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聽說鄒尚純老師是1966年文革開始不久，他住在七里橋木油坡芷江師範的教授宿舍，與我們家住的是同一棟平房，隔四間房。

當時木油坡已經是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幾乎所有的老師，領導無一倖免地被紅衛兵的大字報批判，當然鄒尚純老師也在被批鬥之列。

大字報說他出生在大資本家家庭，在舊社會裡的大學上學，是反動學術權威。紅衛兵還把老師們抓去遊街。鄒老師也被掛上“反動學術權威”的牌子，與其他“牛鬼蛇神”一起批鬥，然後遊行。

一天下午我正在我們家附近玩，突然很多人喊：“鄒老師發羊癲瘋了！”，邊喊邊往鄒老師住的宿舍跑。我也好奇地跟過去。到了鄒老師的宿舍邊，因為窗戶很低，透過窗戶看見鄒老師躺在地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

我是第一次聽到羊癲瘋這個詞，不知道是什麼病。有人說，羊癲瘋病人不能受刺激，受到刺激就可能會發病。鄒老師受到批鬥顯然讓他受到了刺激，所以引發了他的羊癲瘋發作。

後來鄒老師便在木油坡消失了。很可能是紅衛兵覺得這麼一個書呆子，既不是走資派，也沒有什麼其他“反革命”行為，又有羊癲瘋病，怕弄出人命來，於是讓他回城裡的家去了。

再一次見到鄒老師是三年以後，我隨爸爸搬回芷江城，寄養到馮維老師家的時候。因為鄒老師與馮維老師住一個院子，馮家住南邊，鄒家住北邊。

這時文革初期疾風暴雨式批鬥已經過去了，社會相對來說平靜多了。鄒老師也沒有再受到衝擊，顯得安安靜靜，很正常。

慢慢地我開始了解他的一些情況。他是天津人，近一米八的個頭，大眼睛，高鼻梁，又黑又粗的頭髮。說話比較慢，偶然有點口吃，學者味道十足，當時是芷江師範的物理老師。

據說鄒老師父親是做生意的，家境比較好。他南開中學畢業後，考入南開大學，抗戰以後去了昆明的西南聯大，應該與楊振寧，李政道是同學。林老師是四川人，四川大學數學系畢業，比鄒老師小几歲，是芷江一中的數學老師。

他們有三個孩子，老大男孩鄒林，老二女孩鄒桐，老三女孩鄒梅。名字都與樹有關。

鄒林比我大七八歲，文革前是芷江一中的尖子，成績拔尖。在爸爸的影響下，初中就能自己做礦石收音機，和其他電器。才華橫溢而且人表現也好，大家都認為他考上名牌大學是板上釘釘的事。

1966年他高中畢業準備考大學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他的命運從此徹底改變了。

鄒桐我不太了解，文革時也是芷江一中的學生，成績可能沒有哥哥那麼好，但考個大學應該沒有問題。文革來了，她的大學夢也破滅了。

鄒梅最小，大我大約三，四歲的樣子，文革時剛剛進初中或小學畢業。

我寄養在馮家時，鄒林已經在芷江機械廠當了工人，鄒桐剛剛下農村做了知青，鄒梅則呆在家裡。

學校停課了，鄒老師林老師大部分時間都在看書。鄒桐下鄉很少回家，鄒林白天上班不在。鄒梅也喜歡看書，偶爾出來露個面。他們家總是安安靜靜的。

鄒老師在家顯得很放鬆，我在馮家生活的一年多的時間裡，從來沒有見鄒老師發過羊癲瘋病。

鄒梅很聰明，好勝心很強，性格比較剛烈，有男孩子氣。她大我幾歲，又是女孩，我們之間很少有交道。只是有一次，不知什麼原因，我們吵了起來。鄒梅嘴很快，也很會說，我吵不過她。情急之中，我說鄒梅是“資本家的狗崽子”。這是文革中很流行說法，地主資本家的狗崽子就等於是壞人，還同時連父母都罵了。

屋裡的林老師急忙出來把鄒梅喊回去了

過了兩天，林老師把我叫到她家。然後很平和地告訴我，她和鄒老師的家庭出身情況。她說，鄒老師家不是什麼資本家，只是做點小生意，而且都是本份人，沒有害過人。她自己的家是知識分子出身，更不是資本家。希望我以後不要再說他們是資本家的話。我感到很慚愧，馬上道歉。而且表示當時是一時衝動，並表示絕不會再說。

林老師還提起鄒老師是書呆子，天天只知道看書。以至於當年別人都跑了，他仍然在家看書，不知道日本人已經進城了。後來他才想辦法離開，去了昆明西南聯大。這個經歷是不是讓他受到驚嚇而引發了羊癲瘋？還是另外的原因，我不清楚。

芷江中學複課後，林老師教過我半個學期的數學課。她講課條理清楚，說話很慢，很容易懂。鄒老師也出來短暫地教過高中物理。

鄒梅比我高一級，非常活躍，尤其在田徑場上。她是她年級的60米，100米第一名，還有4x100米接力第一。田徑場上捲起一股“鄒旋風”，成了學校無人不知的名星人物。

1977年恢復高考，鄒梅參加了，考上了湖南師範學院（現在的湖南師範大學）中文系。當時鄒林沒有參加高考，有點意外。鄒桐不知道參加沒有。

聽說鄒梅畢業後工作幾年，又考了研究生。研究生以後又聯繫去英國留學。總之，她仍然還是那樣好強，努力，全力以赴。

我77級考上北大化學系，一年以後，也就是1979年春季，我們開始上“有機化學”，講課的是張滂教授。

張滂教授早年就讀於燕京大學，從西南聯大畢業，曾留學英國，在劍橋大學獲得化學博士學位。1949年回國任燕京大學教授，燕京大學理科併入北京大學後，他擔任北大化學系教授。張先生學識淵博，治學嚴謹，穿着考究，舉手投足極具英國紳士風度。

張先生不僅專業水平高，英文水平也非常高。當時國門剛剛打開，外國學者教授來中國講學的很多，但高水平的翻譯很少。張先生常常為來訪的外國化學教授做翻譯，其翻譯別具一格。一般翻譯是外國教授講一句，站在邊上的翻譯馬上翻成中文。他卻自己先坐在下面聽，讓外國教授講完一個話題（幾分鐘或十分鐘），他再上去將教授講的內容用中文講出來，完全是意譯，講得非常到位。外國教授們講的都是最新的研究，只有張滂教授這樣具有良好的專業知識，長期關注最新的研究動態，並具有很好的中文表達，和再組織能力才能這麼做。聽過他的翻譯的人都讚不絕口。

張先生一般不給本科生上基礎課，但77級的課他打破常規願意來上。

張先生不拘言笑，穿得西裝革履，皮鞋錚亮。上課前幾分鐘來教室，講課順序按他自己的理解安排，與所有的教科書都不同。他把講義很簡要地刻印出來，上面是一些有代表性的反應式。上課時就圍繞着這些反應式講，他希望學生不記筆記，用心聽講就可以了。但一百多人除我以外，沒有人不記筆記，還生怕漏下了任何一句話。因為他的每一句都是深思熟慮過的，很精煉，很準確。而每次他講完授課內容，說”下課“，下課鈴幾秒，十幾秒，或半分鐘就會響起。

大概第三周的時候，一次上課結束後，他站在講台前，拿出一張小條，大聲問道：”誰是商樂維？“，大家一愣，面面相覷，不知道嚴肅的張先生為什麼找我。我戰戰兢兢地走到他面前，說：”我是“。見我有點緊張，他馬上帶着笑容對我說：”你的鄰居鄒尚純老師來北京了，你知道他嗎？“，我點點頭。然後他說：”我們是西南聯大的同學，昨天我們見了面。他告訴我，他鄰居的小孩考上了北大化學系，叫商樂維。我說，正巧我正在教77級有機化學，明天幫你打聽打聽。他想見你，這是地址，你去見見他吧”。

我說好的。他又問我：鄒老師是怎麼到的芷江？我說不知道，只知道我很小他就在芷江了。張滂教授說，我和他幾十年沒有見面了，也不知道他哪裡去了。

第二天，我按照地址去見了鄒老師。他住在他的一個同學家裡，這次是專程來北京，天津見同學的。我們聊了很久，非常感謝他還能記得我。

暑假我回芷江，專程去那個小院見了鄒老師。他很高興，與我聊了很久。他的房間放上了很多物理儀器，他說有時候會做些感興趣的物理實驗。我聽他聊牛頓，愛因斯坦，相對論，基本粒子等。看得出他仍然關注物理研究的現狀，表現出很高的興趣。這麼一個高水平的物理老師，由於政治原因，加上身體問題，一輩子沒有多少時間在講台上為學生講過課。

以後很多年，我很少回芷江。偶然回去時，也都是來去匆匆，沒有時間去看鄒老師與林老師。

2015年，我回去探望病重的父母時，特地打聽他們。朋友告訴我說鄒老師已經去世多年，林老師還在。但原來的小院早就拆了，她搬到芷江二中的宿舍樓。

我找到林老師家，林老師出去散步了，鄒林在家，他變得不多，雖然老了，但一看就能認出來。在等林老師的時候，我與鄒林聊起來。得知芷江機械廠早就倒閉了，他後來去了別的單位，但也早已退休了。退休後一直在家照顧父母，現在與媽媽住一起。

我問他，77年你為什麼沒有參加高考？他說，當時因為中央高考的決定下得比較晚，自己學業丟了多年了，撿起來需要時間。自己有工作，不辭職時間不夠。辭職的話，時間也很緊。如果考不上，工作又沒有了。加上爸爸身體不好，需要人照顧。所以很猶豫，沒有去考。

我問他，沒有上大學，是不是有遺憾？他表示確實感到遺憾，但這也是命吧，早就想開了。

一個很有才華的青年，卻被歷史耽誤了。他沒有怨天尤人，很平靜地面對，這是一種境界。他看上去身體不錯，沒有發胖，頭髮也沒有白，完全不像是60多歲的人了。有妻子孩子，孩子已經獨立了，生活得很寧靜。

林老師回來了。她九十多了，身體雖然弱了，但還能散步，說明身體不錯。我很高興她能健康長壽。我與林老師聊起來，她臉上很安詳，講話還是很慢，精神差了，但思維仍然清晰。

快到吃飯的時間了，鄒林留我吃飯再走，我趕快起身告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