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的一天，我和太太小玲在紐約中國城的一家餐館吃飯，不經意間一首歌從遠處飄然而至：“明天你是否會想起，昨天你寫的日記；明天你是否還惦記，曾經最愛哭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聽着這首歌，小玲好奇地問我還記不記得小時候的同桌。這一問，打開了很多兒時的記憶，我的思緒不禁又重新回到了那
遙遠的少年時代。我當然不會忘記我的同桌，她就是國內赫赫有名的影視演員和製片人———張瑜。

我和張瑜是上海華二小學、華山中學的同學。在華二小學時我們還曾經同桌了幾年。那時我是很調皮的，沒少對張瑜“惡作劇”。記得素以假小子著稱的她，有一陣子居然也留起了長發。她那飄來飄去的頭髮令坐在邊上的我頗感礙事，又不知道拿它如何是好。一天，我“靈機一動”，趁她不注意，把她的發梢扎在了座椅上。下課鈴一響，我“幸災樂禍”地看她站了起來，那椅子也就一塊兒跟着“站”了起來，她的臉憋得通紅，全班同學都笑得直不起腰。我也為此受到了“懲罰”。我們的班主任曹老師命我寫了份檢討向張瑜賠禮道歉，還讓我站在講台上當着全班同學宣讀。

我和張瑜還常常會為了維護各自對事物的觀點和看法展開辯論，小小年紀的我們仿佛棋逢對手，各不相讓。當誰都說服不了誰時，怎麼辦？我們就在座位上畫一條“三八線”，做到不相往來互不干涉，誰都不要逾越它。當然，如果我們和好了，那條線也就不存在了。有一天上書法課，我們課桌上是硯台、臨帖、水杯、紙，東西攤了一大堆，寫字的空間就相對小了許多。要想寫好字，就得姿勢坐正，雙手撐開。那天，我們剛畫了“三八線”，為了不讓她得第一名，我就毫不客氣緊盯着那條線，嚴密“堅守陣地”。這次惡作劇以我的勝利而大功告成；不過，我至今都還珍藏着一張我“榮獲五好戰士”的獎狀，獎狀上的字就是張瑜的“墨寶”，還是隸書的呢。

我們那時正處於“文革”年代，精神食糧極度匱乏，中外名著幾乎在圖書館、書店裡絕跡。我們班同學的父輩中不少是“右派”“走資派”或“反動學術權威”，儘管大都被抄過家，可每家都還有一些“漏網之魚”。張瑜便牽頭搞了個“內部”圖書俱樂部，以便大家分享有限的資源，參加的人不用付會員費，但至少要貢獻十本書。多虧了那個“俱樂部”，我們有幸讀到了當時許多“外面”看不到的書。由此可見，張瑜從來都是個精神生活的追求者和耕耘者；今天的張瑜，她的藝術生命精華在慢慢沉澱，人生境界也越發超脫。用她自己的話來說：“我是一個有精神潔癖的人，對精神層面的要求很高。我以我的方式在生活，淨心，修行，在不斷尋找通往福祉和寧靜如泓的博大彼岸。”

小時候的張瑜是好動的。學校的運動場總能看見她的影子；跳高、跳遠、短跑、長跑都是她的強項。她游泳就更棒了，我曾和她一起游過一千二百米，橫渡了黃浦江。但我和學校許多男同學在參加靜安區舉辦的游長江訓練時被淘汰，而她卻代表我校參加了暢遊長江七千米！我們大家都以她為榮，但又流露出些微的“嫉妒”。記得有一天，看見張瑜又再現於只有男孩子才玩的單槓上，我沒顧後果，突然站在她旁邊吼了一聲，害她差一點兒從單槓上掉下來，現在想想都有點後怕。但是，在我們幾個斯斯文文的“黑五類狗崽”有一次被幾個校外流氓欺負時，張瑜竟然擋在我的前面，將他們喝退。那臨危不懼、好打抱不平的勁兒，頗似梁山好漢，令我至今記憶猶新。這就有了今天的張瑜“挺身而出、一擲千金”，使上影集團順利拍成了文化歷史大片《魯迅》。這也是張瑜文化良知和文化使命感的具體體現。

張瑜從小就展露出了文藝才華。印象中她在學校的女生中長得並不是最漂亮的，但一上舞台她卻是最耀眼的一個。那時，我們班組織了個文藝宣傳小分隊，經常參加宣傳演出。一次野營拉練到了上海郊區，晚上給當地農民“宣傳毛澤東思想”。除了我和王征宇演了個相聲《帽子》、小徐表演了個笛子獨奏外，其他的節目幾乎都被她一個人包了：唱歌、跳舞、朗誦、唱樣板戲……在華山中學時，我和她還時常一起播音，曾為一個西藏女奴配音四處做憶苦思甜報告。其中有個詞兒“萬般無奈”出現了不下百次，她就是比我說得好，能用不同的語氣語調來表現處理。當時我就覺得她要是做演員，就一定能成個“角兒”。

後來她真成了演員，時常在外地拍電影，我們見面的機會便漸漸少了。最後一次遇見她是80年初在烏魯木齊中路的菜場門口。那時正值我在大學讀書放假，幫着我外婆去買菜。她告訴我要去拍《廬山戀》了，是第一次演主角兒！聽得出她興奮異常。我只說了聲“祝你成功”，她便匆匆忙忙與我道別。果然，隨着《廬山戀》的成功，張瑜立刻成了家喻戶曉的大明星。到了1984年，張瑜在她事業的輝煌之際，毅然出國留學，我和她從此便失去了聯繫，不過作為老同學，我一直在遠處默默地關注着她……

大千世界，芸芸眾生，數十億人口，能相遇而有交往，實屬偶然機遇。而這偶然便產生了無數悲歡離合的戲劇。想到我的同桌張瑜，我也不禁莞爾。

童年的我們曾有課桌上的“三八線”，而那“三八線”並沒有隔斷我們純真的友誼。如今我們已人到中年，我們之間卻有了一條天然的“三八線”———太平洋，她在太平洋之西，我在太平洋之東。但這條“三八線”就會永遠地隔斷我們嗎？是否還會出現戲劇性的偶然？她曾是留美學生，我也是留美學生；她如今是演員、製片人，我雖然學的不是戲劇，但鬼使神差，我在9·11事件中與死神擦肩而過，作為倖存者的特殊經歷，促使我寫了一本紀實文學《闖蕩北美》（已由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如今引起文化界人士的關注，正在改編為電視劇，企圖從一個最新的視角再現當代留學生的生存與追求；這樣我與戲劇影視也沾了邊。我不禁突發奇想：幾十年前的同桌張瑜和我，又跨越了“三八線”，在拍攝電視劇上來一把友誼的合作。若真如此，那就太有戲劇性了！當然，張瑜忙，我也忙，還有其他種種的因素，我們未必能構成這樣的合作。但我的這個想像，不能不說是一個順理成章的戲劇性的想像。

大洋那邊千千萬萬的張瑜，與我們這裡留學生的移民群體，為世界了解中國和中國通向世界，為中國的再次崛起，為共同搭起一座跨越“三八線”的橋梁而努力吧！

（沈敏特，中國作協作家、評論家、教授，中國藝術研究院影視製作中心創作室主任。目前正在籌拍一部電視劇，以加拿大籍華人、美國銀行證券公司副總裁陳思進所着《闖蕩北美》為基礎，以9/11事件為背景，反映在世界越來越小的今天，東西方文化如何在保持個性的同時，碰撞、交流、融合、優化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