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墙童话 （2） |
| 送交者: 晨雪 2005年09月30日15:54:56 于 [恋恋风尘]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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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王凡 东平
当夹在欢迎的人群中的周秉德，被带到邓颖超面前时，邓颖超拉着她的手说:“你就是小秉德吧？你好。”周秉德在约半个世纪后回忆说:“和七妈在火车站的初次相逢，她那深藏 关爱的眼神，至今仍常常浮现在我眼前，从那以后，七妈给了我更多长辈的关怀。” 关于为什么叫“七妈”，周秉德解释说:“周恩来在亲兄弟排行中是老大，我父亲是老三;但在家族同辈的大排行中，伯伯就成了老七。按通常的叫法，我应称邓颖超为大伯母或大妈，但她对这样的称呼不太喜欢，就根据伯伯大排行第七，让我称她七妈。” 周秉德的七妈邓颖超回到中南海不久，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及部分中央机关，从香山到中南海的大搬迁开始了。 在这不小的工程中，最忙碌的，大概要属伍绍祖的父亲伍云甫了。他1926年入党，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后，实现了苏区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电台联络。长征中他是红军总司令部第三局政委。抗战初期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解放战争期间，以刘少奇、朱德为首的中共中央工委成立时，他任工委秘书长。 此时，他是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处长，还兼着中央直属机关的党总支书记。与中共中央领袖及核心机关相关的后勤工作，全归他调度和管理。 搬迁要涉及的房屋修葺呀，汽车调配呀，财务开销呀，食品供应呀，他事必躬亲。在不长的时间内，把这么一大群人，这么多办公用品，从香山挪到城里的中南海，真把他忙得不亦乐乎，哪里还顾得上自己的家呀。 “从香山去中南海时，人家都走啦，也没人管我，还是杨尚昆的儿子杨小二来叫我。进香山时，我们家和杨尚昆家都住在振芳楼，那幢小楼如今还在。我们家住楼上，杨尚昆家住楼下。那天我是坐着杨小二爸爸的车，跟着他们家走的。在车里他挺兴奋，跟我说这说那的。”伍绍祖追溯道。 在伍绍祖记忆中，父亲一向是顾工作不顾家的。 1942年，中共中央决定派刚从苏联回国的林彪到重庆，协助周恩来同国民党谈判。叶剑英通知伍云甫，带四枝驳壳枪，跟林彪一起来。当时他的妻子，也是20年代入党的老红军熊天荆，因患肺炎住院一年多，生命垂危，连棺材寿衣都准备好了。可他顾不上自己的妻子，带着四名卫士，就和林彪出发了。还是毛泽东把自己用的一种叫“吉硅卜拉多”的进口药，给了熊天荆，使她奇迹般的痊愈了。 伍绍祖说：在父亲赴渝，母亲病危之际，他成了无人看护的孤儿。还是朱德、康克清夫妇收养了他，给他做面条吃，后来朱老总一直想认他做干儿子。此刻，又是杨尚昆带着他进中南海，去找自己的新家和父亲。 周秉德对这次大搬迁的感受是，过去其他女孩一回香山就变得冷清的菊香书屋，骤然热闹了起来，许多人住进了院子。 首先，是为她题了字的毛泽东，由临时户口改为长住户，成了她正式的隔院邻居。搬进来和毛泽东同在菊香书屋院落的，多是男孩子，有他和杨开慧生育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但他们两兄弟并不常住这里。 后来，毛泽东大弟弟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也被毛泽东接来，人们都叫他小毛。他父亲毛泽民在新疆遇害后，母亲朱旦华与赣东北根据地创始人方志敏的弟弟、曾作过毛泽民助手并和毛泽民一起蹲过盛世才监狱的方志纯，组成新的家庭。 毛泽东的院子里还有一个比毛岸英兄弟小，比毛远新大点的男孩，名叫王博文，他是江青的姐姐李云露的孩子。在西柏坡的时候，守寡的李云露就带着孩子，和毛泽东夫妇住在一起，帮助料理一些家务。 对这些大大小小的男孩子们，周秉德没有兴趣，也不能在一起玩。在她印象里，毛岸英兄弟已经是青年人了，他们和王博文都不是那种爱搭话的人。后来见面多了，相互间也就是打个招呼，说一两句不咸不淡的话而已。 有了生气的不仅是菊香书屋一个院落，在菊香书屋周围，丰泽园周围，那些原来空着的大大小小的房屋，都住进了人，往日显得清冷的氛围，被兴旺的人气驱散。 在菊香书屋西侧，丰泽园主体建筑颐年堂后面的含合堂院落里，此时住进了慈祥温厚的朱德总司令。他带着身边的工作人员，机要秘书潘开文，和他相邻而居。 潘开文跟随朱老总的历史，可以追溯得很久很久。他出生在有苏区模范县称誉的兴国，1931年加入罗炳辉率领的红一军团12军。参军后他一直在前线作战，经历了五次反围剿，直到长征前三四个月，即1934年夏季，他才从前线调到中央，担任朱德的特务员。 特务员的工作，就是担任中央军委负责人的警卫和勤务。当时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项英，每人身边有四个特务员。潘开文是朱德的特务员兼特务班长。 因为他在长征期间一直随侍朱德，有人开玩笑，说他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遵义会议参加者，不过不是在会议室内，而是在会议室外。后来，无论领导还是特务员自己，都觉得这个称呼听着别扭，总联想到敌人的奸细，就把特务员改称警卫员。 中央红军刚到陕北的时候，潘开文还是“鞍前马后”地跟着朱老总。当时朱老总和毛泽东住前后院，“江青追求毛泽东时，我爸爸老看见江青提着马灯，拿着小本本，穿过朱老总的院子，到毛泽东的住处去请教学习问题。”潘开文之子潘旭这样告诉笔者。 后来，潘开文上了林彪当校长的抗大，结业后去了林彪当师长的一一五师。八路军总部挺进山西抗战前线时，经副参谋长左权向朱德提议，他被调到了总部的参谋处，在后来成了自己岳父的处长阎揆要手下当参谋。 1940年初夏，朱德赴延安，适逢国民党搞摩擦，八路军刚刚敲掉国民党朱怀冰部的军部和两个师。朱德的此行尽在国民党军辖区内，可谓凶险环伺。可总司令只带了一个秘书，是孙维世的哥哥孙泱；一个由机要科长黄有凤负责的电台；一个由侦察科长带领的侦察连担任警卫。 他们一行辗转到洛阳后，朱德住进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司令部。卫立煌是主张合作抗战的，他曾和朱德同任第二战区副司令。几乎被八路军全歼的朱怀冰，当时也在洛阳养伤。作为参谋的潘开文，在朱老总身边，领略了他“千里走单骑”的大智大勇。 在延安，他被任命为朱德的机要秘书；和后来成为妻子的阎笑文相识了，她正在王明任校长的延安女子大学学习。再以后，他跟着朱老总到了西柏坡，到了香山。机要室在香山成立时，他和其他几位中共领袖的机要秘书，都成为机要室的一员，后任机要室副主任。 搬进中南海时，潘开文自己的孩子还不怎么记事；家中的大“孩子”，是他夫人阎笑文的妹妹阎笑武。 在菊香书屋直对面的一处西房，住进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一家，他们家与菊香书屋之间，是个青砖铺地的院子。杨尚昆性格开朗，好像和谁都能融洽相处，他的夫人李伯钊更是落落大方。 此时杨家的男孩，只有老二杨绍明。老大杨绍京，还寄养在乡村人家中，又过了一段时间，才被接到城里。在笔者的印象里，中南海里几乎没人叫过他们的名字，都是杨大、杨二地叫。老三是女儿杨李，小名叫“妞妞”，此刻她还在被杨尚昆称之为“牙牙学语”的年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南海曾经对外开放，寻常百姓也可以到里面参观，一睹毛泽东居住过的丰泽园菊香书屋。参观过的人都知道，在丰泽园的边上，就是有“园中之园”美誉的静谷。 在中南海的孩子们眼里，静谷是最美丽的园子：入门处有一株根基两处、柔干交合的连理柏。园内山石、古木、卉草相依相偎，轩庑、亭台、楼阁俯仰遥迓。清帝乾隆曾为此题联 “月地云阶，别向华林开静境；屏山镜水，时从芳径探幽踪”。 此园的建构，本来含蕴着佛宇梵境的逸韵，有点超凡脱俗; 可在亡清之后，这里却屡屡与最现实的国政要务结缘。北洋政府初期，变幻无常的总统和执政们，在静谷大园子边上的春耦斋里，又是开会，又是办公的，好不热闹。此时，这个邻近毛泽东运筹大政和起居的院落，又搬进了两位作为毛泽东得力辅弼的秘书胡乔木、田家英。 胡乔木进中南海的时候，女儿胡胜利已有八岁了。她出生在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之际。许多人根据她的名字推测她生于1945年，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那年。 “这种推测不对。”胡胜利说。苏德战争刚刚爆发，世界正义和爱好和平之士，就期冀和坚信苏联的卫国战争必胜，希特勒发动的不义战争必败。胡乔木给女儿取这个名字，大概就是蕴涵了这种期冀和坚信。 对于弟弟为什么取名幸福，胡胜利说：“我出生在抗战最艰苦的年头，蒋介石搞摩擦，封锁边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弟弟降生的1943年，人们已经苦干了两年，有报章称边区‘猪羊满圈，骡马成群，瓜菜满园，粮食满囤’，比之最艰苦的时候自然是‘幸福’的啦。” 对静谷新居的环境，胡胜利留下了比较清晰的记忆:“当时我们家就住在进入静谷门内左手那排房子，三间厢房，包括了父亲的办公室和全家的栖息之所。我记得中共中央宣传部有一部分人，当时也在静谷内办公。”办公和居住的房屋破败陈旧，在怡红快绿的园林映衬下，差异就更明显了，所以前者给她留下极深的印象。 静谷园子里散落的房子比较多，除了胡乔木、田家英之外，部分警卫部队的官兵，部分中央办公厅的单身工作人员，也住在这里。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部分干部，也安家在静谷园子里。像处长伍云甫一家；此时的行政处办公室主任、后来的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田畴等。 没过多久，在苏联治病的江青回国，带着陪她出国的李讷，一起住进了中南海。为安排她起居，周恩来将松寿斋的北房腾出来，住到南小院的西厢房里。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有些孩子和家长的关系，周秉德也大致弄清楚了，但有些还是稀里糊涂。毛泽东的女儿毛娇娇和李讷、潘开文夫人阎笑文的妹妹阎笑武、叶子龙的两个女儿叶燕燕和叶利亚是比较清楚了。其他像偶尔能在静谷或丰泽园附近碰到的胡乔木女儿胡胜利，以及另一个燕燕等，如今连名字也记不住了。 中南海里孩子虽然不算很多，但重名的却有好几起，和叶子龙女儿燕燕重名的这个燕燕姓周，她们俩是年纪较接近也较大的孩子中重名的一例。其实还有一个比她俩小好几岁的燕燕，也姓周。 说起来，这两个年龄接近的燕燕的父亲，都资历匪浅。叶家燕燕的父亲叶子龙1930年参加红军，所在的部队，就是毛泽东《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词中“偏师借重黄公略”那个黄公略指挥的。 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吴旗镇，他出任红一方面军机要股股长，从此跟着毛泽东几乎如影随形。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华东局有些知道江青底细的人认为不妥，致电反对，是他把这封电报拿给毛泽东的。 得知毛泽东和江青结婚，贺龙到延安开会时要毛泽东请客。毛泽东说:叶子龙，你给办两桌酒。叶子龙操办了两次，请了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张闻天、贺龙、李富春、王若飞、腾代远等几十人。毛泽东和江青的结婚日，就按叶子龙操办第一桌酒那天算了。 还在进中南海之前，这位从1935年就到毛泽东身边的红一方面军机要股股长，成为新组建的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这个室里面的几位骨干，都是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中共领袖机要秘书。 周家燕燕的父亲叫周少林，1932年参加红军。周少林是四川人，红军长征期间，他就给同是四川老乡的朱德朱老总当了炊事员。周少林的儿子周延安说：“我父亲的手艺并不太高明，但战争年代，没有那么多的讲究，有得吃就不错了。” 朱老总对周少林很满意，长征结束到达陕北保安时，朱老总就把他推荐给了毛泽东。从此，周少林就一直跟着毛泽东，转战陕北那段最艰苦的日子，也是他给毛泽东熬黑豆稀粥。 那段日子虽然清苦沉郁，但毛泽东却分外开朗乐观，他对周少林说:“人们都叫我主席，你一天到晚跟在我身边，那你就是周副主席。”因为毛泽东吃不上有营养的东西而愁眉苦脸的周少林，被他逗得脸上绽开了笑容。从那以后，毛泽东就“周副主席”“周副主席”地叫开了。连其他人见到周少林的孩子，也都开玩笑说:“噢，周副主席的孩子来了。” 临近新中国成立和在那以后的一段时光，周少林夫妇还跟过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中的任弼时。因为周少林出身贫寒，没读过什么书，就担负为中央领导人服务的一般管理工作。这就是中南海，有许多红军时期的老革命，在毛泽东说的“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后，始终工作在极其普通的岗位上。 有这么四五个年纪相近的女孩子，星期天串在一起，动静就大了。由于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就形成了夜晚工作、白昼休息的习惯，孩子们被长辈们一再叮嘱，上午绝对不允许在菊香书屋附近嬉戏折腾。 菊香书屋要安静，这没什么关系，走出菊香书屋，好玩的地方还多着呢。往西走有园中之园静谷，往南去有被称为“蓬莱仙境”的瀛台。哪一处都有异石堆叠，亭阁错落，古木葱 茏，碧草如毯，是孩子们游戏的理想之地。 特别是李讷和母亲从苏联回国后，她们携带而归的两辆女式小自行车，随即受到了女孩子们的青睐。特别是当李讷把自行车骑得飞快，她那白底碎花连衣裙随风飘动，像翩跹的蝴蝶时，更引起其他孩子的羡慕。 她们追逐着李讷，把这在当时属于稀罕之物的自行车，推进了春藕斋院落的空旷处，以学骑车的认真，取代了纵情的嬉闹。没用多久，她们都成了骑车的好手，成天在院子里转来绕去。 那时，中南海的海边还没有修砌垂直的石护围，人们可以顺着缓坡，走近水边。人可以走，鸭子也可以走，水里又有小鱼小虾，一些人家养起了鸭子。“住在中南海的人家，大多经历过延安的大生产运动，习惯自己动手，种植养殖，我妈妈也养了一群鸭子。有时鸭子就把蛋下在岸边的草丛里。”伍绍祖说。 从菊香书屋去瀛台，要过一石桥。桥与岸边形成死角，许多小鱼小虾喜在这死角水湾麇集游弋。女孩子们的重要娱乐之一，就是在这个水湾用手捞小鱼小虾，一捞就是半天，其实也捞不到多少。 当她们自以为是满载而归的时候，已经是夕阳西斜，紫云轩的主人也到了在院子里散散步，稍事小憩的光景。女孩子们就会用手帕兜着战利品，拥进菊香书屋，向毛泽东献宝。看见献宝的孩子们，毛泽东总兴致勃勃地说：好，送到厨房去，让大师傅做做，咱们一起会餐。 当饭菜端上来，这一群小学生们，便和很早就当过教员，一生曾多次申明喜欢当教员的毛泽东，围坐在同一张餐桌旁。可惜，没有人拍下这一场景，没能抓住人间毛泽东这感人至深的一瞬。 当毛泽东在菊香书屋住定后，负责中共领袖保卫的几员“大将”，便在通往他的院落的各个道口附近，择房而栖。他们是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的处长汪东兴，副处长李福坤、王敬先，警卫处警卫科科长李树槐等。 菊香书屋院内的北房紫云轩过厅东侧，是两间通间，毛泽东安歇起居都在这里。西侧的两间，有山墙相隔，靠过厅的一间，是江青的一个寝室。但她很少住这里，她有个更正式的 居室，是院内的南房松寿斋。 初进中南海的那些岁月里，孩子们对江青的印象还是挺好的。周少林的男孩周延安，到丰泽园里玩，看见树上的梨子熟了，忍不住摘了一个。正坐在房顶上吃，江青来了。 她看见有个孩子在房顶上，就问:“谁家的娃娃呀？”“周少林家的。”在转战陕北时一直跟着毛泽东在前委的江青，自然和那时给他们当火头军的周少林相当熟悉。江青“哦”了一声又问:“干什么呢？”“吃梨呢。”“好吃吗？”“好吃。”“爬那么高多危险，下来吃吧。小心点，别摔着啊。” 有过类似经历的孩子还有几个，像李福坤的孩子李涵奇，警卫处主管招待的王涵萍的孩子王海垣等，爬房上树，摘个水果吃什么的，是男孩子们的拿手好戏。 后来，她渐渐养尊处优起来，衣着也讲究了。毛泽东工作紧张，又常到外地巡视，没多少时间和她在一起，她就喂养了一只猴子。她常让猴子在院子里晒太阳，有时拴着，有时不拴。 从1947年随侍毛泽东的李银桥，家也住在菊香书屋附近。他们的长子李卓伟，有时到菊香书屋来。猴子看见小孩，就喜欢凑过去。但小孩子害怕猴子，李卓伟见猴子过来，总吓得往厕所里钻，把猴子关在外面。如果江青看到这种情况，就会马上把猴子牵住，让孩子从厕所里出来。 李卓伟的母亲韩桂馨说：“江青在‘文革’中迫害了许多人，那是后来的事情，这期间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最初和她接触，给我们的感觉并不坏，对此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 南房松寿斋与北房的结构相同，东侧的两间供江青起居，靠近过厅的一间是卧室，再里面是盥洗室。中间的过厅，南门通南院，北门正对紫云轩。西侧的两间，后来就由毛泽东的女儿住了。 周恩来11月搬出松寿斋后，南院的东房，就成了毛泽东的孩子们的宿舍，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女儿李敏、李讷都住过这里，还有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 江青的姐姐李云露和她的儿子也住在这个院子里，她一直负责照顾毛泽东的孩子们。毛泽东很早就要求他的孩子们，和在中南海工作的干部们一样，在机关的食堂吃饭，李云露就常常领着李敏、李讷、毛远新等到东八所食堂吃饭。 孩子们的院子，既像集体宿舍，更像是“客栈”。毛岸英、毛岸青都已经工作。李敏、李讷从小学起，就一直在育英学校寄宿，只有星期六晚上和节假日，才回中南海居住。 临近10月的时候，汪东兴才忙里偷闲，把自己的妻子孩子接进中南海。回忆起这次搬家，汪东兴的长女汪延群说：“毛泽东一进中南海，爸爸就跟着进去，我们眼看着一些机关和认识的人家都搬走了，就剩我们还坚持在香山。” 一个政权临近诞生和刚刚诞生之际，领袖的安全，会被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五大书记之一周恩来事必躬亲，北平第一任市长叶剑英远忧近虑，中央社会部长李克农全神贯注 ，担着直接干系的警卫处长汪东兴，更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的确，新政协会议从筹备到召开，前后拖了有三个月。这期间的大会小会，晤面恳谈不断。小会、筹备会、晤面恳谈，不是在颐年堂，就是勤政殿，在菊香书屋的一东一西。大会皆以怀仁堂为会场，进进出出又都走新华门，等于绕着丰泽园的外围，兜大半个圈子。这中间不敢有半点疏忽，汪东兴心思全被牵在这儿了，搬家，先稍息吧！ 汪东兴的夫人姚湘娥，也在警卫处工作，两口子都为这空前受重视的事绷紧了弦，孩子就“倒霉”了。汪延群说：“我当时才5岁，从在西柏坡开始，到香山，到中南海，父母就忙得老不沾家，我就到处‘流浪’，到处‘蹭’饭吃。伍绍祖的妈妈熊天荆，老领我到她家吃。后来，熊妈妈对我说，你老在我们家吃饭，是不是就做我的女儿，也叫我妈妈呀？我说行，就做你家吃饭的女儿，认你做管吃饭的妈妈。” 到中南海后，情况丝毫没有改变，汪延群能看见别人的爸爸、妈妈，却看不着自己的爸爸、妈妈。她依然是“流浪”蹭饭。 因为进中南海晚了些，马上找不到房子，汪东兴的新家，就暂时安在挂着菊香书屋牌匾的西厢房南边的房间。 就这样，一家大小，都成了给菊香书屋护院的“卫兵”。过厅往东一拐，就进了毛泽东住的院子。汪延群当时对那个院子里记忆尤深的，就是两盆石榴树。正是石榴熟了的季节，树上结了几个又红又大的石榴。过来过去的，总想摘一个尝尝。 有一天，汪东兴在院子里给李敏、李讷照相。好动的汪延群总是呆不住，眼睛老瞟着树上的石榴。李敏、李讷看出了她的心思，就对她说：“好好站着照一张相，就让你摘石榴吃。”就这样，汪延群在菊香书屋的院子里，手紧攥着石榴留了影。 在观看这张照片时，汪延群介绍说：“当时穿的裙子，是我妈妈做的，她的手艺不太好，裙子做得皱皱巴巴的。你看，袖子还一只长，一只短，照相时想卷得一边齐，可还是露馅了。” 汪东兴觉得自己的大女儿比较顽皮；双胞胎老二、老三又太小，会哭闹，临近毛泽东住得久了，总免不了影响他工作休息。家搬过去不久，他就又另觅新居。 开国大典之后，汪东兴在居仁堂东南找了两间平房，匆匆搬了过去。“我们那幢房子前有一棵大树，是一个哨位。记得刚搬到居仁堂那边不久，就到了隆冬季节。一下雪，地上积起厚厚一层雪，树梢上也挂着雪，我们都觉得天寒地冻。可当时的哨位不像后来那样，都设有岗亭，哨兵就站在雪中，身上披着雪花，我当时的感觉就是真钦佩他们。”汪延群说。 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战争的状态都没有结束。作为军事指挥最高机关的中央军委，始终戎机繁忙，大小会议不断。每逢召开比较大的会议，居仁堂西面那一片空场，就停满了轿车，有时一直排到汪东兴家门口。 小孩子站在家门口看到那汽车的阵势，既觉得特壮观，又特别兴奋，在车群中穿来穿去，摸一摸，坐一坐。1950年春季，汪延群的爷爷到北京住了一段，他也没见过这汽车麇集的阵势，带着孙女转着看，差一点让汽车给撞了。见女儿如此喜欢汽车，汪东兴就让她坐在汽车保险杠上，拍下一张照片。 和汪延群家同一排平房里，还住着警卫处副处长王敬先家。王敬先1937年“七七事变”后即在敌占区参加革命，还曾在汉口、重庆当过《新华日报》的校对主任。后到延安根据地，任中央社会部会计科科长。解放战争刚开始，他和汪东兴、慕丰韵等一同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他负责过给毛泽东打前站号房子。 1948年整党时，他和江青在同一个党小组，受组织委托追问过江青的历史和家庭情况。据和王敬先共过事的人回忆，他是一个正直得几近古板的人，对原则和组织交办之事，决不会敷衍或稍打折扣。后来成为“复仇女神”的江青，大概就是从此对王敬先有了深刻印象。 王敬先的妻子华顺，是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女儿。她身材颀长，是中南海里为数不多的几个高个女性。她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曾积极参加过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北平和平解放后，她就到了市委工作。 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另一位副处长李福坤，就住在菊香书屋院子东北边的一处出口。他分工负责周恩来的保卫工作，周恩来搬到西花厅以后，他整天在西花厅那边顶着，家里总唱空城计。 他的孩子李涵奇是个孩子头儿，也是当年出名的捣蛋鬼。因自家就在毛泽东住的菊香书屋外围，所以当一起玩的小朋友到他家里来的时候，他常常自告奋勇地说：“你们想不想见毛主席，想见的话，我带你们去。” 从他家拐两个弯就可进入菊香书屋，徐建林说:“我跟他去过几次菊香书屋，在那里见到过毛泽东，但江青一次也没见到，倒是老见到江青的姐姐李云露。她看见我们就让我们干活，打扫卫生。干完活，她就给一人切半个苹果吃。” 穿丰泽园而东拐，是进入菊香书屋院落的正途。所以在丰泽园入口通往颐年堂的过院，有警卫值班室。与值班室相对，有两间西厢房，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警卫科的科长李树槐，就把家安在了这守卫毛泽东外大门的位置。 警卫科主管中共几位最高领袖的警卫业务，1953年，中央办公厅的行政处和警卫处合并，成立警卫局，这个警卫科便升格为警卫处。以李树槐的经历，出任此职再合适不过了。 李树槐是原陕北红军创始人之一李子洲的部下。新中国成立后的陕西省，有三个以人名命名的县，（刘）志丹县，（谢）子长县，还有一个就是（李）子洲县，以他们的名字命名，是为了纪念这几位陕北红军的创始者。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一些高级指挥员需要一些语言通、地理熟的当地战士做警卫，高大英俊的李树槐，就当了彭德怀的警卫。陕西有个说法：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用最通俗的话说，就是米脂县的姑娘漂亮，绥德县的小伙子精神。李树槐就是绥德的汉子，他的妻子张岚恰恰是米脂的婆姨。 红军渡黄河东征作战归来，彭德怀把表现出色的李树槐，推荐给德高望重的朱总司令当警卫。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成为延安很有知名度的人物。和毛泽东一起创办“新民学会”的著名诗人、《国际歌》词的中文翻译者之一萧三，写了一篇著名的报道《警卫英雄李树槐》，使李树槐的名字在警卫人员中不胫而走。 他后来又当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卫士。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纪录片里有一个镜头，毛泽东步入会场，那个为毛泽东掀门帘的，就是李树槐。中共五大书记，除了任弼时，他随侍过四个，不让他当警卫科长让谁当？ 刘少奇家刚进中南海时，先住在了字廊。字廊是一组水上建筑，有几条回廊，勾联着水榭亭台，像字一样曲曲折折。回廊下的水中，有自然生长的鱼和观赏鱼；每逢夏季来临，荷叶萋萋，莲花吐蕊，清香肆溢。而妙处还在于坐在廊下，就可以垂钓，是中南海内娴雅而秀媚的一处景致。 然而以字廊定名，并非全因其建筑形状，让人与字产生了联想，而是定名期间需要烘托 的祷祝气氛。 1885年，50岁的慈禧太后，授意光绪皇帝重修西苑，作为其“撤帘归政”后的颐养之所。三年后，耗官银数百万两的西苑中南海，扩建一新，慈禧太后很满意，打那以后便经常驻跸。临近中国人比较看重的60寿辰时，慈禧太后很想把自己的祝寿庆典搞得隆重些，中南海又免不了装饰点染，对一些景致的命名，更注重渲染祥瑞氤氲。 “”字在佛教中，被认为是释迦牟尼胸部所现的“瑞相”，被当做“万德吉祥”的标志。它在梵文中被读作“室利磋”，意思是“吉祥之所集”。于是，在泛着梵宇佛韵的静谷西边的这座回廊水榭建筑，就在筹备慈禧太后六旬庆典之际，被称为字廊。 从香山向中南海搬迁期间，刘少奇正在秘密访问苏联，回国后他又在东北作了短暂停留，直到8月28日才返回北平。因此，搬家是夫人王光美张罗操持的，带着刘少奇和前夫人王前所生的女儿涛涛和儿子丁丁，以及还在襁褓之中的她自己的第一个女儿刘平平，先住进了字廊。 她和没有随刘少奇秘密出访的警卫、工作人员，家中的阿姨一道，把院子拾掇了一下。三间正房，是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工作、起居室;阿姨高新民和耿桂珍，带着涛涛、丁丁住三间西厢房;单身的警卫和工作人员，住三间东厢房。 刚住下，刘少奇就回来了，字廊里也人丁兴旺了起来。这不光是因为他带回了随行的人员，在苏联读技校的女儿刘爱琴，也跟着他回来了。此外，住在聂荣臻家的毛毛刘允若，也搬回了中南海的家。刘允若是刘少奇与何葆珍的第三个孩子，他的大哥刘允斌，此刻还在苏联，姐姐就是刘爱琴。初进北平时他没有跟刘少奇、王光美上香山，而是和聂荣臻直接进了城。 一度和刘少奇家一起住在字廊建筑群落的，还有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吴振英一家。 说起吴振英，又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1931年参加红军，一入红军就跟着中共特工的早期领导人、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李克农，先从事保卫工作，后搞机要 1933年秋，国民党19路军将领，为抗日和反对蒋介石独裁，与中共联络，筹划成立与蒋介石集团决裂的福建“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中共特派潘汉年等秘密前往福州，这是国共分裂后，中共派往国民党军中的第一个使团，吴振英是潘汉年仅带的两名随行之一，他是福建人，熟悉路径又懂福建方言。 “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成立后，南京政府极为恐慌。蒋介石马上拼凑20余万“讨逆军”，自任司令，进击19路军。19路军寡不敌众陷入困境，但中共临时中央最高决策人博古，却拒绝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等的意见，袖手旁观19路军在孤立无援中沦于覆灭。 博古的决策令潘汉年等在福州处境尴尬，他指示随行人员自己设法脱身，吴振英几经辗转回到根据地。有意思的是，他回根据地后，偏偏当了使他们在福州陷于尴尬的博古的特务员。 长征期间，他因为是博古的特务员，有幸成为被称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的目击者。据说他当年就挎着盒子枪，站在那个具有非凡历史意义的会场门口。 红军到达陕北，吴振英成了新建的中共中央机要科三成员之一。科长邓颖超，电报员黄有凤，他是译电员。那时用的密码是“豪密”，是化名伍豪的周恩来亲自编的。密码由邓颖超收藏，译电时吴振英全凭脑子的背功。后来陕北根据地培训出的一大批译电员，背码子都是由吴振英教的。 再以后，他去了新四军，在那儿结婚，生下长女吴苏立，在江苏立起来的。“皖南事变”后，刘少奇重组新四军军部，点名要吴振英去当新四军机要科科长。 解放战争期间，吴振英还跟过彭德怀、毛泽东；从到西柏坡以后，就一直跟着刘少奇了。所以进中南海，他家就挨刘少奇家旁边住下了。
中共中央办公厅机关，是保障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工作的正常运转的，是首脑的耳目、信号传输中枢和防卫系统。这个系统创始于延安，几经转变扩展，直到西柏坡时期才臻于完备。此刻主管这一系统运行的，是主任杨尚昆。 全国各地及前线的情形，通过不同的渠道汇总到这里，中央办公厅相关单位根据规定和内容，或直接、或经筛选和初加工后，送交中共中央核心层处理决策，并备齐中央核心层在处理和决策过程中可能需要的咨询和参考材料。中共中央核心层的决策和各项指示，还是通过这些相关单位，传送到指定送达的各地方和部门或前线。 每临一些重大政策和方针的制订决策，中央办公厅有关单位的干部，还要根据中央领导核心层的意图，从事调查研究，搜集综合决策的依据，提出有参考价值的意见。 负责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安全警卫和生活后勤保障的单位，也由杨尚昆直接领导，如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等。当时的警卫处设有办公室、保卫科、警卫科、治安科、摄影科、保健科。行政处则下辖财务科、修建科、交通科、招待科（后转警卫处），还管理着供应站和玉泉山农场（后改巨山农场）。 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以上几个单位，都随着毛泽东进了中南海，并分布在毛泽东办公和居住的丰泽园附近。 进海进得匆匆忙忙，为了不影响工作，哪处房子不用大动干戈，稍加拾掇就能办公或居住，就先进入再说。稍微好一点的房子，整齐一点的院落，就作为开会、办公室用；比较残破、散乱无序和犄角旮旯的房子，就先凑合着住宿栖身。 在含合堂院内小楼办公的是机要室。机要室主任叶子龙的住处，就在这办公小楼和毛泽东寓所之间，每当这里收到必须急送毛泽东阅批的电文，就会立即通过叶子龙，送进菊香书屋。 由于毛泽东的许多事情要叶子龙帮助处理，加之毛泽东时常外出，叶子龙要随行，后来常在机要室主持业务工作的，是机要室副主任康一民。 康一民是如今江西省井冈山地区的泰和县人，12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乡团支部书记。1933年参加红军，翌年调中央军委总司令部机要科从事译电工作，从此开始其漫长的机要生涯。 在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就任陕甘宁前敌总司令部机要科译电股股长。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初，他先后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从事机要工作。 “1938年，我爸爸跟着廖承志赴香港，在驻港秘密机关搞机要和联络，认识了我妈妈。我妈妈是广东人，参加革命前就像《三家巷》里写的那种进步学生。我外公是地方开明绅士，日军入侵后，他暗中支持抗日斗争。后来，中共地下组织把我妈妈等一批进步学生转移到香港，为掩护工作和我爸爸扮假夫妻，后来弄假成真，还是廖承志做的媒。” 他在香港期间，环境很艰苦，而且危险重重，但康一民始终保持着一种乐观心态。在与延安秘密通讯时，总免不了和根据地的同行们，以开上两句玩笑，作为电报的结束语。例如“问候跳蚤”之类，“跳蚤”是毛泽东的老机要参谋黄有凤夫人的绰号，她那时在延安搞译电。 1945年，康一民返回延安。解放战争后期，中共中央前后委和工委在西柏坡汇合，他被指派为周恩来机要秘书。毛泽东第一次访苏联期间，周恩来应召赴苏议定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康一民即随之同行，以后多次作为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成员出访。 机要室进中南海之际，中国大陆上的战事尚未结束; 解放区和新占领城市的土改和经济恢复，头绪繁多；新国家政权的筹建和争取国际承认诸活动，紧锣密鼓。于是，战争的、土改的、城市经济的、内政外交的各类急电密件，纷至沓来，机要室的人忙得没日没夜。 星期天回家的长子康辉，几乎看不见父亲，常转悠到离家不远的办公室来。他来这里并非追父亲的影子，真正吸引他的，是那一辆辆用于取送收发急件的摩托车。西八所是相对于东八所而言的，所谓八所，就是八个相衔的院子。西八所因为整齐而连贯，所以集中在这里办公的，分属中央办公厅的好几个单位。 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的办公室，最初的办公地点就在其中的两三个院落。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的名称曾几度变换，既叫过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室，又叫过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还被叫过秘书组。 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的第一任主任是师哲。师哲1925年赴苏联学习，后进苏军情报部门。在1939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秘书前，他还当过毛泽东儿子毛岸英兄弟所在的莫尼诺儿童院的副院长。翌年，他同周恩来、任弼时回国，先后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社会部等部门工作，并担任毛泽东的俄文翻译。1945年他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三年后任政治秘书室主任。 师哲任主任期间，除了周恩来的秘书外，所有给中共中央几位书记当大秘书的如江青、田家英、王光美、陈友群、何均等人，都在政治秘书室挂个名，每月都要到秘书室“碰头”，互通情况。那时对政治秘书室的工作，田家英直接过问和具体负责得最多。 书记处政治秘书室正式对外发表时，因名字比较唬人，中央办公厅内管理秘书、文牍事务的秘书处处长曾三，向田家英询问：“你们的图章按什么规格刻呀，是按部级还是按处级（即局级，当年中办系统的处相当于局，科相当于处级）？”一向不以品衔为念的田家英说：“别搞什么部级了，就按处级吧。” 师哲调出中南海后，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对内改称秘书组，由江青任组长，田家英任副组长。但室务工作江青具体问津甚少，当田家英顾不过来时，通常由彭达彰实际主持。后来，田家英一度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时，曾经短暂地脱离过一段政治秘书室，彭达彰遂就任该室主任。 书记处政治秘书室最初的主要工作是这样规定的：帮助毛泽东主席处理信函，为书记处领导读报，并完成书记处领导直接交办的工作。 读报就是将全国各地的各类报纸，每人划定区域阅读，将报纸上的消息综合分类，拣重要者编目、摘要，由打字室打印12份，分送毛泽东等领导人，使之能高效率地获取各类报刊提供的信息。 当时人员很少，全国那么多份报纸，工作量相当大。部分办信的人员也被分配了一些任务，白天办信，晚上读报，相当紧张。但这项工作没有持续太久便终止了，所有的人都从事办信工作。 处理信函也是按地域分人负责，阅后分门别类，须向中央最高领导层反映的，或原件或摘要汇编上呈；须交有关部门处理的，转交有关部门，并查询处理结果。有时还要根据毛泽东指示精神，草拟复信稿。 有些毛泽东的亲笔复信，也由政治秘书室抄录登记发出。关于抄录毛泽东信件留底一事，中间还有一段曲折。 毛泽东最初只是交代将他的复信登记发出，但田家英认为毛泽东的这些文稿具有保留意义，就吩咐办信的人，信件发出前先抄录一份留存。碰上毛泽东已经封口的信，也拆开抄录。一次，将信交给政治秘书室不久，毛泽东突然感到要稍做修改，随即索要，而信已被拆开，正在抄录。 发现他的亲笔信被拆，毛泽东非常生气，严厉地提出要处分有关的人。政治秘书室自然要做一番检讨，并陈明理由。毛泽东看罢检讨，觉得陈述有理，不仅认可了以前的做法，还指示以后凡他写的信，除特殊例外，统统拍照留底。如此一来，倒保留下许多毛泽东的文稿手迹，这个功劳应该记在田家英的名下。 在处理群众来信，反映下情，捕捉动向等方面，政治秘书室协助毛泽东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他曾在政治秘书室的一份报告上批示道： “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下面是专门处理人民给我来信的秘书室关于处理今年头三个月信件工作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我认为这个报告的观点是正确的。” 后来，秘书室又逐步增加了接待群众上访; 办理一些毛泽东亲自交的事务;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到基层搞一些专题的调查研究等工作。 做好这些工作，是有相当的难度的，需要每一个工作人员必须具备相当高的文化基础，有一定的政治理论水平，熟悉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有一定的综合分析能力。因此有传闻说：在中央和毛泽东考虑建立相应的机构时，胡乔木曾建议从一些名牌大学抽调名教授，来承担这方面工作。但毛泽东经多重考虑权衡，没有采纳这一建议，而是挑选了一批党内受过较高教育的青年干部。 （注：有关秘书室初期的工作情况，可参见董边、镡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 在西八所办公的，还有行政处、警卫处的部分单位和工作人员。 靠在西八所院落南出口的，是中南海门诊部，在这一带办公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包括他们的孩子，患点小毛小病，都在这里诊治。这个门诊部规模不大，只有几位医务人员，主任是郑学文，医生有刘杰、马苏高，还有一位医生，就是那个80年代末到美国，出版了那本许多内容由美国人操刀的回忆录的李志绥。 李志绥在其回忆录里说，有一位住在瀛台的工作人员，患流行性大脑炎因误诊耽搁而死亡。此事在中南海引起小小的震动，瀛台离毛泽东居住的丰泽园建筑群很近，门诊部的主任因此被撤换，他自己随之调进中南海门诊部。 李树槐女儿李延梅印象里确有患大脑炎其事:“我的弟弟也是在那段时间患大脑炎的。我家住丰泽园内，周围都是中共领导人，为防止传染他们，我妈妈就带着我弟弟搬到了丰泽园外、隔着一座桥的瀛台住了。” 在这一带占办公室最多的机关是警卫处，处长汪东兴及几位副处长的办公室，处办公室、警卫科、保卫科、治安科、摄影科、保健科都在这里。但警卫科的人整天围着自己警卫的首长转，难得有暇安坐在办公室里。 有意思的是，在这一大群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中间，还有两位高鼻梁、蓝眼睛的外国人，他们就是由公安部聘请的、给领袖保卫工作做顾问指导的苏联专家。 那时中苏关系还很好，苏联对帮助中国的保卫工作现代化、正规化也很重视，来的这两位专家在国内是很有地位的。一位是负责食品和保健的，叫斯乔宾，是克里姆林宫的保健医师；一位是负责安全警卫工作的，叫尼契耶夫。 两位专家住在公安部的外国专家招待所，上班在中南海警卫处。他们带来了一大堆条例和规定，有些是有参考价值的，但也有一些过于繁琐，把首长警卫搞得过于神秘化。 例如斯乔宾，他对工作的确很负责任，整天手里拿着块白手巾，到处擦，发现哪里有一点灰尘和油渍，就要对有关人员批评一通。 他还要求所有的食品都必须化验，不问来源。警卫处方面则强调控制来源，抓供应基地，封闭经营生产，让敌特没有下毒的机会，减少化验的工作量。但斯乔宾比较死板固执，为此经常发生争执。 负责警卫指导的尼契耶夫，也搬来一些脱离中国现实的做法。例如他提出许多类似沿着中南海围墙内装一圈探照灯的建议，这在当时的中共领袖那里，显然是通不过的。警卫处方面都没有样样照办。后来中苏关系恶化，他们就走了。 在警卫处办公的院落前面，有一片空场。保健科成立时担任科长的徐福静的长子张纪宇，还清晰地记得在这片空场上发生的事。 那是在1951年。在这一年的3月3日，山东省军区的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在一次军区政治部会议上遭人刺杀。刺杀他的人叫王聚民，是“山东惠民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1941年混入我党，家庭为恶霸，在土改中被斗，王行凶后当场自杀。” 中共党内高级干部被刺杀的案件，在建国后实属罕见，惊动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亲自为此拟写了一份党内通报，希望“引起全党警惕”。毛泽东在通报中写道：“据山东分局几军区来电说，此事显系反革命分子在我党及人民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之际的报复行动。” 为防范再发生这类事情，毛泽东提醒全党：第一要“严防反革命的报复”；第二“必须认识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已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混进来，决不可认为太平无事”。 根据毛泽东通报的精神，中南海警卫系统从此将此事作为警卫教育的重要事例，中共中央办公厅还要求各单位，非警卫人员将个人保留的枪支上缴，当时称之为由警卫部门“代管”。刚从战争年代过来，当初这些干部都既是工作员，又是战斗员，许多人都有枪，有的人还不止一两枝。连田家英这样的秀才，都有一枝挺漂亮的手枪。 “代管”的通知发出后，各单位都开始了收缴工作。康辉说：“我在我爸的办公室里，看到一木箱子手枪，哪个国家的、什么型号的都有，是机要室里的老机要们的。” 各单位收缴后，都送到警卫处保管。送到警卫处的枪，种类样式就多了。有步枪、有卡宾枪，有长枪、有短枪，有老式的、有新型的，还有各种规格的。收齐后的一天，警卫处将这些枪晾在办公室前面的空场上检点。 “我那天恰巧从那里经过，看到一地的枪，各式各样，眼都看花了。男孩子，见了枪不摸一摸就手痒痒。我走进枪堆里，捡起这枝摆弄摆弄，拿起那枝比划比划。恰巧一位常在蜈蚣桥头指挥交通的警察走过来，我认识他，就举起手中的枪对着他比划。” 张纪宇的母亲徐福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设立保健科时即为第一任科长。然而除了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一本写江青的书中，提到过她曾和徐福静一起在延安从事过中共领袖医疗保健工作外，几乎未见有关她的记载。 徐福静是山西临汾人。她的哥哥徐亚桑，“五四”运动期间是赴北京声援学潮的山西学生代表，1926年担任中共临汾地委组织部长。受哥哥的影响，在太原川至医专读书的徐福静 ，1931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在中共北方局机关当医生，还兼搞地下交通，曾两度被捕入狱。 1937年徐福静到延安，在边区医院当医生，是当时根据地内为数不多的、受过正规医学专业教育的医务工作者。1940年她到丈夫所在的太行山根据地，在八路军卫生学校任教。 她的丈夫张衡宇，是中共山西第六专署主持常务工作的秘书主任、党团书记，与杨秀峰、岳一峰被誉为“北方局三君子”。1942年，在严酷的反扫荡斗争中，已经冲出包围圈的张衡宇，为救护负伤的战友，毅然返回包围圈，英勇地牺牲了。 冲出包围的徐福静到达延安，被安排在杨家岭中共中央机关当医生。因工作认真负责，她几度被评为中直机关的卫生工作甲等模范。 徐福静是在保健科成立时，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任科长的。保健科主要负责中共领袖的医疗保健，其成立后即为五大书记都配备了专门的保健大夫。而在此前，中共的领袖们并没有配专门的保健大夫。 虽说王鹤滨在1949年8月受命担任毛泽东的保健大夫，但当时的中央保健局长傅连向他做交代时，非常明确地说:“现在能担任首长保健任务的医生尚少，五大书记的保健工作你都要管上，工作要小心谨慎，出不得半点差错，要经常与我联系……”因此，王鹤滨初进中南海几乎是孤家寡人。刘少奇家来电话就去刘家，朱德家来电话就去朱家，周恩来家来电话又去周家，一个人几处奔波。 倒是身体状况极其不好的任弼时，被派了一位临时的专门保健大夫刘佳武，同时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傅连、处长黄树则，都直接过问和负责他的医疗保健工作，但他还是于1950年10月脑出血病逝。 也恰恰是因为任弼时的不幸早逝，引起了中共中央保健委员会对中共领袖健康的高度重视，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下新设置了保健科，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们每人配备了专门的保健大夫： 毛泽东的保健大夫依然是王鹤滨，但此后没多久他就到苏联深造去了，接替他的是龉壮珈谋＝∫缴⑷毡就督岛蟮窖影踩沃醒胍皆和饪浦魅蔚耐饪谱抑茉笳?刘少奇的保健大夫是王力平，继而是顾承敏;周恩来的保健大夫是周尚珏;朱德的保健大夫是翁永庆;保健科长徐福静则兼管陈云的保健。此外，给董必武配了王醒大夫;给林伯渠配了李天庆大夫。 为了更好地展开医疗保健业务，除了这些保健医生外，还将周谨、杨全成、朱宝贵、郑淑云、焦纪壬、张淑明等药务医护人员调到保健科工作。 徐福静的长子张纪宇说:“因为我们家就住在保健科办公处附近，所以领袖们的保健大夫我都熟，叫不全名字，也叫得出姓。例如王鹤滨、周尚珏、翁大夫等。办公的院落里除了我们家外，还有一位姓王的保健科副科长家也住在这里（应该是保健科副科长王力平，作者注）。” 因为母亲负责着医疗保健，张纪宇相关的部门很熟。“例如负责中共领袖食物检验的化验室，虽设置在远离西八所的中南海西门南侧的平房里，我都有印象，知道每天供给领袖们的食品，如肉、蛋、蔬菜等，都要送到那里化验一下，预防敌特下毒。我还在那里发现，鸡蛋上都印着生产日期。” 食品检验制度，是苏联专家斯乔宾要求建立的，行政处和警卫处的部分工作人员对此很不以为然，因为食品只来自封闭管理的农场生产，对自己人还这么不信任。汪东兴也因此同斯乔宾有些抵牾。 担任警卫处摄影科科长的，是毛泽东的专职摄影师侯波。她1938年到延安投奔革命时，刚刚14岁，曾就读于延安女子大学。1949年6月，她在香山双清别墅，第一次站在毛泽东身边，和毛泽东交谈，毛泽东得知她是山西夏县人，称她为“关云长的老乡”。 她的丈夫徐肖冰，是延安根据地内几位搞摄影的元老之一。在赴延安之前，他曾在上海当过《桃李劫》、《风云儿女》、《马路天使》等影片的助理摄影。人们熟悉的毛泽东在抗大讲课的照片，就是他的杰作。 作为毛泽东的摄影师，侯波必须经常守在距毛泽东不远的地方，一旦有什么活动，她能立即赶到现场进行拍照。于是他们的家，就从原来由徐肖冰单位安排的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宿舍，搬进了中南海。 “我们家最初在勤政殿第一个院落里的西厢房北侧，搬进时我已临近上学的年龄。穿过我们的院子再进第二道门，就是勤政殿的主殿了。主殿有高而宽敞的过厅，铺着红色的地毯，两侧有玻璃橱柜，里面陈列着古瓷器和古铜器等文物。过厅的尽头就是正厅，是外国使节向新中国的元首递交国书的地方。每逢这种时候，我妈妈就会提着照相器材往里院跑。”侯波长子徐建林说。 勤政殿的东边是蜈蚣桥，与之平行的还有一座稍短的桥。虽然，两座桥下的水相融一体，但桥北面的水域，就被称为中海。 为了确保安全和便于警卫工作的部署，整个中南海内，共分甲、乙、丙等不同的区域。像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领袖办公和居住的地段，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书记处政治秘书室、行政处、警卫处等都在甲区。 政务院即后来的国务院办公、居住区，一些领导和干部家属居住的院落，中南海内大的会议场所，食堂、门诊部、娱乐场所等，则分布在乙区、丙区。持不同区域通行证的人，在不同的区域范围内工作活动。 初进中南海时，并没有严格的区域划分。划分的初期，对成人管束得比较紧，对孩子管束得则不十分严格。住在乙区的孩子，进入甲区，哨兵有时并不阻拦。但越到后来，就越发管的严紧了。 中南海机关的大灶食堂，在东八所，工作在中南海里的中央办公厅各单位的干部，开始几乎都在这里就餐。中南海警卫部队的领导机构的办公处，距这里不太远。 在这附近的，还有行政处交通科。一排房子连办公带住宿，另一排房子，是放置汽车的车库。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专车，都停放在这里。其中有苏联送给中共领袖的几辆高级防弹吉斯。 “我们那时候老喜欢围着车子转，那种吉斯的防弹玻璃，有两寸厚。”钟步云的儿子钟延辉比画着说。另外，在中南海内的中央办公厅各单位的公务用车，也都由交通科调度安排。 最初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交通科的科长是钟步云。他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的中心、被称为红都的江西省瑞金县人。1932年参加红军，1933年入党。经历长征到达陕北后，他进入了延安摩托学校学习。虽然他出身贫寒，没有文化基础，但他在钻研业务技术方面，很刻苦努力。 后来，钟步云以学习成绩优异，被评为模范学员。从学校毕业后，就开始为中共领袖们开车。那时延安的车很少，哪个领袖也没有专车，自然也就谈不上谁是谁的专职司机了。 到北平以后，车子多了，钟步云就基本上成了周恩来的专车司机。钟延辉在回溯初进中南海的情景时说:“那时周恩来特别忙，我爸爸整天跟着他，常常晚上也不回家。虽然我们家住在交通科这儿，但在这儿几乎看不到他的影子。” 交通科的副科长是周西林，也是个老红军。本书的一开始就提到过他，是他开着车，载着毛泽东离开西柏坡，又是他开着车，把毛泽东从清华园火车站，接到了颐和园、香山。他是毛泽东初进北平时的专车司机。 除了中央办公厅机关、机要室、政治秘书室、行政处、警卫处之外，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下属单位还有特别会计室，机要处，机要交通处，秘书处（后改为档案处），中直机关管理处。中央办公厅的处，后来都改称局，并因工作扩展又新设置了一些单位，但这些单位均不在中南海内办公。 最初在中南海工作的人员，每个人都佩有一枚出入中南海的证章。其大小和在香山“劳大”的证章差不多，只是上面的图案和字不同。证章中心是一只五角星，上边是“中南海”三个大字，下边是“出入证”三个小字。 进驻中南海的中央军委，将办公地点选在了后墙傍着中海的居仁堂。与之巧合的是，在中国共产党人接手前，此地亦是旧政府的军事重地。 抗战胜利后，作为国民党政府北平行辕主任的李宗仁，带着他的接收班子在居仁堂办公。傅作义就任“华北剿总”司令后，又将其指挥部设在了居仁堂。据当时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办公室主任田畴回忆，他们刚进海时，到居仁堂楼里看过，许多房间门口还挂着诸如“作 战室”、“情报室”之类的牌子。 居仁堂是一座两层的西式建筑，是中南海里旧建筑中最庞大的一栋楼。这是整个楼体和外部的辅助装饰与其周围建筑群落有着明显风格差异的建筑。也许正是由于其外表的卓尔不群，内部陈设欧化的雍容，在中南海许多孩子们的评判中，它是一座最华贵而漂亮的建筑。然而，若不是因一段民族屈辱的历史，这栋建筑就根本不会出现在中南海。 本来伫立于此地的，是一组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风格宫殿群落，是“撤帘归政”后的慈禧太后常驻跸的仪銮殿。这组建筑以两卷殿式的仪銮殿为中心，前后三进，坐北朝南，正殿前有一座琉璃影壁。 仪銮殿是正殿，规模最大，共有5间。正中一间是召见大臣的地方，1894年戊戌变法百余日后，慈禧发动政变，就是把光绪皇帝召到这里训斥了一顿，然后软禁于瀛台的。和此间相邻的东次间，是慈禧的寝宫。据史书记载:五间正殿共面阔近7丈，进深6丈余，比紫禁城中的保和殿面积还大。 然而当义和团运动兴起之时，慈禧利用其盲目排外情绪，将运动诱导到其立储取代光绪皇帝，并向反对废帝的列强施压的轨道。列强以保护使馆和传教为名，组成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慈禧挟光绪逃往西安，使中华民族再度受创蒙羞。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将中南海当做驻军的营地。联军统帅瓦德西，把统帅部设在由日军占据的仪銮殿。后驻扎在此的德军厨房着火，耗资数百万两官银的宫殿，竟遭毁于一旦。 慈禧返京后，接受外国使节建议，在仪銮殿遗址新建西式洋楼，用于接待、宴请外国女宾，以示和列强修好。于是，废墟上重兴土木，耗资500余万两白银，建起一座与原仪銮殿规模相当的建筑。 洋楼分南前北后两个楼体，中间用上下两层的走廊相连。洋楼的顶部、窗框外，均有欧化的雕花装饰。窗棂，或镶以彩色玻璃，或饰以西式花卉。原来仪銮殿的围墙，此刻成了洋楼的院墙，只是南面、东面和仿俄馆后北面的门，改为洋式花门。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竣工，慈禧为之定名“海晏堂”。 然而，海晏堂并没给衰落的晚清带来四海晏安的景气，春秋七异，清王朝便在辛亥枪声中寿终正寝。民国第一任总统袁世凯，当权后把海晏堂作为自己办公会客的场所，更名居仁堂。 1915年12月13日，想尝尝黄袍加身滋味的袁世凯，在居仁堂建起他的洪宪王朝。特制的龙案上，摆着“叠羽冲天冠”，他身着元帅服，在居仁堂接受文官武将的朝贺。但这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王朝，更是命短。 居仁堂的历史灰尘，终于被掸拂掉了。中央军委搬进中南海后，作为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就在这里主持日常的工作。他的办公室在居仁堂的东面，中间是会议室，西面是挂满了军用地图的作战室。据说他在此主持工作期间，每天都在早晨8时，准点走进办公室。 因为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都在这里办公，并在这里召开一些重要的军事会议，中南海的孩子们，便常常可以在居仁堂的前前后后，看到那些从红军时期到解放战争各个期间的赫赫战将们。 和中央军委前后脚搬进中南海办公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作为这个机关的领导，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凯丰、邵荃麟、林默涵，以及1954年从西南军区调到中宣部担任领导工作的张际春等，先后住进了中南海。 在中南海里，有许多个以某某堂命名的院落。在中南海工作的部分单位的领导和干部们，就工作和起居在这些院落里。 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的胡乔木，在静谷未住太久，就搬到了被称作“四福堂”之一的来福堂。所谓“四福堂”，就是连接在一起的名称中皆带个“福”字的小院子，依次是来福堂、增福堂、永福堂、锡福堂。 从1945年就出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在进中南海后入住的是四福堂之一的增福堂。其子陆健说:“我们家一进中南海就住在这里，不像其他人家搬这儿搬那儿，挪动过好几次。” 刚搬进中南海时，陆定一身边的孩子只有陆健，他的哥哥、姐姐还在南方。陆健记得父亲在工作之余，会领着他在中南海里散散步。在“十一”开国大典即将到临的日子，为了对城市中的民众进行宣传，有时就空投一些传单之类的宣传品。 “这些宣传品常常会飘落到中南海里来，我和我爸爸散步时还捡到过。”陆德说:“记得有一次，有包还没打开的宣传品，落在了中南海里。我爸爸看见了，对此很不满意，自言自语说：工作怎么这么不负责任。这样成捆地扔下来，怎么能起到广泛宣传群众的作用呢？” 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机关办公处，主要分布在庆云堂的几个院落中。庆云堂有四个院子，牌匾悬挂在最南端的院门上。其中的一个院落，曾经是中宣部管理和审查电影的部门办公之所。一些新摄制的电影，常常被送到这里审看，中南海里其他单位的人得知了这一情况，便在审查时凑到这里看电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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