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到一本有趣的書，其中提到了一個美國歷史名人奧杜邦（Audubon），作者只提了姓，因為此人太出名了。書中說：

奧杜邦自己寫道，如果沒有殺死一百隻鳥的話，他會覺得自己的一天過的不完整。

作者接着說：

奧杜邦以剛死的鳥為模特來作畫，他在鳥身體上穿入許多細線來保持某種造型。為了獲得最佳的效果，奧杜邦有時候要殺死幾十隻鳥才能找到一隻符合他需要的鳥。

在《紐約時報》網站上我讀到一則關於1997年紐約歷史學會舉辦的奧杜邦畫展的文字：

這位自學成才的博物學家—畫家（指奧杜邦）殺死了數千隻鳥，在填充和繪製鳥類的過程中獲得對它們身體部位的了解。

“他通過設計一個系統，用綁在鳥的頭部、翅膀和尾巴上的線或鐵線來創造更自然的姿勢，讓他能夠以他選擇的任何方式定位鳥的各個身體部位，”畫廊牆上的文字寫道， “他只要簡單地移動鐵線，直到某個特定位置，然後用銷釘將一切定位。”

這兩段讀來非常殘忍。在我看來就是奧杜邦虐殺鳥類的記錄。當然，他的虐殺是以研究與繪畫為名的。

奧杜邦，全名約翰·詹姆斯·奧杜邦（John James Audubon，1785年—1851年），美國畫家、博物學家，他繪製的鳥類圖鑑《美洲鳥類》（The Birds of America）被稱作“美國國寶”。

根據維基百科，奧杜邦一生留下了許多畫作，他的作品不僅是科學研究的重要資料，也是不可多得的藝術傑作，他先後出版了《美洲鳥類》和《美洲的四足動物》兩本畫譜。其中的《美洲鳥類》曾被譽為19世紀最具影響力的著作。

讓我有點驚訝的是中文維基百科上的以下兩段話：

“奧杜邦的作品對後世野生動物繪畫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同時，在普通公眾中，奧杜邦的作品也有着很大的影響力。除了繪畫作品，奧杜邦在他的日記和隨筆中流露出的保護自然、保護野生動物、尊重生命的理念，對整個社會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在英語世界，奧杜邦的名字就是環境保護和野生動物保護的象徵。

在奧杜邦逝世之後，美國出現了很多以他名字命名的博物館、動物園和科研機構，在北美，以奧杜邦名字命名的奧杜邦學會（The National Audubon Society）始終致力於野生動物保護和環境保護，是美國最具影響力的社會團體之一。”

因此，傳奇人物奧杜邦，一個虐殺大量鳥類的人被後世尊為環保先驅。這一反轉極為反諷。

以上引言中“奧杜邦在他的日記和隨筆中流露出的保護自然、保護野生動物、尊重生命的理念”一句似有所本，在互聯網上我看到過他寫的指控他人到鳥窩裡把鳥蛋拿走的做法。然而考慮到他本人殺掉數千隻鳥的作為，完全是“有嘴說別人，沒嘴說自己”。

2023年，奧杜邦學會面臨政治正確的危機。因為約翰·詹姆斯·奧杜邦的生平被發掘出他生前使用、奴役和買賣奴隸（主要是黑人），他自己的信件、筆記中的文字也表明：他在種族上歧視黑人，相信白人的種族優越性。於是，作為對政治正確壓力的回應：奧杜邦學會的某個地區性組織把“奧杜邦”之名從組織的名稱上拿掉，雖然總會堅持不改。

在我看來，人是歷史中的人，擺脫不了歷史的局限。強求十九世紀的奧杜邦不歧視黑人、買賣、奴役黑奴的行為是強人所難。

西方國家的許多政治正確做法是在用21世紀時人的看法去否定和取消此前人類的看法。

比較持中的做法，應該是有一說一。奧杜邦作為畫家、博物學家有貢獻，值得稱讚；然而他大量殺鳥的行為顯然不環保，更不能說是保護野生動物，是不可取的，必須批評。

至於他生前歧視黑人、蓄奴，那只能說明他在思想上沒能超越自己的時代。除了少數天才或偉人，大多數人是無法超越自己的時代的。在這一點上，我看到的許多批評都是把奧杜邦和當時思想超前的人物去比較。有時候我想：那些今天批評奧杜邦種族主義的人自己能夠超越我們這個時代嗎？

西方人說：行動勝於言語。從這一標準出發，奧杜邦生前顯然沒有什麼環保意識、也不尊重生命，甚至可以被認為是美洲鳥類的大敵。然而在其身後，美國人以及以他命名的環保組織將其美化成了環保先驅。

歷史就是這樣弔詭：19世紀的鳥類大敵奧杜邦被轉換成了20世紀以來的環保先驅。

然而，只要奧杜邦學會及其地區性組織能夠真正促進對野生動物的保育，對環境的保護，我們何必糾結於奧杜邦之名？從行動勝於語言的標準出發，冠名“奧杜邦”（鳥類大敵）和實際的保育鳥類等野生動物的行動比起來哪一個更重要？相對於語言上的政治正確，我們是否應該更關注行動上的政治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