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過去幾十年世界經濟的四個大事件

　　說今天，看未來，我們需要知過去。過去幾十年來，有四個大事件不可忽略。

　　第一個大事件是IT革命;第二個大事件是柏林牆倒塌，眾多前社會主義國家紛紛轉軌市場經濟;第三個大事件是西方世界民主政治的推行;第四個大事件是凱恩斯主義的盛行。

　　IT革命使得供給端更有效率，而柏林牆倒塌，前社會主義國家轉軌市場經濟則使得二十五億廉價勞動力融入到世界市場，這二者共同穩定了美國製造業工人的工資和商品價格，使得美國擴張貨幣而沒有通貨膨脹;沒有通貨膨脹美國於是可以繼續擴張貨幣，因此有了長達十幾年的接近零利率的貨幣政策。不僅僅是美國，整個西方世界都實行低利率政策。日本最為典型，差不多整個二十年都實行接近零利率的貨幣政策，然而經濟並沒有通貨膨脹，甚至還表現出通貨緊縮，以致貨幣理論大師弗里德曼對於自己的貨幣數量論都產生了懷疑。

　　說到貨幣過度發行，其實沒有通脹僅僅是過度發行貨幣的有利條件，超發貨幣背後的激勵機制則在於當今世界的政治體制。當今世界，各國領導人都不是終生制。在這樣的制度約束下，政治家們考慮短期一定勝於長期的。能夠超發貨幣而沒有通貨膨脹，任何人都會超發。超發貨幣和財政赤字背後的邏輯其實是一樣的。今天，歐洲鬧出主權債務危機，美國的財政赤字也成大問題，原因也都在於當今的政治體制。當看到超發貨幣時，就要想到財政赤字，而看到各國的財政赤字，又想到超發貨幣。本來是一個問題的東西我們不應該看作是兩個。

　　民主有一萬個好處，但是也有一個壞處，就是領導人會討好選民。今天西方世界福利主義盛行，財政赤字高得令人咂舌，就是民主的代價。當然，我沒有說民主就不好了，只是我們要知道凡事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民主制度也是有其有利和不利一面的。我也沒有說非終生制就不好，只是非終身制也有它的不利的一面。沒有什麼奇怪的，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講的就是這個道理。民主無容置疑是好東西，但是民主的問題是深學問，不是那麼簡單。什麼事情應該投票，什麼事情不應該投票，又該以怎樣的程序來組織投票，都不是簡單的問題。民主制度在西方世界普遍、持久的推行，這對於世界經濟其實是一個重大約束。

　　無疑，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個理論的最大問題，是對於經濟波動的原因與性質沒有從根本上弄清楚，只是從表象出發就開始了經濟分析。這個理論的另一個問題，是只看到了宏觀調控的好處，卻沒有把宏觀調控的代價納入到分析之中去。因為凱恩斯主義的盛行，整個西方世界出現了寅吃卯糧的狀況，這是需要我們重視的又一重大約束。

　　二、經濟波動的原因與性質

　　問個傻問題：一百年前，人們一頓吃幾碗飯?大約兩碗吧。今天人們一頓吃幾碗飯?還是大約兩碗。這帶來一個有趣的話題：假設今天的經濟結構(產出結構和消費結構之總稱)還是如一百年前，那麼會是怎樣的後果?答案是：一定會生產過剩，通貨緊縮。因為什麼?因為今天的勞動生產率高出一百年前不可以道里計。同樣的資源，生產出的將是吃不完的糧食。今天我們30小時便可以生產一台汽車，但這樣一台車我們可以開多少年?少說十多年。

　　是的，這是一個生產能力超過了消費能力的時代。然而為什麼生產過剩、通貨緊縮並沒有成為經濟的常態?恰恰相反，雖有波動，但人類是在近、現代才真正進入了高增長時代。

　　原來，說生產能力超過消費能力，是說人類對於同一產品和勞務的需求是有限度的。但是當新產品和勞務被發明的時候，又會形成新的需求，就不能說生產能力總是超過消費能力;人(對新產品和勞務)的欲望永無止境。是故與經濟持續增長相伴隨的一定是產品和勞務的極大豐富，與經濟持續增長相伴隨的一定是經濟結構(產出結構和消費結構之總稱)的改善。

　　當新的技術發明了，新的產品和勞務出現了，就會形成投資，產生就業和收入，收入的增加又會帶動消費和新的投資與就業，經濟於是走向繁榮和高漲。新的市場的發現、城市化、工業化，一切新的增長機會都會以這樣累進疊加的方式製造經濟繁榮和高漲，但是經濟最終又都會因為生產能力超過消費能力以衰退和蕭條而告終結。反過來也一樣，經濟在走向衰退和蕭條的過程中也有累進疊加效應，人類經濟就是在這樣的循環往復運動中螺旋式增長的。

　　這種累進疊加效應決定了經濟在向上走向繁榮和高漲的過程中容易形成泡沫，經濟在向下走向衰退和蕭條的過程中也容易發生過度調整。這也意味着政府利用需求手段進行一些干預是必要的，但是干預只是要消除累進疊加造成的過度調整，不可以企圖通過政府人為製造的需求永久地解決掉生產過剩的矛盾。經濟向上或者向下做調整，不是經濟現在出了問題，而是經濟過去出了問題。調整其實是經濟自我康復和修正的過程，不能不讓經濟康復和修正。

　　這就是經濟波動的原因與性質，企圖用需求管理去燙平經濟周期，乃是無知無畏的感情衝動。說到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不能不讓人想到我們的治水。大家知道，在河南境內的部分地區，黃河河床甚至高出地面三層樓。這就是我們的治水辦法：水來了，就加固堤壩，加高堤壩。我們驕傲得很，人定勝天，治理了水患。可是問題在於，我們不可能把堤壩壘得下游高過上游吧。總有一天，堤壩是不能再加高的，但是那一天，老天卻還會下大雨的，怎麼辦?一切凱恩斯主義的救市措施所做的不過是重複治水的把戲，所做的只是把矛盾進行轉移;一切凱恩斯主義的救市辦法也只能是把眼前的這種性質的困難轉化成未來的另一種性質的困難。無非是用今天的少失業換明天的少就業，用今天的產出少減產換明天的價格多上漲。

　　三、特定條件下的非常態高增長

　　貨幣擴張，當然會帶來短期的高增長;赤字財政，福利主義，把未來的錢疊加到現在花，當然會產生短期的繁榮。正是這些因素的累積作用，成就了世界經濟過去二十多年的高增長。問題是這個趨勢能夠持續嗎?過去的短期政策，是不是到了長期必須要支付代價的時候了?

　　今天，中國等新興國家的剩餘勞動已接近用完，以不變價格獲得無限勞動供給已無可能;短期里，也看不到能夠替代IT革命的技術革命。今天，過度發行貨幣而沒有通貨膨脹的時代已經去而不返了。所以，差不多還在金融危機之中，大宗商品價格就已經輪番地大幅上漲。

　　本來，當今世界只有極少數國家在極少數的年份存在財政贏餘，其餘都是負債經營。特別是歐洲國家，由於高福利政策，政府的負債水平已經高上了天。金融危機後，各國又都實施龐大的刺激計劃，但是錢從哪裡來?不能完全依靠發貨幣了。說過的，現在再超發貨幣，無可避免地要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於是還得依靠發債。但是發債也遇到了債務的極限。

　　量入為出本是一個基本的財務紀律，不僅個人和家庭應該堅持，國家也應該堅持。但是凱恩斯主義者主張不用遵循這條財務紀律，並把這條紀律視為是古典主義者的保守，全然不知道他們的政策主張其實是在透支未來;政客們心懷花錢的衝動，根本不顧他們是在透支未來。如此這般，凱恩斯主義者和政客們一道狠狠地玩了一把治水的把戲。這個把戲並不新鮮，跟傳銷、非法集資沒有本質的區別，但卻沒有人識破。所不同的，只不過就政府來說，參與者多，可以把這個借新錢還舊錢的把戲玩得更持久。從1930年算起，這個把戲玩了80年。

　　世界已經透支了太多的未來，這個治水的把戲終於玩到了盡頭。擴張貨幣，當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時，因之帶動的經濟擴張就再也不能為繼了;赤字財政，當赤字占GDP的比重達到了無以復增的地步，因之而起的經濟繁榮就要走上回歸之路。所以我說，華爾街金融危機不僅是金融危機，同時也是經濟危機。世界上根本就沒有不帶經濟危機性質的金融危機。金融危機不是經濟現在出了問題，而是經濟過去出了問題，是經濟強制性的自我康復和修正。

　　即使在金融危機中，一些國家已經不得不緊縮財政了。希臘得到了歐盟的救助，但卻是以緊縮財政，減少預算赤字為條件。英國也開始了緊縮措施。據說，德國早在去年就已經在國內通過預算法，要求聯邦政府的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到2016年不能超過0.35%，到2020年各州都不能有預算赤字。個人和家庭，也不得不緊縮開支。金融危機是深刻的教訓，過去借錢消費、超前消費的行為方式已不再時髦。美國的儲蓄率已經開始上升，負儲蓄率狀況正在改變。危機中實施財政緊縮無疑是痛苦的，也不可能靠一兩年的緊縮就可以恢復健康的財政狀況，未來人們會更加重視財務紀律。這帶來我的一個基本判斷：過去二十年，世界經濟其實是一種非常態的高增長，未來世界經濟將從過去的非常態高增長恢復到常態的增長。

　　四、西方世界的困難

　　無疑，緊縮不會是一帆風順的。法國只是要減少一點福利，增加勞動市場的彈性，就遭到了工人的罷工反對。希臘財務狀況惡化到了國家破產的邊緣，民眾竟然集體反對緊縮措施。

　　可是，繼續擴張需求的政策已經不能起到刺激經濟的作用了。擴張需求如能刺激經濟，倒也沒有問題。問題是，當今的世界經濟並不是簡單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而是存在重大結構失衡的問題，決不是需求管理可以解決的，不但不能解決，反而可能會加劇結構失衡。

　　華爾街金融危機後，美國的失業率高達10%。奧巴馬政府和美聯儲貨幣當局希望通過擴張貨幣來刺激經濟，增加就業，但這根本不可能做到。美國大幅擴張了貨幣，也安排了巨大的財政刺激計劃，但如今失業率還是高達10%。政客們似乎不明白其中道理，或者明知其中道理，偏偏要歪曲事實，說什麼人民幣匯率低估了，中國人搶占了美國工人的工作崗位。

　　名義匯率可以低估，但由於沒有價格和工資管制，實際匯率怎麼可能長期低估?這個道理，有那麼高深嗎?況且，就算人民幣匯率低估了，人民幣升值後，美國的貿易逆差會因此而改善嗎?美國的就業會因此而增加嗎?不會的。因為中國出口美國的產品美國根本就不可能生產。升值不多，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可能不減反增;升值多了，無非是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轉變成對印度、越南的貿易逆差。二十多年前，美國就說日元低估造成了世界經濟失衡。在美國等國家的壓力下，日元大幅升值了，但是世界經濟失衡卻沒有得到解決。如今美國又說人民幣低估造成了世界經濟失衡。人民幣升值後，世界經濟仍然失衡，那是不是印度元、越南元又低估了?這是那門子的邏輯，美國等西方國家是不是該好好反思一下自己?

　　不是說世界經濟沒有失衡，而是失衡的根本原因不在於中國，而在於西方國家。柏林牆倒塌，二十五億廉價勞動力融入到世界市場，按說西方國家的高福利、高工資是不能維持了。然而過去二十年，由於來自發展中國家廉價製造品對於物價的抑制，西方國家的實際工資不但沒有做向下調整，反而是上升了。這才是世界經濟結構失衡的根本原因，也是金融危機爆發的深層次原因。西方國家不去除高福利，不增加勞動市場的彈性，是無法面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競爭的，世界經濟是不可能重回高增長、低通脹軌道的。但這樣的調整顯然不容易。

　　醒醒吧，擴張貨幣已經不可能真正刺激實體經濟了。你在美國，有了錢會在本土投資設廠嗎?工資成本那麼高，除非是腦袋灌水了。就算在美國本土投資設廠，你也會儘可能用機器替代人，不可能真正增加就業的。即使在中國，有了錢，也不一定就流向實體經濟，不一定是就業和產量增加。過去二十年，各國貨幣擴張的另一個後果，是當今世界流動性泛濫、熱錢成災。流動性泛濫，熱錢成災，但凡供給彈性偏低的產品都容易變為資產。貨幣擴張帶來的將不是就業增長，產量增加，至少主要不是，而是資產泡沫，投機盛行。今天的中國經濟，炒股票、炒房子、炒字畫、炒郵票、炒大蒜、炒辣椒、炒綠豆，就是這樣的投機經濟。

　　老實說，我認為西方世界對於柏林牆倒塌，前社會主義國家轉軌市場經濟並沒有做好準備。老實說，我認為直到今天，人們對於經濟波動的原因與性質，仍然缺乏正確的認識。我認為，西方有病。西方之病，病在民主政治，病在福利主義。我不是反對民主政治和社會福利，而是要強調：民主體制、選舉政治、福利制度如何與審慎財政和穩定貨幣相協調。假如我們願意平心靜氣客觀分析，那麼此一大難題，才是西方國家今日面臨的真正經濟政策困境!

　　五、外需對於中國經濟至關重要

　　一些人，否定中國的高出口，認為中國的高出口是在補貼外國人。

　　中國的高出口是在補貼外國人麼?要看這高出口產生的原因吧。

　　一個人，身強力壯的時候總要做些儲蓄以備老來之用。在一個人口結構正常穩定的社會裡，中青年儲蓄，老年人、青少年消費;當這些中青年老了，他們的孩子又成為中青年，進行儲蓄，他們自己、孩子的孩子則進行消費，儲蓄和消費始終是協調的。這樣的社會，不需要藉助國際社會來實現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可以追求國際收支平衡，可以追求貿易平衡。

　　但是中國社會的人口結構不是正常穩定的狀態。新中國成立之後，人口經歷了爆炸式的增長，在二三十年的時間裡，人口從最初的四萬萬一躍而增加到十三億。帶來的最直接的後果，便是在一段時期內適齡勞動人口比重大幅增加。適齡勞動人口比重增加，意味着少兒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相對下降。加之存在人口短時期猛增過程中的計劃生育政策的強制推行，中國社會少兒撫養比遠低於正常水平。這就決定了，在一段時期內，中國社會必然呈顯著的青壯年特徵，必然在整體上呈現儲蓄大於投資的局面。作為國家整體，儲蓄大於投資就要表現為貿易順差。因此在這段時期內，中國經濟是不可能靠自身維持充分就業下的均衡增長的。

　　過去三十年來，中國經濟就處在這樣的時期。目前，中國經濟仍然處在這樣的時期。

　　今天，我們享受人口紅利愈大;未來，老齡化問題也會愈嚴重。那個時候，我們的消費率自然會上升，儲蓄率自然會下降，經濟的儲蓄就會小於投資，貿易收支一定會呈現逆差的。

　　不否認中國的高儲蓄率有不合理的成分。例如，土地等生產要素國家所有、收入分配中百姓所占比重偏低、社會保障體制不健全等因素，都會導致低消費率和高儲蓄率。但是，把這些因素統統排除掉，中國還會是一個低消費率和高儲蓄率的國度。這一點我們一定要清醒。

　　基本上，中國的巨額貿易順差是一個享受巨大人口紅利、呈顯著青壯年特徵的國家在進行儲蓄。儲蓄，是為了應對未來老齡化的到來。我們獲得了貿易順差，拿它做國外投資，投資收益可以為我們在老齡化時代支付貿易逆差。當然，有了貿易順差，不意味着就能用好貿易順差，投資並不總是賺錢的。但誰來使用，如何使用貿易順差，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不能因為我們使用不好貿易順差，就說貿易順差本身不好。不能因為我們持有了美元資產，又遇美元貶值，就說我們在補貼外國人。我們擁有的是眾多的人口，但是人口本身是不能儲藏的，今天人口是資產，可以創造收入，五十年過後，同樣的人口還是資產嗎?還能創造收入嗎?

　　我不是重商主義者，更不是葛朗台式的守財奴，但我反對簡單的平衡國際收支的主張，反對簡單的平衡貿易收支的主張。尤其反對的，是用匯率來平衡中國的國際收支和貿易收支。教科書強調國際收支平衡，但教科書不是為人口爆炸式增長，而後又強制推行計劃生育政策的中國而寫的。起點不平衡，終點怎麼可以平衡?那樣的平衡本質上豈不反而是不平衡了?

　　外需對於中國經濟至關重要。沒有強大的外需支撐，中國經濟很難維持持續的高增長。對此，匯率穩定又至關重要。中國經濟是不能承受浮動匯率之重的。今日世界，流動性泛濫，熱錢成災。這制約着我們的匯率制度選擇和匯率決定，放任由市場來決定匯率肯定不可取。

　　六、中國經濟面臨的內外挑戰

　　我們已經指出，外需對於中國經濟至關重要。然而世界經濟面臨結構調整的巨大困難，困難在於西方的基本政治制度。因為這個緣故，世界經濟很難在短時間恢復正常增長的。

　　更為嚴峻的問題則是，西方國家經濟不能恢復正常增長，政客們勢必要轉移矛盾，嫁禍於人。美國、日本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對於中國的指責，就是典型的轉移矛盾，嫁禍於人。明明人民幣升值不可能增加美國的就業，為什麼美國還要揪着人民幣匯率不放呢?這當然是轉移矛盾，嫁禍中國，但是又不僅限於此。今天中國經濟總量已經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這使得遏制中國重新成為美國的利益取向。美國人當然不希望中國窮，因為從窮人那裡是賺不到錢的。但正如沒有人自願從大哥的位置退居第二，美國是不願意中國成為世界第一的。

　　可以預期，中美之間、中國和西方其他國家之間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博弈將會長期存在。在這個博弈中，中國無疑處於相對不利的地位。雖然當今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制約、相互牽制，但是美國到底有着印度、越南等其他新興國家作為替代選擇。因為與其他新興國家存在競爭關係，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我們是很難有盟友的。如果美國動真格要中國在人民幣升值與貿易制裁之間做選擇，中國很難不讓步，雖然可能是一點一點緩慢的讓步。

　　中國經濟還將面臨世界性超發貨幣的難題。上文已經指出，西方國家超發貨幣並不會增加他們的就業，這些錢一部分會流向新興經濟體。奧秘正在於此，超發貨幣於是可以成為西方國家遏制中國的又一手段。在人民幣升值預期下，熱錢會大量流入中國，從而造成中國流動性過剩、資產泡沫。如此，人民幣升值就不僅是危害出口業，向其他新興經濟體讓賽了。

　　如何避免以房地產為主的資產泡沫已成中國經濟面臨的重大挑戰。中國經濟不能承受貨幣擴張之重，否則，流動性泛濫，投機盛行，這對於我們像這樣人口眾多、資源貧乏、人力資本含量不高的國家勢必是災難。房地產泡沫的又一害處是會剝奪窮人，補貼富人，造成兩極分化。因為能夠獲得資金享受資產泡沫盛宴的不可能是窮人，而只能是富人。房地產泡沫的第三大害處是會增加製造業的成本，長期里將嚴重傷害製造業的競爭力。房地產泡沫還可能給銀行體系造成潛在風險。泡沫最終是會破裂的，泡沫愈大，最終破裂造成的破壞愈大。

　　但是，抑制房價上漲是困難的：其一，土地收入占地方財政收入很大比重，而地方政府又都負重債運營，這不允許政府動真格打壓房價;其二，人民幣升值預期短期很難消除，而世界性貨幣擴張造成的巨大流動性也不容易一下子收回去，這決定了即使中國有意回收貨幣，也不容易真正減少經濟中的流動性;其三，三十年的高增長，產生了巨大的收入，這些收入，總要找一個寄存的地方，就像我們掙了錢，總要找一個抽屜存放一樣，然而，中國土地等重要生產要素都是國家所有，這使房地產成了有限的可以寄存收入的幾個抽屜，房價自然很難不高上去;其四，土地政府獨家壟斷，政府干預銀行的能力也很強，具備救市的能力。

　　今天舉世都在發展經濟，又有眾多前計劃經濟國家轉軌市場經濟，參與到世界經濟的競爭中來，全世界有幾十億的勞動力在參與競爭。一方面，經過這些年的經濟發展，我們的勞動成本大幅上升，已經高於好些周邊國家，而且製造業在為我們帶來高增長的同時，其高污染、高資源消耗的弊端也日益凸現;另一方面，由於不恰當的立法和政策，我們的勞動市場正在失去彈性，這使我們很容易喪失過去賴以發展經濟的勞動密集工業優勢。而且，中國經濟的體制性“投資衝動”和“消費壓抑”也還沒有解決。這些都是中國經濟面臨的重大挑戰。

　　七、中國經濟的政策選擇

　　既然世界經濟過去的高增長是非常態的高增長，長期里，將回歸常態增長，於是我們的外需增長也將回歸到常態水平。對於中國這樣一個需要參與國際大循環發展經濟的大國來說，這無疑是一個極其重要的約束。開發內需，主要是國內消費需求於是變得至關重要。

　　增加教育投入，提高教育的社會化程度;改革醫療、失業、養老保障制度，增加政府轉移支付，當然會增加消費傾向。但是，由於中國龐大的人口數量，要達到使消費傾向有顯著增加的程度是不能承受的。短期里，政府可以通過諸如家電下鄉、農機下鄉等政策來刺激消費，但是這些政策和措施的作用到底有限，而且也不可能持久。向前看，政府再也沒有像房地產市場、汽車市場那樣的巨大存量需求可以開發利用了。短期里，政府可以通過增加投資來增加國內需求，但是長期中，投資又會變成新的供給，而可以形成新的增長點的投資領域並不多。基礎設施投資由於大型機器設備的使用，對於增加就業，促進廣大中下層人民收入增長的作用也不會顯著。要增加消費，核心仍然是增加收入，特別是廣大中下層人民的收入。

　　首先，這是一個轉軌國家的制度制約問題，而不是一般市場經濟國家的消費傾向不足問題。國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所占的比重過高，土地等重要生產要素國家所有，以及上游產品壟斷經營等等嚴重製約了個人和家庭的收入增長。這些都不是需求管理可以解決的問題，而是要通過改革制度才能解決。但是這些領域的改革再也不可能是帕累托改進了，越來越困難。

　　其次，這又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大國的發展問題。廣大中下層人民收入的提高，最終要依靠製造業來實現。然而今天的經濟是耐用品經濟，其特徵是生產能力超過消費能力，為此需要外需吸收我們的勞動密集製造品。外需對於中國經濟長期至關重要。現在面臨外需減少，這就構成了矛盾。好些人認為農村存在巨大的存量需求可以開發。但實際並不是。追根溯源，不僅農民將來之收入提高依賴於製造業，就是他們既有的收入也是來自於製造業。邏輯上，我們要靠工業發展來讓農民富起來，而不是通過農民的消費來吸收工業的巨大產能。

　　當然，克服“投資衝動”也具有必要型。這也需要改革制度，而不是靠需求管理來解決。

　　外需回歸，於是需要增加國內消費，而增加國內消費，歸根結底需要增加人民收入，這又離不開外需對於我們勞動密集製成品的吸收，經濟就是在這樣的“怪圈”中行進。為此，維護匯率穩定是中國經濟的一個重要目標。給定人民幣不得不升值，那麼必須選擇緩慢升值。

　　給定人民幣不得不緩慢升值，而西方國家超發貨幣不容易停下來，那麼資本項目管制可能不得不重新嚴格起來，土地等重要生產要素私人所有可能也是必要的政策選項。土地等重要生產要素私人所有，不僅增加了吸收過量貨幣的廣闊天地，可以有效避免房地產泡沫漲大，同時還可以有效增加民眾收入，增加國內消費。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土地等重要生產要素公有而老百姓是富裕的;沒有一個國家土地等重要生產要素公有而國內消費需求是旺盛的。

　　既然世界經濟過去的高增長是非常態的高增長，長期里將回歸常態增長，與此相適應，我們的外需增長也將從非常態回歸到常態水平，那麼中國經濟必須調低增長預期。是的，無論從需求方面看，還是從供給方面看，曾經8%以上的高增長的經濟環境已經發生了改變。未來中國經濟將會告別8%以上的高增長時代，很可能會回到一個7%左右的中速增長時代。

　　八、過去成功不意味着未來也成功

　　最後，我們要特別強調：過去對我們來說是好的事情，隨着約束條件的改變可能變成為壞事情;過去對我們來說是成功的事情，隨着約束條件的改變也可能變成為不成功的事情。

　　過去，土地國有就未必是壞事。我不否認，土地國有，就會被過度利用，以負地價來招商引資就是過度利用，這不僅使得國民的收入不能隨經濟發展同步增長，還會使環境遭受破壞，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否定土地國有在過去的巨大收益。中國擁有的是龐大的人口。人口是資產嗎?是資產，但卻是特殊資產。這個資產是不可以儲藏的。地下的石油、黃金是資產，它們一萬年後還是資產，但五十年後人口就未必是資產了。而且人要穿衣吃飯，沒有活干，沒有衣穿，沒有飯吃，社會就會陷於動盪。不僅如此，人在幹活的過程中還會通過干中學進一步積累人力資本。這些是就業的收益，我們要充分認識讓眾多的人口有活干的重大意義。但是僅有人口還不能形成就業。通過土地國有，用負低價有效地吸引了外來資本，把國外資源與我們龐大的人口結合起來，從而形成了有效的就業。這是土地國有過去巨大的有利一面。

　　但是，今天土地國有就很難不是壞事情了。在貨幣超發、流動性泛濫的情況下，土地等重要生產要素國家所有，那麼能夠吸納過多貨幣的載體就太有限了。在一個土地等重要生產要素私人所有的經濟中，每一寸土地都會成為吸納過多貨幣海綿。在西方，房地產業可以有泡沫，但是僅僅因為他們土地私人所有，而我們土地國家所有，他們的泡沫就不會有我們大。

　　過去，經濟軟預算約束、“投資衝動”、“消費壓抑”可能不是什麼壞事，至少不是那麼壞的壞事，因為我們的不能消費的過多產能有美國來消費。美國長期是一個高消費、低儲蓄的國度。人們甚至懷着一種驕傲和羨慕的心理把美國人民的這樣一種借錢消費、提前消費的生活方式稱作美國文化。當然，這個生活方式的建立和維持是有特定製度背景的。這個制度背景，前文已經交待過，這裡就不多說了。可以這樣說，正是中美兩個國家一陰一陽美麗的雙人舞，才成就了世界經濟過去的高增長，讓一個單方面看來不可維持的高增長維持了下來。

　　但是，今天軟預算約束、“投資衝動”、“消費壓抑”就是大問題了。今天，讓美國維持高消費、低儲蓄、借錢消費和提前消費生活方式的制度背景不復存在。沒有了中美兩個國家美麗的陰陽雙人舞，軟預算約束、“投資衝動”、“消費壓抑”就會讓經濟不能持續高速增長。

　　世界在變，我們的政策選擇也必須跟着變。但是哪些改變，哪些不變卻考驗我們的智慧。

　　作者：謝作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