，他才體現出那麼一點點“螺絲釘”的價值，否則，他“像屁一樣”什麼都不是。

　　

　　一個被征服者應當是一個馴服的被奴役者，否則就是威脅社會破壞體系的危險罪犯。這種判決並不需要藉助任何法律，任何一個懂得維護集團利益的征服者，都可以做出同樣的判決。因此，在這種權力語境中，不存在正義和公理，只有立場和利益。

　　

　　300多年之前，一個“弓馬取天下”的游牧暴力集團僅以數萬八旗子弟就征服了億萬中國民眾，然後就開始了長達260多年的鎮壓與奴役之路。“八旗”精神始終被奉為最基本的思維模式——一切為了征服。

　　

　　當征服已經完成之後，奴役就成為一條永無盡頭地道，無數人類默默地向歷史深處掘進。無論所謂的聰明人還是奴才，人們已經像女人一樣習慣了被征服，像牛馬一樣習慣了被奴役。人們以為這就是和平。失去自由與失去生命是奴役與殺戮最大的不同，但它們都是戰爭的結果。奴役與殺戮一樣都是一種不可饒恕的罪惡，並不能因為它看不見鮮血就否認它的邪惡。

　　

　　不可忘記的是，奴役與殺戮之間的距離並不遙遠。“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沒有殺戮就沒有奴役，殺戮的威脅和恐怖是奴役存在的前提，而殺戮又是奴役的極端表現。因此殺戮一次次地在奴隸身邊再現，提醒健忘的人們不要“得意忘形”。

　　

　　英國思想家約翰密爾在《論自由》中寫道：“從歷史上看，只要人類一天還滿足於以另一個敵人去攻斗一個敵人，還滿足於在多少有些有效保證足以對付主人的暴虐的條件之下，便由一個主人來統治自己，他們就還沒有使自己的渴望超越這點以外。”在人類歷史上，被奴役者總是期望征服者可以放下自己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身段，以可憐和同情的善意，取得與被奴役者的和解，實現一個融洽和平的大同世界。無數的明君情結和清官情結就是這種唐僧般的愚夫精神的典型反映。人們常常忘記隱藏在道貌岸然的文明之下戰爭本來面目。事實上，人類現實中的許多謎團只有在戰爭模式中才能得到徹底的解答。

　　

　　六

　　

　　在《自願奴役論》一書中，文藝復興時期的法國人文主義者拉波哀西曾提出一個問題：“我只想弄清楚，怎麼可能有這麼多的人，這麼多的鄉村，這麼多城市，這麼多民族常常容忍暴君騎在自己頭上。如果他們不給這個暴君權力，他原不會有任何權力”。況且這個暴君“多半來自全體人民中間最膽怯和最軟弱無力的人。這種人並不習慣於真正上陣交鋒，倒是習慣於比武場耍弄花招。他不但不能治理別人，就連他自己也是由百依百順的婦人來侍奉”。

　　

　　在拉波哀西看來，要想改變這種受奴役狀態，甚至不需要“戰而勝之，只要國人都不願受奴役，自然不戰而勝。不必剝奪他什麼，只要不給他什麼就行了。國人無須為自己做任何努力，只要自己不反對自己就行了”。因為從根本上，“是你們自己使他變成現在這樣強大，為了造成他的偉大，你們不惜犧牲生命。他唯一的優勢還是你們給了他的，那就是毀滅你們的特權。只要決心不再供他驅使，你們就自由了……只要不去支持他，他將會像從下面抽掉了基礎的龐然大物一樣，由於自身重力塌陷下來，就會被砸得粉碎”。

　　

　　然而，拉波哀西卻絕望地看到：“人民喪失了理解力，因為他們再也感覺不到自己的病痛，這就已表明他們是奄奄待斃了。甚至現在的人，連熱愛自由也覺得不自然。……人們完全忘記了自己的自由，所以要喚醒他們把自由收回來，是困難的。他們甘願供人驅使，好像他們不是喪失了自由，而是贏得了奴役”。

　　

　　拉波哀西分析說，“人們最初是受迫才供人驅使的。但是他們的下一代就再也看不見自由，他們已經無所遺憾地供人驅使了。他們自願地完成着他們的前輩只是由於強迫才去做的工作。所以，生於羈紲，長為奴隸的人，都把他們出生的環境，當作自然狀態。竟然從來不願意看一看自己的遺產證書，以便弄清楚他是不是享有了全部遺留給他的權利，人們是不是從他自己身上或者他的前輩身上剝奪了什麼東西。”

　　

　　拉波哀西最後斷言道：“暴君沒有愛過，而且也不會愛任何人。友誼是神聖的名詞，是一種神聖的感情。只有正派人才能建立友誼，也只有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友誼才會發展。它不是靠恩惠，而是通過正直的生活才能維持下去。”

　　

　　七

　　

　　毫無疑問，暴力是所有動物的本性，人類社會同樣沿着暴力的軌跡進化，這一進化的過程被稱為文明。在早期國家中，暴力逐漸演化為權力，暴力實現征服，權力實現奴役。但是，僅有權力是不可能存在的，或者說，權力必須依賴於暴力才能生存。因此，國家的創立過程其實就是一個暴力發展為權力的過程，權力是暴力的潛伏狀態，暴力是權力的顯現狀態。

　　

　　早期國家依賴於暴力和權力運行，準確的說，這是一種專制恐怖的極權社會，所有的權力均來自原始暴力，權力在統治者之間進行分配，權力集團實行暴力共享。極權社會的國民是作為被征服者誕生的，最終淪為被奴役者，成為權力集團的俘虜和戰利品（家畜）。這種權力的形成來自暴力，而它的維持同樣來自暴力。雖然欺騙和洗腦也常常奏效，但只有成功的暴力鎮壓才能維持一個理想的和平的權力狀態。

　　

　　權力為了實現掠奪，常常不擇手段，更不用考慮民眾的利益。一般情況下，壟斷一切資源的權力會用謊言來欺騙，因為這樣的成本最低。對它們來說，信用本身不構成任何成本，正如民眾本身不構成任何成本一樣。如果謊言被識破，欺騙失效，那麼暴力就被毫不猶豫地推上祭台，權力集團恢復其征服者的本色，向民眾宣戰。好無組織、擅長進行財富生產的民眾面對組織完整的“暴力專家”，這場戰爭的結果可想而知。

　　

　　現代社會最大的貢獻在於消滅了暴力和囚禁了權力，或者說，是消滅征服與奴役，所有的現代國家都是公民國家，公民成為國家主體。現代國家的基礎就是全民共識——法律，這種基於文字的法律成為所有權力的合法來源，從而實現了去暴力化。與極權國家不同，現代國家以技術官僚取代了傳統的暴力分贓色彩的權力集團，而且這些官僚全部來自公民的逐級選聘。這種來自公民授權的權力是極其有限的，被徹底消除了暴力色彩，權力從傳統的暴力鎮壓改變為文明的技術服務，這就是現代社會的進步，即所謂現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