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誰？”
　　
“毛澤東。”牙縫裡擠出了三個字。
　　
“毛澤東是誰？”
　　
半天的沉寂，我的心簡直不敢跳了。
　　
這孩子如果把我們平日裡在家的胡說八道變成她的想法如實說出，那可就別活了。
　　
“不知道。”半天，女兒抽噎着又蹦出了這三個字。
　　
事後女兒告訴我，“我知道毛澤東是誰，就不想讓她知道我知道。”
　　
我媽一下接了過去：“毛主席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沒有毛主席，就沒有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沒有我們的幸福生活。”
　　
這句話一出口，老太太的眼淚就落了下來，象是先把自己感動了，“這年頭還有什麼人真能這麼記着他老人家的恩情啊！小孩子都不知道誰是毛主席了。”老太太哽咽的說不下去。
　　
我不由地想起文革後期，中央的老人已經沒有什麼人不是敵人了，總理的地位也搖搖欲墜，說不清是革命還是反革命。有一次，我媽百感交集地對我說：“現在象江青同志和我這樣真心革命的人是幾乎沒有了。”我媽把自己比作江青應該是確切的、不為過的，也符合周圍的人對她的看法。無論是我媽的好朋友還是壞朋友、親戚還是同事，都有一個共識：“范元甄／小范，虧了沒在江青的位置上，要不她比江青還江青。”
　　
“我們永遠不能忘記他老人家，要世世代代記着他的恩情。”老太太哽噎地說不下去了。
　　
她說話時，我始終直視着她的臉。那裡沒有半點的虛偽和作戲。我相信她說的都是心裡話。
　　
這個人是完完全全地與世隔絕了，生活在共產黨和毛澤東建起的精神牢籠里。真的，現如今這世道，是個人恨不得就得是個經理，腰上BB機亂叫，一百多塊錢光鮮鮮的果籃，楞敢給你裝爛果子。還有誰會記着老人家呀？外邊的老老小小，上至市長，下至草民，都脫了共產主義的緊箍咒。“六•四”則更是破了共產黨的神話，沒有多少人真再信黨了。可是，媽媽文革後就再也沒有工作，又沒有朋友，親戚們是斷不敢粘她。她就象埋在地窖里的陳年老酒，年代越久，“革命”的味道越“醇厚”。
其實她當年是很有過自己的思想的，她最開始倒霉就倒在給我爸爸的一封信上。“大躍進”時，我爸在外地出差，我媽給他寫信，詢問外地的真實情況，對報紙上放衛星的報導提出了質疑。我爸被隔離審查後，秘書清理他辦公室的東西，在爸爸的抽屜深處發現了這封信，把它交給了當時三機部的黨組。這位秘書對我爸一個字也沒揭發過，之所以對我媽這麼幹，實在是對她氣不過。我爸一出事，我媽就開始揭發他。秘書原以為我媽跟我爸觀點完全不一樣，沒想到我媽也有“反黨”思想。既然觀點一致，怎麼可以這麼揭發呢？
　　
我是在文革中才知道我媽的遭遇不僅僅象她一向跟我說的，完全受害於我爸。我們家在68年3月被抄了，媽媽隨即被抓走，關在機關被群眾專政。他們機關的專案組給我寫信，我當時已進工廠，在青島實習，讓我揭發我媽。說如果我揭發，就可不將我家的情況告訴我所在單位的組織。他們告訴了我這封信的存在，我至今記得當時的震驚。不是震驚於她的“反黨思想”，而是不能相信她既然實際上同意我爸的觀點，怎麼可以一直以她是堅決反對我爸的反黨言行、堅定的革命者自居？
　　
我寫了信，但是開頭第一句話是：“我不相信我媽媽是反革命，我相信她是跟着毛主席，要革命的。在這個前提下，我可以寫我所知道的媽媽的問題。”我寫了1961年底爸爸媽媽離婚後有一小段時間，爸爸仍住在我們家的南屋。媽媽天天逼着爸爸搬家，後來把他的枕頭、被子從三樓的窗口扔下去，爸爸才因此從水電部要到了房子。不過人也許是矛盾的，爸爸從家裡搬出去後，媽媽倒是時時讓我們去看他，到他那裡吃飯。
　　
1960年爸爸在北大荒勞改時，正值“三年困難”時期，幾乎餓死。在北京剛剛開始有高價餅乾賣時，媽媽帶我去百貨大樓，買了整整一箱蘇打餅乾。我們坐三輪兒回的家，拉三輪兒的師傅還問我媽箱裡裝的是不是收音機，媽媽吱唔過去了。那時一個工人的月工資只夠買幾斤高價點心的，要是讓人知道這裡裝的都是餅乾，不定要遭什麼樣的白眼兒呢。
　　
除此外，沒什麼可揭發了。後來，我媽自己也告訴我，反右時，她正在航空學院學習，她曾經很同情被鬥爭的右派學生馬雲鳳。認為他無非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說不上是反黨、反人民。後來組織上撤了她的職，審查她的問題，自己才猛然醒悟，嚇壞了，“自己怎麼能夠懷疑到毛主席的頭上！才認識到自己問題的嚴重性。要好好認識，承認錯誤，重新做人。”這輩子，媽媽跟我說的心裡話，大概就是這些了。
　　
我覺得這麼多年一直受了她的騙。她和我爸離婚、揭發我爸，根本不是因為他們思想不一致，而是她膽小，為保自己出賣了丈夫。她的倒霉也不是如她一向所說，完全受過於我爸。從那以後，罩在她身上的老幹部的神聖光環，在我眼裡消逝了。我的小舅、大姨，還有媽媽的好朋友都反對過我的看法。他們說，我媽媽那時沒有辦法，為了孩子，只有那麼做，我至今不能同意。也許離婚是可以理解和原諒的，但是把我爸爸置之死地的揭發，卻是用保護孩子無法說通的。她是嚇破膽了，那個當年認為“毛澤東不就是個師範生？”（爸爸告訴我，我媽當年剛進城時，跟我爸一起議論毛的話）的范元甄再也不存在了，只剩下一個一心一意地跟着毛澤東走的思想，跟着黨走的沒有靈魂的軀殼。
　　
記得華國峰當政時，我們這代人都頗看不上他，很反感他的“凡是”論。一天在家看電視，新聞正有華國峰的鏡頭，我脫口出了一句老華如何、如何，她當即變了臉，聲色俱厲地說：“你怎麼能管我們的英明領袖華主席叫老華？！你簡直反動的不成樣子了！”當時我出了一身冷汗，告誡自己是太忘形了，家裡階級鬥爭的弦崩得緊着呢！一不小心媽媽告到我的單位，我可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可不能輕易忘記過去的教訓。
　　
文革時，我回家探親，我媽領着我們三個孩子天天對着毛主席象早請示、晚匯報。我搜腸刮肚地找詞對付媽媽，既要狠斗私心，又不能讓她認為我思想反動。後來，我常常在家露出消極、悲觀的情緒，認為“四人幫”當道，天昏地暗，個人、國家前途何在？我媽教訓我，我聽不進。她竟一封信寫到我的車間的黨支部書記那兒，告發我的反動思想，讓組織上教育我。幸好，車間黨支部書記是個好人，叫我去談了一次話，只輕描淡寫地說：“你媽也是為你好，怕你到處亂說亂道出事。你正面理解老人的做法。”
　　
如果說我媽當年與我父親觀點相同，為了孩子和自保，向黨揭發。那麼到了此時，可以說產生了質的飛躍，已經完全拋卻了兒女親情的母親，已經不是自然意義上的人了。“親不親階級分”，已溶於她的血液。她已經不是迫不得以，不能不干揭發。她就象魔鬼附身，誰反對毛主席，就堅決打倒誰。她變成了一個真正的“凡是派”。
　　
我媽給我的信永遠充滿了革命詞彙。我那時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給我媽寫信。給組織寫思想匯報，還可寫可不寫，給媽的信卻是萬萬逃不掉的。我媽會時不時地寄剪報來，讓我學習“天津火車站工人批林批孔的先進經驗”，讓我學習王洪文。說同是工人階級，人家那樣先進，你卻是如此落後。
　　
我那時成為偉大的工人階級隊伍的一分子已小有年頭了，早就知道生活中的工人階級和報紙上無限拔高的形象是兩碼子事兒，也早就沒有了對黨報的那份兒崇敬感，知道報上天天地編瞎話騙人。我自覺報紙是沒有採訪我所在的工廠，採訪了寫出來一樣好。我告訴我媽王洪文那是機遇，我要是趕上了，也能當副主席。我媽是覺得我真正成了小李銳。
　　
後來改革開放，人人向錢看，她提起鄧小平、趙紫陽那是絕對的大不敬，一點也沒把他們當了黨的化身。對江青，我不知她是否還有着敬意。對毛主席，我是從心底里相信她的絕對忠誠。她對主席的忠誠是她現在唯一可驕傲的資本，可以“一覽眾山小”，可以象以前一樣眼睛永遠長在後腦勺上（我姥爺對我媽的評語）。那是她精神上的唯一支柱。可嘆的是不管她如何表現，黨卻從來沒有再認可過她。文革一開始，她就挨斗，她過去的下屬還有人跳到台上抽了她的耳光。
　　
我68年初參加工作，到青島實習之前，媽媽大概感到文革這關她可能過不去了，告訴我家裡有多少存款，存款單藏在什麼地方。告訴我她認為自己是革命的，萬一出了事，要讓周總理知道；總理是了解她的，會想辦法救她。她被機關造反派抓走後，我給總理寫了信。為怕信寄不到總理的手裡，我是用的表忠心的筆法。告訴總理我是誰的女兒，爸爸無音信，媽媽被群眾專政，我自己會跟着黨走，不會走父母的反黨道路。但是信發出後如石沉大海，從來沒有過回音。
　　
後來我媽自己給王力，陳伯達寫信，以延安馬列學院的老關係請求給她工作，也是隻字的回音也沒有。後來她在幹校也受了很多苦。她本來就有風濕性關節炎，那時犯得很重。再加從來養尊處優，與同宿舍人根本無法相處，沒人同情她。她在作了膽囊切除手術後立即被要求返回幹校下水田勞動，干不動時，只能雙膝跪在田裡往前爬。那個時日，是媽媽對我最好的時候，常常往陝西的三線廠給我寄衛生紙、枕巾、新打小麥磨的麵粉，似乎幹校小賣部能買到的東西都會買了寄來。可是她回京後，一切很快就又都恢復了老樣子。
　　
我寫給我媽機關專案組的信的底稿一直留在抽屜里。我媽放出來後，偷偷看了，把它從中撕開，又放回抽屜。我發現後十分生氣，問她為什麼翻我的東西，撕我的東西？這是我唯一一次見她無言。後來大姨告訴我，我媽跟她說：“困難時期還是自己家的人可靠。不亂講壞話。”我不知道她是否知道，專案組曾去秦城監獄找我爸外調我媽的材料，我爸一句她的壞話都沒有說，盡寫了關於她的好話。
　　
可是爸爸就沒有她的福分，那些最致命的“攻擊”毛主席的話都是我媽媽揭發的。1962年七千人大會後，我爸媽離了婚。本來我爸爸是準備恢復黨籍，降為局級任用，我媽一份長篇揭發材料報了上去。據劉瀾波說，傳到他手裡時已滿是煙跡，不知過了多少人的手。最後傳到鄧小平那兒，鄧說：“太惡劣了，燒掉！”
　　
我始終不甚明了鄧到底指的是我爸的言論太惡劣，還是我媽的揭發行為太惡劣了。反正我媽按她的意願解釋為後者。我媽是文革中知道鄧的話的，頗以為榮，認為自己一直未能恢復原職務就是鄧小平一手壓制的結果。文革後，因她文革中揭發人太多，又是個凡是派，自然沒有人敢用她。她後來給鄧力群寫信，那是後話。
　　
話扯遠了，再接着說1994年的見面。
　　
我媽對外孫女說：“姥姥也許以後再沒機會見到你了，送你這個禮物作個紀念，你要不要？”
　　
女兒這時可能被外婆的真誠感動了，點了點頭。
　　
我媽放緩了語氣問：“你哭什麼呀？”
　　
女兒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老太太提高了聲調：“你哭什麼呀？為什麼哭？！”
　　
我一看老太太要急，情勢不好，也知女兒根本沒有能力判斷眼前這個外婆到底是怎麼回事，應該怎麼回答，就趕緊接過話題：“這個孩子在美國生活了幾年。在那裡不管長輩還是孩子，大家是平等的，有問題要平等討論。”
　　
這下徹底壞了事，我媽一下子竄了起來：“我怎麼不平等了？我怎麼不平等了！”
　　
我直視着她的眼睛，儘量平靜和緩地說：“你看，你現在就不是平等的口氣嘛。”
　　
我媽幾十年集聚在心中對李銳無從發泄的怒火就在這一剎那迸發了。她一個箭步衝過來，提起我的衣領：
　　
“我今天就是對你不平等了。你給我滾！”
　　
我知道是到“滾”的時候了，不能再呆下去了。趕緊叫孩子：“忙忙，快去拿書包、大衣，我們走！”
　　
可是已經來不急了，老太太歇斯底里發作了。她扯着我往門廳拽，門廳那邊是廚房，我的直覺是她要拿菜刀砍人（老阿姨說，她對我爸拿過菜刀）。我拼盡全力掙脫着，催促孩子：“忙忙打開門，快跑！”
　　
我來以前，總聽哥哥說媽媽身體如何不好，有心臟病，所以以為她是個衰老的病人，對於眼前這突發的千鈞之力，完全沒有準備。老太太瘋狂地吼着：“我打死你！我打死你！”兩隻拳頭向我的頭上冰雹般地砸下來，我根本無法抓住她的手。十幾年前發生的事又重現了。
　　
那是文革中，我被媽媽騎在身上，揪住頭髮往堅硬的水泥地板上死撞，我當時感覺自己是要被撞死了。媽媽用了對我爸的那句話：“說呀！你說呀！”哥哥在一邊急得叫：“你看你把媽媽氣成什麼樣子了，你就說一句話呀！”我這時才體會到爸爸當年吵架時為什麼永遠不開口。因為她是那麼地豈有此理，你實實在在不知道她在罵什麼，不知道自己哪兒錯了，為什麼要挨罵，應該說什麼。我咬緊牙，一聲不吭。滿心的屈辱和憤恨，恨不得被打死算了，我也實在是受夠了！
　　
我叫着：“忙忙快幫幫我！”
　　
這時我媽已將我撕扯到另一間屋子，把我壓在床上堆放的大衣堆上，我完全立不起身來。她的兩隻眼睛使我感到很恐怖，那裡射出一種餓狼撲到獵物身上時要把對方即刻撕成碎片的瘋狂。手則象狼爪，向我的臉遮擋不住的部位撲抓過來。
　　
女兒放聲大哭，情急之中抓起了一件大衣向外婆的背上抽打過去，邊打，邊哭，邊叫：“畜生！畜生！你是畜生！”
　　
老太太怒火中燒，回過頭來用拳頭向女兒頭上敲去。
　　
我這下可真急了，把孩子一把摟在懷裡：“你怎麼可以打孩子呀？！”“媽媽，你怎麼一輩子就不能平等地對待我們呀？”
　　
我哭了，因為兩個手護着孩子，沒法保護自己，任憑媽媽在我的臉上亂抓，在頭上亂打。心裡湧起一種深深的悲哀，不是為自己，是為媽媽。為她生活成這個樣子；為她的恨，對女兒的恨，對外孫女的恨，對周圍一切人的恨而悲哀，一種徹底的、絕望的悲傷：人活成這樣，是太慘了！
　　
人畢竟老了，突發的狂暴伴之的力量逐漸衰退，我終於抓住了她的兩隻手：“忙忙快拿好東西，快跑！”我在媽媽的拖扯下，艱難地向大門移去。看清女兒已跑出大門，我突然地鬆開了雙手，向門外跳去。
　　
我拉着女兒從樓梯向下跑，媽媽追出來，破口大罵：“李南央，你這條美國狗！你的女兒罵我是畜生啊！你的女兒罵我是畜生啊！”讓隔輩人罵成畜生，看來是真把她刺壞了。只聽樓道里乒乒乓乓地門響，左鄰右舍探出頭來張望，驚訝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和女兒那叫狼狽，倆個人都哭成淚人似的。到了一樓，聽見老太太上了涼台，從那兒傳來了狂叫：“李南央！美國狗！你的女兒罵我畜生！”
　　
女兒在門洞裡一把拉住我：“媽媽，咱們靠邊出去，她會扔東西下來把我們砸死的。”我真沒想到不到十四歲的女兒在這種危急之下，還保持着這麼一份清醒的頭腦，沒想到女兒能把外婆想成會殺人的壞蛋。
　　
我們離開了那個宿舍大院，很遠了，還能聽到媽媽歇斯底里的叫聲。遠了，遠了，聽不見了……來到大街口，女兒看着我的臉，哭着說：“媽媽，你的臉上都是血，我給你擦擦吧。”我這才覺得疼，臉疼、嘴疼得張不開，頭上腫得不能碰。女兒摟着我：“媽媽，你真了不起，那些年你都是怎麼過來的呀？媽媽，外公怎麼娶了這麼個老婆啊？”
　　
坐在回家的面的里，女兒問我：“媽媽，外婆憑什麼讓外公照管大舅？孩子大了應該自己管自己，憑自己的本事吃飯。大舅生活有困難，咱們幫他吧。”我心裡的苦味兒散了，有這麼個好女兒，有她的懂事，我不後悔來了這一趟。
　　
第二天早上洗臉，毛巾不敢碰臉。去辦公事，打開圖紙，圖紙上作的記號是什麼意思、自己要說什麼，一丁點兒也想不起來，一下子傻了。才知道自己的腦子是被打壞了。心裡明白，這輩子是不會再去看媽媽了。這母女情算是再也無法維繫了。
　　
我後來問過哥哥，我媽打了我一頓後第二天有沒有後悔的意思。我哥說，第二天只聽我媽抱怨手疼，說作了好幾天的臘療剛好一些，這下又搞糟了。我媽有嚴重的關節炎，那年寫信說要一種可以撐住胳臂的手杖，我趕緊照辦。美國醫藥用品商店的態度是絕對的好，告訴我，那種手杖對老人不好，建議我買一種輕鋁合金帶四個小爪的手杖。我航空郵寄手杖的同時，還特意買了一種廣告上介紹的保暖人造棉。我哥說不粘鍋也在用。這就是典型的我媽，“美國狗”要罵，“美國狗”的東西還是得要。我媽對自己的鐘愛是絕對的。大概最愛自己的人，在共產黨內才最自我標榜為是最革命的。這到是為什麼她會喜歡江青的可理解之處。
　　
其實說我媽沒愛過人，是冤枉她的。在媽媽那次罵我跟別人亂搞時，我就隱隱地有個想法，莫非媽媽自己有過什麼事？否則怎麼能對自己的女兒想出那種事來？不過我從來沒有真的認為媽媽會有什麼作風問題。因為離婚後，媽媽從來再沒有想過結婚，家裡也沒有來過什麼獨身的男人。 )
　　
事情真是巧得象小說，媽媽和鄧力群的舊事我第一次聽說竟然出自一個大街上買菜的老太太嘴裡。我在陝西時有一個好朋友，一年回京探親，在大街上排隊買菜，那時但分有什麼好菜，就要排長隊。排隊等的無聊，人們就認識不認識地在一起扯閒天兒。我這個朋友很健談，跟人也是自來熟。她看到前邊的老太太很象老幹部，就問：“您是老幹部吧？”聽到人家說是，我這朋友就跟老太太搭上了茬，問：“那您認識不認識一個叫范元甄的？她也是延安老幹部，是我朋友的媽媽。”沒想到那人說：“范元甄？太知道了！延安四大美女之一嘛！她和鄧力群的風流事，在延安人人皆知。”看來不管受了革命隊伍多少年的教育，愛在背後議論人，是中國人的通病。
　　
革命老幹部也未見得清高多少，這老太太津津有味地與我這朋友道來，直到倆人排到了菜攤兒那兒為止。回到溝兒里，我這朋友大呼二叫地對我說：“嘿！你媽當年可夠風流的！你知道她和鄧力群有一腿子嗎？”我覺得很羞愧，也很不齒於這麼個革命老太太怎麼在大街上與一個根本不相識的年青人扯這種事，一定是神經不正常，太不可信！沒有細問。我的朋友大概也覺出我的尷尬，就沒再多說。這件事是多年後回到北京，我那位拿着一籃爛橘子去看我媽的朋友的母親——郭靜阿姨向我證實的。
　　
1943年春延安搞搶救運動時，我爸作為特務嫌疑被關在保安處，我媽媽也在被搶救之中。鄧力群是政治研究室組織上派去搶救她的，結果沒想到幫助、幫助就睡到一起了。再後來，媽媽最好的朋友、上海的一位阿姨，也談到我媽媽自己向她講過這事。
　　
那天，我媽在鄧力群的辦公窯洞裡，倆人正睡在一起，鄧的老婆來找鄧，撞見了。我媽起身穿好衣服，說了聲：“對不起”就走了。還有一次，胡喬木白天去找鄧力群辦事，鄧從窯洞裡出來，對胡說：“小范在這裡。”胡心領神會，什麼也沒說就走了。
　　
1944年6月，爸爸從保安處放出來後，胡還勸過我爸：“算了吧，你就叫他們倆好吧。”當時組織上怕他剛剛受了政治上的委屈，再碰上家庭的變故，經受不了，一再囑咐我媽此事不能告訴我爸爸。但是我爸從保安處放出的當晚我媽就對他說了。告訴我爸，她和鄧力群是真誠的愛情，她從心裡敬佩鄧，崇拜他的學識和能力。我爸起身就出了窯洞，兩人很快離了婚。我爸此後大病一場，差點叫傷寒要了命。事情鬧開了，影響越來越壞。組織上只好出面干涉，把我媽下放到橋兒溝鄉去當鄉文書。鄧力群居然追到那裡，冒充丈夫，又與我媽同居了一個星期。
　　
我知道我媽和我爸離過婚，是我媽媽在文革中自己對我講的。當然沒有告訴我真正的原因，而變成了因為組織上懷疑我爸爸是特務，她也覺得他思想太右，倆人極合不來，才分手的。後經她的朋友反覆作工作，方才復婚，這是自己一輩子最後悔的大錯。我媽的這個彌天大謊，可不是我那些孩童的小把戲可以比的。復婚後，媽媽就調到爸爸所在的《解放日報》工作。
　　
平心而論，我覺得我媽和鄧力群確實班配。我媽媽一生從來沒有服過什麼人，但是對鄧力群確實是信服的。文革後，她給鄧力群寫信，想工作。鄧力群找到黎澍，要把她安排在“歷史研究”雜誌。梨澍伯伯是爸爸的摯友，文革中也深受我媽揭發之害，當然不要。鄧力群似乎也沒有辦法。
　　
83年，我媽媽去上海，見到她早年武漢演出隊好友，非常動感情地談起與鄧力群的那一段情。她仰在藤椅上，旁邊放了一盆涼水，邊談邊不斷地用涼毛巾搭在額頭上，激動地難以自已。89年“馬列學院”50周年紀念集會，二人見面坐在一起談笑風生，周圍很有人看不下去。
　　
我真是覺得共產黨多管閒事，剝奪了倆人的婚姻自由，造成了我媽一生的悔恨，我爸也因這倒霉的復婚而吃盡了苦頭。我和我出生於幹部家庭的好友談起此事，大家都觀點一致，甭管好人壞人，兩個一丘之貉如果在一起自己覺得合適幸福，別人管得着嗎？我曾直言不諱地把此觀點告訴了我爸。我爸爸說，“那怎麼可以。這樣亂搞不是生活問題，而是政治問題，黨當然要干涉。你也別說風涼話，要不是和你媽復婚，也不會有你。”我大笑：“也就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同意你和我媽的復婚，而不遺憾我媽和鄧力群沒成。”

當年，為了他們的問題，一個月內組織開了五次批判會。田家英在會上說：“你們算什麼愛情，是打游擊嘛！”我媽曾說主席的秘書中只有喬木是正人君子，這恐怕和當年陳（伯達）、田（家英）、胡（喬木）三人對她的態度和評價有直接的關係。她對田家英最恨。廬山出事後，田家英給爸爸打電話，我媽媽立即告訴了組織，家裡的電話因此被撤去。
　　
我媽受批判後，名聲很壞，沒有人理她。是她主動表示願意和我爸復婚的。復婚時，曾親手用極工整的蠅頭小楷抄寫了楊尚昆代表組織對批判大會的總結。這份結論認為雙方都有責任，主要責任在鄧力群。我媽媽那時因我爸的問題受牽連，加上她自己也有“自由言論”，受到組織審查。鄧力群是代表黨組織審查我媽媽，幫助我媽的，而且自己已有妻子、兒女。卻將被審查人招至自己的窯洞，談話至深夜，及至同居，實在是太虛偽、太惡劣了。
　　
楊尚昆的結論里對鄧力群有這樣的評語：
　　
“第一，思想上最尖銳的是狂妄的個人主義。個人主義發展到狂妄的程度，結果已是公然與黨對抗。這個狂妄的個人主義有它的幾個組成的因素：一個是自恃有八年的黨齡。其實八年中在黨內沒有得到什麼鍛煉，小資產階級劣根性保持至今沒有動。沒有經過群眾的鍛煉，在延安的工作與生活是脫離群眾的。再加中了相當深的教條主義的毒，這就是給那個狂妄的個人主義以一身漂亮的外衣，掩蓋住了劣根性，並且增加了狂妄性。能夠說出一套，聽起來很好聽，但是言行不符。再加上在黨內受器重，有了地位，領導別人，就發展了‘不平凡’特殊化的思想。整風過程中領導人家整風，自己的反省很不夠，反而以為能夠幫助人家整風，更增加了自己的包袱，以為自己不錯。因為思想里有這一套，就自己特殊化起來，可以不管一切輿論，背着錯誤走。象這樣下去，一定會向黨鬧獨立性。還講一講能力的問題，他究竟有沒有能力？什麼性質的能力？能力是有，是搬弄教條、概念的能力，是與群眾運動脫離的，表現於整理材料，在概念中兜圈子。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還沒見過。不踏實，脫離群眾，浮在上面，談空話的時候多，經常有些教條在內。”
　　
這些話，時隔半個世紀，聽起來還是令人拍案叫絕，說的就是活脫脫現在的鄧力群。不過這個人發展的已經不止是教條的問題了，他其實就沒有信過什麼共產黨的教條，他當初對我媽的作法早就證明了這一點。這人是一貫以革命的名義，行一己的私利；口頭上冠冕堂皇，肚子裡男盜女娼。就連我媽最好的朋友都說，你媽要是跟鄧力群結了婚，兩個人對黨的損害可就更大了。
　　
我爸79年解放後，我媽其實是高興的。她曾悄悄地對我小舅說：“聽說李銳要放出來了。”小舅說他感到我媽的興奮和萌生出的復婚的希望。我爸本人也確曾認真地考慮過跟媽媽復婚的事，問我的意見，我說：“你要是想多活幾年，想有個幸福的晚年，就堅決不能復婚。媽媽是永不會改變的，那種惡夢似的生活不能再過了。”
　　
這話後來證明確確實實是不錯的。看到我爸不但沒有復婚，連看都不去看她。她自己文革後實際一直被掛起來，沒有正式工作。可老頭子已到退休年齡，又在陳雲的提名下進了中組部，並升格至中央委員，這是一些人始料不及的。我媽更是切齒痛恨，這口氣如何咽得下，她到處揚言不把李銳弄下來誓不罷休。她的突破口選了大鬧生活費。
　　
當年離婚判決時，我爸爸為了安心，每月給我們每個孩子每人20元的生活費。（當時的社會標準，每人每月的基本生活費是15元。我媽的工資是197元，我爸只發120元的生活費，給孩子的錢占了一半。）文革開始，我媽受到機關很大的壓力，就讓我們孩子寫信，告訴水電部不再要爸爸的生活費了。這筆錢，水電部並沒有發給我爸，而是扣下了。我爸平反放出後，一貧如洗，因是文革前的冤假錯案，按政策不補工資。水電部為了幫助我爸爸重新安家，就按當時停發給孩子的生活費的數額補給我爸一筆7千元左右的安家費。我媽就以此為藉口，大鬧不休，到處告我爸侵吞孩子的生活費。
　　
後來水電部又按同樣數額補給她一筆錢，她就是不要，以示她不是要錢，而是要讓人知道李銳其人的“品性惡劣”。足見把我爸發配北大荒、大別山，及至秦城8年都沒能解她心頭之恨，一定要讓他分文不獲，不能過一天好日子方才為快。這種狠，這種毒，讓人膽戰心驚。可見人們說我媽要是江青，會比江青還江青是沒有冤枉她。
　　
我媽的鬧是有效果的。那時的水電部長，經年的不倒翁，就因為我爸在三峽和水利方針上一貫與她意見相左，我媽的告狀，自然是個打擊我爸的有力武器。她還寫信給鄧潁超、宋任窮、于若木。鄧力群也正對我爸仇恨之極，向陳雲告我爸爸的狀。這次我媽和鄧力群不知是不謀而合還是事前達有默契，反正是又一次心心相映。據說陳雲在我媽的信上批了：“既然這麼多人反對，看來李銳不適於再呆在組織部。”
　　
不過他們大概沒有想到，我爸這人並不是一個看重官位的人，他要的是能夠做事。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做事，也就根本無興趣留在官位上。他自己已經提出年齡過線，要求退下來。老頭子下來後，勤奮著書，成為在國內和世界上極具權威的研究毛澤東的專家學者，對三峽的論著也成為權威性的參考資料。他的《廬山會議實錄》等著作，成為歷久不衰的暢銷書，社會影響極廣，在年輕一代人中更是受到尊重。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我爸自67年文革中那次來京後，和我媽就再未謀面。只是八幾年有一次，養蜂夾道辦服裝展銷，我爸和玉珍媽媽去了，我媽媽也去了。我爸爸遙遙地看到了我媽，認出了她，回來感嘆她是足夠地老了。我問：“我媽看見你了嗎？”“她肯定是認出我了。”
　　
我不能想象經過半個世紀的恩恩怨怨，四目相對之時，兩位老人會是一種什麼感覺。可以肯定的是，我媽的感想一定比我爸的要複雜多了。歷盡文革十年浩劫，幾乎所有受過迫害的人都又有了新的生活，只有我媽比過去活的更壞。怨誰呢？有一點是肯定的，她絕不會怨自己自作孽。
　　
94年聖誕節我挨的那頓揍，我爸說是替他受過。如果那一頓打能化解一些我媽心裡的痛苦，能時時回味覺得利用了那次機會，把恨的信息傳遞了給李銳，而有一種“成就”感，我覺得那頓打我受得過。她畢竟是我的母親，我希望她離開這個世界之前能有些快樂，既或這個快樂是建立在我肉體的痛苦上，也無甚妨礙。
　　
都說我媽很有才幹。我讀過我媽公開發表的唯一一篇作品，是收集在58年全國優秀文學作品選集中的“一個搪瓷茶缸”。我90年去蘇聯，見到50年代水電部的老蘇聯專家，他的夫人不斷說，“你媽媽真漂亮，非常漂亮。”蘆溝橋辦了一個抗戰勝利50周年展覽，有人看到有我媽媽的照片，我媽媽特意要了車，去了一次。看着自己年輕時出盡風頭的刷利身影，不知她心頭會掠過如何的感觸。她曾經年輕過，漂亮過，出過大風頭，有過名，可惜曇花一現般短暫。她的大半生都不得志，將一切積怨於父親，化作永遠刻骨銘心的恨。
　　
我想我媽現在活着的唯一念想兒就是“一定要看着李銳先死”。這正是她人生最大的不幸。如果她能認識到其實是自己害了別人也害了自己，她或許能夠從黑暗中走出來。所不幸的是，她早年富裕的家庭的嬌慣，養成了她任性的大小姐脾氣。當年我姥爺家有車夫、有廚子，有不止一個老媽子。她又是第6胎，第一個活下來的孩子。小名叫“罩”，意在罩住，不要跑了。南下時，我媽曾當着我爸的面，在她媽媽面前打滾。聽阿姨說，我姥姥當年聽到大小姐回來了，會嚇得渾身發抖。
　　
在革命最風頭的時候，一半是因了年輕的熱血，一半是逃避已開始沒落家庭的窘迫和尷尬而投身了革命，受到王明的賞識、周恩來的喜愛。沒有打過仗，沒有下過鄉，沒有參加過土改，沒有受過艱苦生活的鍛煉，“老革命”的資本反而更助長了她的驕橫。
　　
59年代從航空學院畢業後，30幾歲的青年當上新生共和國可數的大型保密廠的總工程師，個人事業如日中天。但是隨着丈夫的倒台，和自己的不慎言行，倒了霉。從此一蹶不振，一輩子再也沒有爬起來。
　　
范元甄畢竟是范元甄，不是李銳，在逆境中寫不出《龍膽紫》（我爸秦城八年用棉簽蘸紫藥水在《資本論》空邊處寫下了百餘首言情、寄志的詩詞，後以《龍膽紫》成書一版再版）。她貌似蠻橫，實際懦弱，她沒有勇氣和命運抗爭。我想跟她談，告訴她振作起來，什麼時候都不晚。她可以寫回憶錄，寫自己一生的遭遇。那次見她才開口，她就把我頂了回去：“我不跟你談。我有話跟黨談、跟組織上談。”要知那已是89年，老天爺，哪還有黨、有組織會理你一個沒人待見的老太婆？

腦子被洗成這個樣子！媽媽的悲劇，公允地說也是吃了共產黨的不少虧。黨干涉了她的婚姻自由，黨干涉了她的思想自由，是她一生悲劇不容否定的作俑者之一。
　　
作為女兒，我恨我媽傷害了很多人，甚至毀了她自己親人的一生，但有時也深切地同情她，記得她對我的一切好處。我少兒時期，媽媽曾付昂貴的學費讓我學習鋼琴。在我進廠的第一天她告訴我：“即使作一個工人，也要有大學的知識才能當個好工人。”那正是“知識無用論”最盛行的年代。這話我一直記着，終於學了出來。儘管我們沒有拿那塊懷錶，但是我記得媽媽曾要送外孫女一塊毛主席頭像的懷錶作紀念。這些記憶是不能磨滅的。
　　
媽媽在這個世界上的日子不多了，我多麼希望她能夠回首平生，公允地認識自己給他人帶來的傷害，認識到是自己害了自己。我希望她不後悔自己曾在這個世界生活過，不論好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