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說明的是：這個標題里的兩個主題似乎是完全風馬牛不相干，八竿子也打不到一起的兩件事，但如果讀者能耐下心來讀完這篇文章，就一定會明白這裡面的道理了。

在公元前約五史紀的春秋戰國，有一位鄭國名醫，大家都叫他扁鵲。

有一天魏文王問名醫扁鵲說：“你們家兄弟三人，都精於醫術，到底哪一位最好呢？”

扁鵲答說：“長兄最好，中兄次之，我最差。”

文王再問：“那麼為什麼你最出名呢？”

扁鵲答說：“我長兄治病，是治病於病情發作之前。由於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剷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氣無法傳出去，只有我們家的人才知道。我中兄治病，是治病於病情初起之時。一般人以為他只能治輕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氣只及於本鄉里。而我扁鵲治病，是治病於病情嚴重之時。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經脈上穿針管來放血、在皮膚上敷藥等大手術，所以以為我的醫術高明，名氣因此響遍全國。”

扁鵲所說的道理，在於讓人們明白防病患於未然比治療重症疾患更重要。而要能夠防病患於未然，這需要治病的醫生具有一定的預測和前瞻性能力。假如把一個國家的政治問題看作是一個病人身上的疾病，那麼醫生治病和政治家治國都會面臨同樣的重大問題：如何在治病治國上具有前瞻性？

換言之，如果一個醫生在治療病人時沒有前瞻性，或者估錯了病情，那麼非但治不好病人，而且還會造成重大事故。同理，政治家如果在政治鬥爭中沒有前瞻性，或者對政治局勢和社會狀況的估量完全錯了，那麼，以這樣的政治家所代表的政治勢力就很難取勝了。

很多致力於中國能走上民主化道路的海外民主人士非常希望有朝一日能推翻中共的專制獨裁，使中國能走上民主化的道路。為了使中國能走上民主化的道路，海外民主人士的各種論文，評論，文獻，論證可以成噸記。

在這裡，海外民主人士都認為他們所走的是一條正確的道路，因為更為有力的實際例子是：孫中山領導的辛亥民主革命曾推翻了滿清的專制統治，而前蘇聯的一場群眾民主革命也推翻了蘇共的統治。所謂前事之師，光輝榜樣歷歷在目，這樣的民主革命之路應該是毋庸置疑的正確道路。

假如我們作個假設，中國目前政治上的專制是中國政治制度上的一大病患，而民主革命之路是治療這個頑疾的正確方法，那麼，如何論證這個“正確”方法的前瞻性呢？

在回答上述問題之前，我們要先從糖尿病談起。

略有醫學常識的人都知道，糖尿病分一型和二型兩種。一型糖尿病與遺傳有關，我這裡不作討論。而二型糖尿病是現代社會更廣泛常見的非遺傳性疾病。

它是人類的生活習慣和環境因素長期共同作用而導致的一種慢性、全身性、代謝性疾病。 可是大家如果略作統計方面的分析，一定會發現一個奇怪現象：糖尿病的發病率與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富裕程度成正比，而與那個國家的貧困飢餓成反比。拿民間通俗的說法來說就是：糖尿病是現代社會的“富貴病”。

千萬不要以為上面的這種民間說法毫無科學根據。其實科學家們早就注意到了這種現象：在缺吃少穿，饑寒交迫的人群中不會發生糖尿病。於是，從患糖尿病這種危險疾病的觀點出發，以前貧下中農們在訴苦會上說的：“吃的是豬狗食，做的是牛馬活”，其實這才是保證貧苦農民不得糖尿病的良丹妙藥，而地主老財們每天的高脂肪高蛋白進食則是慢性死亡，催發糖尿病的毒藥。

科學家們根據上面的現象進一步發現，原來在人類的肌體內存在着一類基因，稱為“節約基因”。所謂“節約基因”是人類本身在長期進化過程中發展出來的一種基因，這種基因能極大地激發人體儲備能量的功能，使在飢餓困苦中環境中頑強過活的人群，能依靠這種體內機能，積攢能量以度過災荒之年。

“節約基因”在幫助饑寒窮困地區的人類繁衍生殖，不會因貧困而導致種群滅亡，無疑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凡事總有兩面性。當一個貧困地區由於某種原因，(例如社會的變遷，戰亂的結束等)，突然變富裕了，從而使得生活在那個地區的人群不再有飢餓的威脅，反而變成高脂肪高蛋白攝入量的過剩，那麼“節約基因”的作用就走向了反面。

由於“節約基因”繼續在人體內不斷屯積高脂肪高蛋白的能量而不管飢餓環境已經消失，從而使人的代謝功能和胰島器官終有一天不堪重負，這就是二型糖尿病的根本致病因，其他，如工作壓力，習煙等等，不過是加速病情的次要因素。

上面這個“節約基因”造成二型糖尿病的機理已經被歐美日本等國進入現代化社會以後，以及中國自改革開放步入小康社會後，糖尿病的急劇爆發，得到了證明。由於人體基因的演變要經過數代人幾十年至上百年的過程，所以，要讓“節約基因”在短期內變好的可能性是幾乎沒有，當然這是題外話了。

說到這裡，大家應該已經明白：二型糖尿病的發病率與那個國家和地區的貧困狀況成反比，也與那個國家和地區暴發大規模群眾革命的概率成反比。

對於我後面給出的這個觀察，大家如若不信，可以回顧一下這些事實：

1。 歷史上陳勝吳廣之所以能一呼百應，揭竿而起，就是在無糖尿病的窮困民眾中成了氣候的。

2。 中共在舊中國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在幾乎無糖尿病的社會狀況下才得以成功。

3。 毛澤東給出的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其實也是無意中基於無糖尿病區包圍可能的有糖尿病區域。

4。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其實是給出了當時農村社會的政治局勢和社會狀況分析。如果老毛要是早知道我有這樣的一個糖尿病判定標準，或許就不需要那個考察報告了。不過，老毛領導的革命是基於那個正確的政治前瞻性估計，也就是無糖尿病社會的革命成功率。

5。 歐美和日本進入現代社會後的高糖尿病時期也從反面證明了爆發大規模群眾性革命的不可能性。還要我舉出更多的例子嗎？

現在讓我們回到本文開頭時提到的在中國爆發民主革命的政治前瞻性問題。 目前正在使很多海外民主人士長期困繞的問題之一是：現在的海外民主派無論在人力，物力上所受到的支持，遠遠超過了孫中山推翻滿清時的同盟會，更不用說今天西方發達的網絡資訊宣傳工具，民主理念的深入人心。

那麼，自六四之後的今天，為什麼海外民主運動在中國會毫無建樹呢？為什麼出現不了辛亥革命時拋頭顱灑熱血的黃花崗72烈士呢？

首先，很多民主人士以為鄧小平在文革後主導的四個現代化的改革進程只是經濟改革，不觸及政治改革。很多人認為：中國現在的社會是一個經濟上的資本主義，而政治上的專制集權主義。

這裡，我要向大家揭示的是：上述觀點是對中國的政治現狀缺乏深入觀察的錯誤認識，也是對老鄧的改革開放目標的一種戰略性錯估。

老鄧在文革之後所做的一切，看似僅僅用發展經濟來改善人民生活，但它的實際目標是想用經濟活動來帶動廣泛的社會變革，從而達到人民思想上的去政治化。而這一切，正是政治改革的大動作，不過，這種政治改革不是像海外民主人士所希望的那種推翻一個專制舊政權，建立一個民主新政權的群眾革命，而是潛遺默化中的不問政治的政治改革。

上面這個結論其實可以總結為：老鄧和他的後繼者們已經使中國從一個無糖尿病的社會進入了糖尿病高發期的社會。在這種社會裡，要想促成大規模的民主革命比登天還難，因為老鄧已經把促成這種民主革命的群眾基礎給釜底抽薪掉了。

你能想象在一個個大腹便便飽食終日的糖尿病症的民眾社會群體中出現黃花崗72烈士嗎？

讀者看到這裡，可能會問：按你這說法，中國要實現民主豈不是無望了？那倒也不是。

我這裡要指出的是：很多海外民主人士堅持要走的辛亥革命那樣的民主革命之路實際上是對中國社會現狀而作出的錯誤政治前瞻性分析，是大戰略上的錯誤。既然方向錯了，實戰也不能勝，就很合理了。

而如何在糖尿病社會裡實現政治上的民主化，這應該是海外民主人士研究的新課題，但應該是一條方向上正確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