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                                           熊培云

 

——关于《浪潮》 

　　

今日世界，多数国家都已经实现了政治民主化，而尚未实现民主化的国家也正在试图从“后极权”的坑坑洼洼中走出。许多人可能会认为，当历史翻过黑暗的一页，过去那个血腥而愚昧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了。然而，真的可以高枕无忧了么？

 

　　世界离独裁有多远？35岁的德国导演丹尼斯·甘赛尔透过他杰出的电影《浪潮》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答案——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

　　

　　1. 纳粹速成班

　　

汽车摇摇摆摆，车外人来人往，影片《浪潮》在一片轻松而热烈的摇滚音乐中开场。这是一所普通的德国中学，主人公赖纳·文格尔是该校一位老师。不巧的是，今天他被告知自己喜欢的“无政府主义”课被另一老师抢先一步，而且事情已毫无回旋余地，文格尔只能硬着头皮在接下来的“国家体制”主题活动周上主讲他并不喜欢的“独裁统治”。

 

故事就这样围绕着接下来的一周展开：

 

星期一。文格尔来到教室时，教室里一片自由散漫的气氛。显然，文格尔并不适应这个课堂以及他将要讲的课。“如果我是你们会去上无政府主义的课，而不是听这倒霉的独裁统治。”这是他的开场白。当他将“独裁统治”写在黑板上时，学生们仍在看闲书、发短信，东倒西歪，以至于文格尔不得不停下来希望大家“给点反应”、“好歹这一周要打发过去。”然而，就在大家七嘴八舌、漫不经心地讨论独裁统治时，文格尔陷入了深思。显然，他并不相信学生们所说的“纳粹已经远离我们了，我们德国人不必总带着负罪感。”或“独裁统治不可能发生在今天，因为没有民众基础。”课间休息后，文格尔让学生重排桌椅和座次，他准备做一个试验，让学生们体会独裁的魅力。文格尔说，独裁的主要特征就是“纪律性”。通过口头投票，最后文格尔成为课堂上的“元首”。接下来他要纠正大家的坐姿，而且发言时必须站立，必须尊称他“文格尔先生”，不服从者可以退出。

 

星期二。文格尔再次走进教室时正襟而坐的学生们向他齐呼“早安，文格尔先生”。“纪律铸造力量，团结铸造力量。”这节课，文格尔要求大家站起来像军人一样踏步，“感觉所有人都融为一体，这就是集体的力量”。而且，踏步的另一个目的是，一起将楼下的“无政府主义课”踩在脚下，“让我们的敌人吃天花板上的灰”。显然，通过这种集体行动，文格尔试图给“独裁班”的学生们一种优越感——“无论表现怎样，我们这个班也比楼下的‘无政府主义班’要好”。接下来，文格尔与学生们一起讨论是否需要穿着统一的服装，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将一种廉价的白上衣与牛仔裤定为他们的“制服”。

 

星期三。课堂上，只有女生卡罗继续穿着她的红上衣，其他学生都如约穿上了白衬衫。制服使卡罗陷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立：她仿佛不属于这个集体。上学路上，她的男友在说她“自私”，而现在文格尔几乎无视她的存在，同学们也不和她讨论，并视之为异类与不合作者。有人建议给班集体取个名字，最后“浪潮”从“恐怖小组”、“梦想家俱乐部”、“海嘯”、“基石”、“白色巨人”、“核心”等名字中脱颖而出，成功当选。红衣女生被冷落，她提出的“变革者”无人响应。这节课还定下了“浪潮”的标志。当晚，“浪潮”成员开始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张贴他们的浪潮标志。

 

星期四。在“浪潮”组织中获得归属感的成员们的创造力也被激发出来。课上有人动议，既然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手势，浪潮也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手势。这是一个右手在胸前划波浪的手势。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浪潮”，并以是否做这个手势与他人划分界线。甚至连卡罗年轻而玩世不恭的小弟弟也加入进来，甘愿为“浪潮”把门，凡不能做浪潮手势的人，都不许进学校。卡罗越来越觉得情况不妙，她奉劝文格尔立即中止这个游戏，因为他“已经控制不住局势了”。

 

星期五。课程接近尾声，文格尔希望大家将参与“浪潮”的体会写下来。文格尔激进的教学方式同时受到来自校方与家庭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情绪失控而掌掴女友卡罗的马尔科后悔不已，乞求文格尔能中止这一切，并指责这所谓的“纪律性”不过是法西斯的一套。文格尔知道，一切该结束了。现在需要的只是一个如期漂亮的结尾。当晚，所有浪潮成员都收到文格尔发来的一条短信：事关“浪潮”的将来，周六12点务必在学校礼堂开会。

 

星期六。学校礼堂。文格尔让学生关闭了礼堂。在选读了几篇学生们关于“浪潮”的体会后，文格尔发表了一番振奋人心的演讲，并煽动学生们将其间提出异议的马尔科揪上台来。在一片“叛徒！叛徒！”的高呼声中，马尔科被争先恐后的学生们举到了台上，以接受惩罚。事情本来到此为止，接下来文格尔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法西斯当年做的”，并宣布独裁实验结束，“浪潮”从此解散！然而，不幸的是，事情并没有按着文格尔的意愿发展下去。狂热分子蒂姆拔出了从网上购得的手枪，乞求文格尔不要解散“浪潮”。“浪潮”是他的第二生命，他绝不允许背叛，即使文格尔也不成。电影由此进入高潮，蒂姆枪杀了一位同学并在绝望中吞枪自尽，重重地倒了下去。

 

　　这就是“浪潮”的故事，或者说是一个“纳粹速成班”的故事。它速成亦速朽，然而一切顺理成章。

　　

　　2. 蒂姆是一个隐喻

　　

《浪潮》是根据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市克柏莱高中发生的真实历史事件改编。那是在1967年4月的一节历史课上，一位学生向老师罗恩·琼斯提了个问题，“为什么德国人声称，对于屠杀犹太人不知情？为什么无论农民、银行雇员、教师还是医生都声称，他们并不知道集中营里发生的惨剧？”对此，琼斯不知道如何回答。之后他决定，大胆地进行一项实验。他要重建纳粹德国，一个微型的纳粹德国，就在他的教室里。他想让他的学生们亲身体会法西斯主义，不仅体会其恐怖，也体会其魅力。而且，不出琼斯所料，正如《浪潮》所表现的，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一实验中，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狂热，而且告密成风。五天以后，当几百名学生在礼堂里伸出手臂向琼斯致以崇高的“浪潮”问候礼时，你首先能想到的，或许正是里芬斯塔尔在《意志的胜利》（1934）中记录的德国人向希特勒欢呼的场面。不过一切还好，琼斯最后控制了局势，戛然而止——“我们差一点就成为了优秀的纳粹。” 在最后的聚会上，琼斯接下来给学生们播放了一部关于第三帝国的影片：帝国党代会、集体、纪律、服从，以及这个集体的所作所为：恐怖、暴力、毒气室。琼斯看着一张张不知所措的脸。最初的那个问题得到了回答。

 

相较琼斯的教学实验来说，《浪潮》的结局显然更富戏剧性，残酷的陡转让你不得不认为导演甘赛尔从《死亡诗社》的结尾中获得灵感。尽管这种剧烈的冲突招致一些批评。但在我看来，狂热者蒂姆的出场，恰恰是《浪潮》区别乃至超越琼斯教学实验之关键所在。我甚至认为，从影片所要达到的思想高度来说，《浪潮》的主人公与其说是文格尔，不如说是蒂姆。

 

蒂姆性格内向、不善交流，少有成就感，在学校更是经常被人欺负，被人称作“软脚虾”。也许是这个原因，他一直希望周围能有几个“兄弟”。为此，他经常给其他男生送些小恩小惠，并在后者近乎鄙夷的目光中讨好说：“是送你们的，我们是兄弟。”然而，事实上，没有人把他这个窝囊鬼当兄弟。

 

对于为什么加入“浪潮”，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理由。显然，对于蒂姆来说，“浪潮”更意味着一种梦寐以求的力量，就像他后来握在手里的手枪一样。文格尔的介入与“浪潮”的成立，显然给一直处于“校园底层”的蒂姆的生活带来转机。而且，他竟是那样全心全意，甘于冒险犯难。为了制服，他焚毁了家里所有名牌上衣。制服的确给蒂姆带来一种神奇的力量感。当他被欺负时，他开始试着反抗，而与他同穿制服的“浪潮”成员也走过来保护了他。因为浪潮的存在，蒂姆感觉自己不再是一条虫，而是一条龙的一部分。在喷涂“浪潮”标记时，他不顾危险爬上市政府大楼。他不仅用假手枪吓退了寻衅斗殴者，甚至自告奋勇要成为“元首”文格尔的保镖，弄得文格尔莫明其妙。蒂姆诚心诚意地想维护“浪潮”的坚固，要光大它的荣耀。在他看来“浪潮”就是他梦想中的帝国，而文格尔先生就是能为他引领未来的领袖。

 

了解了蒂姆的这种近于迷狂的心理，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最后会拔枪。从中也不难发现，在类似“浪潮”的组织中，加入组织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互相绑架的过程。它提倡以组织的名义消灭异类，却不允许成员主动退出，因为主动退出对于组织而言是一种不可控的行为。文格尔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浪潮的利益代言人。当他像赵匡胤一要被手下皇袍加身，他只能应允，而不能主动退出。

 

　　伏尔泰说，“人人手持心中的圣旗，满面红光走向罪恶。”荷尔德林说，“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一个人信仰乌托邦并非恶，真正的恶是这种乌托邦被赋予魔力，从而具有进攻性。显然，在《浪潮》中，蒂姆更像是一个隐喻，被革命唤醒的怪兽，被科学家创造的弗兰克斯坦，抑或其他。“浪潮”使蒂姆获得了“新生”，他的成长远远超出了文格尔所能控制的范围。组织之我的成长，同时意味着个体之我的消亡。

　　

　　3. 通向奴役之路

　　

“纳粹速成班”不仅为观众展示了一个微缩的纳粹德国，也清晰地呈现了这些学生如何通向奴役之路。与之同时进行的是个体如何被集体化，如何被异化。

 

在第一节课上，当被问及“独裁统治的基础是什么？”学生们回答包括意识形态、控制、监视、一位元首等等。同样，高失业率与社会不公、通货膨胀、政治信用破产、民族主义等等，这一切都有利于独裁的诞生。不过，这都是一些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当这一切变成一种日常的和风细雨时，“浪潮”成员们似乎都失去了警觉，而是沉醉于他们的同志友爱和共同理想。

 

在《浪潮》中，观众几乎可以看到所有有关独裁的典型元素：没有原则的集体主义，泯灭个性、消除差异的制服，对异己的隔离与言论自由的取消，一个元首，替罪羊，光天化日之下类似黑话的手势，煽动性的反政府演讲，利他名义下的强迫，对未来利益的许诺，标榜团结的仪式，归属感等等。

 

而且，“浪潮”不仅是一个平等的集体，也是一个健康的集体，站起来回答问题首先是“为了促进血液循环”。星期六的会场上，当文格尔指责马尔科是受女朋友唆使的“叛徒”时，旁边一位女生称马尔科“已经被传染了”。在他们看来，谁反对浪潮谁就是瘟疫。只有拥护“浪潮”的人才是健康的。为了维持这种健康，文格尔在演讲中指责德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成为输家，政治家根本是经济的傀儡。“当我们把自己的星球一步步推向毁灭的时候，那些富人却在一旁摩拳擦掌，建造空间站，还想从高处来欣赏这一切。此时此地，我们要创造历史。从现在开始，浪潮将席卷全国，谁阻止它，浪潮就将它吞噬。”也正是这个原因，觉醒者马尔科被当作敌人要被浪潮清除、吞噬。

 

关于为什么加入并沉醉于“浪潮”，文格尔选读了学生们的部分感想：“这几天的生活十分有趣，谁最漂亮，谁成绩最好都不重要，‘浪潮’让我们人人平等。出身、信仰、家庭环境都不重要，我们都是一场运动的一分子，‘浪潮’让我们的生活重新有了意义，给了我们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理想。”“从前我总是惹事生非，‘浪潮’让我投身于一件有意义的事，这就足够了。”“如果我们能够相互信任，可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我愿为此重新做人。”

 

然而，这种平等，正如托克维尔在1848年的一篇演讲中所提到的：“民主扩展个人自由的范围，而社会主义却对其加以限制。民主尽可能地赋予每一个人价值，而社会主义却仅仅使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工具、一个数字。民主和社会主义除了‘平等’一词毫无共同之处。但请注意这个区别：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显而易见，浪潮寻求平等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通向奴役之路的过程。

 

　　正如文格尔最后打开谜底时所说的：“你们还记得我曾经问过的问题吗，独裁统治是否会实现，而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法西斯主义。我们自以为高人一等，比别人优秀，我们将所有反对我们的人排队在这个集体之外，我们伤害了他们，我们不知道还将会发生多么严重的事情。”“浪潮”本是个中性词，当它成为一种暴力，便成了吞噬一切的恶。

　　

　　4. 人性没有终结

　　

纳粹党徒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审判时，一个问题困扰着许多人。“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著名的极权主义研究专家阿伦特发现了一种基于日常服从的恶。也就是说，艾希曼之所以恶行累累，不是因为他本性恶，而在于他在一种恶的体制中“尽职”，而这种尽职的背后，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甚至还是一种美德。

 

为此，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在1974年做过一个很著名的实验：请一批实验志愿者在一群实验组织者——心理学家们的监督下，考察一群被实验对象的单词记忆能力。每个实验对象的身体被联接到一根电击棒上，电击棒由志愿者们操控，被实验对象每次背错一个单词，志愿者就要对他进行电击一次，电压强度逐次提高15伏，最高达到300伏。实验过程中，很多被实验对象在高压电流的刺激下，反复挣扎，发出惨叫，请求停止试验，当时情形如同梦魇，按照一般人的逻辑，目睹被实验对象的种种挣扎，很多志愿者会一定会停止电击，放弃实验。然而事实是，所有志愿者中只有很少的人停下来，其余全部完成了实验，也就是说，对被实验对象都实施了电击，最高达到450伏。也就是权威在场时，人们会服从权威，即使作恶，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心理不安。

 

当民主政治在全球攻城夺池、遍地开花时，弗兰西斯·福山认为人类历史“已经终结”。在福山看来，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然而，即便如此，谁也不能打保票说，人类可以坐享民主之成，从此一劳永逸，因为“人性没有终结”，因为任何制度都不如人性古老，亦都比人性更早消亡。无论是独裁，还是民主，抑或是其他形式，皆出自人性。否则，我们今天就不会屡屡读到令人毛骨悚然的新闻。

 

比如2008年4月13日晚，昆明某高校发生一起内衣丢失的小事，激化成一桩恶劣的校园暴力案件。10个女生围住另一位不停殴打，有人向她头上浇淋吃剩的方便面汤，有人在她脸上用眉笔写字。更为恶劣的是，甚至当着男生的面，这些人强迫这位女生脱下裤子暴露下身，并用手机拍下施暴与受辱的照片和视频……

 

谁能想象，这些恶正是被视为善与美的象征的女人干的。我曾经说，没有底线的合群，人类会走向疯癫。每个人心目中都住着一个暴君，每个人都是独裁的种子，也都有灌溉独裁的潜力。只要条件成熟，这一切难免会与一种恶的集体主义里应外合，长出独裁的恶之花。

 

　　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让我们回到1967年4月克柏莱中学的那场试验。就在试验结束之时，罗恩·琼斯对他的学生说：“和德国人一样，你们也很难承认，竟然做得如此过分，你们不会愿意承认被人操纵，你们不会愿意承认，参与了这场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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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征服到奴役                                                  杜君立

　　

　　弱者，不得好活；强者，不得好死。 ——李敖

　　

　　从本质上来说，人类的历史就是战争的历史。从动物开始，战争就已经开始萌芽。食草动物以犄角长牙鳞甲铁蹄为武器，食肉动物以獠牙利爪为武器，物竞天择各不相让，在大自然的世界里厮杀得昏天暗地。与人类相比，动物仅仅处于本能的低级阶段，因此动物的战争一般仅限于食物和交配权。

　　

　　食物是生命的基础，求生的本能使狮子对羚羊展开杀戮，也使猩猩与其他猩猩展开领地冲突。但食物性战争以满足口腹为限，食物充足时，杀戮也罢，冲突也罢，都将失去存在的理由。性所引发的战争仅仅局限于个体之间，只能算一次角斗或比赛，分出胜负即可，没有太多危险性。因此，交配权在战争中的影响要小得多。

　　

　　人类的出现始于工具的诞生，而工具使人类成为一种最为好战的动物，这种好战以其它大多数动植物的灭绝为最大证明。在灭绝其他动植物的同时，人类之间的战争也在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地发展进化，这条曲折漫长的进化之路，实际上就是人类的历史。

　　

　　一

　　

　　人类来源于动物，但人类在宗教信仰启蒙下进化出了神性，使人类与动物之间出现了一条无法逾越的代沟。人类在保留动物本能的前提下，又进化出了权力意识，这是人类与动物之间最大的不同。权力是欲望的产物，而欲望是本能的延伸。当欲望远远超出其本身需要时，权力就诞生了。

　　

　　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人类本身就是战争的产物。在低级动物灭绝之后，只有高级动物才可以生存，而最高级的动物就进化为人，这就是“优胜劣汰胜者生存”。人类的战争在初期阶段，与动物的战争并没有太多的差别，为了食物进行杀戮，杀戮是为了食物。人类将这种战争称为狩猎，猎物本身就为食物。杀戮的意义并不在于杀戮本身，而在于杀戮的结果——食物。这种食物不仅包括其他动物，也包括人类本身。

　　

　　人类从对动物的猎杀以充饥，或供生活必需（骨头、毛皮、牙齿等），逐步进化出同类之间的战争。人类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一场抢劫，与虎谋皮是人类对老虎进行战争的基本动机，杀死老虎的目的在于虎皮。同样，杀死其他人类的目的在于食物和其它财富，因为一个死亡的人是不具备拥有权的。

　　

　　这种杀戮性和抢劫式的战争是人类世界一种最基本，也最本色的战争形式，一直保持至今。比如300年前，欧洲“文明人”对全世界的征服战争中，达·伽马常常将所遇到的穆斯林商船抢劫一光后再放火，绝不留一个活口；而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在美洲、亚洲进行了无数次的种族灭绝战争。

　　

　　二

　　

　　毫无疑问，这种杀戮抢劫式战争是最为原始野蛮的战争形式。随着人类越来越“文明”，战争也在“文明”的道路上“与时俱进”，战争逐渐向征服转化。“不战而屈人之兵”成为战争的最高形式和最高境界。如果说杀戮的目的在于抢劫，那么征服的目的则变成了奴役。杀戮的战争形式被认为是“杀鸡取卵涸泽而渔”的、消极的和缺乏远见的低级模式，而征服和奴役则成为最为文明和积极的战争模式。这种文明基于人的劳动价值被重新发现。因为杀戮性战争导致人口大减，人成为一种最为稀缺的资源和财富。战争对人的杀戮和对财富的抢劫，使人和财富日渐枯竭，战争逐渐变成对人本身的抢劫。因为战争发动者发现，从劳动价值来说，人要大于一切财富，因为人是财富的源泉；只要有人，就可以创造出无限多的财富。

　　

　　在这种最为文明的战争中，奴役成为战争的延伸和异化。奴役使战争从一开始就分出胜负，而战争的胜利者将一直保持和拥有这种胜利。这种漫长的胜利体验是原始的杀戮战争所无法想象的。因为杀戮者的胜利只是瞬间的，他无法从一具开始腐烂的尸体上找到永久的快感和满足。

　　

　　奴役创造了一种永久性的战争形式，并使奴役逐渐掩盖了战争本质。更为不可思议的是，战争双方以默契的合作，来保持这种战争的持续，暴力和杀戮变成一种微妙的待机状态。汉娜阿伦特在《论暴力》一书中指出，“暴力和权力都不是一种自然现象”，二者都是“人类的行动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的结果”。“恐怖不同于暴力。它是一种当暴力摧毁所有一切权力，但又不放弃地全面控制某种局面之时的政府的一种表现形态。……恐怖的效力几乎完全取决于社会遭到破坏打击的程度。”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任何奴役实际上都是一种战争状态，暴力与杀戮时刻处于引而不发的镇压状态。暴力的崭新意义不在于使用暴力，而在于暴力所产生威慑和恐吓。奴役状态与原始战争的区别在于，它为邪恶找到了一件“皇帝新装”，它不仅继续紧握恐怖威胁的大棒，同时它还拥有宣传欺骗的胡萝卜，而胡萝卜举在头顶，大棒则藏在身后。

　　

　　三

　　

　　如果回望人类历史，那么成吉思汗时代无疑是最大规模的原始战争，而希特勒对600万犹太人的大清洗则继承了这种杀戮与抢劫。斯大林的崛起为人类展示了从征服到奴役的文明战争形式。从苏联到整个东欧，奴役已经成为半数以上人类的基本生存状态，古拉格群岛时刻宣示着胜利者的荣耀和权势。只有当暴力被隐藏起来的时候，暴力才显得无比可怕。隐藏的暴力才会产生权力，而权力是一种远远超越食物和性的无限欲望，这种欲望使战争成为唯一一种可以使之得到实现和满足的现实方式。

　　

　　对任何战争来说，只有在双方达成妥协和谅解的平等方式下，战争才可以结束；这种结束往往以平等契约的方式宣布战争非法，这就是战争条约或者“停战协定”。但从本质上来说，人类是天生的战争动物，人类对和平的渴望不过是出于对战争的恐惧，或者说是对战败的恐惧。如果人们能摆脱战败的惩罚，那么任何人都是热衷于战争的。

　　

　　与其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不如反过来说，政治是战争的延续。如果说民主政治是战争的终结，那么独裁政治就是战争的开始。现代以来，人类进入了国家时代，而国家正是战争的产物。不同之处在于，有的国家是战争结束的产物，即和平的产物；而有的国家是战争胜利的产物，即征服的产物。前者实现了去战争化，使人类终于摆脱了暴力和恐怖的威胁，这就是所谓的文明国家；后者则以奴役延续了战争状态，使人类继续一个暴力、恐怖与死亡的噩梦。

　　

　　如果说美国创造国家是为了自由，那么苏联创造国家是为了平等；美国得到了自由，苏联并没有得到平等，但却消灭了自由。有人这样评价苏联：他们用坦克先要求你放下枪，然后他们用枪要求你放下笔，然后他们用笔要求你闭上嘴，然后他们用嘴要求你放下弃思想，然后他们用思想要求你放弃感情，然后他们用感情要求你做他们的奴隶。

　　

　　四

　　

　　作为一种人类常态和文化现象，战争已经深深地进入到人类社会的每一个环节。“世界杯”可以说是人类战争发展到现在最为文明的形式之一，而阅兵活动则更像是一种对杀戮快感的现代追思会。

　　

　　如果回顾历史，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征服者在他取得胜利，也就是夺得奴役权后，都要制定和颁布法律，比如《汉谟拉比法典》、《拿破仑法典》和《大清律例》等。这种由征服者颁布的法典，也可以称为战争守则或奴役程序。奴役者永远是法官，被奴役者永远是罪犯，这是奴役制度下以法律的名义所安排的基本社会状态。

　　

　　在《汉莫拉比法典》中规定，如果一个奴隶用马车轧死了另一个奴隶的女儿，那么前者的女儿（或儿子）则必须让后者用马车轧死；但如果一个征服者的贵族儿子轧死了一个奴隶的女儿，那么肇事者只需赔偿一口棺材即可。同样在成吉思汗颁布的法典中，蒙古人杀死一个汉人，只需赔偿给死者一头驴子。这种不公平正是战争状态的一种最清晰证明，因为只有在战争中，正义是不在现场的。

　　

　　从700多年前的《大宪章》开始，直到300多年前的英国光荣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乃至整整100年前的中国革命，在世界各地风起云涌的宪章运动中，《权利法案》、《人权法案》、《独立宣言》以及《五权宪法》等等，如一只只擎天的火炬，在历史的黑暗中照亮了人类前进的道路，也反映了充满野心的征服者“以一独夫而奴役天下”的丑恶嘴脸。但更多时候，人类社会常常会出现“逃避自由”的状态，正如托克维尔对当年法国社会的感慨——人们并不是热爱自由，而只是憎恨主子。

　　

　　人类进入理性时代的最大成果就是法律的诞生。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为人类找到了打开暴力与奴役的枷锁的金钥匙。《论法的精神》充分体现了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智慧——“好人”和“圣人”是不可信任的。法律的力量使人类第一次不再相信杀戮和暴力。在战争和奴役之外，人类找到了一条通往自由幸福之路。基于公民陪审团的法律体系，使一切罪恶和邪恶第一次被阳光下的正义力量战胜。在法律的鼓励下，人类第一次走出暴力和恐怖的镇压与奴役。

　　

　　五

　　

　　在现代社会，一个基于全体公民同意的法律体系是区分野蛮与文明的唯一尺度。所谓野蛮，就是没有法律，没有正义，没有公平，只有暴力，只有恐怖，只有奴役；所谓文明，就是摆脱了暴力与战争。少数人的权力终于被多数人的权利所颠覆，这就是文明的胜利。与文明相反，野蛮状态就是一种战争状态，它是暴力征服的延续，它以权力的奴役方式呈现，因此不存在什么公平与正义，一切只基于你是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对一个征服者来说，他天生就是胜利者，一个永远无法战胜的胜利者，他总是对的，而且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对一个被征服者来说，他天生就是罪犯和弱者，是被镇压和被奴役的对象。只有在他驯服、卖力和奉献的时候，他才体现出那么一点点“螺丝钉”的价值，否则，他“像屁一样”什么都不是。

　　

　　一个被征服者应当是一个驯服的被奴役者，否则就是威胁社会破坏体系的危险罪犯。这种判决并不需要借助任何法律，任何一个懂得维护集团利益的征服者，都可以做出同样的判决。因此，在这种权力语境中，不存在正义和公理，只有立场和利益。

　　

　　300多年之前，一个“弓马取天下”的游牧暴力集团仅以数万八旗子弟就征服了亿万中国民众，然后就开始了长达260多年的镇压与奴役之路。“八旗”精神始终被奉为最基本的思维模式——一切为了征服。

　　

　　当征服已经完成之后，奴役就成为一条永无尽头地道，无数人类默默地向历史深处掘进。无论所谓的聪明人还是奴才，人们已经像女人一样习惯了被征服，像牛马一样习惯了被奴役。人们以为这就是和平。失去自由与失去生命是奴役与杀戮最大的不同，但它们都是战争的结果。奴役与杀戮一样都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并不能因为它看不见鲜血就否认它的邪恶。

　　

　　不可忘记的是，奴役与杀戮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没有杀戮就没有奴役，杀戮的威胁和恐怖是奴役存在的前提，而杀戮又是奴役的极端表现。因此杀戮一次次地在奴隶身边再现，提醒健忘的人们不要“得意忘形”。

　　

　　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写道：“从历史上看，只要人类一天还满足于以另一个敌人去攻斗一个敌人，还满足于在多少有些有效保证足以对付主人的暴虐的条件之下，便由一个主人来统治自己，他们就还没有使自己的渴望超越这点以外。”在人类历史上，被奴役者总是期望征服者可以放下自己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身段，以可怜和同情的善意，取得与被奴役者的和解，实现一个融洽和平的大同世界。无数的明君情结和清官情结就是这种唐僧般的愚夫精神的典型反映。人们常常忘记隐藏在道貌岸然的文明之下战争本来面目。事实上，人类现实中的许多谜团只有在战争模式中才能得到彻底的解答。

　　

　　六

　　

　　在《自愿奴役论》一书中，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人文主义者拉波哀西曾提出一个问题：“我只想弄清楚，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乡村，这么多城市，这么多民族常常容忍暴君骑在自己头上。如果他们不给这个暴君权力，他原不会有任何权力”。况且这个暴君“多半来自全体人民中间最胆怯和最软弱无力的人。这种人并不习惯于真正上阵交锋，倒是习惯于比武场耍弄花招。他不但不能治理别人，就连他自己也是由百依百顺的妇人来侍奉”。

　　

　　在拉波哀西看来，要想改变这种受奴役状态，甚至不需要“战而胜之，只要国人都不愿受奴役，自然不战而胜。不必剥夺他什么，只要不给他什么就行了。国人无须为自己做任何努力，只要自己不反对自己就行了”。因为从根本上，“是你们自己使他变成现在这样强大，为了造成他的伟大，你们不惜牺牲生命。他唯一的优势还是你们给了他的，那就是毁灭你们的特权。只要决心不再供他驱使，你们就自由了……只要不去支持他，他将会像从下面抽掉了基础的庞然大物一样，由于自身重力塌陷下来，就会被砸得粉碎”。

　　

　　然而，拉波哀西却绝望地看到：“人民丧失了理解力，因为他们再也感觉不到自己的病痛，这就已表明他们是奄奄待毙了。甚至现在的人，连热爱自由也觉得不自然。……人们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自由，所以要唤醒他们把自由收回来，是困难的。他们甘愿供人驱使，好像他们不是丧失了自由，而是赢得了奴役”。

　　

　　拉波哀西分析说，“人们最初是受迫才供人驱使的。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就再也看不见自由，他们已经无所遗憾地供人驱使了。他们自愿地完成着他们的前辈只是由于强迫才去做的工作。所以，生于羁绁，长为奴隶的人，都把他们出生的环境，当作自然状态。竟然从来不愿意看一看自己的遗产证书，以便弄清楚他是不是享有了全部遗留给他的权利，人们是不是从他自己身上或者他的前辈身上剥夺了什么东西。”

　　

　　拉波哀西最后断言道：“暴君没有爱过，而且也不会爱任何人。友谊是神圣的名词，是一种神圣的感情。只有正派人才能建立友谊，也只有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友谊才会发展。它不是靠恩惠，而是通过正直的生活才能维持下去。”

　　

　　七

　　

　　毫无疑问，暴力是所有动物的本性，人类社会同样沿着暴力的轨迹进化，这一进化的过程被称为文明。在早期国家中，暴力逐渐演化为权力，暴力实现征服，权力实现奴役。但是，仅有权力是不可能存在的，或者说，权力必须依赖于暴力才能生存。因此，国家的创立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暴力发展为权力的过程，权力是暴力的潜伏状态，暴力是权力的显现状态。

　　

　　早期国家依赖于暴力和权力运行，准确的说，这是一种专制恐怖的极权社会，所有的权力均来自原始暴力，权力在统治者之间进行分配，权力集团实行暴力共享。极权社会的国民是作为被征服者诞生的，最终沦为被奴役者，成为权力集团的俘虏和战利品（家畜）。这种权力的形成来自暴力，而它的维持同样来自暴力。虽然欺骗和洗脑也常常奏效，但只有成功的暴力镇压才能维持一个理想的和平的权力状态。

　　

　　权力为了实现掠夺，常常不择手段，更不用考虑民众的利益。一般情况下，垄断一切资源的权力会用谎言来欺骗，因为这样的成本最低。对它们来说，信用本身不构成任何成本，正如民众本身不构成任何成本一样。如果谎言被识破，欺骗失效，那么暴力就被毫不犹豫地推上祭台，权力集团恢复其征服者的本色，向民众宣战。好无组织、擅长进行财富生产的民众面对组织完整的“暴力专家”，这场战争的结果可想而知。

　　

　　现代社会最大的贡献在于消灭了暴力和囚禁了权力，或者说，是消灭征服与奴役，所有的现代国家都是公民国家，公民成为国家主体。现代国家的基础就是全民共识——法律，这种基于文字的法律成为所有权力的合法来源，从而实现了去暴力化。与极权国家不同，现代国家以技术官僚取代了传统的暴力分赃色彩的权力集团，而且这些官僚全部来自公民的逐级选聘。这种来自公民授权的权力是极其有限的，被彻底消除了暴力色彩，权力从传统的暴力镇压改变为文明的技术服务，这就是现代社会的进步，即所谓现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