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过去几十年世界经济的四个大事件

　　说今天，看未来，我们需要知过去。过去几十年来，有四个大事件不可忽略。

　　第一个大事件是IT革命;第二个大事件是柏林墙倒塌，众多前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转轨市场经济;第三个大事件是西方世界民主政治的推行;第四个大事件是凯恩斯主义的盛行。

　　IT革命使得供给端更有效率，而柏林墙倒塌，前社会主义国家转轨市场经济则使得二十五亿廉价劳动力融入到世界市场，这二者共同稳定了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和商品价格，使得美国扩张货币而没有通货膨胀;没有通货膨胀美国于是可以继续扩张货币，因此有了长达十几年的接近零利率的货币政策。不仅仅是美国，整个西方世界都实行低利率政策。日本最为典型，差不多整个二十年都实行接近零利率的货币政策，然而经济并没有通货膨胀，甚至还表现出通货紧缩，以致货币理论大师弗里德曼对于自己的货币数量论都产生了怀疑。

　　说到货币过度发行，其实没有通胀仅仅是过度发行货币的有利条件，超发货币背后的激励机制则在于当今世界的政治体制。当今世界，各国领导人都不是终生制。在这样的制度约束下，政治家们考虑短期一定胜于长期的。能够超发货币而没有通货膨胀，任何人都会超发。超发货币和财政赤字背后的逻辑其实是一样的。今天，欧洲闹出主权债务危机，美国的财政赤字也成大问题，原因也都在于当今的政治体制。当看到超发货币时，就要想到财政赤字，而看到各国的财政赤字，又想到超发货币。本来是一个问题的东西我们不应该看作是两个。

　　民主有一万个好处，但是也有一个坏处，就是领导人会讨好选民。今天西方世界福利主义盛行，财政赤字高得令人咂舌，就是民主的代价。当然，我没有说民主就不好了，只是我们要知道凡事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民主制度也是有其有利和不利一面的。我也没有说非终生制就不好，只是非终身制也有它的不利的一面。没有什么奇怪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民主无容置疑是好东西，但是民主的问题是深学问，不是那么简单。什么事情应该投票，什么事情不应该投票，又该以怎样的程序来组织投票，都不是简单的问题。民主制度在西方世界普遍、持久的推行，这对于世界经济其实是一个重大约束。

　　无疑，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个理论的最大问题，是对于经济波动的原因与性质没有从根本上弄清楚，只是从表象出发就开始了经济分析。这个理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只看到了宏观调控的好处，却没有把宏观调控的代价纳入到分析之中去。因为凯恩斯主义的盛行，整个西方世界出现了寅吃卯粮的状况，这是需要我们重视的又一重大约束。

　　二、经济波动的原因与性质

　　问个傻问题：一百年前，人们一顿吃几碗饭?大约两碗吧。今天人们一顿吃几碗饭?还是大约两碗。这带来一个有趣的话题：假设今天的经济结构(产出结构和消费结构之总称)还是如一百年前，那么会是怎样的后果?答案是：一定会生产过剩，通货紧缩。因为什么?因为今天的劳动生产率高出一百年前不可以道里计。同样的资源，生产出的将是吃不完的粮食。今天我们30小时便可以生产一台汽车，但这样一台车我们可以开多少年?少说十多年。

　　是的，这是一个生产能力超过了消费能力的时代。然而为什么生产过剩、通货紧缩并没有成为经济的常态?恰恰相反，虽有波动，但人类是在近、现代才真正进入了高增长时代。

　　原来，说生产能力超过消费能力，是说人类对于同一产品和劳务的需求是有限度的。但是当新产品和劳务被发明的时候，又会形成新的需求，就不能说生产能力总是超过消费能力;人(对新产品和劳务)的欲望永无止境。是故与经济持续增长相伴随的一定是产品和劳务的极大丰富，与经济持续增长相伴随的一定是经济结构(产出结构和消费结构之总称)的改善。

　　当新的技术发明了，新的产品和劳务出现了，就会形成投资，产生就业和收入，收入的增加又会带动消费和新的投资与就业，经济于是走向繁荣和高涨。新的市场的发现、城市化、工业化，一切新的增长机会都会以这样累进叠加的方式制造经济繁荣和高涨，但是经济最终又都会因为生产能力超过消费能力以衰退和萧条而告终结。反过来也一样，经济在走向衰退和萧条的过程中也有累进叠加效应，人类经济就是在这样的循环往复运动中螺旋式增长的。

　　这种累进叠加效应决定了经济在向上走向繁荣和高涨的过程中容易形成泡沫，经济在向下走向衰退和萧条的过程中也容易发生过度调整。这也意味着政府利用需求手段进行一些干预是必要的，但是干预只是要消除累进叠加造成的过度调整，不可以企图通过政府人为制造的需求永久地解决掉生产过剩的矛盾。经济向上或者向下做调整，不是经济现在出了问题，而是经济过去出了问题。调整其实是经济自我康复和修正的过程，不能不让经济康复和修正。

　　这就是经济波动的原因与性质，企图用需求管理去烫平经济周期，乃是无知无畏的感情冲动。说到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不能不让人想到我们的治水。大家知道，在河南境内的部分地区，黄河河床甚至高出地面三层楼。这就是我们的治水办法：水来了，就加固堤坝，加高堤坝。我们骄傲得很，人定胜天，治理了水患。可是问题在于，我们不可能把堤坝垒得下游高过上游吧。总有一天，堤坝是不能再加高的，但是那一天，老天却还会下大雨的，怎么办?一切凯恩斯主义的救市措施所做的不过是重复治水的把戏，所做的只是把矛盾进行转移;一切凯恩斯主义的救市办法也只能是把眼前的这种性质的困难转化成未来的另一种性质的困难。无非是用今天的少失业换明天的少就业，用今天的产出少减产换明天的价格多上涨。

　　三、特定条件下的非常态高增长

　　货币扩张，当然会带来短期的高增长;赤字财政，福利主义，把未来的钱叠加到现在花，当然会产生短期的繁荣。正是这些因素的累积作用，成就了世界经济过去二十多年的高增长。问题是这个趋势能够持续吗?过去的短期政策，是不是到了长期必须要支付代价的时候了?

　　今天，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剩余劳动已接近用完，以不变价格获得无限劳动供给已无可能;短期里，也看不到能够替代IT革命的技术革命。今天，过度发行货币而没有通货膨胀的时代已经去而不返了。所以，差不多还在金融危机之中，大宗商品价格就已经轮番地大幅上涨。

　　本来，当今世界只有极少数国家在极少数的年份存在财政赢余，其余都是负债经营。特别是欧洲国家，由于高福利政策，政府的负债水平已经高上了天。金融危机后，各国又都实施庞大的刺激计划，但是钱从哪里来?不能完全依靠发货币了。说过的，现在再超发货币，无可避免地要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于是还得依靠发债。但是发债也遇到了债务的极限。

　　量入为出本是一个基本的财务纪律，不仅个人和家庭应该坚持，国家也应该坚持。但是凯恩斯主义者主张不用遵循这条财务纪律，并把这条纪律视为是古典主义者的保守，全然不知道他们的政策主张其实是在透支未来;政客们心怀花钱的冲动，根本不顾他们是在透支未来。如此这般，凯恩斯主义者和政客们一道狠狠地玩了一把治水的把戏。这个把戏并不新鲜，跟传销、非法集资没有本质的区别，但却没有人识破。所不同的，只不过就政府来说，参与者多，可以把这个借新钱还旧钱的把戏玩得更持久。从1930年算起，这个把戏玩了80年。

　　世界已经透支了太多的未来，这个治水的把戏终于玩到了尽头。扩张货币，当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时，因之带动的经济扩张就再也不能为继了;赤字财政，当赤字占GDP的比重达到了无以复增的地步，因之而起的经济繁荣就要走上回归之路。所以我说，华尔街金融危机不仅是金融危机，同时也是经济危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不带经济危机性质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不是经济现在出了问题，而是经济过去出了问题，是经济强制性的自我康复和修正。

　　即使在金融危机中，一些国家已经不得不紧缩财政了。希腊得到了欧盟的救助，但却是以紧缩财政，减少预算赤字为条件。英国也开始了紧缩措施。据说，德国早在去年就已经在国内通过预算法，要求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到2016年不能超过0.35%，到2020年各州都不能有预算赤字。个人和家庭，也不得不紧缩开支。金融危机是深刻的教训，过去借钱消费、超前消费的行为方式已不再时髦。美国的储蓄率已经开始上升，负储蓄率状况正在改变。危机中实施财政紧缩无疑是痛苦的，也不可能靠一两年的紧缩就可以恢复健康的财政状况，未来人们会更加重视财务纪律。这带来我的一个基本判断：过去二十年，世界经济其实是一种非常态的高增长，未来世界经济将从过去的非常态高增长恢复到常态的增长。

　　四、西方世界的困难

　　无疑，紧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法国只是要减少一点福利，增加劳动市场的弹性，就遭到了工人的罢工反对。希腊财务状况恶化到了国家破产的边缘，民众竟然集体反对紧缩措施。

　　可是，继续扩张需求的政策已经不能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了。扩张需求如能刺激经济，倒也没有问题。问题是，当今的世界经济并不是简单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而是存在重大结构失衡的问题，决不是需求管理可以解决的，不但不能解决，反而可能会加剧结构失衡。

　　华尔街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失业率高达10%。奥巴马政府和美联储货币当局希望通过扩张货币来刺激经济，增加就业，但这根本不可能做到。美国大幅扩张了货币，也安排了巨大的财政刺激计划，但如今失业率还是高达10%。政客们似乎不明白其中道理，或者明知其中道理，偏偏要歪曲事实，说什么人民币汇率低估了，中国人抢占了美国工人的工作岗位。

　　名义汇率可以低估，但由于没有价格和工资管制，实际汇率怎么可能长期低估?这个道理，有那么高深吗?况且，就算人民币汇率低估了，人民币升值后，美国的贸易逆差会因此而改善吗?美国的就业会因此而增加吗?不会的。因为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美国根本就不可能生产。升值不多，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可能不减反增;升值多了，无非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转变成对印度、越南的贸易逆差。二十多年前，美国就说日元低估造成了世界经济失衡。在美国等国家的压力下，日元大幅升值了，但是世界经济失衡却没有得到解决。如今美国又说人民币低估造成了世界经济失衡。人民币升值后，世界经济仍然失衡，那是不是印度元、越南元又低估了?这是那门子的逻辑，美国等西方国家是不是该好好反思一下自己?

　　不是说世界经济没有失衡，而是失衡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中国，而在于西方国家。柏林墙倒塌，二十五亿廉价劳动力融入到世界市场，按说西方国家的高福利、高工资是不能维持了。然而过去二十年，由于来自发展中国家廉价制造品对于物价的抑制，西方国家的实际工资不但没有做向下调整，反而是上升了。这才是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也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西方国家不去除高福利，不增加劳动市场的弹性，是无法面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的，世界经济是不可能重回高增长、低通胀轨道的。但这样的调整显然不容易。

　　醒醒吧，扩张货币已经不可能真正刺激实体经济了。你在美国，有了钱会在本土投资设厂吗?工资成本那么高，除非是脑袋灌水了。就算在美国本土投资设厂，你也会尽可能用机器替代人，不可能真正增加就业的。即使在中国，有了钱，也不一定就流向实体经济，不一定是就业和产量增加。过去二十年，各国货币扩张的另一个后果，是当今世界流动性泛滥、热钱成灾。流动性泛滥，热钱成灾，但凡供给弹性偏低的产品都容易变为资产。货币扩张带来的将不是就业增长，产量增加，至少主要不是，而是资产泡沫，投机盛行。今天的中国经济，炒股票、炒房子、炒字画、炒邮票、炒大蒜、炒辣椒、炒绿豆，就是这样的投机经济。

　　老实说，我认为西方世界对于柏林墙倒塌，前社会主义国家转轨市场经济并没有做好准备。老实说，我认为直到今天，人们对于经济波动的原因与性质，仍然缺乏正确的认识。我认为，西方有病。西方之病，病在民主政治，病在福利主义。我不是反对民主政治和社会福利，而是要强调：民主体制、选举政治、福利制度如何与审慎财政和稳定货币相协调。假如我们愿意平心静气客观分析，那么此一大难题，才是西方国家今日面临的真正经济政策困境!

　　五、外需对于中国经济至关重要

　　一些人，否定中国的高出口，认为中国的高出口是在补贴外国人。

　　中国的高出口是在补贴外国人么?要看这高出口产生的原因吧。

　　一个人，身强力壮的时候总要做些储蓄以备老来之用。在一个人口结构正常稳定的社会里，中青年储蓄，老年人、青少年消费;当这些中青年老了，他们的孩子又成为中青年，进行储蓄，他们自己、孩子的孩子则进行消费，储蓄和消费始终是协调的。这样的社会，不需要借助国际社会来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可以追求国际收支平衡，可以追求贸易平衡。

　　但是中国社会的人口结构不是正常稳定的状态。新中国成立之后，人口经历了爆炸式的增长，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人口从最初的四万万一跃而增加到十三亿。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在一段时期内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大幅增加。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增加，意味着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相对下降。加之存在人口短时期猛增过程中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制推行，中国社会少儿抚养比远低于正常水平。这就决定了，在一段时期内，中国社会必然呈显著的青壮年特征，必然在整体上呈现储蓄大于投资的局面。作为国家整体，储蓄大于投资就要表现为贸易顺差。因此在这段时期内，中国经济是不可能靠自身维持充分就业下的均衡增长的。

　　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就处在这样的时期。目前，中国经济仍然处在这样的时期。

　　今天，我们享受人口红利愈大;未来，老龄化问题也会愈严重。那个时候，我们的消费率自然会上升，储蓄率自然会下降，经济的储蓄就会小于投资，贸易收支一定会呈现逆差的。

　　不否认中国的高储蓄率有不合理的成分。例如，土地等生产要素国家所有、收入分配中百姓所占比重偏低、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等因素，都会导致低消费率和高储蓄率。但是，把这些因素统统排除掉，中国还会是一个低消费率和高储蓄率的国度。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醒。

　　基本上，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是一个享受巨大人口红利、呈显著青壮年特征的国家在进行储蓄。储蓄，是为了应对未来老龄化的到来。我们获得了贸易顺差，拿它做国外投资，投资收益可以为我们在老龄化时代支付贸易逆差。当然，有了贸易顺差，不意味着就能用好贸易顺差，投资并不总是赚钱的。但谁来使用，如何使用贸易顺差，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能因为我们使用不好贸易顺差，就说贸易顺差本身不好。不能因为我们持有了美元资产，又遇美元贬值，就说我们在补贴外国人。我们拥有的是众多的人口，但是人口本身是不能储藏的，今天人口是资产，可以创造收入，五十年过后，同样的人口还是资产吗?还能创造收入吗?

　　我不是重商主义者，更不是葛朗台式的守财奴，但我反对简单的平衡国际收支的主张，反对简单的平衡贸易收支的主张。尤其反对的，是用汇率来平衡中国的国际收支和贸易收支。教科书强调国际收支平衡，但教科书不是为人口爆炸式增长，而后又强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中国而写的。起点不平衡，终点怎么可以平衡?那样的平衡本质上岂不反而是不平衡了?

　　外需对于中国经济至关重要。没有强大的外需支撑，中国经济很难维持持续的高增长。对此，汇率稳定又至关重要。中国经济是不能承受浮动汇率之重的。今日世界，流动性泛滥，热钱成灾。这制约着我们的汇率制度选择和汇率决定，放任由市场来决定汇率肯定不可取。

　　六、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挑战

　　我们已经指出，外需对于中国经济至关重要。然而世界经济面临结构调整的巨大困难，困难在于西方的基本政治制度。因为这个缘故，世界经济很难在短时间恢复正常增长的。

　　更为严峻的问题则是，西方国家经济不能恢复正常增长，政客们势必要转移矛盾，嫁祸于人。美国、日本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于中国的指责，就是典型的转移矛盾，嫁祸于人。明明人民币升值不可能增加美国的就业，为什么美国还要揪着人民币汇率不放呢?这当然是转移矛盾，嫁祸中国，但是又不仅限于此。今天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这使得遏制中国重新成为美国的利益取向。美国人当然不希望中国穷，因为从穷人那里是赚不到钱的。但正如没有人自愿从大哥的位置退居第二，美国是不愿意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的。

　　可以预期，中美之间、中国和西方其他国家之间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博弈将会长期存在。在这个博弈中，中国无疑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虽然当今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制约、相互牵制，但是美国到底有着印度、越南等其他新兴国家作为替代选择。因为与其他新兴国家存在竞争关系，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我们是很难有盟友的。如果美国动真格要中国在人民币升值与贸易制裁之间做选择，中国很难不让步，虽然可能是一点一点缓慢的让步。

　　中国经济还将面临世界性超发货币的难题。上文已经指出，西方国家超发货币并不会增加他们的就业，这些钱一部分会流向新兴经济体。奥秘正在于此，超发货币于是可以成为西方国家遏制中国的又一手段。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热钱会大量流入中国，从而造成中国流动性过剩、资产泡沫。如此，人民币升值就不仅是危害出口业，向其他新兴经济体让赛了。

　　如何避免以房地产为主的资产泡沫已成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挑战。中国经济不能承受货币扩张之重，否则，流动性泛滥，投机盛行，这对于我们像这样人口众多、资源贫乏、人力资本含量不高的国家势必是灾难。房地产泡沫的又一害处是会剥夺穷人，补贴富人，造成两极分化。因为能够获得资金享受资产泡沫盛宴的不可能是穷人，而只能是富人。房地产泡沫的第三大害处是会增加制造业的成本，长期里将严重伤害制造业的竞争力。房地产泡沫还可能给银行体系造成潜在风险。泡沫最终是会破裂的，泡沫愈大，最终破裂造成的破坏愈大。

　　但是，抑制房价上涨是困难的：其一，土地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很大比重，而地方政府又都负重债运营，这不允许政府动真格打压房价;其二，人民币升值预期短期很难消除，而世界性货币扩张造成的巨大流动性也不容易一下子收回去，这决定了即使中国有意回收货币，也不容易真正减少经济中的流动性;其三，三十年的高增长，产生了巨大的收入，这些收入，总要找一个寄存的地方，就像我们挣了钱，总要找一个抽屉存放一样，然而，中国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都是国家所有，这使房地产成了有限的可以寄存收入的几个抽屉，房价自然很难不高上去;其四，土地政府独家垄断，政府干预银行的能力也很强，具备救市的能力。

　　今天举世都在发展经济，又有众多前计划经济国家转轨市场经济，参与到世界经济的竞争中来，全世界有几十亿的劳动力在参与竞争。一方面，经过这些年的经济发展，我们的劳动成本大幅上升，已经高于好些周边国家，而且制造业在为我们带来高增长的同时，其高污染、高资源消耗的弊端也日益凸现;另一方面，由于不恰当的立法和政策，我们的劳动市场正在失去弹性，这使我们很容易丧失过去赖以发展经济的劳动密集工业优势。而且，中国经济的体制性“投资冲动”和“消费压抑”也还没有解决。这些都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挑战。

　　七、中国经济的政策选择

　　既然世界经济过去的高增长是非常态的高增长，长期里，将回归常态增长，于是我们的外需增长也将回归到常态水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需要参与国际大循环发展经济的大国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约束。开发内需，主要是国内消费需求于是变得至关重要。

　　增加教育投入，提高教育的社会化程度;改革医疗、失业、养老保障制度，增加政府转移支付，当然会增加消费倾向。但是，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要达到使消费倾向有显著增加的程度是不能承受的。短期里，政府可以通过诸如家电下乡、农机下乡等政策来刺激消费，但是这些政策和措施的作用到底有限，而且也不可能持久。向前看，政府再也没有像房地产市场、汽车市场那样的巨大存量需求可以开发利用了。短期里，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投资来增加国内需求，但是长期中，投资又会变成新的供给，而可以形成新的增长点的投资领域并不多。基础设施投资由于大型机器设备的使用，对于增加就业，促进广大中下层人民收入增长的作用也不会显著。要增加消费，核心仍然是增加收入，特别是广大中下层人民的收入。

　　首先，这是一个转轨国家的制度制约问题，而不是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消费倾向不足问题。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所占的比重过高，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国家所有，以及上游产品垄断经营等等严重制约了个人和家庭的收入增长。这些都不是需求管理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要通过改革制度才能解决。但是这些领域的改革再也不可能是帕累托改进了，越来越困难。

　　其次，这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的发展问题。广大中下层人民收入的提高，最终要依靠制造业来实现。然而今天的经济是耐用品经济，其特征是生产能力超过消费能力，为此需要外需吸收我们的劳动密集制造品。外需对于中国经济长期至关重要。现在面临外需减少，这就构成了矛盾。好些人认为农村存在巨大的存量需求可以开发。但实际并不是。追根溯源，不仅农民将来之收入提高依赖于制造业，就是他们既有的收入也是来自于制造业。逻辑上，我们要靠工业发展来让农民富起来，而不是通过农民的消费来吸收工业的巨大产能。

　　当然，克服“投资冲动”也具有必要型。这也需要改革制度，而不是靠需求管理来解决。

　　外需回归，于是需要增加国内消费，而增加国内消费，归根结底需要增加人民收入，这又离不开外需对于我们劳动密集制成品的吸收，经济就是在这样的“怪圈”中行进。为此，维护汇率稳定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目标。给定人民币不得不升值，那么必须选择缓慢升值。

　　给定人民币不得不缓慢升值，而西方国家超发货币不容易停下来，那么资本项目管制可能不得不重新严格起来，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私人所有可能也是必要的政策选项。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私人所有，不仅增加了吸收过量货币的广阔天地，可以有效避免房地产泡沫涨大，同时还可以有效增加民众收入，增加国内消费。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公有而老百姓是富裕的;没有一个国家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公有而国内消费需求是旺盛的。

　　既然世界经济过去的高增长是非常态的高增长，长期里将回归常态增长，与此相适应，我们的外需增长也将从非常态回归到常态水平，那么中国经济必须调低增长预期。是的，无论从需求方面看，还是从供给方面看，曾经8%以上的高增长的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改变。未来中国经济将会告别8%以上的高增长时代，很可能会回到一个7%左右的中速增长时代。

　　八、过去成功不意味着未来也成功

　　最后，我们要特别强调：过去对我们来说是好的事情，随着约束条件的改变可能变成为坏事情;过去对我们来说是成功的事情，随着约束条件的改变也可能变成为不成功的事情。

　　过去，土地国有就未必是坏事。我不否认，土地国有，就会被过度利用，以负地价来招商引资就是过度利用，这不仅使得国民的收入不能随经济发展同步增长，还会使环境遭受破坏，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土地国有在过去的巨大收益。中国拥有的是庞大的人口。人口是资产吗?是资产，但却是特殊资产。这个资产是不可以储藏的。地下的石油、黄金是资产，它们一万年后还是资产，但五十年后人口就未必是资产了。而且人要穿衣吃饭，没有活干，没有衣穿，没有饭吃，社会就会陷于动荡。不仅如此，人在干活的过程中还会通过干中学进一步积累人力资本。这些是就业的收益，我们要充分认识让众多的人口有活干的重大意义。但是仅有人口还不能形成就业。通过土地国有，用负低价有效地吸引了外来资本，把国外资源与我们庞大的人口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有效的就业。这是土地国有过去巨大的有利一面。

　　但是，今天土地国有就很难不是坏事情了。在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国家所有，那么能够吸纳过多货币的载体就太有限了。在一个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私人所有的经济中，每一寸土地都会成为吸纳过多货币海绵。在西方，房地产业可以有泡沫，但是仅仅因为他们土地私人所有，而我们土地国家所有，他们的泡沫就不会有我们大。

　　过去，经济软预算约束、“投资冲动”、“消费压抑”可能不是什么坏事，至少不是那么坏的坏事，因为我们的不能消费的过多产能有美国来消费。美国长期是一个高消费、低储蓄的国度。人们甚至怀着一种骄傲和羡慕的心理把美国人民的这样一种借钱消费、提前消费的生活方式称作美国文化。当然，这个生活方式的建立和维持是有特定制度背景的。这个制度背景，前文已经交待过，这里就不多说了。可以这样说，正是中美两个国家一阴一阳美丽的双人舞，才成就了世界经济过去的高增长，让一个单方面看来不可维持的高增长维持了下来。

　　但是，今天软预算约束、“投资冲动”、“消费压抑”就是大问题了。今天，让美国维持高消费、低储蓄、借钱消费和提前消费生活方式的制度背景不复存在。没有了中美两个国家美丽的阴阳双人舞，软预算约束、“投资冲动”、“消费压抑”就会让经济不能持续高速增长。

　　世界在变，我们的政策选择也必须跟着变。但是哪些改变，哪些不变却考验我们的智慧。

　　作者：谢作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