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1901 - 1972）的父親梁啟超是清朝著名的政治家，曾發動戊戌變法。為躱避慈禧太后迫害而流亡海外，所以梁思成生於日本東京。1912 年辛亥革命後，隨父母從日本回國。

1915年入北平清華學校（1928 年之後的清華大學）。

1923 年畢業於清華學校高等科。

1924 年和林徽因一起赴美國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築系學習。

1927 年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又去哈佛大學學習建築史，研究中國古代建築（未畢業）。

1928 年與林徽因在渥太華結婚，婚後赴歐洲考察各地建築。回國後在瀋陽東北大學（張學良時任校長）任教，在那裡創立了中國現代教育史上第一個建築學系，同時成立了建築師事務所。

1929 年設計王國維紀念碑，梁啓超墓。

1930 年和張銳一起參與天津市規劃，以《天津特別市物質建設方案》獲奨。設計吉林省立大學禮堂和圖書館。

1931 年，日本侵略東北後，梁思成回到北平。進入中國營造學社工作。

1932 年，主持故宮文淵閣的修復工作。寫作《清式營造則例》，於1934 年出版。同年在《中國營造學社彙刊》上分三次刊印他編訂的《營造算法》。改建北京仁立地毯公司舗面。

在此後近十年間，梁思成冒很大風險和妻子林徽因等一起，踏遍中國十五省二百多個縣，測繪和拍攝二千多件從唐、宋、遼、金、元、明、清各代保留下的古建築遺物。

1934 - 1935年設計北京大學地質學館和女生宿舍。

1937 年 9 月 5 日，梁思成離開北平踏上避難之路。最後在昆明和四川宜賓李莊定居。在昆明，恢復了“營造學社”，一共有梁思成、劉敦楨、劉致平、莫宗江、陳明達 5 個人。在李莊撰寫了<中國建築史>和英文版<圖像中國建築史>，這兩本里程碑式的著作，代表着 20 世紀上半葉中國建築史研究的最輝煌成就。

1939 年調查西南 36 個縣的古建築、漢闕、漢崖墓、摩崖石刻等，出任四川省古物保存委員會委員，國立中央博物館中國建築史料編纂委員會主任。

盟軍對日本國土進行總攻擊時，梁思成透過美國駐重慶的聯絡官布朗森上校，陳述了保護京都、奈良古建築的重要性，並提交一份關於奈良古建築的圖紙。後來，奈良被宣布為世界歷史文化名城三十周年紀念日時，《朝日新聞》特刊文《日本古都恩人梁思成氏》。雖然很難斷定京都奈良免於轟炸就是因為梁思成的建議，但是他的此舉對中日之間意義重大。

1943 年初步完成英文版《圖像中國建築史》。此稿失踨了三十多年，直至 1984 年才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出版，並獲美國出版聯合會專業學和學術書籍金奨。

1945年日本投降後，回北平擔任清華大學建築系主仼，創辦營建（建築城市規劃）學系。

1946年 10 月 - 1947 年應邀作美國耶魯大學客座教授，獲普林斯頓大學名譽博士學位，被指名作為紐約聯合國總部大廈設計諮詢委員會的中華民國代表。

1948 年 3 月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近年底，平津戰役中，梁思成繪製北平古建築保護的地圖，提供給中共解放軍，使這些地區免受炮擊。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梁思成兼任北京市規劃委員會付主任。

1950 年與陳占祥（南京中央大學建築系教授）一起發表《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議》（梁陳方案，約 2.5 萬字）。內容主要有兩條：一是全部保存城區所有的房屋，不同意在北京內城、外城建設新樓房和新工廠，舊城完全按原貌保存，使它成為一個歷史博物館。二是建議北京新行政中心建在月壇以西、公主墳以東一帶，以五棵松為中心建設一個新北京。形成一個多中心又有限制的市區。這些建議沒有被採納。之後他多次上書，僅挽救了北海的團城。

1952 年主持了首都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建築設計。設計任弼時墓。

1953 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

1955 年2 月，“以梁思成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唯美主義的復古主義建築思想”受到批判。4 月妻林徽因病逝，設計林徽因墓。6 月當選為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學部委員，同年擔任國家科委建築組付組長。

1956 年 2 月，梁思成向毛澤東本人提交了入黨申請書，稱自己從此將成為“再生的青年”，“準備着把一切獻給您”。

1957 年當選為中國建築學會付理事長。

1959 年梁思城加入中國共產黨。

1963 年完成《營造法式注釋》初稿。後因文化大革命，出版被擱置，直到 1980 年他的遺稿才由清華大學營造法式研究小組整理出版。同年設計揚州鑒真和尚紀念堂。

1966 年文化大革命中，他被作為“混進黨內的右派”和“彭真死黨”，“復古”的典型而被批判、抄家、遊行示眾。在抄家時因發現故妻林徽因的胞弟林桓的遺物中正軍刀（林桓系抗戰時期空軍飛行員，戰死在與日空戰中），也成了他一大罪狀。

1972 年，梁思成在貧病交加中去世。

1931 - 1946 年，梁思成以西方現代主義建築的發展為堅固支點，來推動自己展開中國建築史的研究工作。他試圖以功能 - 結構理性主義思想解讀中國國古代建築史，以期催發中國傳統建築向現代建築的進化。但是，經過1949 - 1952 年的思想改造，梁思成不惜將自己於 30 - 40年代發展出的對現代主義的熱情一概否定，遵從“一邊倒”的國策，響應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建築原則，在相當程度上回歸他在 1940 年開始摒棄的布雜體系，他提出了“台基、屋身、屋頂”三段式構圖的中國“民族形式”構想，為在中國設計折衷主義的“民族形式”提供理論支持（1953年的“建築可譯論”）和形式演示（1954年的“想象中的高樓和街景圖”）。這影響了一些中國建築師在1953 - 1954 年間設計出一批“大屋頂”建築。梁思成如此徹底地改造自己，為的就是在新政權統治下，將自己對中國古䢖築的熱愛和學識，重新放置到兩個他自認為無比堅實的政治基礎上：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民族形式”的倡導，斯大林的“民族形式，社會主義內容”方針。可是突然間，到了 1955 年初，這兩個基礎都不復存在。當時，斯大林的建築方針已被赫魯𣇈夫否定。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同時把所有的過去的建築和思潮也都推翻了，赫魯𣇈夫諷刺建築師只熱衷於美麗的輪廓線，可人民並不欣賞這些，他們需要的是房子。這為毛澤東批梁起了催化作用。另一方面，更具悲劇性的是，梁思成將毛澤東的對“民族文化”的倡導，作為自己探索中國建築“民族形式”的政治基礎，被證明完全是他的一廂情願的解讀。眾所周知，毛對中國當代文學、藝術領域中的民族性探討極為關注，但是對中國建築，卻從未發表過任何系統見解，很可能他根本就沒有這方面的知識。1950年梁思成和陳占祥對中央政府行政中心區選址的提案，已經引起毛澤東極大不滿。毛曾埋怨：“中南海皇帝住得，我為什麼住不得”，“有的教授要把我們趕出北京城”。針對北京舊城改造，粱思成自 1950 年起反覆呼籲要保留北京古城牆、城門和牌樓等城市遺產，這又與北京市政府和中央改造北京想法頻頻衝突。毛於 1953 年一個報告中談到“進城以來，分散主義有發展”，號召要堅決扺制。他舉例說：“拆除城牆這些大問題，就是經中央決定，由政府執行的”。1955年，他說“大屋頂有什麼好，道士的帽子與龜殼子”，“既費錢也不好看”。1958 年，他說古城北京和開封的房子讓他“看了就不舒服”，“南京、濟南、長沙的城牆拆了很好，北京、開封的舊房子最好全部變成新房子”，“北京拆牌樓，城門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

1955 年春，毛澤東發起了一場席捲中國建築界的“反浪費、反覆古、反形式主義”運動。梁思成成為這場運動的中心批判對象。在意識形態和專業領域的雙重批判中，他的學術自信受到重挫，學術生命，幾乎在此刻終結。梁思成的整個後半生，就是在不斷否定自己，不斷地攺變自己。在反右運動中，在市委領導的具體引導和指示下，他寫過一篇文章，後來被認為是知識分子中第一篇反右宣言。此事到了 1961 年的黨內文件中還一再予以肯定：“一部分左派堅決擁護黨，在資產階級右派猖狂進攻之時，不顧右派分子的圍攻打擊和謾罵誣衊，敢於挺身而出，抗擊逆流，堅持社會主義政治方向。如梁思成教授當時雖被右派分子誣為‘歌德派’，他仍堅定不移地與右派分子進行鬥爭，在報紙上公開發表文章，駁斥右派言論，表示堅決擁護黨的領導，並積極爭取入黨”。在反右運動中，除了發表文章，梁思成還要上檯面對面地批判老友。例如有會議簡報上記彔，“1915 年就在清華園同錢瑞升同學並有三十年朋友關係的梁思成憤慨地說，‘錢瑞升生活在新社會裡，好像全身都不舒服，總是不滿意，總是嘀嘀咕咕地發牢騷。現在事情很清楚了，原來錢瑞升是個大右派，要在新中國讓資本主義復辟，讓蔣介石復辟‘ ”。梁思成又以《右派分子錢偉長究竟是怎樣的一個“科學家”》為題在一次大會上批判錢偉長 。在發言結束時，梁思成憤怒地說：“錢偉長，你的如意算盤打錯了，五百萬知識分子同全國的工人、農民在一起，是絕不會答應你的，單是我們工程技術人員的丁字尺就可以把你打成肉醬”。這一句粗俗的“打成肉醬”，從學養家教深厚，受西方教育㓎染的梁思成口中順勢而出，這得有多大的底線突破和脅迫順從的力量！

1965 年 11 月 10 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拉開了持續 10 年之久的文革大幕。《海瑞罷官》的作者是當時的北京市副市長，著名明史學家吳晗。1966 年 2 月 3 日，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召開會議，擬定了《二月提綱》，對《海瑞罷官》的各種批評意見提出立場，該提綱提交毛澤東，毛閱後沒有表示反對，於是該提綱作為中央文件下發。幾乎同時，2 月 2 日，江青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形成《二月紀要》，後經毛三次修攺，在 4 月 10 日以中央文件發給全黨。《二月提綱》和《二月紀要》內容是對立的。所以實際上是兩種路線、兩股思潮，政治權力的鬥爭。1966 年 3 月 17-20 日，毛稱吳晗“反共”，還點名批評彭真，認為中央很可能出了修正主義。4 月 16 日，為了表明忠於黨、忠於毛，彭真匆忙決定在《北京日報》拋出鄧拓、吳晗、廖沫沙以及《三家村札記》。1966 年 4 月中旬，民盟中央成立三個批判吳晗的小組，梁思成被指定為第一組召集人。但是北京市委開展的各項“自救”運動並沒有獲得預期的效果，最後幾乎整套班子的人員都被抓進去了。5 月 4 - 26 日，彭真正式被批判，與楊尚昆、陸定一、羅瑞卿等人一起，被定性為“陰謀反黨集團”，對於北京市委之前對吳晗的批判，也定義為“妄圖捨車保帥的假批判”。於是，當時批判過吳晗的人，反而被拉出來進行批判。1966 年 6 月，清華大學出現批判梁思成的大字報。隨後各種批判接蹱而至。1968 年 8 月 27 日，梁思成被中央文革小組正式定性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11 月 7 日，清華大學召開批梁大會。會後，梁思成的病情惡化，11 月 17 日，在周恩來的過問下，住進北京醫院，直到 1972 年 1 月 9 日去世。

本節參考

維基百科：梁思成

文學城：一九五七年的梁思成為什麼成了反右派積極分子？2020-02-14

大愛洋蔥：梁思成與文革。民間歷史，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貝聿銘（1917 - 2019），美籍華裔國際著名建築師。他一身成就卓著，拿完了建築界的一切娤睢４� 1948 年在紐約入職房地產公司擔任建築部總監開始，一直到 2008 年為卡塔爾首都多哈設計伊斯蘭藝術博物館，六十年以來譽滿天下。從盧浮宮金字塔到香港中銀大廈，從北京香山飯店到蘇州博物館，再不懂建築的普通人，也都知道這些都是貝聿銘的代表作。

貝聿銘為蘇州望族之後裔，在清乾隆年間，貝氐已經是蘇州四富之一。貝聿銘的祖父貝禮泰 17 歲就通過科舉殿試，成為當時最年輕的朝廷命官。蘇州最著名的園林獅子林，曾是貝家的老宅，清帝乾隆每次下江南幾乎都住在這裡。父親貝祖貽（1893 - 1982）銀行家，中國銀行創始人之一，曽任中國銀行副總經理、常務董事，中華民國中央銀行總裁，英屬香港上海商業銀行董事長。貝利泰給貝祖貽選了清朝最後一任國子監祭酒的女兒莊蓮君為妻。在莊氏逝世後，貝聿銘的繼母則是差一點成為張學良夫人的蔣四小姐蔣士雲。

民國 24 年（1935 年），貝聿銘負笈美國，先在賓州大學攻讀建築學，後轉往麻省理工學院。

1940年獲麻省理工學院建築學學士學位。

1946 年取得哈佛大學建築學碩士學位。

與梁思成比較，貝聿銘剛剛出道之時，梁思成已經是中外知名建築學的教授了。

1946年，貝聿銘和夫人計劃回國。當年3 月，他的父親貝祖貽作為中央銀行行長，隨宋子文來到美國，他建議兒子一家繼續留在美國，待國內時局穩定之後再回去。1948 年 4 月，貝祖貽再次來到美國，當時中國國內經濟和政治形勢更為嚴峻。這一次他除了說服兒子一家留在美國，自已帶了妻子和女兒也留了下來。

1949 年 5 月，北平都市規劃委員會成立，梁思成任副主任，他滿懷激情，在積極參與北平規劃和建設的同時，寫信邀請包括貝聿銘、李瀅、陳占祥、黃作燊和王大閎等國內外建築界人士，共襄盛舉。在這個歷史轉折關頭，每個人作出了不同的選擇：貝聿銘留在了美國，李瀅從美國回到北京，陳占祥從上海搬去北京，黃作燊留在上海，王大閎離開上海，經香港到台灣定居。

1949 年共產黨政權成立後，貝氏家族是最早一批捐獻財產的。包括銀行、電力、燃油和染料的經營權，上海法租界南陽路 170 號的貝家花園。蘇州獅子林一晚之間遣散了 32 位僕人，然後也上交了。然而，所有人仍然沒有逃脫政治運動的厄運。貝聿銘的族弟貝重威，因右派入罪判刑 22 年，發配到黑龍江勞教。妹妹貝聿琳想方設法給他寄了一點白糖，後來他對大家說，要是沒有這白糖，他自己肯定已經自殺了。貝聿琳自己家裡的日子也不好過，他的銀行家丈夫儘管自降工資，仍然是“歷史反革命”。每次參加批鬥會回來，貝聿琳就對丈夫說，對你就一個要求，不要死。貝聿銘的九姑姑貝娟琳嫁給了吳同文，吳後來成為上海的顏料大王。他們的住宅便是由著名設計師鄔達克設計的，具有現代主義風格的四層帶電梯的花園洋房 - 綠房子，曾被譽為“遠東第一豪宅”。 吳同文在文革中被紅衛兵揪斗，因不堪羞辱服毒自盡，貝娟林被掃地出門。貝聿銘這一支是貝氏家族裡唯一的倖存者。

1974 年貝聿銘作為世界頂尖的建築大師，受政府邀請第一次回國。在老家，在 100 多位穿着破衣爛衫的窮親戚面前，他說不出話來。後來他說：“我在他們面前沒有一絲一毫的優越感。”，“他們當中任何一個人可以是我，我可以是他們當中的任何一人，一切都是歷史的偶然。”  真是使人感慨萬千。貝家的一支，傳𠄘了15 代沒有全部凋零，就是因為他留在了美國。貝聿銘有 4 個兒女，他的三個兒子，都畢業於哈佛大學，都成了建築師。一個女兒是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學的是法律，現在是知名的律師。

貝聿銘說，他的命運是歷史的偶然。這使人想起，出生於公元 507 年，寫過一篇《神滅論》的范縝，有一次竟陵王蕭子良曾經問他：“人生為什麼會有富、貴、貧、賤之分？”  范縝回答：“人生就像樹上的花同時開放，隨風飄落。有的花瓣由於風拂簾帷而飄落在廳屋內，留在茵席上；有的花瓣則因籬笆的遮擋而掉進糞坑中。殿下就猶如留在茵席上的花瓣，下官就是落於糞坑中的花瓣”。說的也是命運的偶然性。作者雖然也同意命運有偶然的一面，但是仍然覺得命運有時也是掌握在每個人自己的手中。在某些時候的決擇就是掌握和攺變命運的關鍵。對於貝聿銘來說，他的父親當年認為時局動盪，堅決不允他回國，正是他人生的一個關鍵的決擇。

本節參考

維基百科：貝聿銘

王丹紅：傳奇百年精英人生，締造現代建築經典。知識分子 http://zhishifenzi.blog.caixin.com/archives/229778

李舒：100 歲的貝聿銘和他的貝氏家族。民間歷史。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作者不詳：貝聿銘是一片好命的花瓣。https://mobile2.itanzi.com/api2/a/1783580?for=rss&rss=

作者不詳：貝聿銘被譽為現代建築大師，他如果當年不聽他父親的話，他活不到 102 歲。https://v515.wordpress.com/2019/0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