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先生又寄給我一封信，但這次不是支票。它是“羊皮書”法庭官司的文字記錄，這場官司到拍賣結束後仍在繼續。在文字記錄中，克里斯蒂拍賣行的律師稱，已經通過巴爾地摩一家主要博物館探索手稿展覽的可能性。有時我的反應比較慢，但這次我很快發現，不久要舉辦的“阿基米德羊皮書”展覽將歸我負責。因為這本其貌不揚的書本身並沒有什麼好展覽的，我打算拍攝一部電影，解釋一下它的重要性。我聯繫到約翰·迪恩，他是一位製片人，現在成了我的好朋友。他購買了機票－－謝天謝地是去西西里而不是薩摩斯（他比我更知道為什麼），我們圍着地中海飛來飛去，製作影片，約翰一路上不停地唱歌、交友。我們必須用兩周時間拍攝出兩千二百年的歷史。

這個電影是一個關於競賽的故事。這項競賽持續了許多個世紀，發生在整個地中海世界。它是關於生存的競賽，它也是一首史詩。阿基米德騎着一頭毛驢－－古典學者關心它，抄錄者也掛念它。比賽對手是一排叫做“毀滅”的強壯賽馬：戰爭、冷漠以及熱力學第二定律（譯者註：就是熵增加原理，簡言之就是任何系統無序度會自然增加）。如果他的著作想要生存，阿基米德必須在整個競賽中保持領先的位置；他的論著抄寫的次數必須多於毀掉的次數。所有古代作者都身處同樣的競賽，面對類似的可能性。但對於他們當中的大多數，多虧約翰內斯·古騰堡發明的印刷機（譯者註：這只是西方活字印刷的發明），這場競賽實際到十六世紀末就結束了。從１４５４年之後，這些作者從毛驢背上跳下來，騎上了帶翼的飛馬珀加索斯。即使“毀滅”這樣強壯的賽馬也難以趕上印刷機。但是，阿基米德去世時離古騰堡的發明還有一千六百六十六年。在一系列極端有利的條件影響下，阿基米德的競賽到了二十一世紀仍未結束，最後一輪競賽正在這片新大陸展開。

寫好的信

意大利隊腳下的足球－－你可能會把它想成這樣。但它不是球形；它是三角形。在古人眼裡，西西里島就是這個樣子。我和約翰·迪恩降落在位於三角形西部一角的巴勒莫市，我們開車穿過三角形中心皮亞扎·阿爾梅里納，然後告別左邊的埃特納火山，繼續開向東南一角。我們到達了阿基米德的家鄉敘拉古。我和約翰住在溫斯頓·邱吉爾最喜歡的旅館，我們走在阿基米德當年步行的街道，坐在他當年觀看演出的劇院，尋訪他當年禮拜過的聖壇，沿着他當年保衛過的城牆行走。高聳在城市之上的，是埃皮波萊平原上令人難忘的歐律阿勒斯城堡遺址。那是１９９９年４月，城堡看起來令人叫絕，白色的城牆從遍地野花叢中顯露出來。景色十分壯觀，我們還可以看到東邊我們腳下的港口。

第二次布匿戰爭爆發之前，阿基米德從敘拉古給一位朋友寫過一封信。信是這麼開頭的：

阿基米德給埃拉托塞尼：您好！我知道您是勤勉之人，是優秀的哲學大師，而且對遇到的數學問題都極感興趣，所以我覺得為您寫下並闡明這個特殊方法，應該是合適的……我猜想現在以及未來都會有人藉助這裡解釋的方法，發現其它我們還未發現的定理。

我們常常輕易接受歷史記錄，將它作為對過去的完整解釋。這是不對的，如果我們這樣認為，我們不僅會對歷史本身產生誤解，而且不再對我們所了解的歷史充滿驚奇。我們並非理所當然地知道，一位偉人在公元前三世紀給朋友寫了封私信；我們現在知道這點，絕對是不平常的。令人稱奇的是，我們還對他信中的內容了解很多，甚至知道它看起來是什麼樣。

信是用莎草紙寫的，纏繞在一隻木芯上。也就是說，它是一個卷書。莎紙草是一種纖維性植物，大量生長在尼羅河三角洲，莎草紙卷是古代地中海的上等信紙。從植物莖幹下部剝下的細長葉子，平行放置於地上，互相稍有重疊。然後第二組葉子垂直地疊在第一組的上面。用一根木槌將這兩層枝條敲打在一起，它們會粘在一起，變成極好的書寫表面。可以將多塊莎草紙膠合起來製成不同長度的卷書。這些卷書在埃及製造，然後通過古代史上最負盛名的貿易口岸－－亞歷山卓港－－運送到各地。阿基米德用一支蘆筆在卷書上書寫，他只在其中一面寫字－－莎紙草葉子水平放置的那面。他一欄一欄地書寫，用的都是大寫字母，每欄都很窄，而且不是沿着卷書長度方向，而是寬度方向。他在詞與詞之間不留空格，實質上也不存在標點符號。他的圖表在他眼裡是文章的整體部分，它們放置於文字欄目中，跟在引用文字的後面。

阿基米德寫完信後，便將它帶到港口，讓人用船送往目的地。他的卷書經歷的是冒險的航海旅行，回到它當初離開的地方－－亞歷山卓。如果阿基米德留過一份信件副本－－這是當時的標準做法－－那麼這份副本沒有任何記錄保留下來。或許，它在公元前２１２年敘拉古淪陷後隨同阿基米德一起消失了。所以，一旦船隻離開了港口，那封信的命運便不再掌握在他的手裡。可這絕不是一般的信：這是他的著名文章《方法論》。

圖書館裡

埃及的阿斯旺城，座落於北回歸線上。這意味着，６月２１日中午時分，阿斯旺的建築物牆壁不會投下任何影子。在亞歷山卓可不是這樣。在同一天同一時刻，那裡的牆壁北邊會有一道小小的影子。雖然兩個城市的牆壁都是垂直地面的，並且太陽的光線幾乎是平行的，兩處的牆壁相對太陽光線的角度不同。阿斯旺的牆壁和亞歷山卓的牆壁角度之差為七度。對於埃拉托塞尼而言，很明顯地球本身表面是彎曲的，因為兩個城市的牆壁都是垂直立於地面（地球表面）的。如果把地球的圓周劃分成３６０度，阿斯旺和亞歷山卓之間的距離相當於７度。通過測量兩地之間的實際距離，我們就可以估算出地球圓周的大小。埃拉托塞尼在公元前三世紀思考這個問題，得出結果為二十五萬斯泰笛亞（譯者註：古希臘長度單位），這裡一斯泰笛亞等於一百二十五步，也就是大約六百二十五英尺。這個結果跟今天為人們接受的量值（兩萬四千九百英里）非常接近－－古人的計算很巧妙。出於對這種造詣和成就的考慮，阿基米德將《方法論》一文寄給了埃拉托塞尼。埃拉托塞尼本人知識淵博，很可能也是他在公元前２３５年被任命為亞歷山卓圖書館館長的原因。

在埃拉托塞尼時代，亞歷山卓還是一個年輕的城市。它是由亞歷山大大帝於公元前３３１年４月７日下令建立的，不久它便取代孟斐斯成為埃及的首都。從公元前３０５年開始，它的統治者成為托勒密一世索特王，他具有希臘人－馬其頓人混血血統，他所建立的王朝一直統治着埃及，直至公元前３０年埃及豔后克莉奧佩特拉自殺為止。在托勒密王朝統治下，亞歷山卓成為希臘文化的主要中心。到公元前２８０年，世界上第一個博物館“繆斯神殿”建成了。它位於宮廷建築群中，由一組建築構成，包括一個很大的餐廳，一個帶頂的小徑，以及一個有歇息處和座位的拱廊，專用於學術討論和聚會。正是在這裡，埃拉托塞尼和其他學者們常常聚集一起，在小徑上漫步，思考諸如地球圓周的問題，偶爾收到他們的朋友阿基米德的來信。他們的圖書館是古代史上藏書最豐富的圖書館。在那之前五十年，它的藏書量增長迅速，學者們開始系統地收集整理當時世界上的知識學問。在公元前三世紀中葉，埃拉托塞尼的老鄉兼老師、詩人卡利馬楚斯嘗試製作了一份圖書館目錄，取名為“各大學科知名作者編目”。那是一項非常巨大的成就。它的內容占了一百二十副莎草紙卷書。它按不同學科範疇劃分，在每一個類別里，作者按照姓名第一個字母的順序排列並詳細介紹。

由於順風，從敘拉古出發、載有阿基米德信件的船隻不用幾個星期時間就應該抵達亞歷山卓港。為海神波塞冬獻過祭、一路受到保佑之後，有人應該將卷書交給了收信人－－那是最可靠的一雙手，是學識淵博、對書籍愛護有加的埃拉托塞尼。埃拉托塞尼大概把阿基米德這封信置於圖書館中科學論著的專用書架上，它的旁邊還有阿基米德的其它卷書論著。埃拉托塞尼極有可能將此信製作了多份副本；從阿基米德希望後世之人能閱讀此信來判斷，這一點肯定是他所預料的。其中一份副本應該是留在附近的“塞拉匹斯神殿”內保藏。“塞拉皮雍”（神殿當時的名稱）內的卷冊是從博物館的副本抄寫的，它們不但讓性喜孤獨的學者們使用，而且對一般公眾也開放。埃拉托塞尼活了大約八十歲。晚年雙目失明，據稱通過自願絕食而自殺。無論如何，他為阿基米德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那就（剛好）足夠了。

我們知道阿基米德給埃拉托塞尼的信送到了亞歷山卓，那是因為我們知道有人在那裡讀過這封信。公元一世紀時，有人得到過一份副本。我們甚至知道這人的姓名：他叫希羅。希羅寫過一篇著作－－《度量論》－－其中提到了《方法論》：“同一位阿基米德在同一本書中［《方法論》］證明，在一個立方體內的兩個圓柱體相互貫穿，它們的底面與立方體的面相接觸，那麼圓柱體相交部分的體積是立方體的三分之二。這個結論對如此建造的拱形圓頂很有用處……”

希羅似乎因為要建造一個交叉拱頂而對阿基米德一直感興趣，他的交叉拱頂需要從直線形石砌建築中刻出圓柱形空間。這是希羅的專長，他還寫過一篇拱形結構的著作。在我們調查阿基米德著作保存歷史的過程中，我們將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他的著作引起許多想借他的知識解決實際技術問題的人們之興趣。

不過，請大家注意到，能夠讓我們追尋阿基米德著作歷史的證據線索是多麼的稀少。希羅的《度量論》只有一份手稿存留下來，我們能夠判定他生活在公元一世紀的亞歷山卓，只是因為太陽、月亮和地球相互之間的運動極有規律：在另一篇著作《測量儀器》中，希羅作為目擊者描述了一次月食經過，他提到那次月食發生在亞歷山卓港春分開始之前的第十天夜晚五更時分。偉大的古代數學天文學家奧托·紐格堡注意到，希羅描述的月食，與發生在公元６２年的一場月食吻合，在那前後好幾個世紀內發生的其它月食都與之不吻合。而在那前後好幾個世紀內，我們沒有關於《方法論》本身的進一步消息。

媒介變化

對於古舊手稿的內容，沒有別的因素比信息技術更新更具威脅性了，因為大量的資料需要轉移，必須要靠人來做。從卷書到抄本（我們今天所了解的書本形式）的過渡，是資訊存儲歷史上的一場革命（參見圖３．１）。

抄本形式的引入是一個逐漸的過程；它從公元一世紀開始，直到四世紀末期才基本結束。最出乎我意料的是這個過程如此緩慢。抄本的巧妙之處在於：它將知識納入一種三維儲存形式，而不是像卷書那樣的二維形式。卷書有高度和寬度；抄本還有厚度。因為有厚度，抄本根本不必要像卷書那麼寬：一個有兩百張對開頁（四百頁）、六英寸寬的抄本，儲存資訊的能力，與六英寸高、二百英尺長的卷書相同。因為抄本中每一頁都很薄，你在寬度上大為節省，而只在厚度上增加少許。此外，為了閱讀卷書上的資料，你必須在寬度上從一頭走到另一頭，而為了閱讀抄本中所需的資料，你省掉了寬度，只在一兩英寸的厚度上移動。“展開卷書”和“用拇指翻書”的區別是很大的。如果你想查閱一份按字母順序排列的目錄表，查阿基米德（譯者註：這是A開頭）不成問題；但是查芝諾（譯者註：這是Z開頭）呢？如果是個抄本，你只需要翻到最後幾頁紙，然後將書合上；但如果是卷書，你就得將幾乎整卷解開，找到與芝諾有關的幾行，然後再重新卷好。當然這樣的事沒有發生。如果目錄較長，實際情形不會這樣。這就是為什麼卡利馬楚斯的目錄表由一百二十份卷書組成。如果卡利馬楚斯的卷書謄寫成抄本的話，所需抄本的數量會大大少於一百二十本。

沒能完成從卷書到抄本轉換的古代文獻，就完全消失了。古人忽略、放棄卷書，道理就跟我們不再用每分鐘七十八轉的留聲機唱片一樣：它們成了過時的存儲系統。二、三十年前，那些老式唱片還是大家喜愛的音樂錄製方法，然而它們現在很可能是在垃圾桶里，而不是在留聲機轉盤上了。類似的道理，殘缺不全的古代文獻現在很可能在古代史垃圾桶里能找到。如果阿基米德給埃拉托塞尼的信依然留在卷書上，那麼它就會先是被忽略，然後被放棄，最終被碾作灰塵。實際上，留在卷書上的副本正是那樣的命運，雖然在垃圾桶里從沒有發現過阿基米德文獻的碎片。

儘管阿基米德很有名，但這並不意味着他的著作在信息技術更新中一定獲得優先考慮。事實上，雖然阿基米德是個傳奇式人物，他的著作很少有人讀。他取得的成果中重要的部分，譬如對圓周率的近似值，變得非常著名，被廣泛使用，然而很少有人會實際去鑽研他的證明；那些證明根本就太難了。在這一點上，跟古代其他大思想家相比，阿基米德明擺着處於劣勢。古代的荷馬、柏拉圖和歐幾里德們在當時不僅被視為偉大而且不可缺少，因此他們的著作被頻繁地引用，並被及時錄製成抄本。阿基米德的成果太艱深，無法成為不可或缺的東西；很少有人能理解他。他的天才其實耽誤了他。常常很久沒有人打開卷書讀他的著作，這些著作總是難以被重新抄錄成抄本格式。希羅去世三百年後，另有一位叫帕普斯的數學家討論過一篇阿基米德寫的半規則多面體的論著。今天這篇文章已經不留半點遺蹟。或許它根本就沒被轉換成抄本。那時它就在同“毀滅”的競賽中輸掉了。

在這個關鍵時期，保護阿基米德著作最不遺餘力的人，叫做歐托修斯。歐托修斯大約於公元４８０年出生在巴勒斯坦的阿斯卡隆市。他不只是閱讀了阿基米德的文章：他研究過這些文章，並作出了解釋。歐托修斯當時遍訪了各地著名的學術中心，包括亞歷山卓，他在那裡肯定遇到過一位名叫阿摩尼阿斯的老師。歐托修斯將他第一篇有關阿基米德的文章、對《球體和圓柱體：第一部》的評論，獻給了阿摩尼阿斯，對這位老師凸顯尊敬。歐托修斯在序言中說，如果阿摩尼阿斯贊同這篇文章，他還會針對阿基米德的其它論著寫更多的評論。阿摩尼阿斯一定點頭肯定了他的工作，因為歐托修斯接着又寫了三篇評論－－關於《球體和圓柱體：第二部》、《圓的量度》以及《平面平衡》。歐托修斯花費了一番氣力才找到阿基米德的著作。不論是抄本形式還是卷書形式，並沒有太多剩下。阿基米德在《球體和圓柱體：第二部》某處曾允諾會證明一個數學觀點，但他卻沒有做到。於是歐托修斯開始各處尋找。他寫道：“在某一份舊的手稿中（我們沒有中止尋找更多的手稿），我們讀到的一些定理寫得非常不清楚（因為錯誤），並在很多方面把圖表弄錯。但是它們跟我們要找的論題有關，而且部分保留了阿基米德愛用的多利斯方言，都是用的古代名字。”歐托修斯然後在他的評論中包括了對這段文字的解釋。

歐托修斯的文章同他所評論的阿基米德著作一道存留下來。這一點很重要。歐托修斯和其他人一樣，清楚地認識到新的信息技術的優點，並充分利用了它。正如光盤能存儲的巴赫樂曲要大大多於唱片，抄本能包含的阿基米德文獻要比卷書多出不少。看起來歐托修斯準備了一套收有阿基米德的幾篇文章以及他自己的評論的版本，並用木板裝訂起來。從六世紀開始，我們可以想像阿基米德的一篇著作，抄寫在一個輕便的羊皮紙抄本中，小心地夾在木製封面之間，與其它同類書信文獻井井有序地貼放在一起。

風暴前夕

阿基米德寫給埃拉托塞尼的信也許待遇不錯，但卻一點也不安全。時代在變化，這個變化不是朝着有利於阿基米德的方向。古代史上一個又一個擁有古老學術中心和所賴書籍的偉大城市被入侵掠奪。羅馬４１０年被哥特人洗劫，安提阿５４０年被波斯人洗劫，雅典５８０年被斯拉夫人洗劫。公元三世紀時，亞歷山卓城外可能存在很多份阿基米德信件副本；到了六世紀末，就已經很難找到這樣一份了。亞歷山卓城內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大約在公元２７０年，羅馬皇帝奧勒良在與芝諾比亞女王作戰中，毀壞了包括博物館在內的一大部分宮廷建築群。３９１年，亞歷山卓的大主教提阿非羅洗劫了“塞拉皮雍”－－“繆斯神殿”博物館下屬的圖書館。４１５年，傑出的的女數學家希帕蒂婭被一群狂熱無知的基督教暴徒五馬分屍。對於阿基米德的信，亞歷山卓不是久留之地，否則難逃同樣的命運。

古代文明消失之時，眾神也隨之而去。當基督教變成羅馬帝國的官方宗教後，許多古典著作即使不算危險書籍，也被當成不相干的書而遭到摒棄。這不是說基督徒經常有意毀壞它們，而是他們不再抄錄這些著作。抄錄者把精力放到基督教著作上。基督教學校的課程不可避免要包括一些古代作者－－修辭學必定包括荷馬，幾何學不能沒有歐幾里德，但是阿基米德的名字並沒有出現在救世的課程中。很少有人能想辦法弄到他的著作，即使有辦法但真正讀了的人更是少而又少。

在五世紀和六世紀，不論阿基米德騎的是哪個毛驢，總是有成群的野蠻賽馬緊追不捨。所有的古典著作同“毀滅”的競賽變得越來越緊張危急。唯一的問題是：它們該往哪裡跑？唯一的答案是：君士坦丁堡。

躲進方舟

我和約翰·迪恩飛到君士坦丁堡，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布爾，追尋阿基米德的歷史蹤跡。公元３３０年５月１１日星期一，世界上首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又譯康斯坦丁）一世在博斯普魯斯海峽建立了這座城市。他的目的是把它變成東羅馬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在地中海文明古城中相對年輕。後來的皇帝們不斷動用特權，對這座城市大量進行文化投資，使它與帝國首都的地位相稱。基督教著作當然是重點：君士坦丁一世當時下令抄寫五十本完整的《聖經》。然而古典名著在君士坦丁堡也屬於關心的對象。３５７年元旦星期三，哲學家提密斯替阿向君士坦提烏斯皇帝的呈辭中，描述了一項保護古典文學作品的計劃。他提議在教堂內設立繕寫室（抄錄中心），將古典名著製作出新的副本，以確保帝國新首都成為一個文化中心。這項計劃很可能付諸實行了：３７２年，一項聖旨傳到該市地方官克利爾庫斯，讓他指定幾名抄錄人，四名會希臘文，三名會拉丁文，承擔古籍的抄譯和修復任務。４２５年，狄奧多西二世建立了文學和哲學研究的帝國基金會。更為重要的是，他在４１２年修建了巨大的環城城牆。

我和約翰·迪恩很快發現，阿基米德的線索近在眼前：他的幾何學在君士坦丁堡打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從５３２年到５３７年，查士丁尼一世以驚世之作、宏偉壯觀的聖索菲亞大教堂為“新羅馬”加冕。這裡是一位同時代的人普羅科庇烏斯對它的描述：

一座石砌建築拔地而起，不是一根直線，而是逐漸從兩側收回、中間後退，從而表現一種半圓形狀，也就是行家所謂的半圓柱形，它高高地向上聳立。這個結構的末端中止在一個球面的四分之一部分，在它的上方，另一個新月形結構被鄰接的建築部分拱起……在這些結構的兩旁，幾個圓柱立在地面。這些圓柱本身也並非簡單的直線，而是以半圓向里退縮，好像舞伴之間相互讓步，圓柱上方懸吊的是一個新月形結構。

聖索菲亞大教堂從許多方面來看都是一個令人驚嘆的建築，但我們要強調的是，它是靠圖形和數字設計的。不可否認它是數學家的傑作。其中一位是來自特拉列斯的安提繆斯－－就是《燃燒的鏡子》和《不平常的機械裝置》兩篇著作的作者。第二位建築師比安提繆斯年輕一點。他是來自米利都的伊西陀爾，他針對亞歷山卓的希羅的文章《論拱形結構》寫過一篇評論。安提繆斯和伊西陀爾是阿基米德學科方面的大師，聖索菲亞大教堂的設計圖，很有可能與刻在阿基米德墓碑上的圖案相似。

六世紀時，數學界的圈子已經很小，而且一直在縮小。安提繆斯和伊西陀爾同歐托修斯很熟，這點毫不讓人吃驚。歐托修斯針對帕加的阿波羅尼斯的著作寫過評論，並獻給了安提繆斯。伊西陀爾十分熟悉歐托修斯對阿基米德的評論文章。歐托修斯對《球體和圓柱體：第一部》的評論文章保存到今天，是因為伊西陀爾一名弟子將它抄錄了下來。這名弟子抄寫完之後寫道：“來自阿斯卡隆的歐托修斯對阿基米德第一部書‘論球體和圓柱體’的評論，其版本由我們的老師、米利都的力學作者伊西陀爾校對”。然後伊西陀爾就在君士坦丁堡籌劃了一個版本，收集了阿基米德的著作以及歐托修斯的評論。

阿基米德的著作來到君士坦丁堡，正是時候。伊西陀爾之後的三百年，就像大多數古典作品一樣，他的著作也從歷史記載中消失了。以這個城市為中心的帝國開始經受內憂（關於聖像的衝突）外患（野蠻民族和阿拉伯人）。如果還有人讀書的話，目的也只是專門支持基督教教義中引起爭議的方面。君士坦丁堡這個城市為阿基米德和眾多的古代作者做了一件不可推卸的事：它自己得以倖存。它是古代所有大小名城中唯一倖存、平平安安進入中世紀的城市。君士坦丁堡成為古代文學著作的方舟，而諾亞就是狄奧多西二世。伊西陀爾建造大教堂之前一百年，狄奧多西已經為這個城市修築了巨大的城牆，來阻擋黑暗時代的風暴。

拜占庭復興

８１１年７月２６日星期六，保加利亞可汗克魯姆在普利斯卡之戰中殺死拜占庭皇帝尼斯福魯斯，並用他的頭骨蓋做了一隻酒杯。這對於進入九世紀的君士坦丁堡，不是一個好的開端。經過三十年、六朝皇帝之後，事情從表面上看並沒有多大改善，當時登基的是有名的“酒鬼”邁克爾三世。然而事實上，學術氣氛正在改善，８６７年巴西爾（又譯瓦西里）一世刺殺邁克爾後，更是如此。在巴西爾一世的統治下，君士坦丁堡迅速成為地中海國家裡最偉大帝國的首都。他建立的馬其頓王朝以文治武功名揚天下。君士坦丁七世寫了一本治理國家的書，而巴西爾二世在１０１４年俘獲了一萬四千名保加利亞俘虜，每一百人中將九十九個弄瞎，剩下那個運氣好的負責將同夥領回家。儘管仍然野蠻落後，君士坦丁堡畢竟進入了一個黃金時代。

九至十世紀著名的拜占庭“復興”產生了雄偉的建築和完美的藝術。我和約翰仍能看到並拍攝過去的皇宮，當我們回到巴爾地摩後，又拍攝到了亨利·華爾特收藏的、用燈光精美裝飾的拜占庭手稿。然而這場文化復興最重要的一點是，當學者們從圖書館端起長期無人問津的古典著作開始閱讀時，他們同時也開始複製這些著作。這些讀者中聲音最響的當數一位傑出的政府職員，兩度擔任君士坦丁堡主教的佛提烏斯。他編輯的《叢書》收集了他所讀過的著作，包括作品內容、作者風格和生平的摘要。正如奈傑爾·威爾遜所說的，隨着《叢書》的出現，佛提烏斯發明了書評。很多原因使得《叢書》的價值無可估量，而最顯著的原因是，它讓我們認識到佛提烏斯時代的君士坦丁堡仍然擁有各種大量的古典藏書。不可否認，學者們認為佛提烏斯的某些話有點可笑。譬如，他聲稱讀過古希臘演說家希佩里德斯的著作。因為君士坦丁堡從來沒有第二人提到過希佩里德斯完整的著作，而且到今天這些著作沒有任何抄本保留下來，所以大家認為這一點不大可能。雖然如此，佛提烏斯搜集到的統計資料令人印象深刻。例如，他所談論的三十三位史學家，其中二十位的著作現在已經不為人所知。

九世紀的抄錄者抄寫古典文獻時，他們的書寫方式和伊西陀爾時代的方法大不一樣。九世紀之前的文字書寫全是用大寫，技術上稱為古抄本大寫字母。九世紀之後，一般人開始採用一種新的書寫方式，技術上稱為草書小寫，它的字母跟大寫不一樣，可以連在一起寫，占用的空間更少（參見圖３．２）。

草書小寫很可能首先出現在君士坦丁堡的政府機關信件、文件和帳目中。草書小寫使得書寫速度加快，字母更容易拼寫，每頁能寫下的字大大多於大寫的方式。到九世紀中葉，它也出現在宗教和科學文章中。六世紀或者更早之前的許多大寫抄本有計劃地被轉抄成小寫文本。出於同種原因，這種文本抄寫方式的改變，跟卷書到抄本的轉換一樣，給阿基米德著作的保存帶來了顯著的困難。五世紀和六世紀保存下來的大寫抄本少得可憐，因此十世紀的學者在複製完小寫抄本後，就把大寫手稿銷毀了。大寫抄本變得越來越難讀，它們在轉抄結束之後就沒有用了。幾乎所有古希臘作者的每一篇著作，都依賴於極少幾部九、十世紀在君士坦丁堡抄寫的小寫手稿。阿基米德也不例外。實際上他的著作只有三部手稿可以依賴。

這是很基本的一點。熱維爾已經談到和將要繼續談到的所有一切，僅僅靠三個物質對象而得以倖存。我書桌上的古抄本就是其中一個對象。

阿基米德ABC

這三個對象被稱為“古抄本A”、“古抄本B”和“古抄本C”。它們包括一些共有的文章：所有三個古抄本都包括《平面平衡》；A和B包括《拋物線求積》；A和C包括《球體和圓柱體》、《圓的量度》和《論螺線》；B和C包括《論浮體》；古抄本A是《錐形體和橢球體》、《數沙者》的唯一見證；古抄本C是《方法論》、《十四巧板》的唯一見證。

所有這三個古抄本看起來很有可能是九世紀初期對阿基米德著作重新燃起興趣的結果。當一位抄錄者抄寫完阿基米德古抄本A中的《拋物線求積》一文後，他寫了一段奉承的話，但不是給阿基米德的。他寫道：“幾何學家裡歐，祝您成功－－祝您長壽，繆斯親愛的朋友。”這個裡歐幾乎可以肯定是在公元８２０年代在君士坦丁堡進行私人講學的那個裡歐。人們稱他為哲學家裡歐，顯然他是一位有才能的老師；一位在他指導下研讀過歐幾里德的弟子於８３０年被阿拉伯軍隊俘獲。他對里歐學識淵博的描述足以促使國王哈里發勸誘里歐去巴格達。謝天謝地，他沒去。里歐顯然是個博學者，而且是個實用派。他在君士坦丁堡和帝國邊境之間建造了烽火信號台。大數城以北邊境有緊急情況出現的話，信號可以在一小時之內傳到首都。公元８５０年代後期，里歐的能力得到了回報，他被任命為皇宮內一所學院的院長。他肯定在挑選教授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選中的教授之一名叫西奧多，是一名幾何學家。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認為，阿基米德在這所皇家學院裡成了學習和抄寫的對象，古抄本A就是在這個學院裡抄寫的。巴西爾一世於８６７年的即位，保證了學習阿基米德論著至少暫時不會有危險。

我們稍後會對包括阿基米德論著的三部手稿的歷史進行詳細的追蹤。但現在，重要的是懂得古抄本A和B已經不復存在。我們只有它們的副本和譯本。因此，古抄本C不僅是含有《方法論》、《十四巧板》以及希臘文《論浮體》的孤本，它還成為倖存最古老的阿基米德論著的希臘文手稿，具有四百多年的歷史。古抄本C就在我的書桌上，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它是怎麼製作的。

古抄本C

古抄本C跟大多數中世紀手稿一樣，不是抄寫在紙上的；它是抄寫在動物後背上。動物皮是一種淘汰後的精煉產物，很難想像它還能作別的什麼用途。然而，獸皮具有兩大優點：第一是柔軟，幫助身體活動；第二是有韌性，使動物能夠承受各種打擊。除了火和大水之外，獸皮非常適合地球上的動物，而且，經過一定處理，同樣的優點使它成為出色、耐用的書寫表面。經過這種處理的獸皮，俗稱為羊皮紙。

羊皮紙的發明地，是小亞細亞的帕加馬－－或者傳說如此。國王歐邁尼斯二世想讓自己的圖書館趕上亞歷山卓圖書館，所以托勒密王朝在公元前二世紀初開始禁止從埃及出口莎紙草。羊皮紙是歐邁尼斯自製的替代物。儘管如此，直到古抄本開始出現，羊皮紙才得到廣泛承認和使用。莎草紙確實具有拉伸強度，但它在摺疊時比羊皮紙更容易斷裂。因為都由折頁組成，羊皮紙做的古抄本比莎草紙做的保存得更久。羊皮紙比紙張更耐用，所以需要長期保存的證書和獎狀有時還是印在羊皮上。

羊皮紙的製作並不對所有人的胃口。肯定不對熱維爾的－－他是個素食者。這裡談一談製作過程。先將動物殺死，放掉靜脈的血。將皮剝去；切開下腹部，割掉四肢並將皮剝掉。將石灰石燒熱，調製稀釋的石灰溶液，將皮放入一大桶溶液中。石灰溶液能破壞有機組織：它能分解表皮和皮下脂肪，使皮上的毛容易脫落。內層真皮本身不會受損傷。這一層主要由膠原質組成。膠原質是一種蛋白質，其中的三個氨基酸分子鏈沿長軸形成螺旋結構。這些分子鏈交叉排列，形成的纖維沒有明確的末端界限。膠原質是羊皮紙的關鍵成分；有了它羊皮紙才會韌性好。過幾天后把皮從桶里拿出來，放在木樑上，用一隻鈍刀使勁刮。一旦刮掉最明顯的脂肪和毛，就可將皮裝到木框上。在晾乾的過程中，它們會收縮拉緊。一旦變緊之後再用刀刮－－這回是用一把鋒利的半月形刀。將它們從木框上割下來，羊皮紙就做好了。

想像疊成一堆的幾份報紙，上下用木板夾住，然後把這整塊縫在一起，這其實差不多就是十世紀拜占庭手稿的大致構造。這裡的報紙（稱為一刀或一折）通常由四張嵌套的雙面紙頁組成，它們叫做折頁（bifolios）（參見圖３．３）。這就構成一份報紙的八張頁面（共十六頁），記住，研究手稿的人稱它們為對開頁（folios）。因為從一頭羊身上能得到兩份折頁，阿基米德倖存手稿中的羊皮紙折頁需要二十四頭羊才夠。製作一刀羊皮紙，先要將羊皮切成合適大小，再用一塊輕石刮擦使它起絨，讓表面顯得透明光滑，以蛋清色為主。這就是阿基米德和其他學者著作的承載體。

現在再來談墨汁。它的製作過程更有意思。先調製五倍子酸溶液。五倍子酸存在於橡木傷疤（五倍子）中，它是橡樹上的增生物－－橡樹對昆蟲和虱子感染的反應。它由碳、氫、氧構成，能夠讓膠原質這樣的有機組織收縮。因此墨汁能夠蝕刻到羊皮紙中，並留在那裡。將五倍子碾碎，用水煮開。在溶液中加入硫酸亞鐵（別名綠礬）。墨汁顏色主要來自於此。它是鐵和硫酸的化合物，常見於黃鐵礦中。然後需要在溶液中加入一種增稠劑。有些屬於豆科的樹受傷後，樹皮會通過所謂的流膠過程生成樹膠。阿拉伯樹膠來自非洲生長的阿拉伯橡膠樹（洋槐）。黃芪膠主要成分是黃耆粘膠，由小亞細亞的黃耆類灌木製成。如果是在君士坦丁堡製作手稿，用黃芪膠可能更方便些。今天它仍被用作藥片的糖衣。為了滿足製藥工業大量生產的需要，人們在樹皮上割開口子，插入木楔接膠。樹膠的化學成分複雜多變，但它的基本元素包括碳、氫、氧以及鈣、鎂、鉀之類的金屬。製成的混合液寫在羊皮紙上隨着氧化才慢慢變黑，所以可再加入一些碳黑。這樣就能一邊書寫一邊看到所寫的東西。將整個混合液充分搖勻，就得到了古代手稿抄錄者用以抄寫文字的墨汁。

讓我們來看看，里歐去世大約一百年之後，一位抄錄者準備開始工作。我們可以想像出這位抄錄者，因為有那個時期抄錄者抄寫著作的畫像存留下來。當我們看見他時，他已經對這些步驟很熟悉了。他用一把尺子在羊皮紙上畫出直線，使每欄文字不致偏斜，他在石頭上將蘆筆磨尖，將筆嘴從當中切斷以便墨汁流動；他準備好墨汁，將墨池放在桌上，他旁邊還放了一把刀，可以用來修理筆尖或刮除出錯的地方。他準備好了一應專業工具，這些神秘工具將把人類的聲音記錄表達出來。我們看見他坐在椅子上，準備開始抄寫。他沒有一張寫字桌，也不需要它。他會在腿上寫，將羊皮紙下墊一層木板。他面前的架子上放着一部古抄本。這就是他打算抄錄複製的古抄本。

在我們看他抄寫之前，先讓我們想一想他面前架子上的古抄本。那個古抄本跟抄錄人打算製作的抄本看起來一樣嗎？它是六世紀伊西陀爾時代的古抄本，還是小寫古抄本？它是包含按序排列的相同文章的單抄本，還是幾部古抄本前後疊在一起放在架上？到現在為止，我們對抄錄人所用的原始手稿（一部或多部）仍沒有足夠的了解。從文字上判斷，他所抄寫的文章中沒有一篇來自古抄本A。他完全有可能抄寫的是六世紀手稿，然而這點無法最終證明。對於我們的手稿，這也許是最為重要卻沒有答案的問題。

儘管如此，抄錄人完成了他的抄寫工作。他抄寫的每一份對開頁大約為３０乘以１９．５厘米。他的書寫排列是每頁兩欄文字，每欄包括三十五行。他的抄本頁邊空白留了很多，所以總的算來每一欄高２４厘米、寬１４．５厘米。顯然，阿基米德給埃拉托塞尼的信－－《方法論》－－只是他所抄寫的論著之一。現在的手稿是從《平面平衡》的結尾開始，接着是《論浮體》，然後才是《方法論》。《方法論》後面是《論螺線》、《球體和圓錐體》、《圓的量度》，最後是僅有一個對開頁的《十四巧板》。我們的抄錄人是一位行家裡手，用的是十世紀中後期流行的草書小寫。奈傑爾·威爾遜說，他的筆跡有些像另一份９８８年的手稿的筆跡，那份手稿現存於帕特莫斯島上的神學家聖約翰修道院。抄錄人並不明白所抄寫的內容，然而，正如熱維爾下面要解釋的，這反而是件好事。我們可以認為他沒用幾個月就完成了抄寫計劃。但是我們只能猜測原始抄本的真正內容和範圍，因為我們現在缺了開頭、結尾以及中間幾大段。實際上，這本手稿一開始完全有可能包括了更多的阿基米德論著。

我們的抄錄人複製的這部古抄本，其實是一個典型的九、十世紀拜占庭文化復興的產物。跟大多數拜占庭手稿一樣，我們不知道是誰委託製作的，甚至不知道讀者是誰。實際上，從頁邊缺乏注評這一點判斷，它好像使用得不多。但所有這些都不重要：這本書是含有《方法論》、《十四巧板》以及希臘文《論浮體》的孤本。即使我們的抄錄人在其一生中什麼別的都沒做，他的一生仍是很有意義的一生。

我們講的是一個有關生存的故事，是在千變萬化的可能性中生存，在一種創造和毀滅幾乎同步的消耗過程中生存。許多卷書被碾碎；許多抄本被焚毀。我已將你帶到倖存的阿基米德最古老的文字面前－－阿基米德的思想保藏在羊皮和鐵元素的高度有序排列之間。然而，這是十世紀的產物－－跟阿基米德時代相比，十世紀離我們現在更近。十世紀的羊皮書抄本跟公元前三世紀的卷書沒有任何相象之處。阿基米德的信件被抄寫的同時，它們的形式也被改變，倖存下來的著作跟阿基米德本人寫過的信件完全判若兩樣。阿基米德肯定認不出它們，也看不懂其內容。這一點很重要，不過要說明原因，我們還得再次向專家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