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美國聖公會在武漢

發布時間：2005-04-27　文章來源：作者惠寄 文章作者：胡榴明


一、吳德施主教•基督教美國聖公會•曇華林聖誕堂

資料：Bishop•Roots （吳德施），1896年11月，受美國聖公會差會的派遣來中國；1938年4月獲准退休回國。

吳德施主教來中國的那一年，1896年，二十六歲，一個朝氣蓬勃的年輕小伙子；離開中國的那一年，1938年，六十八歲，一個白須白髮的垂垂老者——四十二年的時間，一直生活在武漢。

寫歷史人物，看來很容易，照着收集到手的資料敲進電腦里就是了，但是，我仍然寫得很慢很慢，因為，對於我筆下的人物，我不想僅僅只是仰靠別人的記述，我希望自己能夠真正地去了解他們，去理解他們，穿過重重的障礙與阻隔，進入到他們生活過的那個時空中去——記述某一段歷史，重要的在於寫作者思維角度的把握——我用我的心去貼近他們。

“吳德施”是一個中國名字。當年，西方來中國的傳教士也有商人，為了親近中國百姓、儘快融入當地水土，便以中文命名，例如來華中地區的第一個基督教傳教士、漢口黃石路口的榮光堂（原名“格非堂”）的創建者楊格非先生即是。

Bishop•Roots，吳德施主教的英文名，姓魯茲，他在漢口鄱陽街32號院落（包括住宅和聖誕堂）被定為“湖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院門口刻牌為：“魯茲故居”。2001年，為了尋訪武漢老公館，在漢口老租界地面的數條橫街和直街，我跑了好幾個月，從這個院落門口過往了無數趟，但是就是沒有想到走進去，因為那一年，我還不清楚，“魯茲”，就是武漢近現代歷史所記載的著名來華外籍人士吳德施。所以，這次為了讓讀者一目了然，我的文章題目便定為：《魯茲故居•即吳德施主教住宅》

基督教聖公會：世界新教三大主流門派之一——“安立甘宗” 在中國的稱謂，另外兩大新教派別為“路德宗”（也稱“信義宗”）和“歸正宗”（即“加爾文教派”）。

“安立甘”為“英格蘭”的諧音。安立甘教派發源於十六世紀的英國，於伊麗莎白女王時期穩固地位，目前為英國國教，但，世界除聯合王國以外的其它各國各地的安立甘宗教會團體，組織上都不從屬於英國國教會。1835年，美國聖公教傳入中國。

Bishop•Roots，美國人，先就讀於哈佛大學文學院，畢業後去了歐洲，在英國劍橋神學院潛心研讀宗教課程，獲博士學位。一個具備了歐美兩個名牌大學學歷的年輕才子，一個將文學與宗教、浪漫與嚴謹、感性於理性融合在一起的安立甘教派教士，也是一個傳播西方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的和平主義者。

1886年11月，Bishop•Roots受美國聖公教會派遣來到中國，先在武昌高家巷聖約翰堂任堂牧，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改任漢口聖保羅堂堂牧。1904年11月，任湘鄂皖贛教區主教——“吳德施主教”的稱謂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翻閱歷史檔案資料，我發現“吳德施“這個名字，常常和武漢近現代史上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聯繫在一起，和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出現的著名人物聯繫在一起。一個完全被捲入中國社會歷史進程的美國人，而且是以一個外籍傳教士身份——這之間，在他居留武漢的這一段漫長的歲月中間，他所經歷的一切人和事，今天看來，都是傳奇。

1868年（同治七年）6月，上海美國聖公會韋廉臣（Williams）主教三人乘船來武漢，設教堂或稱禮拜堂於武昌曇華林、漢口民生路張美之巷以及漢口鄱陽街——這是基督教美國聖公會在武漢傳教活動的開始。

基督教美國聖公會，是武漢最大的一個基督教門派組織，其活動影響力，自1868年始到1951年止。此期間，興建教堂或禮拜堂有記載的四處；興辦高等院校兩所，中學四所，醫院一所。其聖職人員大多受過高等教育，例如最先由上海來武漢的韋廉臣主教，例如華中大學校長孟良佐主教（博士），例如吳德施主教。

為了尋訪中華聖公會當年的遺蹟，2004年4月，我和攝影專程去了一趟由美國聖公會創建的教會學院——文華書院舊址，在今湖北中醫學院校園內，屬於武昌花園山曇華林街區，那裡也是基督教美國聖公會教堂——聖誕堂的所在地。

首批來漢傳教的美國聖公會韋廉臣主教，是晚清來華傳教士中一個極具影響力的人物，他奉行自由派的傳教政策與方法，“堅信通過社會漸進的教化和傳布福音可以在人間建立公正慈善的社會而實現‘上帝之國’”，主張“以學輔教”，以西方文化來改造中國文化。他在來武漢的當年（1868年）便買了武昌荒山（花園山）上的一塊地皮籌建教堂（聖誕堂於1870年落成）。1871年，（清同治十年）10月2日，由他倡導在武昌橫街頭創辦了武昌文華書院。1890年，文華書院遷到武昌花園山先已建成的聖誕堂附近。開闢荒地，栽花種樹，覆蓋草皮，建立校舍。幾年時間內，一處環境優美、屋舍典雅的西式學院就在這當地人稱“鬼架坡”的荊叢林莽中聳立起來。沿學校院牆的山谷築出一條小路，後來便有外國傳教團及華人接二連三地來到這裡，購置地皮、興建居屋和花園……一個夾在花園山與鳳凰山兩山之間的文化兼居住的高等西人及華人社區於半個世紀中逐漸形成——這就是後來人所熟知的“曇華林文化區”——論起源頭，自然當屬基督教美國聖公會的韋廉臣主教。

1909年（清宣統元年），文華書院改名為文華大學。1924年，文華大學與武昌博文書院（英國循道會在1885年，即清光緒十一年，創辦）、以及漢口的博學書院（英國倫敦會於1899年、清光緒二十五年創辦），以大學部合併，組成華中大學。

進湖北中醫學院的大門往右轉，朝花園山上走，最先看見的是建在山坡的一塊空地上的迄今已有133年建築歷史的聖誕堂（也稱武昌曇華林聖誕堂），當年為文華書院、文華大學、華中大學的校內禮拜教堂，也是武漢市教會學校堅持教會禮儀時間最長的一座教堂（從建成之日起，直到1951年止，舉行了八十年宗教禮拜儀式，）。　　
　
曇華林聖誕堂，是美國聖公會在中華內地留下的一座標誌性建築，和歐洲教堂建築的十字形基座、鐘樓、穹頂等傳統的模式截然不同。長廳單層，門廊正面突出，山花門楣，三面外廊立柱環繞，如同古希臘圍廊式神廟，大氣、洗鍊、莊嚴——據說，這樣的建築格局全國也屬罕見，大抵是在美洲新大陸流行的一種教堂建築模式（曾經在好萊塢影片中見過這類教堂的建築樣式），反映了新教派倡導的簡潔、莊重、大氣的精神品貌。

後來，我們在漢口“鄱陽街32號”院內拍攝到的聖保羅座堂，和曇華林聖誕堂的建築結構十分相似，也是長廳單層，正面入口處為山花門楣，但是結構簡單的多，沒有外廊和立柱。

繼曇華林聖誕堂之後興建起來的文華書院教學大樓等校舍，相沿了類似古典主義復興的建築風格。

資料：辛亥革命期間，武昌聖誕堂成為了湖北反清革命的宣傳陣地之一，美國友人吳德施夫婦，革命先烈劉靜庵先生，以及胡蘭亭、余日章、張純一、韋卓民、周蒼柏等一大批中外有識之士在這裡傳播革命思想。辛亥革命武昌起義時的軍歌，就是由文華校園裡的張純一作詞，余日章譜曲，他倆共同在聖誕堂中試唱成功的。

據記載：武漢中華聖公會（基督教美國聖公會在華的總稱）幾乎介入（或參入了）了在武漢發生所有歷史事件，例如：辛亥革命、北伐戰爭、1931年的長江水災、抗日戰爭……

二、日知會•辛亥革命•北伐

資料：1906年2月 劉靜庵、曹亞伯組織革命團體日知會，劉靜庵任總幹事。該會以美國聖公會所設閱報室日知會得名，吸收新軍及學生參加。

日知會：晚清在湖北武昌興起的一個秘密革命社團，宗旨是推翻帝制，倡導共和，領導人劉靜庵——歷史上與孫中山創建的興中會、黃興創建的華興會、蔡元培創建的光復會齊名。

“日知會”的前身是武昌美國聖公會所下設的一個閱報室，地址在武昌司衙巷，創辦人是當時武昌聖公會會長胡蘭亭（人稱胡牧師） ，通過閱讀書報在教徒及民眾中傳揚新思想和新文化，取名“日求一知” 之意。劉靜庵（1875-1911）：湖北人，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資產階級革命者，文人出身，投筆從戎，當時在湖北新軍任文職，組建科學補習所傳播革命思想，因為時常來日知會閱覽書報，與胡蘭亭言談相投成為朋友。

1904年10月，劉靜庵等人準備與湖南華興會密謀起義而事泄，湖廣總督張之洞查封了科學補習所，劉靜庵逃至武昌司衙巷美國聖公會所內暫避，在這一段時間內受洗成為基督教徒。聖公會會長胡蘭亭本人亦是革命積極擁戴者，利用教職身份全力護佑劉靜庵，任其為日知會的司理，並引介至文華書院神學院為中文教員。劉靜庵遂借日知會閱報室的名義廣泛收集全國新書報雜誌和新書籍，供人閱讀，相互交流信息，傳播革命主張。一時間，武漢的革命黨人、熱心革命的志士仁人紛紛雲集此地——中共領導人之一董必武當年即在武昌聖公會所下屬日知會接受了新思想的啟蒙。

劉靜庵徵得胡蘭亭牧師的支持，名不變而實變，將日知會組建成一個革命團體，地點遷至曇華林南崇福山街41號聖約瑟禮拜堂。光緒三十二年（1906）正月，日知會開正式成立。注重在學生、新軍和會黨中進行革命宣傳，闡述世界大勢及中國面臨的危機，啟發人們的愛國革命意識，發展會員，擴大組織，準備起義。

梁壽華在《中國革命與基督教信仰》一文中，對武昌日知會當年組織活動的盛況進行了敘述，同時強調了教會勢力給予晚清革命力量的強力支持：（日知會的組織者）“除宣講福音外，並有革命演講，吸引許多軍人、學生前來，也有多人因此信教。日知會的影響力由武昌擴張到九江、南昌，各省的新軍也受日知會薰染而傾向革命，孫中山並以日知會作為同盟會在湖北的分會。而日知會之所以能如此成功的帶動革命風潮，得以公開展覽革命書籍、鼓吹革命思想，實得歸功其為教會組織所擁有的特權。”

1906年4月，東京同盟會總部派余誠來到武昌為同盟會湖北分會會長，依靠日知會展開革命活動，劉靜庵等多數會員加入同盟會，日知會改為同盟會湖北分會的機關，劉靜庵任總幹事。1906年12月，萍瀏醴起義爆發，孫中山派胡瑛等同盟會會員赴湖北，聯絡日知會力量響應湖南起義。因內奸告密，1907年1月13日 湖廣總督張之洞派兵搜查日知會，胡瑛、朱子龍、梁鍾漢、劉靜庵、張難先、吳貢三、李亞東等九人先後被捕，此即震動一時的“日知會案”，史書也稱“丙午之獄”。

上面敘述的大段文字，似乎都和吳德施主教沒有關係，因為我們近現代史的編撰中常常有意或是無意地忽略掉了西方傳教士對於中國社會進步所起到的積極推動作用——但，僅從上面的記述中我們也能設想到基督教聖公會給予反清革命團體的促進及支持——武昌聖公會會長胡蘭亭即吳德施主教的直接屬下，胡蘭亭和劉靜庵的親密交往，以及後來革命團體“日知會”的成立及公開的活動狀況等等，吳德施主教應該是很清楚的。可以這麼說，“日知會”是在基督教美國聖公會（即吳德施主教）的直接支持下發展起來的一支民間革命力量。

但是這並不等於吳德施主教及美國聖公會直接參與了“日知會”具體的行動，譬如胡瑛、劉靜庵密謀的“武裝起義”。

有人這樣評論說“中國基督徒發動和參與革命是傳教士所始料不及的，但是他們（此處指參入革命行動的中國基督徒）接觸了基督教，一旦結合中國狀況以及地緣等因素，又有些同時加上由教會教育或親身體會而來的對西方基督教社會的認識，就促使他們選擇以革命為救國的方案。　

湖廣總督張之洞，為官城府極深，行事精明老辣，對於所轄地區潛伏的“革命團體”及其“活動”，數年來洞若觀火。曾經出力捕逮過數次，終未斬草除根，因為投鼠忌器，不願直接與洋人及洋教為敵 。但是，他絕不可能忽略不問。此次，他在“特務舉報”、“證據確鑿”的情況下痛下殺手，其中的一個原委，就是要給洋人一個“交待”，以避免教會或其他西方勢力的出面干涉。

這樣嚴峻的情勢下，吳德施主教公開出場。

能夠查詢到的有關歷史記載，非常簡單，只有幾句話，特抄錄如下：

“1906年底至1907年初，日知會被破壞，劉靜庵等9人被捕，並在美國教會刊物《傳教精神》上發表《劉靜庵一囚犯》一文，譴責清吏對革命者的鎮壓。”

經過的詳情，我不清楚，可以推想，吳德施主教直接去吳德施主教親自出面營救。拜會了張之洞總督，以教會的名義，以及曾經有過的公私交往（我推設），請張對自己“屬下教民”予以“寬宏對待”（站在清廷一方，官府當然可以緝拿並嚴懲“暴力行動”的組織者）。

當時，與吳德施主教一同出面與清府交涉的還有長沙聖公會會長孟良佐博士和穆德博士 。

一向以新派人物自居的張之洞，此時再也顧不得與洋人交往的情面，武昌美國聖公會數年來“包庇案犯，縱容不法”（劉靜庵躲進聖公會數年的事實，張不可能不清楚），他已經忍了很久——革命黨人一次又一次以武昌為舉事基地——讓這位自以為功高權重、深受朝廷信賴的湖廣總督十分震怒，假使由於自己轄治不力而導致了日知會策划起義成功，於他來說，那將不止是掉頂子而是掉腦袋的事了。所以，這次他非得拂洋人的面子了。

那一年，吳德施主教三十七歲，雖然擔任着教會的高職，但畢竟是熱切的率真的年輕人的性格，可以想象，當年他是怎樣地按捺住心中的憤怒，和一個老於歷練、圓滑世故的中國封建官吏打交道。

張之洞一口回絕了美國聖公會提出的“釋放教民劉靜庵等人”要求，但是礙於“主教大人”的親自出面，自然也考慮到了基督教聖公會在武漢地區強大勢力影響——他最害怕的是因此而激怒教民在所轄地區引發“民變”——最後，他答應給教會一個面子：一、不會再行二次搜捕（曾經“衙門並擬出第二批黑名單”，準備再次出動搜捕日知會下屬革命黨人）；二、免於劉靜庵等九人的死刑。

推想，整個事件的發生過程中，也許有駐漢西方使節在教會遊說下出面斡旋此事。這位與洋人一向交往極為默契的湖廣總督從內心來講也不想把這事做得太絕，畢竟他有需要求助于洋人之處。

關於此事件，教會方面資料如是記載：“幸而聖公會的西洋傳教士見自己教會同工、信徒被捕或被通緝，再加上他們一向同情革命，於是展開營救的行動，使劉敬安（靜庵）等九人免受死刑、也取消了原訂的第二批緝捕名單。 ”

“免受死刑”的革命志士劉靜庵，在清廷官府的監獄中遭受到慘烈的酷刑迫害，他堅持信仰、堅貞不屈，1911年死於獄中……

當劉靜庵尚被關押獄中時，吳德施主教在美國發文，痛斥清政府的腐朽與殘忍，表達了自己對中國革命者的深切同情和熱情支持。

透過歷史文獻太過簡略文字，感覺這位傳教士的內心，所以我說他“憤怒”——在中國傳教多年、生活多年，尤其是經過這次“日知會事件”，他更加清醒地了解，在一個已經腐朽頑固的政體面前，宗教的慈祥和仁愛的感召力，與之較量，實在是顯得太微弱。

1910年（宣統二年），吳德施主教在英文《教務雜誌》1月號以《為中國辯護》為題發表文章，批評西方強權對中國的欺凌，讚頌中國民眾的優秀品質。此後，數十年在中國的教職生涯中，他一直堅持自己的立場，以基督精神的憐憫博愛之心，給予弱勢者（或是弱勢群體）力所能及的護佑——我是從這樣一個角度去理解他的，我認為：1907年初的“日知會”一案（尤其是劉靜庵後來因酷刑折磨死於獄中），於他（一個生長在西方文明社會並接受了系統的人文主義教育的神學者）是一個心理上的震撼。

1910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發，11月底，袁世凱率清軍攻打漢口。當駐漢各國使節尚在清政府與革命黨起義力量之間權衡利弊、左右觀望之際，武漢市基督教美國聖公會毅然表明立場。吳德施主教責成教會所轄的武昌文華中學校長余日章等人組成紅十字會 ，在今漢口鄱陽街32號院內的聖保羅座堂（如圖）建立臨時傷兵醫院，救治戰鬥中負傷的起義軍民，對戰區災民進行收容賑濟服務。同時自任為漢口救災執行委員會主席，直接領導過問戰亂安撫工作。

1912年，湘鄂皖贛教區調整，吳德施任鄂湘教區主教兼傳道布會正教職，直至1937年10月。1913年，被選為中國基督教續辦委員會會長，這一年，漢口鄱陽街32號主教住宅落成。1922年起兼任中華基督教協進會幹事。1926年至1931年兼任中華聖公會主教院主席。經他多年努力，為基督教美國聖公會在華傳教活動開拓了國際性的影響，中華聖公會開始以“獨立一枝”的資格，出席世界聖公宗會議。

曾經，在前面的篇章中，我提到過：地處九省通衢的武漢，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一直是一個多災多難的城市。

1926年10月，北伐軍攻占武昌，吳德施主教指示轄區社會服務部動員和組織人力和財力進行城區衛生及難民救濟工作。這在當代國際社會已有專門組織體系完成的戰亂災亂的救援活動，當年只能依靠教會團體以及世俗私人慈善業的關注（特指政權交接的歷史時期，因為不可能有政府方的干預）——這是西方宗教的救世精神，也就是人道主義精神，得以弘揚光大的時刻——西方傳教士，即西方宗教與中國近現代社會真實的聯繫，我們在1949年以後的中學歷史教科書裡是看不到的。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事變”，在上海全城大肆搜捕屠殺共產黨人，中共領導人周恩來由上海潛來武漢，曾留居漢口鄱陽街主教住宅多日。數月之後，國民黨武漢政府汪精衛發動“七•一五”事變，全城在白色恐怖的籠罩之下，吳德施主教利用教職身份，冒險設法幫助周恩來悄悄離開武漢去南昌，半月之後——1927年8月1日，由周恩來、朱德等人領導的武裝起義在南昌爆發，成為中國現代歷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點”。

吳德施與周恩來這一段私人間的親密交往，一直持續到1938年，吳德施主教退休離開漢口回美國。



三、魯茲故居——漢口鄱陽街32號院落

資料：魯茲故居：漢口鄱陽街32號，湖北省武漢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建築面積646平方米，1913年至1938年之間，美國主教魯茲(中國名吳德施)攜全家居住於此。

2004年4月，我們去了漢口鄱陽街32號院落。院子空敞無人，水泥地，很乾淨，迎面聳立着那一座很著名的眼下已經裝修一新的聖保羅座堂。方正平直的造型，大結構與曇華林花園山上地聖誕堂相似但簡單得多，建築面積也小許多。大山花屋頂，凸出的小山花門楣，乳黃色的外牆牆塗（不清楚當年是否刷有牆塗），正面入口的兩邊，各開一扇式樣十分簡潔的長形窄窗，外側各立一貼牆橫凹條的平直立柱，雙開木質大門緊閉。我不知道這座小教堂目前作何用途？

繞着聖保羅座堂的左側有一條林蔭小道，小道盡頭橫向立着吳德施主教故居，因為緊貼在座堂的背後，前面已經沒有太寬敞的空地，拍攝的距離也拉不開闊。

磚木結構的二層樓房，西北向，造型很簡單，橫平豎直的長方體，和中世紀的歐洲教會建築的風格相似，符合新教徒節儉清淡的傳統。大坡狀瓦頂，方石牆基，深灰色清水磚外牆，上下各間隙了兩道深紅色的磚線，沉鬱的色塊中跳出來一道奪目的亮色。屋外兩側數步石階進入門口，白色的拱券門，凸出的門框，造型很優美。方形窗框，窗框頂上用紅磚砌成假拱券，凸出窗台。由這間門進去有一間不大的門廳，數步便上樓，樓梯並不寬闊。

整幢摟建築面積646平方米，室內非常寬敞，數十個房間，樓下為客廳和飯廳，書房，還有客房，二樓有寬大的起居室，主教和夫人的臥室，孩子們的臥室和兒童活動室。

樓房右側也有一個出入口，寬闊的長廊上有漂亮的紅磚砌成的拱券大窗和一扇拱券大門，目前長廊和門已經封閉。

當天，在這幢樓內的值班人員介紹說：除了樓房外貌是仿照當年的樣子重新復原過，樓房內部舊有的裝修陳設毫無保留。於是我們也就沒有要求走進去。

魯茲故居建成於1913年，距今九十一年依然保存完好。“鄱陽街32號”地屬英租界，一個環境和治安都很優良的高級西人和華人住宅區，最初，在這一塊地面上先建成了前面的那一座聖保羅座堂，後來才建起了這幢主教住宅摟。我推測那時候的院落肯定比現在的面積要大，樓房的兩側有花園有樹木，沒有如現在我們看到的那樣被醜陋的現代建築就近擠占。

吳德施主教一家人在這幢樓里生活了二十五年，孩子們一天天地健康快樂地長大，比較其他西方僑民家庭，他們家的孩子從小可以接觸到更多的人和事，加上良好正統的家庭教育，着意培養孩子們的愛心和自立精神——例如：抗戰期間，1938年初，吳德施主教聯合美國記者安娜•路易絲•斯特朗等人，向在漢的西方友人徵募了10.3萬元的醫療器械及藥品，委派長女弗朗西絲•魯茲，率領一個國際代表團，開着大卡車，載着這批抗戰物資，從漢口出發，沿着往北方的公路，一直送到了山西太行山地區的八路軍總部，由朱德、彭德懷、左權接受。在歷史資料簡單記述的字裡行間，一個活潑、真摯、熱情、勇敢的美國女孩的身形躍然紙上——我想，這得益於她生於一個和睦幸福的家庭，以及家長給予的嚴謹然而開放的美國式教育。

“魯茲故居”的建築面積很大，樓上樓下，房間很多，特別是客房比較多，因為除了主教一家人而外，常常會有客人來此留居，簡直像是一家“私人旅館”。例如上文提及，周恩來於1927年“白色恐怖”時期，曾在這幢住宅樓里躲藏過一段時間。

“鄱陽街32號”雖然緊挨着人來車往的街邊，但院落和教堂（即聖保羅堂座）如同數重屏障遮擋了住宅樓，遠避了鬧市的喧譁和市俗的攪擾，居住環境是非常舒適。我在漢口生活了半個世紀，從這條街從這個院落門口不知經過了多少次，從來就沒有想到裡邊會另有一爿天地，若非此次寫作中拍攝和採訪的需要，不然是不會冒昧地走進這個院落裡邊去的。

幽靜的環境，更重要的是吳德施主教獨具的社會身份和政治地位，使這幢樓房不僅成為革命人士的臨時避難所，同時也成為眾多的國際國內知名人物的往來居留地。

例如：著名的美國記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萊、安娜•路易絲•斯特朗便是這兒的常客，她們從美國到中國，由上海到漢口，然後轉程去西安、延安，來往經過都要在這裡住上一段時間，和主教及主教夫人，還有孩子們，像一家人那樣親密無間地相處。當年，白求恩大夫來到中國，在北上去延安及山西抗戰前線之前，在這幢摟里住了有半月之久。

“蘆溝橋事變”以後，國共兩黨抗戰民族統一戰線成立，1937年12月——1938年10月，中共領導人周恩來、董必武、秦邦憲、葉劍英、鄧穎超、王明等，被派駐漢口（原日本租界中街9號，今長春街57號）的一幢西式樓房內，領導長江局和八路軍武漢辦事處的工作。在這一段時間裡，中共領導人成為“鄱陽街32號”院落的常客。

吳德施主教與周恩來曾經有過“生死之誼”，兩人的交往，並不僅限於政治社會的交流，也包含了文化品味及性格愛好等方面彼此之間的相互賞識。

在人大代表學習資料中，關於“中國共產黨的宗教政策”一文，有一段文字專門論及此事：“……如周恩來與聖公會大主教吳德施就有一段交往……抗戰開始後,周恩來、鄧穎超等共產黨人來武漢從事革命活動，得到了吳德施的理解和支持。周恩來通過他向世界宣傳共產黨所領導的抗日戰爭，吳德施也積極參加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的許多活動。1938年4月19日,吳德施主教離開武漢時，《新華日報》以‘吳主教臨行贈言,鞏固統一戰線’為題發表了吳德施的告別辭。 ”

但，上述只是吳德施主教在中國的政治生涯的一部分，並不是全部，因為其教會身份的決定，他必須是一個與中國各派政治人物交往的社會活動者，在各派政治力量中取得優雅的平衡，所以，他不可能不重視國民黨南京政府。

中國近現代歷史，武漢是一個政治軍事的要塞城市——各黨各派、政界軍界，偉人、要人、名人，在此風雲際會。史載：“漢口鄱陽街聖保羅堂大院內的住所常常高朋滿座”，除上面提到的國際友人及中共領導人之外，吳德施主教還與“國民黨各界人士馮玉祥、宋子文、孔祥熙、張群、王寵惠、吳國楨等過從亦密……”

其中，宋子文：青年時留學美國，1915年哈佛大學畢業，與吳徳施主教屬不同屆的校友；另外，宋子文的父親宋耀如即是一位基督教牧師，1882年畢業於美國田納西州的萬德畢爾特大學神學院，宋氏堅持以基督教為家庭信仰——宗教和美國，文化與教養，是吳德施與宋子文之間友誼維繫的紐帶。

吳國楨：當時漢口市市長，被稱為國民黨高層權力機構內最具知識分子氣質的官員，湖北人，少年時在天津南開中學讀書，與周恩來結識並成為朋友，17歲保送美國留學，23歲獲得普林斯頓大學院哲學博士學位，人稱“吳博士”。1937年至1938年武漢淪陷前夕，與當時在八路軍辦事處工作的周恩來有過較為親近的來往。吳國楨當時所任的政職，赴美求學的經歷，以及人品及學養，這些都可以成為吳德施主教與之默契相交的理由。

1931年，武漢大水，吳德施主教應宋子文、孔祥熙電邀，任全國水災救濟會湖北分會執行委員，在武昌成立武漢各教會聯合賑災辦事處。次年，1932年，成立鄂湘教區水災農民扶助總社，向受災農民發放貸款。

1938年2月，國內宗教組織舉行反侵略運動宣傳周宗教日，武漢基督徒在“鄱陽街32號”漢口聖公會聖保羅教堂舉行為國難犧牲者祈禱儀式，吳德施主教到會發表講話，表示：“願與中華民族同受艱苦”，“並代表全體外僑信徒為抗戰死難軍民祈禱 ”——這是吳德施主教在中國傳教期間最後一次參與的大型社會活動。

1938年4月，被獲准退休回國。周恩來、秦邦憲等在漢口八路軍辦事處屋頂花園設宴為吳徳施主教一家餞行，席間合影留念。很可惜我沒有找到這一張照片資料。周恩來當場手書：“兄弟閱於牆外御其侮”、“嚶嚶其鳴也，求其友聲”兩條幅相贈。

同時，吳德施主教在鄱陽街住宅樓舉辦告別音樂會，請武漢各界上層人士一聚。漢口市市長吳國楨、中共領導人周恩來等應邀出席。當晚，吳德施主教的長女弗朗西絲•魯茲鋼琴彈奏優美樂曲為來賓助興。離開漢口回美國之前，吳德施主教在武漢國民黨報紙以及漢口《新華日報》發表《告別辭》。

1937年12月13日，日軍占領南京，施行絕滅人性的姦淫燒殺，一個多月以內，屠殺平民三十萬人……

吳德施主教在中國四十二年，經歷過朝代更迭、政權交替，戰爭動亂、天災人禍，他從來都沒有退避——但，這一次不同，這一次戰爭中的法西斯主義者、日本侵略軍，已經以行動向全世界顯示了他們無視國際戰爭規律、無視國際公法的非人性行為——為了家人的安全，夫人還有他心愛的女兒，他決定離開中國，而且這一年他的確老了，六十八歲了，去日無多，葉落歸根，他想在告別世界之前返回自己的祖國。

我想，他在離開漢口前心情一定很複雜，這麼多年了，和這個城市建立起來的感情，和這個教區教民之間建立起來的感情——曾經他視他們為自己的孩子，而他們則視他作父親——這種感情如同血肉相親，一旦割捨，他心中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面對即將臨近的災難，他知道他無能為力，宗教的力量是有限的，他又一次深深意識到了這樣的問題。作為神學者，他只能祈禱，為戰爭的死難者祈禱，祈禱他們的靈魂升入天國，為戰爭的受難者祈禱，祈禱主的福佑降臨到他們頭上——除此以外，他還能做什麼？

1938年4月，吳徳施主教攜家人離開漢口回到美國。

“鄱陽街32號”院落仍屬基督教美國聖公會的房產，聖保羅座堂的教會儀式依然照舊，這一幢灰磚拱券門的主教樓，不知後來由誰居住？只是再也聽不到弗朗西絲•魯茲悠揚悅耳的鋼琴彈奏了……

四、另一故事的開頭

我想接着講一個故事：

孟良佐（1878-？）：基督教美國聖公會傳教士，出生於美國內布拉斯加州，先獲文學學士學位，後在費城神學院獲博士學位。1902年被美國聖公會立為會長（牧師），同年派往中國傳教。

1904年（光緒三十年至三十一年）任九江聖公會會長。1907年任長沙聖公會會長，1917—1924年任武昌文華大學校長，同時籌建華中大學（今華中師範大學的前身）。1924年—1929年代任華中大學校長。

1907年，在任長沙聖公會會長期間，因“日知會案”與長沙的直接牽涉，與吳德施主教一道出面，盡全力營救“日知會案”獲罪革命人士。

1926年冬，北伐軍圍困武昌城四十天，饑民不堪忍受，以僑民以及美國教會領導人身份往來於南北兩軍之間 ，得兩軍統領同意，每日開城門一次，疏散城中居民出外覓食。

1937年底，繼吳德施任鄂湘教區主教。1938年，日本侵略軍逼近武漢，以中立國教會領導人身份任漢口救災委員會主席，聯合在漢有權勢的外國僑民，先是選舊（英俄）租界（彼時，英、俄、德、日租界已被中國政府收回，故有此稱）地建立“安全帶”，以供平民逃避戰爭災難（例如南京大屠殺）。1938年10月25日，日軍占領武漢，否認上敘安排。孟良佐主教等人只得在漢口龍王廟至礄口設“難民區”（因日侵略軍方不許稱之為“安全區”），並被迫將“安全區救濟委員會”改為“難民區救濟委員會”，親身任職此“委員會”工作三年之久，撫恤難民、發放賑款、濟送寒衣食品、開辦小本借貸等等。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英國、美國、中國對日宣戰。武漢日占領軍無視國際公法，抓捕英美駐漢領事拘押出境 ，同時拘捕基督教美國聖公會主教孟良佐先生關押至南亞日軍集中營。不久，逢交換俘虜之機，被遣送至非洲後回到美國。1944年，以六十四歲高齡，由美國乘飛機到印度，轉滇緬公路至中國的雲南、貴州境內，看望由武漢內遷的華中大學、湘鄂聯中（都屬中華聖公會辦學）師生。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返回武漢，籌備復校（華中大學等），1948年回國。那一年，孟良佐先生七十歲。

以上，除了幾個字的修飾而外，我是照史料抄錄無誤，因為本書的主題以及時間的限制，關於這位基督教美國聖公會繼任主教孟良佐的事跡，我沒有來得及作更深入一些的查尋。但是，我認為，上面的這一段簡略的“人物介紹”已經非常感人了——閱讀這一小段文字時，我流下了眼淚——為孟良佐先生，也為在他之前的吳德施先生……

在我們的中學（包括大學）課本里，長時期以來，過分醜化在華外籍傳教士的形象，我想，這樣的情況是亟待修正了，應該還歷史的真實，不要誤導我們的孩子。

下面是我對這一篇章的總結。

翻閱基督教美國聖公會在武漢的一段歷史（前後八十三年），可以改變一個人曾經由於我們教育的局限而產生的最基本的看待事物的方法。在晚清來華的外籍傳教士中，有相當一批人可以稱為真正的聖者。他們聚理想、熱情、善良、誠摯、勤奮、勇敢於一身。平常的日子，堅持行善、布施、宣傳教義、促進科學文化教育；危難的時刻，不畏強暴、堅持正義、倡導和平，盡一己之力，將社會民眾身受的苦難減低到最小的程度。曾經，我以為，印度的特麗莎修女只是教會人士中的一個較為極端的典型，而現在，我要改變我的看法。



注釋：

1、胡蘭亭：湖北武昌人，傳教士，辛亥革命的同情者及積極參與者。出身貧寒，年輕時一邊工作一邊在學校旁聽學習，後入武昌美國聖公會所辦中學讀書，此期間成為教徒，後升任基督教聖公會鄂湘教區的會吏總（即會長）。曾經與胡吉亭牧師合力營救華興會領導人黃興長沙脫險。劉靜庵在其感召下接受基督教洗禮。

2、關於張之洞的政治策略，我在本書首篇《英國駐漢總領事館官邸》有過介紹，請參看。

3、孟良佐：美國人，基督教聖公會傳教士，當時為長沙聖公會會長。穆德：外籍傳教士，個人情況無資料記載。

4、見梁壽華《中國革命與基督教信仰》之《起義失敗及結果》

5、余日章：先為文華書院英文教習，文華書院學生軍負責人，後為文華中學校長，自由資產階級思想者。

6、見人大複印資料：《中國現代史•試論抗日戰爭時期黨的宗教政策的成熟》

7、資料引自《武漢市志•人物錄》。

8、此小節文字之歷史資料全部錄自《武漢市志•人物誌》。

9、 “南北兩軍”一史事：參看本書《英國駐漢總領事館官邸》一章，《英國駐漢總領事館八十年遭遇大事記》篇目。

10、詳情參看本書《英國駐漢總領館官邸》。




作者附註：文章原名《魯茲故居——即漢口吳德施主教住宅》， 為《夕陽無語：武漢老公館》一書（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年5月版）中一章，出版時作了刪節，此處為原文稿。


編輯員：china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