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與極權社會
——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讀書札記
楊翼飛
當《通往奴役之路》於1944年第一次出版時，哈耶克所面對的是一個法西斯國家行將完全崩潰的時代，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盟國的勝利指日可待，全世界愛好自由的人們都在準備迎接和平的到來。但是，作為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哈耶克並沒有陶醉於勝利即將來臨的狂歡中，依靠其敏感的職業嗅覺，他告訴我們：法西斯國家將要崩潰，但法西斯主義——廣而言之的可能導向各種極權主義的集體主義——卻逐漸在自由國家擴散開來並有主導各國民眾思想的危險，民眾對“經濟計劃”的前所未有的推崇和熱愛即是明證。
在本書的開篇，哈耶克首先要做的是釐清幾個重要的概念：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集體主義。自由主義往往被誤認為是“放任自流”的代名詞，而自由主義的真正含義則實際是指：如果某些領域中的問題能夠通過有效的競爭來解決，那麼，競爭就是指導該領域中個人行為的最好方法，它並不否認甚至強調競爭的有益運行需要一套精心設置的法律框架（因此自由主義尤其需要法治的保護），它也不否認在某些競爭失效的領域或時期，我們必須採取其他指導經濟活動的方法。[1](P41)社會主義常常被用來說明正義、平等和保障等社會主義的終極目標，但它同時也意味着實現這些目標的特殊的方法——計劃經濟體制，在這種體制中，中央的計劃機構取代了各自為利潤而工作的分散的企業家，本書正是在後一種意義上來指稱社會主義。[2](P37)集體主義則是一個涵括各種類型“計劃經濟”的名詞，因而既包括社會主義，也包括法西斯主義，無論集體主義有多少變種，在一個關鍵點上他們是相同的，即他們都想組織整個社會及其資源實現某個單一的計劃或目標，為了這個計劃或目標，他們可以犧牲一切，包括個人的自由。集體主義各種變種之間的區別僅僅在於，他們所欲求的這個單一的目標的性質是不同的。而集體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的區別則恰恰在於，自由主義不存在整個社會必須為之奮鬥的某個單一的計劃或目標，在個人的領域中，個人目的和個人自主是至高無上的。[3](P59)
哈耶克認為，集體主義計劃經濟的不可取性首先在於它的目的是不可能實現的。如果經濟的運行非常簡單，以致只要一個人或一個機關就足以有效地觀察到所有影響經濟運行的因素的話，實行某種有效的經濟計劃將不是什麼困難的事情。但是，在現代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化，經濟運行越來越複雜，這就導致企圖制定經濟計劃的某個中央機關根本不可能注意到影響經濟運行的所有因素，而且這樣一個機關也不具備應對各種經濟變化的充足知識，因而計劃的制定必然是相當困難的，即使制定出來，也無法有效指導時刻處於變動中的經濟運行。此時，社會應該憑藉的是個人之間的分散的知識，而分散的個人的行動，則是通過呈現供需變化的非人為機制的價格槓桿的調節來實現的。[4](P52)
集體主義計劃經濟的不可取性還在於它是不道德的、反自由的和反法治的。上面已經提到，集體主義要求用某種單一的計劃來組織整個社會及其資源，但是，很顯然，自由社會中，每個人的追求和價值取向都是不一樣的，企圖通過民主的方式實現全社會對某一單一計劃的一致同意，這在任何一個自由國度都是不可能實現的。也許組織一個家庭或一個社區的單一計劃是有可能的，然而，隨着範圍的擴大，持有不同價值觀念的人們必然越來越多，達成一致意見的困難必然越來越大，這就要求必須存在一個民眾共同信仰的完整而準確的倫理準則體系或價值序列最為標準來保證計劃的達成，但這樣一個公認的倫理體系或價值序列顯然並不存在，那麼，除了倚仗強力和強迫以外，沒有什麼辦法可以達成這樣一個計劃。[5](P210)
而且，集體主義的計劃經濟也不需要美德、自由和法治。計劃經濟要求一切經濟運行必須保持在計劃範圍內，要求一切都是可控的，而自由與個性這類東西則顯然不具有可控性，他們要求按照個人的意願安排自己的生活和經濟活動，因而隨時有可能威脅到計劃的精確實現。因此，在一個政府已經為整個社會計劃的井井有條的國家中，個人的自由就是多餘的，人們只需要按照政府的計划行事即可。美德也是如此，美德要求人們在無論何種情況下都要堅守一些最基本的倫理底線——譬如不能撒謊或不能欺騙，但是在計劃社會中，只有這個單一計劃的實現是唯一的目標和正當性的源泉，為了該計劃的實現，沒有什麼行為是不可以做的，目的說明手段的正確性正是集體主義道德的至高準則。同樣，法治也是被計劃經濟所摒棄的。法治要求政府在一切行動前都受到事前宣布的良善的規則的約束，正因這種確定的規則的存在，個人在安排自己的事務時才能預測政府的反應。但是，這樣一種形式規則的事前約束對計劃經濟是不利的，計劃經濟要求計劃當局在民眾的不同需要之間做出實質性的選擇，而形式規則則會限制選擇的範圍，束縛計劃當局的手腳。而且，法治要求制定的規則本身是良善的，而一個限制自由厭棄美德的法律則不可能是良善的。因此，計劃經濟必然趨向於獨裁和專制。
有人主張說，我們僅僅是把經濟權力交給計劃當局，政治權力仍然掌握在民眾手中，我們仍然保有一個民主社會的本質。針對這一點，哈耶克借用希萊爾•貝洛克的觀點予以回應：“對財富生產的控制，就是對人類生活本身的控制。”哈耶克指出，經濟權力是這樣一種權力，我們可以在個人經濟領域內自主的決定什麼對我們比較重要，什麼對我們比較次要。而一旦經濟權力交由計劃當局來掌握，那麼這種決定權便被剝奪了，“指揮一切經濟活動的當局將不僅控制那種只牽扯到次要事情的我們的那一部分生活，它將控制用於我們所有的目標的有限手段的分配。”[6](P90)同時，計劃當局要進行計劃，也必然要控制各種職業的大門或控制報酬條件，而控制了這兩者，無疑就控制了我們的全部，控制了我們的政治權力。而且，將這樣巨大的權力全部移交給計劃當局，只能造成不可避免的任意與專斷。
面對二戰即將結束時英國“經濟計劃”思潮的風氣雲涌，哈耶克提醒人們注意，這一思潮正是為德國法西斯主義興起奠定基礎的集體主義的再現，“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思潮在德國戰前數十年的積累和承續最終開出了法西斯主義的苦果，人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計劃經濟必然會導向獨裁和專斷的極權主義社會。
就中國後來出現的狀況而言，哈耶克幾乎是個天才的預言家，雖然中國走向極權社會的道路與1933年的德國不同，但是，中國計劃經濟的建立和由此走向極權主義的過程，卻無疑為哈耶克的理論提供了又一堅實的論據。
也許我們該記取哈耶克的一句話：“在和平時期，決不允許一個單一目的絕對優選於其它一切目的。”當這種狀況出現時，也是人們應該警覺的時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