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是經濟殖民地為落後國家設置的圍欄用以防止低收入國家擺脫被剝削的命運。 只要把出口導向轉為內需導向， 中國就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

看中國如何突破傳說中的“中等收入陷阱”
占豪
自中國人均GDP達到5000沒有左右之後，關於中國將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就甚囂塵上。最近，由於清華的一篇演講稿更是引發了輿論對於“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在這次演講中，作者給出了五個方面的解決措施和建議，現將這五個方面內容羅列如下：

一是農業改革，減少對糧食的全方位補貼，鼓勵農產品進口。作者認為，中國人總有戰爭思維，認為一旦發生戰爭，我國當前大量進口農產品會被阻斷，但他認為即便發生戰爭，也能靠“換草退耕、還濕退耕”來保證農產品庫存。因此目前應鼓勵農產品進口，才能進一步轉移農村的勞動力，彌補製造業、服務業的勞動力短缺，使工資增速低於生產率的增速。

二是戶籍改革，要從法律的角度，打破遷戶口的障礙，讓各地允許租房落戶。他說，國務院於2014年7月頒布的戶籍制度改革文件，截至目前為止只有14個省市出台了落實方法，但人們最願意落戶的省份卻沒放開。因此，為了打破勞動力流動的一些阻力，國家要提供教育、醫療等資源，讓轉移的人口真正穩定到城市裡面去。

三是在勞動關繫上，不能像歐美國家，員工以區域或者行業為單位進行聯合，與雇主強勢地談判。要讓企業和員工個體決定，增加就業的靈活性。

四是土地改革，農村建設用地（分為宅基地、工業用地、集體的經濟用地）交一筆錢以後，就能像城鎮土地那樣流轉。在土地交易的過程中，政府不能徵地拆遷，而由農民應自主決定，並和買地的一方談判，怎麼再就業，怎麼交社保領社保。

五是在社會保險的問題上，要劃撥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以適當降低社保費率，真正建立“多交多得”的機制。因為1997年以前，社保制度沒有建立起來，國企職工沒有繳納養老保險，只有靠劃撥國有資本才能解決之前未交部分的虧欠。而目前的社保制度的給付、收繳、投資收益及替代率等比率必須做出相應調整，不然我國將過不去即將到來的快速老齡化。

這五個方面措施，個人同意第二條關於戶籍改革的一些措施建議，同意國有資產擴大劃撥社保規模的措施建議。對第一條，個人認為不妥。

事實上，關於糧食安全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就有過明確論述，糧食安全要靠自己。在當今世界，大國博弈已越來越激烈，俄羅斯和美國已劍拔弩張，美國圍堵中國也在不斷加碼，在這種大背景下，和平發展雖仍是大趨勢，但不能絕對排除世界發生大的戰爭。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顯然不能將糧食安全寄予外部。否則，一旦出現意外，後果將不堪設想。

個人認為，關於糧食安全，主糧必須以自給為主，這也是過去10多年來中央政策的核心。為此，中國不惜放棄了大規模的大豆種植。我們的農業改革，需要從小農生產向大生產過渡。如今，這種改革各地都有試點，正在有條不紊推進。但是，從根本上說，絕不能動十八億畝耕地的紅線，這是糧食安全保證的紅線。至於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問題，完全可以通過耕地的有秩序流轉、承包方式的調整以及成立農業合作公司的方式，來實現機械化的大生產，從而解放農業生產力到城市。若以國家糧食安全換取城市勞動力的階段性增加，這個風險、代價都太大。而且，就刺激經濟而言，這個措施也太簡單了。如此改革，必會造成農村大量耕地的流失，大量工業為節省成本會轉移到農村侵占耕地，並因此危及到我國糧食安全。另外，保證糧食安全的手段還有，通過構建國際糧食交易的期貨和現貨市場，通過控制糧食的定價權和交易權，來換取糧食多層面的安全，這是另一個範疇的事，這裡暫不展開。

第三條也值得商榷，這和前幾天習總書記所提出的執政黨要依靠工人階級的思想是不一致的。更為重要的是，在我國正在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同時，通過降低工人與資方的談判籌碼來換取低人力成本，從而提高產品在國際上競爭力辦法，不但不會幫助中國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恰恰相反會延緩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升級，從而促使中國進入“中等收入陷阱”。

沒有高收入，如何有高消費？沒有高消費，如何調整經濟結構？而如果依然是以壓低人力成本的方式來降低產品成本以提高產品競爭力，其結果是產業升級會放緩，企業危機意識會淡化，隨着環境成本、經濟運行成本的不斷提升，企業又沒隨着趨勢進行產業升級，最終則必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這既不符合經濟發展規律，也不符合執政黨依靠工人階級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的思想，個人認為辦法不可取。

關於第四條，個人認為也值得商榷，因為農村土地普遍是集體所有制土地，這些土地的所有權屬於集體，這與城市的國有土地是兩個概念。如果這些土地可以隨意流轉，很多農民會因為各種原因想趕緊把土地換成錢，這樣就構成了初期農村土地供過於求的情況，農地價格開始會被壓得很低。在這種背景下，資本可能會藉機大肆收購農村土地。如此持續數年，農村將會有大量土地囤積到資本手裡，這會使得農地逐漸成為稀缺資源，到那時，農村生活、生產成本會因此大幅提高，大部分利潤會被資本以地租的方式拿去。如此，農村經濟將可能陷入困境。

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卻不從中掌控，政府財政收入又從哪裡來？政府沒錢，農村基礎建設投入又怎麼辦？如政府沒錢投入到農村基礎建設，農村經濟又如何發展？退一步說，政府若舉債投入農村基礎建設，因為基礎設施條件提升，農村地價會上升，資本早期收的土地會大幅升值，資本不但有大幅的土地資產溢價，還會通過地租的提升將經濟最重要的成果拿走。然而，政府所舉之債卻老百姓要負擔的，如此結果是貧富差距將被快速拉大，農村經濟因此可能陷入崩潰。

當然，這麼做的好處是，失去土地的貧窮農民，只能進入城市後在鄉村企業務工，企業勞動成本會因此大幅下降。但這麼一來，經濟轉型、產業升級又怎麼辦？

就短期而言，相關建議也的確能解決眼前幾年的經濟增長問題，因為突然釋放出來這麼多資源出來，投資成本低了，投資積極性高了，GDP增長自然在短期內就快了。然而，問題在於，數年之後經濟會面臨更大的問題。更關鍵的問題在於，這幾年的經濟增長恐怕並不能讓中國脫離中等收入陷阱，因為整體GDP的上升提升的是極少數人的收入，大部分人的收入可能因此更低，到時候社會都可能不穩定，又哪裡能突破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呢？而且，由於更大的環境成本、社會成本和資源進口成本，接下來經濟會陷入紊亂，最終必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基於此，我們應該對該問題進行一下再思考。

那麼，中國到底該如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要想突破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我們就必須搞清楚什麼是“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銀行《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的概念，基本涵義是指：鮮有中等收入的經濟體成功地躋身為高收入國家，這些國家往往陷入了經濟增長的停滯期，既無法在工資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製方面與富裕國家競爭。譬如，像智利、馬來西亞、阿根廷以及東亞和東南亞一些國家等，在20世紀70年代均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這些國家仍然掙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發展階段，並且見不到增長的動力和希望。所以，世界銀行把這個很難突破的“瓶頸”稱作“中等收入陷阱”。

不過，在占豪看來，世界銀行所提的這些東西，都是表面現象，根本未談到實質。也就是說，它只是說了現象，到底這種現象背後的邏輯是什麼根本沒解釋。是大家真的都不清楚？恐怕未必。很可能是，有些人知道不說，而更多的人是完全不清楚、不明白。

那麼，所謂“中等收入陷阱”背後是什麼呢？

在占豪看來，這背後是資本的壟斷、科學技術的壟斷、資源產品定價權壟斷、金融資產定價權壟斷等一系列因素而引發的，絕不是通過降低人力成本或土地使用成本就可以解決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過去，西方經濟學家開出的藥方為什麼都不對症？那是因為他們根本就不願意讓相關國家突破所謂“中等收入陷阱”。關於這一點，我們看看過去幾年西方經濟學家給中國開的藥方都是什麼亂七八糟的，就知道西方對此不安好心。

過去幾百年的發展，使得西方擁有在資本上的整體壟斷權。這種權力，可以讓西方根據自己的需要，隨意轉移自己的投資目標國。當這個國家的人力、土地、環境、社會成本都比較低，適合低成本投資時，這些資本會進入這個國家投資，相關國家經濟上升，收入增加。然而，隨着收入的上升，生產成本開始增加，當增加到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時”，西方資本就會因為生產成本的提升而撤離相關市場。一旦撤資，相關國家投資減少，經濟活力下降，自然收入就難再增加，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瓶頸自然就難以突破了。

由於工業革命最早發生在西方，過去幾百年西方積累了對世界其它地區的絕對技術優勢，這種技術優勢使得他們所生產的產品附加值大幅增加。產品附加值增加，人均國民收入自然就高。相反，相對落後的國家由於技術落後，只能做一些低端產業，低端產業技術含量低，誰都能做，產品競爭力弱，利潤薄，人均國民收入自然就低。

在落後國家與發達國家交易過程中，發達國家由於具有技術的壟斷權，擁有對產品的絕對定價權，於是諸如過去我們8億件襯衫換一架波音飛機的事情就自然地發生了。做襯衫的人均GDP怎麼可能和做飛機的人均GDP相比呢？在這種本質不公平卻被稱作公平的所謂市場公平的交易下，落後國家發展的利潤自然就被發達國家給盤剝走了。

有如此背景，落後國家又如何提高人均GDP呢？何況，西方還通過知識產權對技術進行了壟斷，只要你用的是他們的落後技術，它也依然可以收高昂的專利費以實現不勞而獲。在這種情況下，發展中國家的國民收入到了一定階段，自然就無法突破了，自然就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了。何況，低端生產還會帶來大量環境問題，環境成本的上升最終會使得相關國家經濟的生產收益變為零甚至變為負，相關國家自然就會爆發經濟危機。

西方建立了完善的資本市場，擁有對各種資源的定價權，特別是美元、歐元作為全球商品貿易的主要結算貨幣，他們可以調整貨幣價格這把尺子和通過大宗商品市場的炒作來將更多投資的利潤留在西方經濟體內。這樣，一方面掌握貨幣價格、一方面掌握商品價格，同時還掌控資本流向，這自然就可以控制任何相關國家的經濟發展。他們只需要通過調整這些市場的各種商品價格，就能把相關國家發展的大部分成果據為己有。

剩下最後的利潤，人家也可以通過發達的金融體系，把這些錢吸引到自己國家的資本市場中為自己所用。實在對方有錢了又不能為己所用，那就發起金融攻擊，通過金融洗劫的方式把發展的利益掠奪走。不讓掠奪？大膽，太不聽話了！直接飛機導彈伺候！

由上述問題我們可以看出，要想突破所謂“中等收入陷阱”，不能看表面，必須探尋本質。靠降低人力成本，靠降低土地成本，靠惡化生態環境，初期做原始積累時可以，但想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占豪看來，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只有一個辦法：繼續提高人均GDP。既然到了瓶頸，又如何提高呢？兩個途徑：一個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另一個是提高產品附加值。

這兩者，實質上是通過一個途徑實現，即：產業升級！通過產業升級，通過機械化、智能化的大生產，生產效率才可以提高；通過更高的產品工藝和更高的科技含量，提高產品的附加值，也就可以提高單產品的利潤。所以，現階段再搞什麼降低人力成本、土地成本什麼的，顯然是不行的，就一個辦法：產業升級（產業升級也包括品牌升級）！

看遍全世界，為什麼發達國家大部分都是西方國家和親西方國家或地區？根本原因在於，只有那些發達國家將技術轉移到相關國家，相關國家才能因為產品附加值的上升而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只有相關國家親西方，讓西方認為是夥伴他們才願意轉移技術；只有那些人口少、資源多的西方盟友國家，才能借西方控制資產價格而大發其財，才能通過賣資源品來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只有那些西方小國，自己本身就在西方經濟體系中，才能不用什麼技術升級，就能在西方經濟分工中謀得一席之地，從而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譬如歐盟小國。

中國是大國，人家天天喊着“中國威脅論”，所以中國必須立足於自己才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發達國家絕不希望中國這個龐然大物成為發達國家。這就是我們必須搞自主創新，必須產業升級，提升產品附加值才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當然，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絕不止於此，占豪認為我們還要干如下幾件事：

一、在產業升級的基礎上，加速城市化。

產業的升級一方面是生產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是單產品附加值的提高。生產率的提升會節省大量人力，如果不解決冗餘勞動力的生計問題，就必然面社會臨失業的困境，那社會貧富差距會因此快速拉大，社會穩定就沒有了，發展更無法突進。怎麼辦？加速城鎮化，通過城鎮化來擴展社會大生產的更細分工，通過更細社會分工來提升市場需求，如此可增加服務業，也就能增加就業。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自然也就水漲船高。

如此一來，一方面是生產率的提升，一方面是單產品附加值的提升，再配上社會分工不斷深化，社會需求的不斷增加，整個社會的人均收入自然就提高了，生活水平也就跟着提高了，“中等收入陷阱”自然也就突破了。

二、構建多層次金融、資本市場。

光有工業是不夠的，擁有資本的力量才能真正成為發達國家。對中國這個大國來說，一切都不能靠外來，必須獨立自主。所以，對中國來說，就必須建立完善的金融體系，多層次的大型的資本市場。

通過構建完善的金融體系，可以提升我國對資本的控制能力和資本對外輸出能力，在國際上擁有資本話語權，如此才能獲得公平交易的機會。與此同時，還要有對股權、資源產品等擁有定價權。只有這樣，中國才能成為真正的資本大國，經濟大國，才能不被“剪羊毛”。而這，除了需要中國資本體系完善之外，還需要中國加速人民幣的國際化，因為貨幣才是資本放大效應之源。

三、加速科技創新。

如何突破產業升級的瓶頸？一條路：科技創新！只有不斷加速科技創新，才能讓我國的工業品進入高附加值的產品領域，才能加速提升我國的人均生產率。所以，科技創新，科技進步，才是提高生產力的重要動力之源。別想別的，加速科技創新是我國當前需要干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國家應大力扶持創新。

四、收入分配的調整和社會保障的提升。

經濟結構轉型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政府要做好收入分配的調整，因為只有讓收入結構變成橄欖型，我國的經濟才能進入良性循環。如今，我國基尼係數基本與美國持平，整體很高。之所以我國沒有爆發社會危機，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中國經濟仍在高速發展中，這讓社會還能看到希望；另一方面是，中國廣大農民都有土地，至少他們都基本吃穿不愁。若非如此，中國社會恐怕難以承受當前的貧富差距，社會早已陷入動盪。

基於這些因素，中國只有解決好收入分配問題，讓中低收入者收入提升，消費才能提升。同時，只有社會保障的提升，才能激活百姓的消費積極性，才能真正讓經濟進入良性循環當中。當然，如果繼續闡釋，在細節上我們可以探討產業轉移、資本輸出、大國戰略與這些具體措施之間的關係等等，但限於篇幅，我們到此為止。

最後，還想強調一點，我國要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必須從上到下萬眾一心，必須從國家戰略層面的大視角去觀察和分析問題，必須要讓老百姓享受到改革的好處，必須要通過提高生產效率和產品附加值從而提升人均國民收入，才能最終實現對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突破。

更徹底地說，如果這一切我們都做得好、做到了，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就不會存在。只有裹足不前，缺少創新動力，才有“中等收入陷阱”的產生，也才會不得不面對“中等收入陷阱”困境。中國若做好“一帶一路”戰略，做好內部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做好收入分配改革，做好科技創新，哪裡會有什麼“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最可怕的陷阱不在現實之中，而在於人心之中！心中有立足於人民群眾的堅實發展之心，則陷阱不存；心中無立足於人民群眾的堅實發展之心，陷阱必來！破迷障，靠智慧，靠群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