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女史學家百合吉爾（Marie-Claire Bergere）在一九九八年寫孫中山傳。大概由於西方認為這本孫傳有價值，英文譯本在2000年問世。

百合吉爾說，「孫中山在四十歲以前，根本是個邊緣人，毫無重要性可言」。照這位法國史學家的說法，如果孫中山早生幾年，可能現在沒有人會記得他，因為他整個政治生涯的轉捩點，是在一九二一年和蘇聯及共產國際搭上關係以後，特別是一九二三年蘇聯派了鮑羅廷到廣州幫孫改組國民黨為布爾什維克式的革命政黨，以及蘇聯軍事顧問協助成立了黃埔軍校。說來難以置信的是，連現在國民黨的黨綱，都是鮑羅廷按照聯共黨綱以英文起草的，再由廖仲愷譯為中文。

筆者的看法是孫中山晚年對西方列強徹底失望，他在廣州的大元帥府根本不被西方國家承認，充其量是個「交戰團體」而已，當時唯一向他伸出援手的是革命後的俄國，孫中山在革命事業孤立無援的狀況下倒向蘇聯，以俄為師，確立了他那「蘇俄、容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若以春秋責備賢者的眼光來看，孫中山是中國赤化的始作甬者，而一九四九年中國淪共以後的悲劇，孫中山也是難卸其責的。

百合吉爾的孫傳把孫從高高在上的神壇拉了下來，變得像個有血有肉的人，不過她也把孫中山形容得有些不堪，如說他是「頭腦不清的政客」，主意多但思路混亂的機會主義者，醉心權力遊戲等。稱孫為政客（politician）並無不敬之意，大英博物館圖書館的牆上□刻着孫中山的名字（紀念他在那裡讀過書），也說他是「革命政客」呢。

至於說孫頭腦不清，思路混亂，也非無的放矢，拿他的美國軍事顧問李荷馬說吧，此人是個身有殘疾半吊子的軍事家，最初效命保皇黨的康有為，後來對康失望，才轉投孫，替孫在加州的一些中國城裡訓練年輕的華僑，準備將來回中國追隨孫搞革命。講到機會主義，大凡政治人物，恐怕都難免有此問題，這就是為了達到革命的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例如孫中山在一九○四年謊稱出生於夏威夷，取得美國護照，以利在世界各地奔走革命，可算是投機取巧的最好例證。

百合吉爾還說孫中山對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並未扮演重要角色，因為武昌起義爆發時，孫在美國的丹佛市。關於這一點，華裔學者薛君度在其所着黃興傳中說得很多（黃興為薛的岳父）。談到孫醉心權力遊戲。陳炯明之子陳定炎博士近年以中英文寫了兩本皇皇巨着，細數孫為了權力不恤民命的殘酷，並大做翻案文章，說其父因主張中國實行美國的聯邦制，反對孫以武力統一中國，而不見容於孫，以致兵戎相見。

表面看來，百合吉爾的書對孫中山是大不敬，仔細讀來，卻令人有耳目一新感受，澳洲一位讀者寫的書評說，讀這本人性化的孫傳，帶給他「真正豁然開朗的經驗」，而本書是了解上世紀二○年代中國大事的必讀物。

中山已矣，但他的政治遺產（legacy）長存，如何重新評估孫先生的legacy，則是我們紀念孫中山誕生一百四十年不可迴避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