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州槍案的兇犯趙承熙在給NBC的錄影帶上，顯示出極端的仇富心態。他用很長時間談了對富人的憎恨。

趙承熙說：“你們已經肆意傷害我的心，強姦我的靈魂，點燃我的良心。”這裡的“你們”顯然卻並不單單指這個社會中的富人，還包括了“我們”——每一個對這樣一個富人主導一切的社會秩序無動於衷的人。這也是為什麼兇犯雖然仇恨富人，最終泄憤的對象卻不分貧富。因為在趙承熙看來，顯然“我們”每個人都是有罪的！這也是為什麼，他自比耶穌的原因：除了耶穌，誰敢說自己清白呢？

在今天一片聲地對趙承熙的譴責中，我們更應該反省這個社會：是不是無辜到可以把一切的罪責都推卸到一個23歲的青年的身上？

“趙承熙喪心病狂！”毋庸置疑！但是他絕沒有精神錯亂！一個維州理工的高材生，一個嚴謹的計劃者，一個冷靜的殺手，決不是一個神經錯亂的瘋子。那麼，引導他走上這條不歸路的仇恨就必然有他的道理。

我很奇怪，那些一開始就對這個事件保持了極大興趣的華文媒體，竟然沒有一家想到另一個名字：馬加爵！三年前，這個中國雲南大學的四年級學生，也在畢業前幾個月，用榔頭砸死了四名同窗。可以想見，如果中國象美國一樣槍械買賣自由，馬加爵手下冤魂應該不比維理工這次的少。

兩起案件，不同的國度，但是驚人地相似：貧窮讓人產生異化。不同的，就是趙承熙比馬加爵自信得多，雖然他的家境因為在美國而比馬加爵要好得多，他依然可以理直氣壯地在視頻上責備那些貪得無厭的富人。

說起來，在美國讎富，似乎有點牽強。因為這個社會的富足已經讓國民遠離了馬加爵那樣的生存環境。但是，衡量貧窮和富足沒有絕對的天平。在馬加爵的眼裡，可以花費$571買手槍的趙承熙無疑過的就是天堂的日子。但是，趙承熙卻絕不會把馬加爵的生活作為自己的參照物。天平除了砝碼，還需要平衡杆。趙承熙衡量財富的平衡杆是美國社會。

根據“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的一份報告說：“過去20年來，在美國的38個州，最富裕的20%家庭的收入比最貧困的20%家庭的收入增長要快得多。最富裕家庭的收入平均增長了45800美元，增幅為62%，而最貧困家庭的收入只增加了3000美元，增幅是21%。報告還發現，在最富裕的20%的家庭中，最有錢家庭的收入增長得最快，也就是說，在美國的11個州里，最有錢的5%的家庭在過去這20年裡的收入增長了66%到132%。”

無論我們如何鼓吹美國夢的完美，至少，從這份數據看，經歷了廢奴、平權以後的美國，依然不是天堂，它只不過用金錢的多寡取代了等級的階梯。階級依然存在。

既然我們不能說黑奴反抗白人是錯誤，既然我們不能說平民推翻貴族不對，那麼，貧民階級的趙承熙自然有仇恨富人的理由。至於他是否應該用如此激烈的手段表達自己的憤怒，我們絕對有評說的自由，但是，比較而言，我們是不是更應該深思：到底是什麼樣的不公平，讓這個還有幾個月就畢業的大學生如此決絕？

這裡，不難看出，趙承熙馬加爵都是即將畢業的大學生。在現有的市場經濟體制下，他們都面臨着畢業工作的問題。對於這兩個孤僻的大學生來說，內心承受的壓力也許就面臨爆破的極限。尤其為甚，在這樣的關鍵時刻，貧富懸殊的問題尤為突出。如果說，那些富人子弟升學時候得到的關照還可以因為大家同樣進了一所學校而淡化，畢業時，富人子弟找工作的便利，顯然要醒目的多。王侯將相寧有種乎？yea!

毫無疑問，這個社會是不健康的社會。其根本的原因，就在於財富的分配。作為成年人，滄海桑田，我們已經適應了這個社會的種種不合理的現象。人生就是砂紙，在社會上磨來磨去，最終圓滑了，也成了垃圾。但是，對於這些二十幾歲的青年，人生也許就是鑽頭，明明想鑽個透，把社會看個究竟，卻不想，就折了。對於那些貧窮家庭的子弟，一旦失去了希望，如何還敢面對未來呢？簡單地把它們歸結為瘋子，當然容易。但是，他們這樣喪心病狂的舉動，顯然不是瘋子能夠做得出來。他們的陰險、他們的瘋狂、他們的暴戾，蘊藏了多少的仇恨！對這個社會的仇恨！

經歷過這樣的屠殺，我覺得我們都應該好好地思考這樣的問題：人類文明的進步為什麼沒有縮小人與人之間的差距？如果文明的進步只是用“金錢”替代“等級”作為衡量人與人之間的差距的標杆，而無法縮小這種差距的話，趙承熙當然有理由仇恨富人：你們擁有着一切。

可悲的是，雖然這起悲劇讓趙承熙的部分目的達成。比如，引起轟動，讓視頻上電視，等等。但是，至今為止，方方面面的媒體卻都沒有追問這樣的問題：我們應該如何合理地分配財富？我相信，這才是趙承熙最根本的目的。

但是，寫到這裡，我不得不擔心起來。還記得剛來美國沒有多久，有個美國同學對我說：美國沒有意識形態，只有政治正確。在命案以後，即使那些平時把三角架放在艷星裙下，大拍“走光”照的狗仔們，也一定會“政治正確”地悲天憫人一把。而我卻在這裡殺風景地“政治不正確”，為趙承熙辯護，也算是一丘之貉：冒天下大不韙者。

作者：安田，《天安門情人》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