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家裡被抄，房管所隨之便趁火打劫，在70年代初將我們獨戶一層的公寓住房，換到一個石庫門房子的二樓。這一層共住了四家人家約十二人，大家合用一個衛生間。在一個雨夜，隔壁張醫生家來了一對不速之客。張醫生是單身，她領養了一個兒子，住在二樓的朝南正間和一樓半的一個亭子間。來人是一對中老年夫婦，來後便住在亭子間裡，開始時他們很少露面並且從不外出，我們二樓上面還有一個很大的公用曬台，從來不見他們上去活動或者曬太陽。每天我們上班以後，他們才走出來到衛生間去梳洗，而且還很主動地打掃走廊和樓梯。偶爾在過道里相互見到，他們總是面帶微笑主動為我們讓路，輕聲地同我們打個招呼。尤其那位夫人，幾乎不講話，看上去很和氣的樣子。這樣過了大約半年，他們才開始與我父親有所交流。此時我們才知道那位老先生是內地某大省的公安廳廳長。文革中全國的公檢法系統被砸爛 （這是文革語言，意思是喪失了權力），他們是害怕被當地造反派揪斗而潛逃來滬的。張醫生是他們一個很遠房的親戚，他們估計逃到張醫生這裡來避難不容易被追蹤發現。但是在滯留上海期間，隨運動形勢的變化，他們一度還是十分恐慌。所以在與我父親搞好關係之後，便來求助，要設法再將他們轉移到我們的親戚朋友家中，這樣就可以完全不被他原單位的造反派發現。我父親為他們想了個辦法，託了住在杭州的我祖父的朋友（當時已經去世）的家人，於是他們一度又去杭州躲藏，到風聲過去了一些之後才又回來上海。

記得有一天是我的廠休日。我在家裡看書，那位老先生踱步進來，與我聊了起來。他對我講，象你這樣的家庭出身的青年千萬不要去參與政治，專心搞好業務就行。為了使我了解他的觀點，他同我講起了共產黨的歷史。他說他原來是上海的碼頭工人，後來和許多青年一樣滿腔熱血奔赴延安參加革命，但是到延安後他們就遇到搶救和整風運動。他告訴我文化革命的許多狀況其實在延安整風時就有了，當時許多從大城市去的出身不好的知識青年隨便地被定為特務叛徒而受到酷刑和肅整，他因為是工人成份才得以倖免。第一次從一個老幹部那裡聽到這番話，使我十分驚訝，與以前所受的革命教育大相徑庭，所以後來一直記在心裡 （來美國後才得以看到許多文獻，記錄了延安整風這段歷史，例如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發現他說的確是真話）。

這位老幹部夫婦倆在上海一住就住到文革結束，隨後就被聘為上海公安系統的顧問，後來住在徐家匯萬體館對面漕溪北路上的新造大樓中，再也沒回內地。大約1980年左右，我因為聽說上海公安局的一個研究所需要科技人員，很希望藉此機會解決我夫人調入上海問題（當時我們分居兩地），但苦於找不到同該單位聯繫的渠道，於是想起這位老幹部。當我們倆人登門去求他們將我夫人的簡歷轉送一下時，想不到他們一口回絕，說讓我們找自已單位去解決。我們碰了一鼻子灰，悻悻而歸。尤其是那位老太太，說話的態度與口氣，與所有小說或電影中描述的馬列主義老太太一模一樣，不是簡單地回絕，而且傲慢地訓斥。真的想不到，人一旦有了權力便又換了一付面孔，完全與他們落難的時候判若倆人，從此我們便再也沒有與他們聯繫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