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登上電影行業的歷史舞台，是一個劉邦式的故事，一個朱元璋式的傳奇。當年拍完其成名作《紅高粱》到上海影評界聽取反響的時候，此君剃着光頭，披着軍大衣，頗有點李自成進城的派頭。而事實上，無論從電影美學還是從文化觀念上，張藝謀其時都在《紅高粱》裡恰到好處地完成了一場響噹噹的起義。《牧馬人》和《天雲山傳奇》一類的悲悲切切，痛哭流涕，因為《紅高粱》的問世而迅速消聲匿跡，成為如煙的往事。朝酒罈里撒尿，然後硬說是好酒，聲嘶力竭地吼叫“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就着高粱地作愛那樣的豪放，飛快地上升為一種奇怪的時尚。仿佛如此一陣吼叫，中國人突然變得不再壓抑了，頗有揚眉吐氣的大快人心。仿佛有個山頭被占領，又像是哪個堡壘被攻破，《紅高粱》如同一面迎面飄揚的旗幟，在中國電影界嘩嘩作響。直到事過境遷，人們才發現，《紅高粱》那種令人鼓舞的畫面，原來出自日本名導今村昌平的《鬼婆》。即使如此，也不能算是一場誤會。就算是誤會，中國觀眾也實在是太需要那樣的誤會了。總而言之，來自西北黃土高原的張藝謀，成了中國觀眾繼謝晉之後的又一個征服者。無巧不成書，就在這之前，上海的電影評論界剛好有人宣布：謝晉時代應該結束。接踵而止的張藝謀時代，於是就轟隆轟隆地開始了。

2•偷窺欲望大快朵頤

倘若把王家衛電影比作是製作精美的西餐，那麼張藝謀作品端給觀眾的，乃是地道的中餐。從《紅高粱》的成功上，張藝謀深深感受到中國觀眾的性壓抑有多麼嚴重。於是，本能和欲望，成了張藝謀電影接下去的關注焦點。《菊豆》一片從農民的性慾入手，《大紅燈籠高高掛》則從地主如何享受女人着眼。張藝謀力圖從農民的精液里找出原始的本能，一如日本導演大島渚的《感官王國》從妓女故事裡發現性的秘密。比起《感官王國》背後極其冷峻的審視，張藝謀的燈籠掛得太高，不小心露出了偷窺的竊喜。

無論是今村昌平的《鬼婆》，《楢山節考》，還是大島渚的《感官王國》，對日本民族某些劣根性的批判，全都鞭辟入裡，並且痛切不已。相比之下，張藝謀卻十分陶醉於中國男人在床笫間的尋歡作樂。從《菊豆》裡裝模作樣的壓抑，到《大紅燈籠高高掛》中精心描述的享受，張藝謀體驗到了西門慶式的快樂。那是一種細細的品味，一種充滿竊喜和心跳的偷窺，偷窺中國男人如何在成群的妻妾身上大快朵頤。被張藝謀的大紅燈籠最終高高掛起的，其實是一股復辟男權的熱情。

《紅高梁》乃是勃起的紅，紅得還算硬朗。高高掛起的大紅燈籠則是西門慶式的紅，紅得俗氣，紅得粗鄙。這兩種紅色，由於全都源自性慾，所以毫無詩意可言。尤其比之於根據渡邊淳一小說改編的影片《失樂園》，張藝謀的情慾電影庶幾讓中國男人無地自容。

從表面上看，張藝謀似乎頗有日本武士式的堅韌。但在骨子裡，張藝謀沒有那種從本能一下子飛升到純粹精神的富士山脾性。張藝謀能夠吃苦，但吃苦過後，必須跟隨着享樂。張藝謀絕對不會在影片裡高舉起愛的毒酒，一飲而盡。欲望的滿足，是張藝謀情慾電影的終極邊界。

3•在欲望和權力之間尋求平衡

張藝謀到《活着》為止的電影作品，幾乎全都是藉助於八十年代的所謂先鋒文學。張藝謀曾經如同帝王網羅天下英才一般地臨幸當紅的先鋒作家。但《活着》一片的被禁，使張藝謀猛然意識到，不能繼續跟着先鋒文學亂走一氣了。

今村昌平和大島渚都是一旦起步就絕不回頭的藝術家，張藝謀卻知道如何揭竿而起，如何嘎然而止，再如何驀然回首。尤其是當他發現那些先鋒作家全都一面先鋒一面踩着紅地毯時，越發變得靈瓏剔透起來。欲望一旦碰到了權力的銅牆鐵壁，浪子回頭金不換的老話，就會在空中噹噹地迴響。

於是，張藝謀開始《有話好好說》。其實，早在《秋菊打官司》裡，張藝謀已經在尋求欲望和權力之間的平衡。既然要活着，就得好好說話，不能老是渲泄個沒完。張藝謀生怕去打官司的秋菊，吃相太過生猛，還特意讓她隆起懷孕的大肚子，增添在權力面前的可憐和忠厚。

張藝謀這一時期的電影，假如再算上《我的父親母親》和《幸福時光》，應該說是相當甜美的，儘可能地展示諸如淳樸之類的農民相。這個時期的張藝謀，有如春晚節目裡的趙本山，樸實得就像一顆圓乎乎的土豆。

這樣的樸實，合乎邏輯。觀眾那裡已經得足了分數，接下去當然應該有個欽定的位置。用張藝謀的電影語言，叫做討個說法。高粱地里搞過了，秀才娘子的寧式床也睡過了，最後哪能不在龍庭上坐一坐？這原本就是中國式造反的必然歸宿。張藝謀的電影美學起義，當然也不能例外。

作為一個電影藝術家，張藝謀的特點在於頑強。而他的頑強又在於，除了成功，什麼都不要。

4•《英雄》，登基時刻的權力崇拜

張藝謀的《幸福時光》，其實是在《英雄》一片中抵達的。在欲望和權力之間，幾度徘徊之後，張藝謀毅然決然地向朝廷交出了自己的忠誠。此刻，對權力的熱烈崇拜，替代了當初籍張揚欲望而赫然登場的朝氣蓬勃。在高粱地里胡鬧一氣的傻小子，突然搖身一變，成了君臨天下的秦始皇。這是一種有關成功的特殊表達，表達得十分老式，仿佛是對朱元璋當年坐上龍庭的某種抄襲。同樣誇張的色彩，在《紅高粱》裡是一片片高粱的激情搖曳，到了《英雄》則成了血染的帝王風采。在向秦始皇傾吐出一片熱烈頌讚的同時，張藝謀宣告了在中國電影界的正式登基。天下者，藝謀的天下。藝謀不牛，誰牛？藝謀不秦始皇，誰秦始皇？

然而，再牛氣也畢竟不是真的朱元璋，更不是真的秦始皇。拍完《英雄》，心滿意足的張藝謀打着飽嗝，在《十面埋伏》中扮演起了捕快。仿佛怕人不明白他的這種變化似的，緊接着又在《千里走單騎》裡做了把關雲長。不知下一部電影會不會抬出黃天霸。朱元璋變成了招安後的宋公明。打田虎，征方臘，忙得不亦樂乎。

如此一番從起義造反、到招安做捕快做保鏢的電影美學歷程，在世界電影史上可謂獨一無二。這是中國式的藝術生涯。在當今中國電影界裡，遠不啻張氏一人，以此獲得成功。張藝謀只是最為典型的一個罷了。張藝謀的成功，讓謝晉黯然失色。謝晉不過是在文革期間，依然能夠以《春苗》一類影片保持紅光滿面。張藝謀卻以自己的藝術生涯，生動而完整地詮釋了一個影業草莽的中國故事。這是在黃土地上種出來的藝術莊稼，在欲望和權力之間，頑強地展示自己的生命力。將來張藝謀退場之後，這樣的莊稼也許會絕跡，成為歷史。中國電影藝術到了那時，可能會有真正的起步。

2006年3月30日寫於紐約（原題：張藝謀的電影美學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