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素素

　　結婚的時候，是一間房。租的是房東家的三樓，朝南的一間，臥室兼客廳兼書房兼餐廳，一切活動都在裡面。房間裡的擺設純西式，或方或圓的桌子，圍着四把椅子，居於房間中央——便於就地打麻將，也便於在打麻將的時候，旁邊放兩張高腳茶几，隨時可以抓一點茶几上的零食吃。一張大床左右懸空，帶鏡子的大衣櫃並不緊貼牆壁，而是在兩堵牆之間搭角放着。五斗櫥上有一個火架收音機，插着鮮花的花，有時，放在桌上，有時，就放在這五斗櫥上。
　　這樣的新婚家庭，多半是婆家或娘家小康的。除了供得起孩子讀大決外，也養得起媳婦。像和儀和他丈夫這樣的家庭，多半是雙方父母都在內，所以對他們的供養總是有限，兩個人在上海只能過最低限度的日子，連傭人也不可能雇，只是請一個鐘點工，每天午後來一次，在房東的廚房裡洗點衣服，做頓晚飯，等他們兩人吃了，順便洗了碗回家。如果有了孩子，一般總是送回家鄉，拜託大家庭的長輩照顧，等到他們有了一份穩定的收入之後，自然會把孩子接來上海，那時，只要老人家願意，連父母都是要接來同住的。
　　她不太說話，見人只禮貌地笑笑。偶爾，房東家的小孩子會上她家玩，她就一人給他們一顆糖，不幾分鐘就把小孩子打發出來，嫌他們鬧。新娘子的這一份嫌，讓隔壁做母親的房東太太不滿意，以為是嫌她。房東與房客之間就有了矛盾，彼此不高興。和儀對丈夫說，等我們自己有了錢，要租一棟房子，獨門進出，免得受人閒氣。
　　弄堂里人的眼裡，和儀是個天真時髦的女學生、誰家待嫁的大小姐，市旗袍高踉鞋，燙成微卷的長波浪，淡淡的胭脂朱紅的唇膏，每天鮮鮮亮亮地出門去上課讀書。
　　和儀當然本來就是個大學生，只因為結婚而中途輟了學。所有的親戚朋友，對此都不覺得可惜，他們說，女小團讀書又不求什麼，只不過是為了能讓她在大學校園裡，有更多的機會去釣一個金龜婿，既然目的已達，養在家裡才是福氣。而和儀的心裡，始終有些不甘心，她甚至羨慕那個叫煙鸝的同班女同學，儘管人木得很，也不聰明也不漂亮，但卻能夠太太平平地把大學念完。做一個新時代的女性，這是最起碼的條件，哪像她為了一紙婚書而妥協，在同學、女朋友面前丟人現眼。人家會說：像和儀這樣的女子，還奢談什麼男女平等？然而，和儀又明白，新也她舊也好，女人終究是嫁了的好，談論婚嫁，對女子而言，當然以年輕為宜，時不我待，過了這個村就沒了那個店。時代是這樣的亦新亦舊，新的好處都讓男人瓜分了，而舊的壞處又時時追捕着女人，自己又能怎樣？連煙鵬這樣讀完了大學再結婚的女子，最終也就是嫁一個不咸不淡的男人，服侍他，為他生兒育女。哪一個新女性能逃脫家庭的牢籠？讀不讀完大學，讀不讀大學，有什麼要緊？
　　許多結了婚的女朋友都這麼想這麼說。午後的寂寞里，她們常常會聚在誰的家裡，咭咭呱呱地發一通牢騷發一些感慨。有時也搓搓麻將，更多的時候，是女主人端出瓜子、糖果，泡一杯綠茶招待。談着談着，就問：“我這裡有紅棗、桂圓、蓮心、木耳，你們要吃什麼點心？”七嘴八舌地說了，就喚娘姨燒了來吃。吃完，便到不打道回府的時候，披披掛掛地整裝說再會再會，走時，不忘相約下一次聚會的時間和地點。急着回家迎接丈夫的人，一腳跨在樓梯口一腳踏在門裡，催着同伴：“好了好了，再打電話聯絡好啦。”
　　雖然晚飯是娘姨的事，但服侍丈夫還是這些新女性的事。每天早晨，服侍了丈夫早餐、出門之後，最初的幾年，她還須鋪床疊被，簡單地打掃。為此，《良友》畫報還專門圖文並茂地講解“小家庭學的一課”，教你如何統籌家務如何美化居室。各種生活雜誌還教你如何美容，告訴你名牌化妝品比如密絲佛陀的知識。去風和日麗的公園讀。看中了的喬其絨衣料印花竹布，通常是記在心裡，等與丈夫共同出門的時候才來買。那麼這一日獨自帶回家的，不是香糯的糖炒栗子，就是沙利文的糕點，預備着宵夜或當明早的早餐。颳風下雨的日子，她會坐在家裡的沙發上，與收音機相伴度日，翻翻最新一期的歐美流行雜誌，剝剝瓜子先生，聽聽百代公司的各式唱片。興致好的話，就織織絨線衫。柔軟蓬鬆的絨線，纏在手裡，有一絲醉醺醺的慵懶。周末的夜晚，兩個人去國泰、大光明看一場電影，各人有各人的所愛，或者阮玲玉或者胡蝶，或者顧蘭君或者王人美。以後就是周璇王丹鳳。
　　等到做丈夫的大學畢了業，尋到了一個好差事，才會自己去頂下一棟房子。開始的時候，他們會像以前的房東一樣，把三樓的房間租出去，或許還會應房客的要求，把二樓的亭子間也一併租出去，給三樓人家的孩子、傭人住，或者借給單身到上海求學、打工的青年男女住。然後，孩子一個接一個的出生了，房客一個接一個被迫搬走了。煙鸝更木了，木得竟有些呆，一點一點顯出不可思議的落伍，連她自己都有些懷疑自己居然曾經讀過整整四年的大學，旁人於此是更無從想象。煙鸝與一般非知識婦女的區別，此時僅僅在於她嫁到了一個可以為她僱傭人、雇娘姨的丈夫，她因此可以只管懷孕、生子，其他一概不用操心。甚至，隨着丈夫的外出交際忙於應酬，連生孩子的事，也可以免了。
　　免除了一切的煙鸝，成了一灘蒼白，演繹為張愛玲筆下的白玫瑰。
　　倒是未曾讀完大學的和儀不甘心，不甘心自己的庸庸碌碌。更不甘心丈夫的頤指氣使。夫妻間的衝突，終於不可避免，由小吵到大吵。丈夫的一記耳光，讓和儀頓然醒悟自己作為新女性的悲哀。時代是這樣的亦新亦舊——新的女人和舊的男人，要改變絕非易事。錯，恐怕也不是丈夫一個人的錯。而要容忍這一份錯，也決不是一個受過教育的都市女子所能。在一切都無能為力的時候，至少，對自己還可以有個要求，一走了之自己養活自己。於是，心平氣和的協議離婚。
　　離婚後的和儀，取筆名蘇青，賣文為生，成為四十年代的作家。

退職夫人
　　離婚是蘇青自己提出來的，丈夫縱有千般不願，已是無法挽回。四十年代的女性，有文化有知識有能力，憑什麼要雌伏於男人？從前只有休妻的男子、逃婚的女子，四十年代的上海，有了一系列明目張胆自行退職的夫人。
　　還有一點，蘇青沒有明說，當愛已不再有激情的時候，點點滴滴的小事，都會是一種不可調和的分歧。道不同則不相為謀，誰又少得了誰呢？
　　這是今天都市女子的觀念，也是四十年代初，蘇青的想法。所以，蘇青提出離婚，從家裡搬了出來，開始了一個人的生活，辛辛苦苦亦悲亦喜地做一個獨立自豪卻又心酸淒涼的workinggirl，手裡用的每一分錢都是自己掙的，家裡牆上的每一根釘子都是自己釘上去的。相約逛商店買衣料的是女友，陪着去時裝店試穿定做的衣服樣子的也是女友。
　　“我們三個人一同到那時裝店去，炎櫻說：‘線條簡單的於她最為相宜。’把大衣上的翻領首先去掉，裝飾性的折襉也去掉，方形的大口袋也去掉，肩頭過度的墊高也去掉。最後，前面的一排大紐扣也要去掉，改裝暗紐。蘇青漸漸不以為然了，用商量的口吻，說道：‘我想……紐扣總要的罷？人家都有的！沒有，好像有點滑稽。’”
　　兩手插在雨衣袋裡的張愛玲，就在旁邊笑了起來。如果是她來試衣服的話，她想她不會說出蘇青這樣的話。“人家都有的！”蘇青就要。“人家都有的！”張愛玲卻偏不要。
　　張愛玲不是蘇青，可同蘇青一樣是個上過大學、如今靠自己的筆賣文為生的年輕女子。
　　一個人的日子，於她們決不是青燈黃卷。一個人的日子，照樣紅塵滾滾。女作家的才情，上海女子的秀麗，外加一種“紅泥小火爐”的熱情，蘇青們怎會少卻那一則則綺麗的故事？何況從來文人多情。
　　《續結婚十年》中的蘇懷青，在同大男人主義的丈夫離婚後，自力更生努力奮鬥，認認真真地寫稿賺錢，自自然然地與異性交往。同男友們剪燭夜談，結伴遊蘇州南京，相約着去看新上映的電影，偶爾也約在咖啡館碰面接洽。
　　然而，終究是曾經滄海，蘇青的心事比張愛玲又多了一層猶豫。在愛情的前提下，她渴望着不再遭受生育的痛苦，不再遭受離別子女的無奈。於是，一個又一個亦正亦邪的男人，在她身旁出現在她心裡留痕，一陣又一陣的愛情逐水而來逐水而去，到頭來，終究是“十二姻緣空色相”。
　　《退職夫人自傳》，其實是一切城市裡年輕女子的傷心事。

公寓生活
　　“姑姑說話有一種清平的機智見識。”姑姑做人也有一種清平的機智見識，這種清平的機智見識，其實是都市職業女性的一大特徵。
　　姑姑是張愛玲的姑姑，出生於1898年。四十年代的姑姑是個獨身女子，不是抱定終生不嫁的獨身主義者禁欲主義者，她只是還沒有等來一個她願意終生廝守的男人。既然希望得到的還不曾到來，她也決不放棄享受現世的樂趣。姑姑把一個人的日子過得朝氣蓬勃，趣味十足。聘一個法國廚師專為她個人烹調飲J食，再聘一個白俄司機為她一個人駕駛那輛白色的私家轎車。離了婚的蘇青，寫文章辦雜誌，還坐着黃包車去追討書商的欠款。
　　整天關在書齋里的張愛玲，也知道囤積一些白報紙以防通貨膨脹。
　　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破天荒出現了一大批類似姑姑、張愛玲、蘇育這樣的獨身女子。她們單門獨戶，一個人居住一個人生活一個人經營。傳統的女大不嫁的尷尬、棄婦的悲慘，在她們身上失去了意義。她們並非是“失嫁”的一群，而是有能力有自信等待一個自己真正想嫁的人的一群。當然，也是在山河破碎的時候，被戰亂顛覆了家庭、剝奪了組織家庭機會的一群人。
　　可以說，這一批女性的出現，這一種生活方式的出現，才標誌着上海女子成為一種真正成熟的都市女子。她們是真正與男子分享一片天空的一群，是由都市培養由都市欣賞的一群。上海社會，因為她們的出現而更容忍了女性。
　　上海的職業婦女早在上個世紀就已出現，但是，在家庭里，她們仍然處於從屬的地位。尚未結婚的，自然是依着父母、依着兄長度日，結了婚又離婚的，也必須重回娘家。那時候的女子，做夢也想不到十年二十年之後，自己會以堂堂正正良家女子的身份，或被迫或自願地一個人過日子。一個人過日子，不僅僅是找一份職業，掙一份薪水，而是自己獨自租一套房子，真正地自己承擔自己。
　　一個女子單獨居住，安全是首先要考慮的因素。所以，最好是單門獨戶，可以把一切拒之門外，至於居住面積倒是可以小一點，最大不要超過五間，以兩間三間一套最相宜，一間半甚至一間也勉強可以對付。一個人的日子，柴米油鹽一樣不可缺少，所以從廚房到衛生間到會客室起居室都不能缺。單身居住的女性，大多是職業婦女，白天要出門上班，雇一個全日制的傭人諸多不便，所以房間的設計要合理使用要方便，比如衛生間與臥室相通，臥室與會客室相通，廚房與餐廳相通，陽台與起居室相通。如果設計周到的話，房間應該連着家具，省卻居住者購買、搬運的麻煩，easy come easy go，單身貴族的清灑就在這裡。
　　符合這一切要求的房子，非公寓莫屬。
　　三四十年代，上海興起了大批公寓房子。已經很難說清楚了，上海職業女性獨居生活方式的出現，才導致了公寓房子在上海的大規模建造；還是由於三十年代受全球經濟蕭條影響，上海及時利用大量游資和廉價勞動力興建了大批可以獲致高額回報的獨立套間的公寓房子，才出現了一大批單門獨戶的上海女子。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公寓房子非常適合年輕的單身女子居住。上海的公寓房子，大多建在熱鬧的交通要道的拐彎處，比如畢卡第公寓、瑞華公寓、赫德公寓等等都是。為什麼？單身居住在公寓的女子，大多有着良好的職業和收入，於都市的繁華興味無窮，看個夜場電影、出席朋友舉辦的派對、跳跳舞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內容，如此，深夜晚歸就成了必然而經常的事。深夜晚歸的女子，當然最好居住在交通方便的地方，安全，同時也便於白天隨時進出鬧市區。
　　單身女子入住公寓人數之多，多到有了專門的“女子公寓”。1936年2月24日的《社會日報》有一則對“大眾女子公寓”的專訪，該公寓由原《大美晚報》的“廣告之花”鄭覺非創辦，樓高四層，位於法租界呂班路幸福訪六號，鄰近現在的復興公園，周圍環境相當優雅，裡面的布置，則是“淡黃的粉刷，新的床，新的桌椅，以及一切女子日常所需的新用具，有美皆備，無麗不臻”，“有水汀，有漂亮的浴室，有聰明伶俐的女侍者，甚至於燒飯的娘姨，也是一個年紀在二十左右絕無村俗之態的女子來擔任”。讓前往採訪的男性記者充滿驚羨。
　　上海的公寓房子，一開始的住戶都是外國僑民。這種公寓房子，同中國傳統民居最大的不同，不在於鋼筋水泥、電梯陽台，而在於一門一戶不必往來，有利於保護個人隱私。很快，認同這種西方生活方式的華人開始人住公寓房子。張愛玲同她的姑姑就是其中之一。她們不僅住公寓，兩人還實行“AA制”。而《續結婚十年》中離婚的蘇懷青，也同情人長期租了一套公寓幽會。
　　獨立的公寓房子，就代表了一種獨立。而自己承擔自己，首要的是一份可供自己生活的物質，還有一種自力更生的觀念。
　　名門之後、世家子弟的姑姑繼承有豐厚的遺產，足夠她一輩子吃喝玩樂。然而即使有着這樣的存底，即使不必為生活憂慮，姑姑仍然選擇了做一個職業婦女——做電台的播音員、做辦公室的文員。
　　單槍匹馬出來打鬥的女性已成為天經地義，成為一個有影響的社會階層。於是，職業婦女及其面臨的問題，變成社會熱點，受到各方面的關注。1945年，上海某雜誌專門邀請兩位女作家張愛玲和蘇青，對談有關職業婦女及其家庭、婚姻等等問題。展讀這兩位都市作家、職業女性的對談錄，你可以發現，她們當時面臨的誘惑、難題以及內心的動搖掙扎，同五十多年後的上海女性，幾乎沒有差別。在仍然覺得“用丈夫的錢比用自己的錢開心”的同時，在感覺職業女性生涯太過艱苦、“得不償失”的同時，她們還是說女性有一份職業是好的。種種的牢騷，拉拉雜雜一大堆，包括說沒有職業的婦女可以專注打扮以換取男人的愛和喜歡，也只不過是一種說說的牢騷，事實上，她們享受她們作為獨身女子自給自足自由自在的樂趣和自豪，揮揚着一個人格成熟的女性的才情和志氣。
　　獨立門戶，其實只是一種象徵。三十年代以後，上海女性徹底的都市化現代化，已經不需要藉助任何形式來顯示。只要給她們一片都市的天空，她們自然地就提供一種屬於都市的現代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觀念。與母親同住、肩負贍養母親之責的湯蒂因，從16歲起專注於自己事業的經營。以一個毫無背景、小店員出身的獨身女子，先開店，後建廠，創出一個名牌——綠寶金筆，成為上海不可多得的女實業家。她的創業發家歷史，正好是這一代女性誕生、成長、蔚為時尚的歷史。
　　湯蒂因有過心愛的人，為了一時也是她一世的生意，耽誤了結婚的時機。然後，心愛的人，死於日軍的轟炸。湯蒂因，從此不嫁，終生不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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