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大學畢業分配到北京工作，那是我第一次踏上首都的土地。雖然已經是大學畢業，但在爹娘眼裡還是孩子，又是第一次到北方，臨行前一連幾個晚上，爹娘淚眼婆娑地千叮嚀萬囑咐，從空氣乾燥要多喝水到冬天北方冷要多穿衣服，能想到的都說到了。從來也沒有來過北方的爹媽甚至叮囑：北方人性子急脾氣暴，在外面千萬別跟人爭吵，人家罵就讓兩句，人家打就忍兩下。
但是我爹我媽和我都沒有想到，到北京第一個不適應的，竟然是語言。我從中學到大學都在學校廣播站當廣播員，說一口普通話在北京讓人聽懂當然不是問題，問題是我聽不懂北京人說話。
從北京站出來，上了開往永定門的20路公共汽車，從上車到下車，售票員報站我有一半沒聽明白：大而辣、豬一口，猜着應該是三個音節，售票員嘴裡像含着個大橄欖似的一滑而過。後來又經過幾次這些地方，知道了“大而辣”是大柵欄、“豬一口”是珠市口。學給北京人聽，人家不說售票員說話不標準，反而笑話我聽不懂北京話，順便我學了一句北京人的歇後語“猴吃麻花——滿擰”，經常掛在嘴邊冒充北京人。其實到現在也沒琢磨過來，猴子吃麻花跟人吃麻花有什麼不一樣，怎麼它一吃就滿擰，人一吃就不擰或者半擰了。
前年電台主持人播音員考普通話，我考了98.89分，遠遠高出了97分的一級甲等的主持人合格標準。主考老師聽出我不是北京人，說北京地區考題主要是針對北京方言中與普通話不符合的地方出的，所以，南方人反而考得好。氣得那幫反而沒考過關的幾個北京人直罵：什麼破考試題啊，我們土生土長的北京人還不如南蠻子。我們假惺惺地安慰：沒事，你們要是到南方去考，准跟我們一樣得高分。
常彥出國去新西蘭留學，一邊念書一邊在當地一家學校教中文，掙學費。外國人仔細，合同也寫得規範，上面註明常彥教的應該是普通話：“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常彥想起自己在電台考了三次，還是給老師活動活動之後才拿着了上崗證。他現在看見人家從漢語詞典上一字不落地抄下來的普通話定義，猶豫一下之後，把特長一欄里原先填的“普通話一級甲等”改成了“一級甲等北京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