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傷痕文學”到滿身硬傷的文學

－淺談文革以後中國思想文化的變遷

心言

二　“改革文學”可曾預料過今日喧囂？

恰如很多“傷痕文學”的作者理直氣壯地高呼“干預生活”時，根本沒有預料到後來八九年的那場風波，少數人涉入那場風波時也從未檢討過自己曾經的推波助瀾，描述工農業改革的作家們也從未認真思索過改革的步伐究竟多大才是極限，所抨擊的時弊當中有多少屬於計劃經濟本身體制的制約，多少才來自既得利益者的抵制？在“改革有理”取代“造反有理”的同時，人們不斷為“喬廠長上任記”中喬廠長的點子喝彩，也為“人到中年”中暴露的知識分子的處境所揪心。整個社會都清楚認識到，中國人太貧窮了，體制太僵化了，近代留下的外辱太慘痛了。然而在究竟怎麼奮起急追的見解上出現分歧，再接下去討論時面臨着思想的禁區，十三大“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成為解釋改革以來所出現的各種問題的大籮筐。令思想文化界嚮往的“實踐檢驗真理”呢？

幾乎沒有人質問“喬廠長”的點子怎麼在實際工作中行得通。隨後出現的“新星”中李向南也不過是個具備極強家庭背景的一介書生，他的形象來自中國社會對清官的古樸崇尚。而與此同時，在文學創作的另一邊，張賢亮對“性”的衝擊已經讓很多作家意識到，今後傳統小說里的愛情插曲正悄悄向“性”一端傾斜，成為吸引讀者的新潮良方。而現實社會的發展呢？文革後期以知青不擇手段回城為誘因出現的走後門和裙帶關係正在發展成任人為親和行賄受賄，而企業改革放寬自主權和承包製卻使裙帶關係和任人為親合法化，經濟體制放寬的過程中卻忽視了獨立健全的司法監督機制。究竟是缺乏經驗非要這麼“摸着石頭過河”不可，還是應該溫故知新，從古今中外的社會經濟發展中吸取教訓防患於未然？現有的社會科學機構遇到體制外政治幕僚的有力挑戰。而這時的文學創作躊躇了，既無法衝破政治的框架，也不能再原地踏步靠喬廠長們為改革支招。有預見力的作家們正隱約意識到，建國以來所有的報酬和物價都在上漲，唯獨稿費原地踏步，再肩負社會責任的十字架老驥伏櫪，就不是簡單的創造喬廠長們這種與現實社會嚴重脫節的主人公的問題，而且保障溫飽的生存大事了。可惜直至這時，中國文學的創作仍然是幾十年不變的老套路，人物描寫要做到性格鮮明，故事的發展要面面俱到，結果所有人物情節描述公式化，每一個故事伏筆留下不出幾章就被一直猜到結局。文學作為思想文化整體的一個單元，也隨着社會發展整個陷於泥潭，而且與經濟發展的速度和寬鬆環境完全不成比例。

有時我暗問自己，如果“六　。　四”換一種方法解決，難道就一定是東歐國家那種結局嗎？要知道這之前中國獨立自主的政策和獨特的東方文化傳統與東歐國家有很大差別，也不是非要強行把軍隊開進城才能穩住局面。開槍的代價是什麼呢？我想持任何觀點的人都不得不痛苦地承認，那些槍打掉的正是反對腐敗的正義呼聲和社會良知。普通平民百姓終於慘痛地認識到，公義有時不得不向強權低頭。現在再反觀海內外華人社會中缺乏正義，恃強凌弱和縱情風月的普遍現象，難道不值得反省嗎？

有人會以目前的經濟發展速度和文化上的多元化來反駁我上述觀點。這裡我也必須首先承認改革開放以來的成績是巨大的，“六　。　四”以後的開放步伐不僅沒有向後轉，而且加快了。但是如果理智地探討我們是否還可以做得更好，就有許多經驗教訓要認真吸取。

首先經濟發展的不均衡問題已經十分嚴重，全國僅以廣州和蘇州為主要工業園區的發展已經造成嚴重集中的環境污染，而這些地區傳統的經濟文化原本就已經非常發達，目前人口密度已經遠超過飽和水平，況且引進的外資已經囊括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環境污辱嚴重，技術層次低下的產業。如果環境污辱無法解決的話，後續發展能力是十分有限的，甚至可能毀於一旦。同時，為刺激經濟增長鼓勵的高消費已經在社會上造成腐化，浮躁和急功近利的不良風氣，對資源掠奪性的高速消耗也嚴重威脅經濟發展的持久力。必須指出，關係國家綜合實力和國防實力的企業和經濟實體在這些經濟特區的比例很低，如果單純維護這種毫無比例的單向經濟增長，不僅有經濟高速增長究竟會維持多久的問題，更有中國的綜合國力，尤其是整體國防實力究竟是上升還是下降的問題。要知道，解放前中國的民族主義工商業並非不發達，不過是缺乏保障國民經濟和整體工業實力的關鍵基礎工業和科技，也就是每個國家都不得不投資的賠錢產業，單靠稅收進口的洋槍洋炮畢竟缺乏基本的技術支持和更重要的民心的支持。這時思想文化對這些社會現象應該檢討嗎？文學創作的題材會欠缺嗎？令人痛心的是，所謂的多元文化不過是以感性文字替代樣板戲，而且自九十年代以來越來趣味越低級。整個社會單純經濟行為已經嚴重侵蝕傳統文化和純文學應有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