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占领股东大会的艺术之三: Symantec”[1]中，介绍自己2012年“代理老战友John Chevedden宣读第4号公司治理提案”后，觉得“ Symantec不具有重要的世界战略价值，我决定撤离对Symantec的占领。”但是，随着网络威胁的事物变得越来越重要，我购入了这家世界第一大网络安全公司的股份，于去年11月6日提交了设立国际政策委员会的提案。Resolved: shareholders recommend that Symantec Corporation (the Company) establish an International Policy Committee with outside independent experts to oversee the Company's policies and practice regarding environment, human rights,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gulation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issues that may affect the Company's operations, performance, reputation, and shareholders’ value.

今天，我汲取上次的教训，提前两个半小时出发从旧金山湾区东北开往西南，在会前十几分钟赶到公司，被引入会场第一排入座。这一次，公司没有像上次那样如临大敌，连Rules of conduct会议行为规则也没有准备。

会议开始，我巡视会场，除了九个董事外，有十来个公司主管和员工，加上几个股东，总共不到三十人。几分钟以后，就轮到我宣读提案。除了去年提交的书面内容（天安门事件、日本的军事化和中国的民族主义等对公司业务的关联），我还引用几天前纽约时报对公司“全球政府事务”副总裁的报道[2]，说明设立国际政策委员会的重要性。一个亚裔女性代表公司列举反对我的提案的理由。

CEO做完公司业绩报告。一个面熟的股东抱怨股价下跌，另一个股东也质疑公司的业绩。第一个提问的股东又发言批判到：网络威胁越来越多，为什么我们公司反而生意越来越少?卖掉的80亿美元储存业务要不要分给股东？

我刚入会场时，有一位董事女士向我致意，与别的铁面董事不同。会议结束后，我与她交谈，表扬董事会声明中的积极反应，她也感谢我的提案的价值。原来她是退休的空军将军，我们又随意谈到美国的军事、外交现状。很难得遇到这样的场合，幸好我这次翻出好久没穿的西服前往。

 初步统计表明，我的提案没有通过。这是预料之中的，因为提案的最大成果是用政策推动公共教育，并得到董事会的声明中的政策承诺和哪怕是微小的改进。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5年11月3日]  

[1] 赵京，2012年10月23日。

[2] James Risen, Battle Heats Up Over Exports of Surveillance Technology, New York Times, October 31, 2.15. http://www.nytimes.com/2015/11/01/world/middleeast/battle-heats-up-over-exports-of-surveillance-technology.html?smid=fb-share&_r=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