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要在五十年後的今天紀念反右？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我基本上認同學者徐賁先生的說法。他說：“記住過去的災難和創傷不是要算賬還債，更不是以牙還牙，而是為了釐清歷史的是非對錯，實現和解與和諧，幫助建立正義的新社會關係。對歷史的過錯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責任，而是以全世界的名義承諾，永遠不再犯以前的過錯。”而我之所以說“基本認同”，就是另有個別部份，我是不太同意的。比如，記住過去“不是要算賬還債”。據說徐先生已定居美國，他的觀點或許適用於大洋彼岸，但不大適合於我們這塊土地。

半個世紀以來，我們的土地是呻吟的土地，哭泣的土地，流血的土地。從鎮反到六四，運動無數，死亡無數，殃及無數。可是，運動的發動者，製造者，領導者，執行者至今一句交代的話沒有，一句道歉的話沒有，一點悔罪的意思也沒有，而是發文件，下禁令，搞愚民政策，要求遺忘和實施強迫遺忘。要知道，毛澤東搞的所有政治運動，都屬於群體性傷害。傷害最深的是社會底層，普通公民，無辜百姓。這是最嚴重的社會傷害與民族傷害。因此，我們有權要求算賬，共產黨必須還債，況且很多是血債、命債。在中國，“算賬還債”是“釐清歷史的是非對錯”的重要組成部份。有了對施暴者罪行的揭示和受難者傾訴痛苦的權利，其實也就給了執政者一個悔罪的機會。只要他們請求寬恕，中國的老百姓立馬就寬恕。不信，請當下中共十七大新當選的政治局常委們試試。

那麼，欠債幾多？最完整的“賬本”，就是各種檔案、絕密文件、秘密會議記錄、秘密調查報告、秘密計劃、秘密決定、秘密決策等等。這些要緊之物，官方是不會解密的，不會公開的，更不會退還給你。有例為證：去年（2006），我到成都，向四川省高級法院索要作為“現行反革命”罪證的十六本日記、札記和手稿。人家熱情接待，細心查找，讓你等個夠，等到最後給你一句懷着歉意、帶着溫柔的答覆：“對不起，我們找不到。”請注意：人家是說“我們找不到”，可沒說“東西沒有了”，更不說“東西找到了，就是不給你”。狡猾得這樣出色，無賴得如此完美，想發個脾氣都叫你發不出來，不愧執政五十年哪！回到北京，就氣倒在床。

自從《往事並不如煙》（牛津大學出版社版為《最後的貴族》）出版，很多人給我來信或打來電話，說：“我也想寫，但因不是名人，寫了也沒人看。”我聽了，一再解釋，且焦急萬分。因為任何一個社會，都是由底層搭築而成。普通百姓的記憶當是社會最真實、人類最重要的記憶。個人的記憶，表面看來微不足道。但所有親身經歷者的記憶，聚合起來才能成為共同記憶。中國大陸的每一個政治運動傷及百姓都以數十萬計，乃至數百萬、上千萬。這個龐大的社會群體性回顧，都屬於共同記憶。由於執政者長期查禁和親歷者大部份死去，原本的“共同記憶”就成了問題。一個典型的例子，莫過於今年（2007）六月四日《成都晚報》第十四版登出的“向堅強的六四死難者母親致敬”的廣告語。我剛看到它，心潮洶湧，立即給成都朋友發送郵件。說：“我一整天都在激動！這個民族沒有死滅，真不知道應該怎樣地表達我的欽佩和敬意。”很快，興奮成了傷感。原來它的順利出台，是因為報社從業人員根本不知“六四”為何物，不知“六四死難者”為何人。這說明我們這個民族的“共同記憶”正在流失，正在有效地、迅速地流失。掐指算來，距離天安門廣場那個血色夜晚，還不足二十年，而我們的年輕人已茫然不知了。這是愚昧瘠貧土壤培育出來的碩大無比的時代苦果，讓今天的每一個人都來咀嚼吞咽它。

我非常尊敬一個人，這個人就是芝加哥大學的王友琴女士。多少年了，她堅持不懈地調查文革的死難者，調查他們的姓名、籍貫、性別、年齡、家庭、死因。與宏大的文革往事相比，她做的事簡直就是碎片，就是粉末。千萬別小看這些“碎片”和“粉末”，它們是珍貴的原材，每一片、每一粒都粘肉帶血。它們還是強力粘合劑。由於有了它們，“文革”作為一個歷史事件，才有難以撼動的基本數據和無法塗改的基本輪廓。有了數據、有了輪廓，就有了真相。人家王女士在美國，做了我們本當做的。我們當中有誰在調查“六四”的死傷者？須知，這是最低限度的事情。難忘那個不斷揮臂擋住坦克去路的瘦弱青年。他死了，我們看到的只是一個背影，根本不知道他姓什麼，是從哪裡來。可為什麼那些政治人物都沒死，那些社會精英都沒死，那些學生領袖也一個沒死？死的都是無名之輩、可的孩子。無論何時何地，只要提起那些倒地之後就再沒有爬起來的孩子們，我的眼淚就止不住。十八年了，為什麼國人還不知道他們的姓名？俗話說：雁過留聲，人死留名呀。我尊敬的另一個人，是個不知名的安徽作家。三年前一個深秋的黃昏，他給我打來電話，說：自己是個小小行政幹部，也是個小小作家。要求和我見一面。我說：“天色已晚。明天找個茶社或飯館，我們邊吃邊喝邊聊吧。”“不。”他說：“我要說的事，是不能邊吃邊喝邊說的。”口氣不容商量，我答應了。心想：什麼話，有這樣重要？第二天傍晚，他來了。儘管初次見面，可濃重的鄉音，把我倆的距離一下子拉近了。在簡單介紹了自己的情況之後，就進入正題。他說：“章老師，我看了你《往事》，我也要寫我的往事。”“好呀！”他說：“你寫的都是上層，我要寫底層。”“那你能簡單說說嗎？”“簡單說，就是你寫貴族，我寫飢餓。”說着，從黑色公文包里抽出一捲圖紙，說：“我要寫的都在這裡。”

圖紙平鋪在茶几上，俯身看去，它們像是農家村落平面圖，毛筆手工繪製。除了豬圈，雞舍外，其餘均為大小不一的房舍，每個房舍都填有姓名。有的寫着三個人的姓名，有的是兩個，有的是一個。他抬眼望着我，說：“你知道這是什麼嗎？”“像是農家院落的平面圖。”“章老師說對了。這是我家，是1958年的家，一個幾十口的大家。”他逐一指給我看，講給我聽：哪間屋住的是父母，哪間是祖父祖母住的，哪間是伯父嬸娘，哪兒是兄嫂子侄們的房子。繼而，他抽出第二張圖，第二張圖是1959年的家，第三張是1960年。每張圖的格局都一樣，可房屋裡標註的姓名，越來越少。翻到最後一張——圖上，一個小屋裡，只有一個人的姓名，其他房間都是空白。我說：“只剩一個人了嗎？”他抬眼望着我說：“只剩一個人了。”“剩下的這個人，還活着嗎？”“還活着。”“他在哪兒？你認識他嗎？”“他在這兒，就是我。”愕然，啞然。悲而喜，喜而悲！過了好一陣，我問：“原來的人去哪兒了？”“都餓死了。章老師，整整一個村子都是黃塵滾滾，不見行人哪。”天乎天乎，百姓何辜！我一把抓住他的手，淚水沿着面頰滾落。他告訴我：成了孤兒，自己就立誓——長大後一定要寫家史，寫飢餓史。後來，村幹部可憐他，負擔了他的生活，又供他上學。孩子聰明又用功，成了一名機關幹部，還入了黨。但他一刻不曾忘記當年的誓言。他對我說：“我要提前退休。”遂指着圖上那間小屋說：“我要回到這裡，開始寫往事。把我家的往事寫完了，就寫鄰居的；把我們村寫完了，就寫鄰村的。一個村、一個村地寫下去。”五十年來，多少鮮花是盛開在劇痛、死亡、刀口和不幸之上的。現在，他要摘掉艷麗的鮮花，恢復原貌，原色，原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