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老家，返城之前，總不忘在村口那棵板栗樹的遺址上駐留片刻，想到當時和
現在，總有無限的惆悵和哀傷。板栗樹的枝杈上，曾懸着一口鐘，是由工字鋼（後
來才知道那是工字鋼）做成的，敲出的聲音，十分悅耳，十分響亮；裊裊依依，連
連綿綿，迴蕩在村里每一個角落。鐘聲什麼時候第一次敲響，沒有人記得了，只知
道是在1958年後的某個時候。1984年，那鐘聲發出時代的“絕響”後，就不再響起
了。如果我能預測，後來的老家是那個樣子，我是應該如同南街村裡的英雄們那樣，
用生命去捍衛那鐘聲的。

在那個被今天認為荒廢的年代，我聽着鐘聲在大隊的小學畢業、又踏着鐘聲到公社
的中學，邊學工（校辦工廠）學農，邊接受到非常系統的基礎教育；畢業後，響應
毛主席的號召，當了回鄉知識青年；再後來，學有所進，讀到了不低的學位，還入
了胡耀邦的所謂“第三梯隊”。“父母在，不遠行”，我卻遠行了，是為不孝；有
了一點學問，卻沒有學會做官，非要四海為家，是為不忠。

每隔三四年，我總要回去一次。那年，回家聽到的第一件事，是兩個兒時最好的玩
伴不幸早逝，各留下兒女一雙。一個命墜於被承包的採石場，一個死於缺錢治病。
到家之前，我在村里雜貨鋪里，買了兩掛炮竹，到他們各自的墳前鳴放，留下了熱
淚，是為紀念。此刻，我坐在電腦前，敲着鍵盤，熱淚又止不住了。我勞動中受過
刀傷、斧傷，都沒有流過淚；16歲第一次離家獨自謀生時，也沒有流過淚；我還沒
有那麼老，也沒有那麼脆弱，可是想到善良的、美好的、不該早逝的生命，就這麼
消失了，我無法不悲傷。這淚，不光是流給兩位不該早早結束的生命，也是流給一
個不該那樣草率結束的時代。

在那個時代裡，我兩個夥伴是不會死的。因為有鐘聲保衛着他們，保衛着每一個鮮
活的、奮鬥的、平等的生命。鐘聲響起時，這些生命一起奔赴稻田、麥地、荒山、
湖邊，鐘聲再響起時，他們又在快樂中、滿足中一起回到各自溫暖的家。鐘聲敲出
過小村的歡騰、小村的希望和小村的未來；鐘聲也敲跑過小村的貧困、小村的孤獨
和小村的無助。小隊領導、大隊領導、公社領導好像知道每一個社員的所急所憂，
送溫暖、送救濟、送醫療，他們代表黨，代表毛主席。農民是被鐘聲組織起來的。

如果鐘聲還在，那麼，那個小我一歲的夥伴，那天就不會迫於承包人的壓力，在天
已經抹黑的時候，去點最後的一炮，不響，再去查看時，把自己炸成粉碎。一個家
庭炸碎了，炸碎在採石場不公、不平等、不人道的炮聲中。又一個家庭也炸碎了，
“公正”的“法律”，要承包人向死者賠償6萬塊。6萬，天哪，一個山村裡的年收
入不過萬把塊的小小承包人，要賠6萬塊！為了“捍衛”“法律”的“公正”，承包
人遠走他鄉，再也沒有回來過。兩個家庭的孤兒寡母就那麼無助又無奈的“活着”。
沒有組領導，沒有村領導，沒有鄉領導來送溫暖、送關懷（小隊、大隊、公社於1984年
後分別“改革”為組、村、鄉）。

如果鐘聲還在，比我高大，打架卻總是輸給我的那個夥伴，不會因為沒有錢治病，
小病拖大，最後成為絕症。他善良的老父不願白髮人送黑髮人，在他生命就要終結
的時候，投了門前的水塘。三天后他終於追趕父親而去。在兩代人的葬禮後三天，
我的夥伴的大哥的小閨女，也就是他的侄女，一位17歲的如花似玉，美麗動人的女
孩，大概是受涼、驚嚇以及悲傷，突然不治而亡，下葬後也無人知道死因，都說是
“中了邪”。一周之內，祖孫三代，命喪黃泉。就因為沒有那鐘聲的保護。

那是一個不足30戶人家，只有150來人的小村。我要進到村里，總要經過那條從前托
拖拉機進出的碎石路，84年後它再無人搭理，如今，變成了坑□不平，犬牙邊的泥
□小路，推自行車在上走，都要小心翼翼。“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
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賀知章的感覺以前我是有的，漸漸的，就找
不到了。那些我叫不上名字的孩子，看到我這個“客”，只有痴呆的目光，了無客
從何處來的好奇。這在有鐘聲的年代是不可想象的，那時，不論什麼客來，小村都
要沸騰。那時候，村里常有巡迴電影隊，到各村放電影，孩子們學在一起，玩在一
起，學英雄人物，智斗敵人，一個個充滿了朝氣、鮮活、聰敏和靈性。現在的孩子
們，不出自家門前屋後和自家的“一畝三分”田地，彼此雞犬之聲相聞，卻少有往
來。於是，就這樣痴呆了。

80年代初和中，報紙電台說，農民“發”了、“富”了，湧現了大批“萬元戶”。
可是，“萬元戶”讓我的鄉親們，失去了集體的依靠；稍晚，超過10%的GDP增長，
讓我的鄉親們拋荒了大片的土地。我的坐在北京某機關里的丈母娘，很高興農民親
家，是個“萬元戶”。我說他們沒有那麼富。丈母娘就說我抹黑農村改革，我說我
最堅決支持改革，沒有看到我天天改革來又改革去的，農民好了一點，但沒有說的
那樣富。

我的妻子是上海生，北京長，北師大畢業的嬌小姐。本來我羞於帶她回老家，為了
證明我所言不虛，1987年，我不得不第一次攜妻子回老家。妻子的姥爺曾是全國挨
批的大“右派”，父親是某中直機關的大“右派”，對於毛澤東，娘倆是恨從心頭
起，兩個平了反的“右派”反倒牢騷不多。我妻子曾隨父母到山東的農村蹲過“牛
棚”，聽到過類似於我熱愛的那種鐘聲。這次隨我回老家，看到一個迥異於報紙電
台吹捧的農村。於是，我就被丈母娘平了反：不是抹黑改革。

後來，我又攜妻分別於90年，94年，97年，2000年四次回老家。其實我已經沒有親
人在那個小村子裡了，最小的弟弟也到城裡賣豆腐腦混日子了。可是鄉親們還在。
我們挨家挨戶走訪，當時的老人，幾乎都不在了，我的兄長輩，本是中年，成了現
在的“老人”。他們有的，衣不遮體，坐在太陽底下曬太陽；有的不能動彈，在破
爛不堪，惡臭難聞的“床”上等死(請允許我加這個引號，因為那實在稱不上床)；
還有的在田頭地老，像幽靈一樣勞作，或者四處遊蕩，打發孤獨。1987年那一次，
我們帶的是嶄新的10元的票子，是準備走村串戶時給孩子們壓歲的，後來我們帶回
去的就是50元，百元大鈔，也不再是給孩子壓歲的，卻是專門給這些曾在鐘聲的召
喚下和我一起勞作的鄉親們過年的。每次準備這些“盤纏”時，妻子都擔心不夠，
因為見到實際的情形後，往往水漲船高，那都是她自作主張，事後悄悄告訴我：太
可伶，少了拿不出手。其實我們知道，救急不就窮，我們的區區薄數，解決不了他
們的生存，無非表達一種同情而已。

我最近一次回老家是2004年11月，看望病重的老母（在縣城和弟弟住），順便抽了
半天時間，回小村里看了看。那裡的貧困還在加劇，曾經那個歡騰的村莊，現在死
一般的寂靜。在太陽底下曬太陽的，不再是無助的老人，又增加了許多輟學的兒童。
大孩子到了16、17歲，就打工去了，不知去向，有的再也沒有回來，只有無助的
“老人”喃喃念叨着他們的名字。看得出，“老人”精神已經失常。

我在一個小時候叫某某哥的鄉親的家門口坐了半個小時，知道2004年國家一號文件
是關於農業的，便問了這個文件帶給村里多少好處。
“比去年好了一點。”鄉親說。
“糧食提了價，要是好的話，還不節餘幾個子兒？”我問。這個糧食指水稻。
“糧食提了價，有什麼用。以前有水庫，現在，靠天吃飯。”
“水庫呢？”
“水庫早承包給人養魚，天旱，人家不放水。”
“鄉里幹部不管？”
“你是有知識的人，怎麼這還不懂？承包的是鄉里的幹部，放一點水，還要錢，比
油還貴。現在好了，也沒有水放了。”
“怎麼了？”
“老不修，裂口子了，底子裡一點水，喝得完，怎麼放？這糧，種不了，提價還不
是白提。你看，田，就幾塊旱澇保收的了，別的，種了甘蔗，桔柑”
“那不是很好嗎？賣幾個活錢。”
“活錢？哪來的活錢。你沒看到，甘蔗都枯了，死了，桔柑掉滿地都是。那時故意
的。家家都有，城裡堆成山了，一分一斤，都沒有人要，就爛在地里當肥料了。”

進村時看到滿眼甘蔗什麼的，我還高興。此刻，我啞口無言。心底里生出一種恨來，
那些書齋里的“改革家們”，該拉出去槍斃！

離開村子時，我又到那棵板栗樹遺址處停留了許久。在那個小小的高地，我懷着沉
重的心情，環顧小村的全景，不禁越發留念起那鐘聲。那鐘聲里的歡樂，漸漸的清
晰起來。

父親曾是生產隊長，是隊裡一次又一次真正民主投票產生的（不要以為我在胡說，
後來的什麼“海選”，不過是鬧劇，與那個時代的村民選舉，天壤之別），一共做
了幾任隊長，我不知道。作為鄉親的帶頭人，他要比別人起得早，準時敲響那鍾。
父親，是個嚴厲的人，卻仿佛只有這嚴厲，才擔當得起那敲鐘的使命。

父親沒有表，只看日頭高低，決定敲鐘的時間，每天要敲響三次開工、收工的鐘。
鐘聲一響，人們聞聲而動，不敢怠慢，收工的鐘聲往往敲的自由，父親覺得活沒有
幹完，會晚一點敲鐘，幹得利落，也會早一點敲鐘。男人幹的是水田的活計，女人
做的是旱地的工；滿村各處，都是成群結隊，說笑中一起勞動的人們。有時候收工
的鐘聲，傳不到被山丘遮掩的地方，父親就會派小孩子去送信，叫大家收工；有時
父親去大隊或者公社開會了，會委託別人敲鐘，這時收工的鐘聲往往後推，怕的是，
早敲了被我父親知道，說大家偷懶。於是乎，會有一些人餓得“死去活來”，但不
聞鐘聲誰也不敢收工。

村裡有個什麼事需要和大家商量，父親也會敲鐘。這時男女老少，集中在打穀場上，
熱烈討論，爭這爭那。當然，往往是男人爭，女人們聽着，孩子們則在草垛之間，
或其他地方，捉迷藏，玩“打仗”，自得其樂。要分稻穀、分小麥、分綠豆黃豆或
任何收穫了的作物，甚至要分特意宰殺的老牛的肉（那時宰殺任何耕牛，都要公社
批准）、分特意捕撈的池塘的魚，也要敲響那鍾。鐘聲歡快、甜美、裊裊依依、徐
徐晃晃。聽到這鐘聲，大家都樂得很！

我聽到的最激動人心的鐘聲，是在夏天。夏天，暴雨多；夏天氣溫高，午休時間長；
夏天，割倒的稻穀在收攏，堆垛子前，都要鋪在稻田裡，晾曬一天兩天；夏天，父
親經常到門口觀天象，總能在暴雨要來沒來的時候，敲響那鍾。鐘聲節奏激促、鏗
鏘有力，不再是裊裊依依，徐徐晃晃。每聞此鐘聲，鄉親們會從午睡的夢裡、從飯
桌上、從自留地里、從菜園子裡、甚至從卿卿我我的纏綿中，等各自當前所在的位
置，立刻沖向田間，在我父親的調配下，各就各位，攏稻、捆稻、擔稻、打稻垛子，
那個熱鬧、緊張又歡騰的場面，把中國農民的克己、無私、偉大表現的淋漓盡致。
有的時候，只是一大片黑雲，從天空划過，撒下幾粒雨點，但是，沒有人抱怨，累
出一身臭汗，大家依然會樂融融，談笑凱歌還。

在有鐘聲的那年月，家裡沒有勞動力，也沒有誰會餓死，一切該有的都有。年終決
算，無非記錄一個“超支”，“超支”累積多了，最後也就一筆勾消了。但這不是
人人有份的，只有老弱病殘無人照顧的“五保戶”才享有這種特權。

那鐘聲到底是什麼？我想，是團結、是鬥志、是智慧、是前途和希望，是友愛、是
平等、是正義、是公平和自由；是刀槍、是頭顱、是鮮血、是老一輩共產黨人的道
德和理想。

可是，1984年，那鐘聲戛然而止了。

在鐘聲遠去的地方，向村民逼近的是孤獨、貧困、無助。這些不祥的東西，曾讓我
妻子重新審視自己隨父母下放參加勞動遭遇的所謂苦痛，以及她家庭的不幸，也就
是所謂“牛棚”里的“磨難”，並終於認識到，今天我家鄉的農民受的罪，比她家
在“牛棚”里受的罪要大得多。在她嘴裡，充滿不屑的“老毛”，變成了毛澤東，
後來又變成了毛主席。當我說要把這些寫給網友時，她說：“好哇，還是毛主席看
得遠。”

是啊，還是毛主席看得遠。

右而左2006-1-5

轉自強國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