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堅
瑞典皇家科學院將2011年度經濟學諾貝爾獎授給美國經濟學家、紐約大學教授薩金特(Thomas J. Sargent)及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西姆斯(Christopher A. Sims)。他們得獎的理由是在“對宏觀經濟中因果的實證研究”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因為這兩位大師所開拓的宏觀經濟分析方法早已成為今天從事經濟學研究的年輕人必須要掌握的宏觀經濟分析的基本工具，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們的獲獎有點出乎意料，而且，金融危機時代和歐美國家凸顯出的微觀層面的問題遠遠超出宏觀政策層面能夠解決的範疇，於是，大家更多地會從金融研究領域，微觀機制研究視角上尋找候選人。但是，這次獲獎的兩位，恰恰是正宗的宏觀經濟學規範研究的學院派大師，而且是奉行新古典主義的“市場派”學者。對此，這不得不讓我們感到諾獎評委用意深長，值得我們好好地去品味。這裡關於大家都熟知的他們的學術貢獻沒有贅述的必要，但是我想斗膽跳出他們精湛的研究方法，專門論述一下這次評獎的政策意義：
首先，在暗示我們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取決于于政策的制定者和政策的接受者雙方是否存在“共識”的基礎這一十分關鍵的因素。如果大家都能按照理性預期行事，大家都能把問題考慮得周全，那麼政府順應這種預期的決策一定會達到預期的效果，否則，往往會事倍功半，得不償失。但是，關於這一點，政府的利益和市場的利益，富人的利益和窮人的利益不是“同質”的話，決策層應該如何來應對這種互相衝突的行為?社會大眾又應該如何來處理好政策與自己的關係從而達到保護好自己的目的?等等，這些都需要我們用科學的體系和科學的方法來深入的探討。
其次，在告誡決策層要尊重經濟結構內在的約束條件和發展規律，否則一廂情願的政策介入，即使出發點很好，也會破壞經濟變量內在的調整規律，從而導致事與願違的結果。如果小視這一問題的嚴重性，你就應該回顧歷史，用處理反映經濟周期數據的“時序方法”和“動態遞歸法則”來探索他們內在複雜的因果關係，結果你會發現，暫時的經濟失衡狀態是會漸漸消失的，而你刻意去糾正平衡，往往經濟會出現大起大落的局面，影響了市場預期的合理形成，動態的“均衡調整”就會變得越來越漫長。從這個意義上講，這次諾獎的選擇就是想呼籲決策層在危機時代更應該全面系統的理解宏觀經濟變化的內在規律，不能過度誇大凱恩斯主義對“市場缺陷”政府的修復能力。
第三，微觀機制的缺陷可能是導致宏觀經濟變動的根源，從這個意義上講，修復微觀機制，讓市場變得更加有效，要比接受“市場失敗”的現實然後過度依賴政府宏觀調控的意義顯得更加重要!這方面薩金特基本里程碑式的宏觀經濟學教材做了系統性的闡述，西姆斯明快的宏觀多變量“時序”實證方法為我們認識這個道理提供了很好的分析工具。關於市場失敗能否修復的疑問，到今天為止一直是新凱恩斯學派和新古典主義學派爭執不下的議題。諾獎評委這次的選擇，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危機時代人們應該崇尚怎樣的經濟學理念這一決定政策導向的重要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