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記得是什麼人說的，每一個成功者的背後，都有一位偉大的母親。是否有人統計過其確切性的百分比不得而知，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所有寫母親的文藝作品，如高爾基的“母親”；所有寫母親的記實文章，如朱德的“母親”，無不是歌頌性的。我取稍有貶義的“我有這樣一個母親”作為此文的題目，是因為我的母親無從歌頌起。但是她是一個奇特的母親，奇特的一定要寫出來。我的朋友和熟人中，鼓勵我寫她的遠比鼓勵我寫父親的多。儘管父親的一生充滿了跌宕起伏，更具戲劇性。
我寫此文還有另一層意思，就是希望我的母親能看到這篇文章。許多當面她不能容我講下去，也因此而永遠沒有機會聽到的話，我都寫在這兒了。人在這個世界的最後時光里，能聽到自己女兒對自己的評價，也應算是一種難能可貴之事吧。不知母親是否能這麼想。我自己如果能有這樣的收穫，是足以自慰的。
人生是有許多巧合的。1993年，父親來美國參加科羅拉多大學的研討會之前，威廉女士正在拍攝“中國革命”（China in Revolution）的第二集。聽說父親即將訪美，約了採訪他。父親到美後，為了了解威廉女士作片的宗旨和製片水準，我們特意從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的圖書館找來“中國革命”的第一集看。當放到中國抗日戰爭一段時，我突然發現一個講演的女學生頗象我媽媽，但是沒敢吱聲，因為不知父親會有什麼樣的反應。沒想到老頭子先叫停了：“再放一下，剛才那個鏡頭好象是范元甄。”
我這才說：“我也覺得有點象。”我們把這段又看了一遍。“沒錯，就是她！這是范元甄在武漢歡迎世界學聯代表團的集會上講演。聽說她的即席發言大出風頭，王明一下就看上了，說‘這種人應該是共產黨員’。事後找人了解，才知道範元甄早就是黨員了。”
母親和父親同時出現在一部歷史記錄片中。前者的鏡頭幾乎是一晃而過，記錄下的恰恰是她一生中僅有的瞬間的燦爛（陳伯達在延安說過：“小范是開花不結果的人物。”）；後者的鏡頭反反覆覆地在影片中出現，還被選做了片頭。映現了他越到晚年越如晚霞般絢麗，學術名氣和社會地位愈見升高。父母倆人合了分，分了合，而最終歸於殊途的人生之路所折射出的半個多世紀的滄桑變遷，令人唏噓不已。
媽媽年輕時很是得意過的。先是抗戰初期，擔任郭沫若領導的政治部第三廳所屬演劇九隊負責人，後任重慶“新華日報”記者。
周恩來夫婦視她為女兒。她到延安後，周恩來親自寫信給她，情意切切，還附了一張照片。這張照片，母親一直珍藏着。解放初，她在協和醫院作手術，周恩來去看張西曼，聽說小范（過去的老人，至今都叫我媽小范）也在這裡，特意去病房看了她，轟動了醫院。母親在延安時，是有名的四大美女之一，還有四大美男子。三個美男都找了醜女，只有李銳和范元甄，大家公認，才華、相貌不相上下，是天作地合的一對兒。
我爸多次對我說：“你媽比我有才華。”好多認識我媽的老幹部都對我提起過當年延安關於憲政的演講比賽，我媽代表馬列學院扮演國民黨代表，結果把抗大的共產黨代表給辯論倒了。事後，大家笑傳了很久。
媽媽跟我講起過在延安兩次見到毛主席。一次在清涼山的小路上。她上山，毛主席帶着警衛員下山，主席閃到一邊說：“小范同志你先走。”媽媽很是驚訝主席會知道她的名字。還有一次，她在窯洞前紡線，突然看到紡車前站住一雙大腳，一抬頭，是主席微笑着看着她紡線。可見，媽媽當年在延安確實是很引人注意的。
一二•九運動時，父親代表武漢大學，和代表一所教會中學的母親在武漢秘密學聯相識。1939年，母親十八歲與父親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結婚。那天，父親說葉劍英莫名的興奮，跑上跑下地給他們照相。媽媽後來告訴我，史良曾為她惋惜“結婚太早了！”
在我懂事後，母親曾反覆多次地向我提到此話，永遠地後悔自己年輕時的選擇，好象毀了她的一生。
婚後不久，倆人同去了延安，當時周恩來不在重慶，回來後還責問為什麼把小范調走。好在知道我媽媽到延安進了“馬列學院”，也就沒再說什麼。能進馬列學院，是媽媽一輩子覺得比人高出一頭的資本。她認為“抗大”、“女大”那是給剛參加革命的人辦的，而“馬列學院”是只有真正的成熟的革命者才能進去的。究竟是否如此，我不得而知。但是馬列學院的資歷確實讓她認為具有與眾不同的身份。1941年，延安精簡機關學校時，成立了中央政治研究室，任弼時任主任，實際工作由陳伯達負責。媽媽在該研究室的國際組工作。抗戰勝利後，母親隨父親北上熱河，很感到失去了自我。
延安第一次懷孕的孩子出生後就死了，第二個孩子（我哥哥）在承德撤退時的路上落生在卡車上。到熱河後，她始終不愉快，跟爸爸不斷地吵鬧。直至到派至北平，參加了黨辦的北平“解放報”的工作，心情才好一些。以後南下，任接收長沙自來水公司的軍代表，後調京任石景山發電廠的副廠長，再以後就一直在航空工業部工作。
解放初期沒有現在那麼多部委，航空工業部當時只是二機部的第四局。機關大院在宋慶齡的宅第旁，鄰着積水潭，院內有一個小湖。我就在那兒跟媽媽學會了游泳。文革時被改成衛生部了，現在不知歸了誰。
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國家開始興建大型國營企業，共產黨要培養自己的知識分子管理這些企業。不記得是56年還是57年，媽媽被送進北京航空學院的調干班學習。畢業後，媽媽進了航空工業部自己辦的第一個大型儀表廠——對外稱青雲儀器廠，對內代號232廠，當了總工程師。記得我曾為媽媽能在有代號的保密廠任職，感到特神秘，特興奮。79年我調到北京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後，工廠里有從232廠調來的工人和工程師。他們都記得我媽，說我媽極有風度，特別能幹。她的一生在那時達到了頂點，以後再也沒有超過這個職位。退休後雖享受副部級待遇，只是個名義，沒有什麼實質意義。
媽媽在這個新的、令她興奮和滿足的位置上並沒來得及真正做些什麼，1959年廬山會議，爸爸被打倒。她立即一落到底，被發配到熱處理車間當爐前工，接受改造，身體隨即徹底垮掉。剛解放時她得了甲狀腺機能亢進，北京協和醫院在她身上第一次由中國人自己作了甲狀腺切除手術。沒有經驗，切了十分之九，這時一下變成機能低下，一點辦法也沒有了，只好靠吃人造甲狀腺素維持身體的新陳代謝。
她的精神似乎也自此垮掉，再也沒有恢復。1962年七千人大會之後，她短暫地恢復過一段工作，在航空部技術局總技術處任處長。但是很快文革就開始了，群眾專政，幹校勞動，回京沒等到什么正式的工作就被離休處理了。
我的記憶中，媽媽沒有高興的時候，也不允許家裡有歡樂的氣氛。記得有一年從陝西的工廠探親回家，因為自己自由生活慣了，忘了家裡的規矩，一邊幹活，一邊哼起了歌兒。媽媽立即厲聲叫了起來：“你有什麼可高興的？我們這個家是沒有歡樂的！”
我是1950年在長沙出生的，1952年隨父母到了北京。我從記事起，就不喜歡家裡的氣氛，因為爸爸媽媽老吵架。我兩歲進整托幼兒園，七歲住校，兩個禮拜回家一次。什麼時候回家，只要趕上兩個人都在家，就什麼時候吵架，吵得昏天黑地。
說是吵架，其實從來都是媽媽一個人吵，沒聽爸爸吱過一聲。他總是坐在沙發上，背靠在那兒，雙手交叉在胸前，雙目緊閉。媽媽的罵詞是永遠的一句話：“說呀！你說呀！”
最厲害的一次，只聽屋子裡嘩嘩啦啦，象是砸碎了玻璃的聲音，我終於忍不住，在走道里“哇！”地一聲哭了起來。媽媽出來抱着我和阿姨哭成一團。可我不是因為同情她才哭的，而是太害怕了。第二天，爸爸臉上貼着橡皮膏去上班，我羞愧得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樓上樓下的鄰居早就都知道我爸爸、媽媽老吵架，這回爸爸單位的人也都該知道了。
媽媽摔壞的那面很好看的橢圓形的鏡子，象爸爸的臉一樣也用橡皮膏粘好，又用了很多年。50年代那種造型尺寸的鏡子是很少見的。我常常小人兒一個，對着破鏡子發呆，嘆惜這麼好看的一面鏡子貼了橡皮膏有多醜。爸爸、媽媽沒有能夠象這面鏡子破鏡重圓。我那時總鬧不明白媽媽到底讓爸爸說什麼，而爸爸為什麼就是永遠地不開口。等我長大後才知道，很多時候是為了我奶奶吵架。
爸爸媽媽在奶奶問題上的矛盾由來以久。父親是獨子，17歲離家進武漢大學讀書。父親自己坦誠當年並未好好學習，鬧了革命。奶奶聽人傳話，知道兒子在鬧革命，很是危險，從長沙趕到珞珈山監護獨子。沒想到父親為了找黨，1937年5月競不辭而別，悄悄北上北平。自此再未返校，也沒回過家，奶奶當時幾乎急得發瘋。以後抗戰、內戰，音信全無，生死不知。奶奶只好把女兒（我的二姑）的兒子改名姓李，以繼承李家香火。
1949年長沙解放當夜，父親突然出現在奶奶家。這位清末女子師範畢業生，三十二歲守寡，不願屈從婆母管制，一人含辛茹苦，靠借債、變賣舊衣物維持生計、供養子女讀書的倔強老人，沒有象一般母親見到生死不明的遊子突然歸家，與兒子報頭痛哭，而是一個耳光摑了過去。我爸當着警衛員的面跪在了奶奶面前，請求奶奶原諒這個不孝的兒子。我媽媽兩個月後到長沙，聽說此事勃然大怒，回去就吵。認為我爸身為共產黨的幹部，卻給地主母親下跪，是嚴重地喪失了階級立場。
其實我奶奶根本就不是什麼地主。我爺爺1905年到日本留學，在那裡成了孫中山的第一批同盟會會員，後又是民國初年的國會議員，1922年就去世了。奶奶回到平江老家，從婆母手中分到一批田地，但由於鬧紅軍，田租收得很有限，根本不足以為生。
1959年奶奶從瀋陽我的二姑姑家經北京轉返長沙大姑姑處，想到兒子家住幾天，以便回到長沙跟親友們談起來，有個面子，終於在兒子家裡也住過了。爸爸恰好在外地出差，知道我媽絕不會讓奶奶進門的，偷偷讓秘書將奶奶安排在招待所。奶奶大罵兒子不孝，不許老娘進家門。我爸爸真是里外不是人。後來劉瀾波把奶奶接到他家住了些日子，才回長沙。我媽由此恨透了劉瀾波，文革中沒少揭發他。
奶奶一輩子就想跟兒子住一陣。老人封建，有兒子而要住在女兒家，是天底下最沒臉面的事。1979年爸爸平反，奶奶又要跟兒子，兩個姑姑商議着把奶奶送到北京住一陣。還未成行，老人就去世了。可嘆奶奶一生住一住兒子家的願望終未能實現。
1977年我去長沙看姑姑，並與姑姑商議給爸爸平反的事，第一次見到奶奶。過去在我的印象中，都是媽媽灌輸的故事，奶奶是個惡霸地主婆，又刁又狠。乃至見面，才知道是一個極瘦極弱的老人，且很糊塗了。拉着我的手，總是問，你認識李厚生嗎？這是我爸原來的名字。老人總說這麼多年不見他，也不看娘。我姑姑就在她耳邊吼：“明伢子（我爸爸小名）被關起來了，不是不看你，是來不了。”
1980年奶奶去世時，爸爸正在陪美國陸軍工程兵訪華團去南方參觀的路上。得到消息，在火車站遙望長沙方向，深深鞠了三躬。
爸爸是共產黨內少有的有人情味的幹部，而媽媽正好相反，大義滅親，“親不親階級分”，怎麼可能不吵呢？
我爸的用人路線，也是吵架的另一原因。50年代在水電建設中，爸爸重用了國民黨政權留下的老技術人員，對他們很尊重，充分發揮他們的才能。反右時，水電系統被打成右派的人數很少。我自己就親眼見過爸爸對有些黨的幹部很是隨便，但是對技術人員總是未見有半點怠慢。
當年跟我爸共過事的老技術人員都記得我媽的那張冷臉。媽媽文革中常說：你爸一貫右傾，建國初期，就專用國民黨人員，他的秘書、司機，都是那種最沒覺悟和最糊塗的舊社會留用人員。也幸虧爸爸用了這樣的人，他們在爸爸倒台後沒有揭發過一個字。否則老婆、秘書、司機三管齊下，他大概早就沒命了。
儘管媽媽爸爸老吵架，可我小的時候媽媽從來沒有碰過我一下，也不記得跟我紅過臉。最厲害的一次是因為我胡鬧的太大發了，媽媽操起一個小凳子向我砸來，不過沒有打着。
我小時，哮喘很厲害。犯了病，嗓子眼兒就象拉風箱，呼呼地叫。一次，外邊下着大雨，我又犯病了。媽媽騎着自行車，打着傘去六鋪炕商場給我買藥。去商場的路是煤渣鋪的，坑窪不平，媽媽一手打傘，一手扶把。再加天黑、雨大，沒看見前面的一個凹坑，一下從車上摔了下來。看着一身泥水、滿臉是血的媽媽拿着藥進了家門，我和阿姨都嚇壞了。阿姨狠狠地對我說：“你要是長大了不孝順你媽，就叫狗吃了！”
這話我是記住了，一直記到現在。1991年到了美國，媽媽來過一封“信”，只有這麼一句話：
“李南央，25英寸彩電，直角平面，遙控。價錢你看着辦。”
我二話不說，就要寄錢。先生和女兒都反對，說她不能算媽，可我記着媽媽那一臉的血。她這輩子沒有什麼高興的事兒，如果買個彩電能讓她高興，就給她買。
在我9歲的時候，家裡沒有了爸爸，他去了北大荒勞改農場。媽媽失去了發泄的對象，我就成了爸爸的替身，挨罵自此成了我的家常便飯。那真不是人過的日子！常常整晚上地挨罵，不許睡覺。每次開罵總是車軲轆話：“你從小心眼就狠毒，3歲就說打死媽媽。你和李銳一個樣。”可我真是不記得自己3歲時在什麼場合、因為什麼說要“打死她”。心裡說：“當媽的記3歲小孩兒的仇，真是沒意思。”阿姨說，我見了我媽就象耗子見了貓。放了學，只要聽到媽媽在家，就輕手輕腳溜進和阿姨合住的房間，再不出來。
我媽說我從不叫她媽。我心裡其實是對她沒有愛。媽媽對我永恆的咒罵就是：“你這個小李銳！你跟你爸一模一樣！”每次有客人來家，我都提心弔膽地防着那句話：“這姑娘越長越象李銳。”可總有些不識象的大人愛這麼說。他們根本不知道，李銳是這個家庭一切罪孽的源泉，是提不得的。
我媽特愛講大道理，很注重對我們孩子的思想教育。每年放暑假總要買書，大多是所謂有教育意義的。可我卻偏偏不可救藥，總想着那些媽媽不讓看的書。在小學，我就偷偷翻遍了家中書櫃裡的所有文學作品。《安娜卡列尼娜》、《靜靜的頓河》、《天才》、《傲慢與偏見》、《子夜》、《海底兩萬里》……還偷偷地用每月的零花錢買小說，《林海雪原》、《苦菜花》、《迎春花》、《朝陽花》、《這一代人》，《乘風破浪》……都看爛了。書都是鑽在被窩裡、打着手電看的，或者午睡時看。中午我媽自己要睡覺，是絕不會來查的，阿姨也不打小報告。
最使我媽生氣的是，我竟然到我爸爸那兒要錢買書。那次是大發雷霆，一晚上沒讓睡覺。我坐在床上，聽着她在裡面打呼嚕，心裡那份兒恨那。
我最怕的是我媽中午睡午覺，要是在這時弄出了聲響，吵了她的瞌睡，你就等着挨幾個小時的罵吧。我那時學會了完全不出聲地走路、開門。可是樓上鄰居弄出聲響是免不了的。我媽老讓我上樓去告訴人家中午不要走動。媽媽是最革命的，我心裡想，“革命者不是連生命都可以犧牲嗎，怎麼連樓上走路的聲音都不許有呢？再說人家也不是故意的，怎麼能好意思讓人家不要走呢？”可嘴上卻是從不敢違抗母命的。紅着臉敲開鄰居的門，聽人家的冷言冷語，看人家的臉色。那種滋味兒，那種難堪，真是無地自容。
我就寫日記，把對媽的疑問、不滿都敘述在日記里。我那時發了瘋地想當兵，報紙上、電影上把解放軍說得太好了。我在日記里說：“我沒有母愛，也不需要有母愛。我將來當了兵，在連隊裡有指導員、連長關心、愛護我。”為了不讓媽媽發現我的日記，我到處藏。有一次，媽媽發脾氣，譏諷我：“你小小年紀，還母愛、母愛的，滿腦子令人作嘔的資產階級思想。”我才知道，小孩子是永遠藏不過大人的，就再也不敢在日記里寫對媽媽的看法了。可是這點自由吐苦水的小天地都被剝奪了以後，我對媽媽是真真兒地沒了感情，也沒有了一絲一毫的尊敬：“偷看人家的東西，太不要臉！”
我小時喜歡軍事體育。初一的暑假，趁媽媽在南方療養，參加了西城區少年之家測向隊，還和另一個師大女附中的同學合作，拿了當年的北京市少年女子組團體第一名。可是媽媽一回來，發現我着了魔似地跑測向隊，說我滿腦子資產階級錦標主義、個人英雄主義發了瘋，跟李銳一樣，非讓我停止活動不可。後來北京隊想要我當專業運動員，教練到家裡來作工作，讓我媽大罵一頓。教練從我家出來，臉上連血色都沒了，氣得渾身哆嗦：“沒見過這樣不講理的老幹部！”測向隊是呆不成了，我又偷偷參加了少年宮的射擊隊，很快從三隊升到一隊，夏天要到昆明參加全國比賽，選拔國家隊。
每次活動，都要想出各種辦法編造回家晚的理由。星期天活動的謊話是最難編的，只好常常缺勤。我自認是從小愛說謊，但我從不認為我是媽媽說的那種從小愛編瞎話、品質惡劣的壞孩子。
我至今認為凡是小孩子說瞎話，那必是大人的錯，一定是大人沒給孩子說真話的空間。我現在最不能聽的就是大人說自己的孩子：“這個孩子總愛撒謊。”但凡聽到這樣的話，我一定要立即為孩子辯護：“最好先自己檢查一下作家長的錯，自己是否給了孩子說真話的條件。捫心自問，為什麼自己養的孩子不跟自己講真話。”
後來，文化大革命了。我在學校挨斗，回家一言不發，精神極沉悶。媽媽大概看出有什麼不對，問我怎麼了，態度極和藹。我有些受寵若驚，在那種冷酷的環境裡，感到了一絲母愛的溫暖，不覺的流了眼淚。告訴媽媽：自己因為爸爸的問題，也有她的因素，在學校里挨了同學的批鬥。還沒等我說完，媽媽的嘴角向下一撇，露出了極為幸災樂禍、可有機會報復的冷笑“啊哈！你不是一向標榜自己不要母愛，自己最堅強嗎？哭什麼！跟我說什麼？你在學校挨不挨斗，跟我沒有關係，不要往我身上扯。那是你自己在學校一定有問題。以後，你不要再跟我講這些事情。你自以為了不起，自以為堅強，就不要以為還有媽媽。我在機關挨斗，又向誰去哭？”我那時還不到16歲，看着媽媽那狠毒的近乎猙獰的面孔，只覺得自己向一個大冰窟窿里沉下去，從裡到外地凍僵了。從此以後，我的心門是永遠地死死地向母親鎖住了，不管遇到什麼困難、麻煩、痛苦，從不再向她訴說一句，自己默默地頂住一浪接一浪的厄運。
後來我家被趕到一個大雜樓，我們住在一樓把角的兩間屋。周圍的男孩子知道只有一個女孩子守在這裡，而且是狗崽子，把窗戶的玻璃都打碎了，我用紙條一條條地貼好。鄰居強迫我一個人交全樓道的電費，只因我家有電視和收音機。我當衝壓工，在工廠出事故受傷。這些我從沒告訴過媽媽，也不向任何人訴說。直到有一天，小姨從武漢來北京看病，來看我，看到了我居住環境的險惡，給我媽媽寫了一封信。告訴她無論如何要想辦法跟機關說，要搬家。這樣我媽從幹校跟軍管會交涉，我們從大雜樓搬到一個與另一家合住的單元里的一間7平米的小屋。五、六個一同進廠的女學員幫我把東西搬到三樓，我自己象耗子一樣，一件件地把東西拖進屋擺好。
但是這就成了我後來十幾年挨罵生活的第一罪狀。
我在這裡住了很短的一段，就去了陝西的三線工廠。媽媽從幹校回來，擠在這麼一間小屋，又根本不會和鄰居相處，可想而知心情有多惡劣。後來去陝西後，我每次回京探親，大概只有一天的好臉，接着就是沒完沒了地因為房子罵我。就因為我自私，只顧自己，丟了原來的兩間屋，一家人擠在這麼個七平米的地方。然後就是你從小就壞，跟李銳一樣。
媽媽從來沒問過我那些年是怎麼過的。媽媽下放湖北幹校，我一個人在北京要給她寄那沒完沒了的包裹。她的每件東西要在那家商店買、什麼顏色、什麼牌子，在來信中都是嚴格規定的，我永遠做不到一次就買對。郵局的規定也多，這麼包不行，那麼包也不行，常常一整個工休日都用在跑郵局上了。那時還要給在東北插隊的哥哥寄東西；還要惦記着住在留守處、只有8歲的妹妹，工休日接她回家，給她作點好吃的，帶她出去玩兒，儘量讓她感覺到世界上還有一個親人在關心她。所有這些，媽媽從來沒有提問過，她也從不問我在工廠作大型衝壓工，只有17歲的女孩子是怎麼對付那一分鐘要掄17次的好幾公斤的大鋼板的，吃得怎樣，安全怎樣。
不過，我並不是這個家裡唯一遭到媽媽虐待的。她的四個弟弟妹妹對她不說“人人有本血淚帳”吧，也至少都有一肚子的苦水。
我的大舅（我媽媽的大弟），用我爸的話，是個很有才華、非常能幹的人——能得我爸如此評語的人是不多的。他一生在武漢長江航運局作會計師，一生貧困，鬱郁不得志，50歲的壯年就得肺氣腫去世了。他是四個弟妹中受我媽害最大的。
快解放時，大舅和一個一起唱戲的戲友姑娘結婚了。姑娘的父親在武漢臨解放前帶着小老婆跑到台灣，留下大老婆跟着女兒、女婿。我媽比爸爸晚兩個月南下，一進武漢，就領着我的兩個年輕、崇拜共產黨、一心嚮往革命的姨鬥爭大舅。要他交代是如何幫助老丈人逃往台灣的，家裡替他藏了那些財產。這真是子虛烏有的事，大舅當然不承認。為了表示革命幹部不能包庇親人，我媽一狀告到舅舅的單位，單位來人抄了家，還給舅舅連降兩級，文革期間更是被全家下放農村。
我文革中到大舅全家所在的湖北煙墩去看他們。那裡的水，一塊雪白的新毛巾放下去，立時就變的黑黑的了，據說因為池塘里的水含油太多的原因。瘦弱的小表弟們要到很遠的地方挑來稍乾淨的水飲用，既是這種水，也要先用明礬漂過才能用。那幾天我嘗到了真正的親情，舅舅、舅媽和幾個小表弟、舅媽的媽媽（那個國民黨軍官的大老婆）都是那麼好的人。舅舅跟我講了好多他所知道的我爸爸的事兒，說我爸爸如何有才氣；對媽媽，他沒有任何的埋怨，只是說她太左了些。
多麼善良的人！臨去世前，大姨到醫院去看他，告訴他我爸爸放出來了，我也回到了北京。他高興極了，又問：“悌忠呢？”意思是怕我情況好了，會象很多高乾子弟一樣丟了工人出身的患難丈夫。
我的小姨在跑日本時，小小年紀受了驚嚇，得了心臟病，也是不到50歲就去世了。最後一次犯病，她寫信告訴我媽，想借些錢再看看病，爭取新的希望。媽媽當即寄了二百元錢，可是事過沒幾天，就又一封長信追過去，把小姨大罵一通。說她沒有良心，范家的都沒有良心，從來沒有人關心過她，只跟她要錢。殊不知她的身體也極糟，就因為給小姨寄錢，這個月沒錢買補藥、買海參。小姨讀了信，當下差點沒氣死，立即讓兒子把錢寄了回去。幾天后就咽氣了。
媽媽的信在那本來就已很脆弱的生命上，踹了最後致命的一腳。小姨臨死前，對大姨說：“你們要有良心，我死後，絕對不許通知大姐。”
我的小舅50年代在北京大學讀政治經濟學專業，學校領導本準備送他去蘇聯留學。因為我媽既是小舅的監護人，又是老革命，就徵求她的意見。結果我媽一句好話也沒說，反說我舅舅思想比較落後、小資產階級意識較濃，不適於出國學習，斷送了舅舅出國深造的機會。
我大姨（我媽的大妹妹）是我媽南下時介紹參加工作的。80年代為了安撫大批退下來的幹部，中央定了一個槓扛，凡是1949年10月1號前參加革命工作的，都按離休幹部對待，享受100%的退休金和其他一些補貼。我媽卻對我大姨說，她記得她是11月後參加的工作。幸好當年我姨參加工作填的表還保留在商業部的人事部門。管事兒的幹部說，“這回她可害不了你了。”看來我媽害人的名聲是夠可以了。
在我們家遭罪最大的還要數老阿姨。阿姨原來跟着我姥姥做事，解放後被媽要到北京。爸爸去北大荒勞改後，媽媽有時發了瘋地打幾十頁的電報去吵架離婚。她知道郵局是不會發這麼長的電報的，自己不去，逼着家裡的老阿姨一趟趟地跑。阿姨頂着盛夏正午的毒太陽，邁着一雙小腳，往往一趟就要40多分鐘。而且先要挨郵局人的訓斥，後要遭我媽的謾罵，常常坐在屋裡掉淚。我心裡替阿姨憤憤地不平，可也不敢跟我媽講理。
我媽從幹校回京後，阿姨已50多歲，每晚只能在廚房用三張小方凳上搭塊板子當床，擠在灶台間睡覺。後來家裡在前邊的樓里的五層又分到別人家單元里的一間屋子，媽媽就讓阿姨頓頓做好飯，端到那裡給她吃。飯菜稍涼了些，就要罵人。 )
我很慶幸後來能夠幫助阿姨。1970我去陝西後，一年回家探親，阿姨囑我把她在我媽這裡的情況如實告訴在河南的侄女婿，讓他們編個瞎話說家裡出了事，無論如何要讓阿姨回趟老家，阿姨這才得以脫身。後來我和先生正準備把阿姨接到陝西溝兒里（我所在的三線廠在山溝里，我們都這麼叫）渡晚年時，我爸恰好解放了。
阿姨很高興地來到了我爸家。爸爸1979年結婚的也是老幹部的玉珍媽媽，對她就象自己的老人，自己干的活比阿姨還多。
88年阿姨覺得自己干不動了，執意要回河南老家。我94年第一次回國探親，玉珍媽媽還特意把阿姨接到北京住了好長一段時間。阿姨說她沒有想到自己的晚年會這麼好。但是她落了毛病，不能提我媽，一提就要失聲痛哭，她受我媽的氣和折磨實在是太多了。我媽這個最“革命”的人，對待阿姨卻是絕對的資產階級，而且是那種最壞的資產階級大小姐。
我和媽媽徹底鬧翻是在周總理去世的那一天。我記得很清楚，我和先生、那時是我剛交的男朋友，一起從陝西回京探親，約好一起去動物園玩兒。沒想到一早就聽到了總理去世的消息。我們去商店買了黑布，裁成黑箍帶在手臂上後就直接去了天安門廣場。廣場已降了半旗，可還沒有什麼人帶黑紗，人們用詫異的眼神注意我們胳膊上的黑布，第二天帶黑紗的人才漸漸多了起來。
當晚回到家已經十點多了。媽媽和妹妹住在前邊的五層樓的那間屋，我和老阿姨住在原來的7平米小屋，我直接回到自己的住處。老阿姨一直沒有睡，在等着我。我一進門，就急急地對我說：“你媽發了大脾氣，你快點過去看看吧！”我提心弔膽地上了樓。
一進門我媽就問我野到哪兒去了，還沒容我開口，罵聲就劈頭蓋腦地砸過來。說我在總理逝世的時候和男朋友去玩兒，太不要臉。然後說悌忠的爺爺是偽保長，悌忠本人老奸巨滑，不是好東西。讓我一定斷掉這個關係，否則就和我斷絕母女關係。說我在外面亂搞，和人家弄出孩子來，她也不管。這時我實在是忍無可忍了，覺得她怎麼可以這麼污辱自己女兒的人格，就回了一句：“你胡說八道！”這就更不得了了，她一下子歇斯底里大發，連聲讓我滾。妹妹躲在被子裡“嗚嗚”地哭出聲。
我一路哭，一路走回自己的住處。傷心地問阿姨：“阿姨你告訴我，我到底是不是我媽生的？”這麼些年，我真是越來越不信我媽是我的親生母親，覺得後媽也不會這麼壞。當晚思前想後，下決心走自己的路，該是從媽媽的陰影下走出來的時候了，否則一輩子都不會有自我。第二天一早，收拾了自己簡單的行李，離開了家。自此，大概就回去了可數的幾次，但是再也沒有在家裡住過了。
我最後一次見到母親是1994年聖誕節，那是我離開大陸4年後第一次回國探親。跟媽媽則不止有4年沒見了，出國前，我沒有去看她。那時正值“六•四”後，我的處境微妙，又不了解她對“六•四”的態度，怕她再來個“向黨匯報”之類的，沒去道別。那應是五年後第一次見面。
事先哥哥幫我打了電話，證明願意見我們，於是約好了時間。為防不測，嫂子和小侄女要跟我們一起去，被我媽一口回絕：“你們來幹什麼？”我們已感到不大妙，可能會挨罵。哥哥說：“罵，你就聽着，別還嘴。”我帶着女兒去了。
一進家門，那久違了的黑沉、抑鬱、死寂的感覺就一股股地壓了過來。難怪大姨總說，去一次，回來要壓抑好幾天，多少日子心理的陰沉都去不掉。媽媽開了門，我心提到嗓子眼兒，不知這幾年來的第一面會是什麼樣兒。
“來了？進來吧。”“忙忙（我女兒的小名）長這麼大了，變得象個女孩子了，小時候完全是個男孩兒樣。”我心裡揣摩着，“行，開頭還不錯。”
這四室一廳的單元我只來過可數的兩三次。家具依然是早就認識的，到處積滿了灰塵，沒有什麼象樣的東西。屋裡唯一值錢的，大概就是那個當桌子腿兒的大金魚缸架子了。還是50年代，爸爸從琉璃廠買來的。大金魚讓我淘氣鼓搗死了，大魚缸不記得命運如何。這個古色古香、年深越久便越發亮的架子是文革中被掃地出門後，媽媽唯一沒想賣的東西。
普通家庭那時根本沒有的三件套的沙發，大的才賣了4塊錢，小的暫時寄放到親戚家。電視機本想賣，可寄賣行只給4塊錢，無異於搶，一賭氣，又拉回來了。媽媽存了多年的一把象牙梳子、一個很精巧的景泰藍缽子，現在是很難得看到那樣的手工了，是我拿到琉璃廠賣的。記得得了有20多塊錢。一套十二件的小瓷貓，人家說什麼不要，說不是古董。我就是鬧不懂，多可愛呀，不比梳子、缽子好？這是爸爸當年從展覽會上買回的樣品，後來滿大街都賣這種小貓，可是絕沒有我家這套這麼逼真、這麼精巧。直到現在我還常想起這套小貓，好象是抄家後不見了。家裡幾大盒爸爸從蘇聯帶回的幻燈片，破四舊都沒捨得處理，那時也不翼而飛了。其他家具我才知道都是公家的，如數還給了公家。我們整兒成了無產階級！這個金魚缸架子我們在上邊搭了塊板子當了飯桌。現在，它還是老樣子，我就坐在它的旁邊。
媽媽說：“自己倒水吧。杯子贓，我也沒精力洗，你自己洗洗。”杯子上確是蓋着浮塵，我沒洗，到了一杯涼開水。媽媽坐在了張老藤椅內。我很熟悉它，冬天總是被蓋上各種棉墊。屋裡沒有沙發，剩下的是幾張方木凳兒。與其說是保持了艱苦樸素的革命傳統，不如說這屋到處可見的凌亂，滿屋沒有一件使人感到有生氣的物件，透着屋子的主人對生活那麼地興趣索然，只是湊合着活着。一種淒涼的感覺在我胸里漲着，眼睛只覺澀澀的。
我從提兜里拿出帶來的東西，一包西洋參，一套不粘鍋炊具。我說：“知道國內也能買到西洋參，但聽大姨說，常有假貨，給你從美國買了點兒。現在的理論是老人少吃油，給你買了套不粘鍋，炒菜可少放些油。”不料媽媽接過我的話頭：“范元坤，她怎麼會買到假西洋參呢！？陳忠介（我姨父）在商業部醫藥局工作，他們才是享受最好的東西呢！”那種尖酸、刻薄的老調直刺我的心口。我暗暗罵自己，“好好的，幹嘛要把大姨扯上受過。”我太知道，天底下再也沒有姨父那麼老實的人了。他從來沒給自己走後門買過藥，從來是我媽要他買藥，他沒辦法拒絕，才硬着頭皮辦的。我太熟悉我媽這種德行了，用人走後門給自己辦事，反過來又把別人批一通。
我知道，我給了我媽一個很好的開罵的由頭。果不其然，從大姨開始，三下五除二，就徑直地朝我爸去了。“那個右傾機會主主義分子、反黨分子。文革完了，以為自己平反了，又當了部長了，當了中央委員，了不得了。在我眼裡，他一錢不值！他還不是從組織部下來了。告訴他，苗苗（我哥哥的小名）是在卡車上生的，所以有缺陷。這個兒子得給錢，他得管。李銳現在又有老婆了，又當官了，有錢了，他必須要管這個兒子。這一點你一定要告訴李銳！”從開罵，我一直直視着這張臉。過去多少年，我總是低頭聽罵，心裡翻江倒海地難過。這次，我極冷靜地端詳着這張臉，聽着，感嘆着“人怎麼會活得只有恨，而且這麼刻骨地恨”？
然後又罵到我的朋友。這個朋友的媽媽當年在延安也是有名的女強人，是媽媽的熟人，我去年托這個朋友春節時看過我媽。朋友回來後寫信告訴我，我媽很激動，痛哭流涕地向她訴說跟李銳的事。只可惜她什麼也沒有記住，只記住大意是“李銳一貫反黨，與黨不是一條心”。臨走這位朋友留下了在大街上匆匆忙忙買的一個大果籃。哪知道她趕上了奸商，表面的好水果下鋪的是一層爛橘子。
老太太蹬蹬地跑到另一個房間拎來了籃子，把籃子舉到我面前，“就是這個籃子。送爛橘子，你知道在舊社會這是什麼意思嗎？這是罵人呀！說是叫朋友來看我，實際叫她來罵我！”這可是典型的范元甄的不講理。要罵應該罵這幫奸商太壞，怎麼怪到買東西的人？退一萬步，我的本意如果是送朋友來罵她，怎麽會想到這種舊社會的伎倆？要知道我是“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的，怎麼會知道這種舊社會拐着彎兒罵人的破玩藝兒。
接着又挖苦我的大忙人朋友：“還給我一張名片，經理頭銜一大串兒！坐在這兒，腰裡的BB機‘嗶！嗶！嗶！’地一會兒一叫，一會兒一叫。什麼樣子！那個俗氣！”
我心裡是又好氣，又好笑，心裡數落這個朋友，“也不看看你看的是什麼人，這麼大大咧咧的，害死人。去年春節到現在小一年了，老太太把這籃子溜溜存了一年，這氣可是存大發兒了。今天這關怕是不大好過”。
老太太接着從我三歲就要打死她開始，一一歷數我的罪狀，說我給她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痛苦。到了美國，以為了不起了，每年春節寄一百多美元來打發叫化子。
不記得什麼時候，話鋒一轉，拿出了一塊懷錶。我聽說過這種毛澤東誕辰一百周年時出的頭象懷錶。紫銅色，古色古香，很雅致。老太太把表遞到女兒面前：
“忙忙，你認識這是誰嗎？”
孩子自進門來，老太太一開罵，眼淚就象斷線的珠子，沒有停過。這個孩子是在愛的溫暖里長大的，她常說的一句話：“因為我有一個壞外婆，所以得了個好媽媽。”這話不錯。我太知道媽媽是怎麼傷了我的，我為什麼不喜歡我媽媽。我刻意地避免一切我恨我媽媽的地方，把我小時候希望得到而永遠得不到、那份我理想中的愛都給了孩子。爺爺、奶奶、外公、外婆（我的繼母玉珍媽媽）、姥姥、姥爺（孩子對我的姨和姨父的稱呼），都愛她，呵護她。媽媽、爸爸、丹丹阿姨（我那位朋友）、外公、姥姥這些她至親至愛的人，在外婆嘴裡都成了天底下最醜陋、最不要臉的東西。孩子的心整個兒翻了船，簡直地就是找不到岸了。幾次側過臉動着嘴，不出聲地說：“媽媽，咱們走吧！”都讓我壓下了。我心裡覺着，這大概是最後一次來了，無論如何要儘量多呆些時候。另外也是希望這個在蜜罐里泡大的孩子看看世界苦的一面。孩子說不出話來，只是點了點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